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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问题
作者:范大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10月11日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5-31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众所周知,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与传播长期处于“西强我弱”的格局,中国话语的影响力与我国的经济实力不相称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源于西方势力对我国的话语空间进行严重挤压,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国自身的话语体系仍存在着亟待突破的诸多瓶颈。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宣传思想工作时强调:“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我国对外宣传交流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谈一些浅薄的看法,希望我国的外宣工作能够早日捅破观念上的窗户纸,“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关键词: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对外宣传;传播手段;交流效果;政治文化土壤

  引言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上至高级政要、下至黎民百姓,都对本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高度关心。这不仅因为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实力的综合体现,也因为它牵扯了国际认同与尊重、民族自信与自豪的敏感神经。其背后隐含着国与国之间地位、实力的角逐, 记录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竞技。因此,所谓话语权毫无疑问就是影响力的代名词,是由一个国家客观的经济基础、政治现状与文化实力等各方面所决定的。此外,话语体系自身的健全与完善也是提升本国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因素。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外在的表达形式,它受起到支配作用的文化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其逻辑结构由相关的概念、术语、判断、规律、范畴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所决定。因此,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由其实质内容所决定的话语体系。而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则既是该国政治思想理论的外在表达形式,又植根于该国的政治文化土壤。我们构建对外宣传交流的政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目的是让国外受众能够充分理解我们的政治文化土壤并乐于接受我们的政治思想理论。客观来说,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还远未达到国外受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的程度,并且我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西方话语权垄断的阻碍和干扰,面对着诸多学者“西方政治制度至上”理论的挑战以及“中国政治制度落后”观念的挑剔,更遑论那些带着有色眼镜或特殊心态看待中国的政客。从这个角度讲,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之意义又是极为重大的,因为它肩负着打破意识形态界限和宣传中国特色道路、理论、制度的历史使命。因此,我国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迫切而艰巨。

  一、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概述

  (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进步

  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治学理论成果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与之相对应,当时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最大成果就是《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的翻译。1961年中共中央设立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现中共中央编译局文献部的前身)翻译的多语种版《毛选》四卷是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奠基之石、开山之作和传世经典。先说传世经典,彼时全国最好的华侨翻译家、政治学研究者呕心泣血而成的这部《毛选》四卷多语种译本早已成为翻译界的“圣籍”,时至今日,仍是翻译界教学与研究的第一范本;再说奠基之石,《毛选》四卷是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起点,它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推翻三座大山,摆脱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屈辱历史,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称之为开山之作,是因为随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1],即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重要文献的翻译,都是在为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比如小康社会、以人为本、集体人权、科学发展、协商民主、新型大国关系、和谐世界、中国梦等。而由这些重要概念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通过几代翻译人和传媒人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已经令世人耳熟能详。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但凡提到中国的经济奇迹时,人们总愿意归结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并以此来解释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大国里所发生的一切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本身就是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腾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将愈发富有魅力,并倒逼促使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进一步完善与成熟,从而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最终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二)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仍与我国地位不相称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在不断发展并逐步完善,但仍与我国的经济地位不符。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智库高层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太熟悉,或者是不太认可。比如一些我们提出的概念听起来很不错,让人感到很激动,但在翻译上我们还存在困难。通常是翻译完后,原有的意义就丢失了。”[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尚处于“毛坯房”阶段,很多重要的概念都只是独立存在的钢筋或混凝土支柱,它们之间没有很强的衔接性和连续性,看起来就不甚完美,解释起来就更加费劲儿,甚至受到极大的不可译性的困扰。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外国人通常接触到这个概念就是一头雾水,既然已经是全面了,为什么还要有“四个”?其实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者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是毫无问题的,但从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角度来讲,则需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密切的逻辑关系,并在第一时间将这样的理论具体化、精准化、内涵化、丰富化,才能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事实上,在公开报道中,习近平首次将“四个全面”并提,是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考察期间。他当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3]。从那时起,理论界对这四根支柱之间是“齐头并进”的关系还是“目的-方式-保障”的关系就众说纷纭。直到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的讲话中,习近平才第一次论述了四者之间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4]算是给四者关系的初步讨论一锤定音。这说明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自身还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而对外政治话语体系自然也就有一个相对滞后的构建过程。

  (三)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想象的。具体到政治话语体系上来说,就是我们对政治思想理论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有的文化特征。比如反腐败斗争的“壮士断腕”、“老虎、苍蝇一起打”,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以及毛泽东最为经典的“纸老虎论”,还有内涵不断丰富的“小康社会”,这些都需要反反复复的文化输出才能形成特定的概念,通常不仅仅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的努力,甚至还需要外交等方面的强势推动。另一方面,虽然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根深蒂固,但我国政治思想理论的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却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而且最早是经由日文翻译过来的“中转输入品”,再加上几十年来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本土化,使得我国政治思想理论本身就兼具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部分学者以西方话语体系来推介中国经验,往往导致研究成果的失真与褊狭。而从我国政治话语体系的现状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需系统有效的方式向国际社会推介。要想依据政治学的发展规律提升话语能力,首先应立足于我国政治实践,聚焦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问题的解决影响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当然,构建政治话语体系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政治学研究者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必急于求成,而应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在不断研究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从实际出发促进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服务。只有政治话语体系自身得到发展和完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才能具备足够的底气和底蕴。

  二、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说自己的理论多,看别人的反应少

  近年来,我国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投入极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外宣工作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 以来的各次党代会的主要文件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8) 以来的各次会议的主要文件均被译成各种外文,以期将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和政策及时向国外受众推介,从而争取话语的主动权。从时间上来看,这是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完全吻合的。由此可见,新时期以来中央对理论外宣工作是高度重视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搜集国外舆情,特别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外宣成果的反馈方面仍然十分不到位。比如刚才提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内受众和国外受众在理解方面是有差异的。国内的政治文化土壤和多年来的语言习惯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四个全面”作为中央治国理政基本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但国外的媒体甫一听之,则更关心的则是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中的重点在哪里,进而推导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其实按道理来说,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正好可以利用国外受众的好奇心态将“四个全面”各自的内涵和彼此的关联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实施有效的“对外传播”。但遗憾的是,在笔者行文之际,除了习近平“一个目标三个举措”的定位之外,针对四者的权威性论述并不多见。即便如此,仍有很多理论家注意到了国外受众的着眼点,试图细化四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分析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整个国家要实现的近期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推进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一个根本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根本保障;习近平去年底考察江苏的时候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是点睛之笔、神来之笔。如果没有这一笔,其他都不能实现,有了这一笔其他就都鲜活起来。” [5] 而根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佳瑛的论述,“四个全面”是分别从“以人为本、探索实践、遵循规律、抓住关键”四个角度四管齐下式的战略布局。[6] 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李升泉则撰文称:“‘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具有‘总分总’的逻辑结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为支撑,共同支撑和推动奋斗目标的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关键一招、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党坚强起来,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因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前三个全面的坚强保证。”[7]虽然学者们给出的都是一家之言,但这样的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能够使四者的关系愈发清晰起来,从而构筑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就能让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更加丰满,经得起受众的推敲和探究。

  (二)说中国的道理多,讲中国的故事少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8]事实上,这一理论指南反映了我们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中讲故事能力不强的缺陷。长期以来,世界传播领域话语体系为西方主导,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主产地,又是传播渠道的主控者,内容与手段的双重操控形成了话语霸权,塑造了媒介世界的现实图景,进而遥控着“历史”的生成。而裹挟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故事加工厂更是深谙与受众产生共鸣之道,他们特别擅于用讲故事的手段传播和渗透他们的政治理念。比如好莱坞“铁匣子中的美国价值观”攻城略地,在不断吞噬全球传播商业利润的同时,推行了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致使其政治影响力弥漫全球。另一方面,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报道,无论选择角度、新闻素材,还是叙事结构、观点安排上无不充斥着西方观念、标准、立场和逻辑,连“中国议题”也往往为西方媒体所设置。近年来,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媒体利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能源问题、昆明暴恐等重大事件、突发热点进行意识形态的干预和操控,使中国故事不仅得不到真实的呈现,还常常被误读、歪曲甚至“妖魔化”。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评价,也损害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其实,我们完全应该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投入更大的精力,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体制机制的优越性用讲故事的方式传播开去,争取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APEC蓝、海地维和、也门撤侨和反腐败斗争等等,这些故事讲好了,会比枯燥的理论说教更能够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

  (三)说概念的内容多,谈个人的分析少

  这些年,我们通常有这样的误区:所谓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就是将领导人的大部头著作和重要讲话翻译成多语种外文,然后在国家级媒体上进行传播。事实上,我国在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上的确习惯于以宣传领导人的讲话为主。自《毛选》四卷开始,《毛选》第五卷、《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刘少奇选集》(上、下卷)、《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一~三卷)、《陈云文选》(一~三卷)、《江泽民文选》(一~三卷)构成了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主要框架。但众所周知,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多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或外部环境中有针对性的概念式论述,是我们了解和掌握当时的大政方针和客观史实的第一手资料。而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需要政治学研究者进行细致的分析、解构、整合甚至重组的。具体来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概念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目前,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者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比较有限,即便是致力于此的研究者也更多是结合当前领导人提出的政治概念进行分析和阐述,很少有人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深入探索,最终使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呈现出铁路式的串联状态,而非建筑式的立体状态。尽管如此,这种分析型阐述在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中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在对外宣传和交流过程中仍然偏好于推介领导人的最新指示和讲话精神,而没有集中我们在宣传手段和传播渠道方面的优势与力量,将那些极具说服力和非常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广而告之。反之,国外的政治话语体系建构更多的是靠他们的智库或有影响力的学者来完成,他们的演讲或文章往往是媒体竞相报道和传播的主要素材。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更像由一条条封闭环路组成的干线交通,而缺乏毛细血管式的联络线衔接,致使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有体无系、有网无络。另一方面,我们在宣扬自身的政治文化土壤方面力道绵软且匮乏,常见的多是领导人直接引用带有浓郁传统文化风格的古诗古词古语,而国内受众与国外受众的反应却大相径庭。有时候国内探讨得如火如荼,国外的反响却平静如水。比如每年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后我们都要热议翻译的机敏与老道,才学与智慧,考究“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的词句现场翻译得是不是传神到位,但我们却很难获得国外受众的热烈响应。最经典的例子是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在国内,针对这十个字的讨论汗牛充栋,然而来自国外的反馈却基本等于零。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的影响力太过薄弱,无法引起别人的共鸣。而每次碰到对外政治话语中涉及到传统文化的,都要先做一番灌输基础文化的努力,通常是中文简简单单几个字,外文难以取舍一大段,最终对外传播的效果还不尽人意。因此,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原点在于文化根基,文化的输出才是王道,价值观的广泛认同才是核心,中国模式的成功才是原动力。

  三、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创新

  (一)加强交流方式与传播手段的创新

  刚才提到,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以对外宣传领导人著作及讲话和介绍会议重要文献为主,模式呆板且单一。再加上交流和传播往往是单向的,对方是否接收到?接收到什么程度?接收的部分又接受了多少?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调查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交流方式与传播手段的创新,不是单纯的以量制胜,而是要以效果作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绩效标准。在交流方式上,因为怕犯政治错误而对政治话语“硬传播”的情况屡见不鲜,可否考虑在对外推介这些政治话语时,更多地介绍一些该政治话语产生的背景,而不是一味地靠高频率轰炸进行强制性输出。比如“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面对外国受众时,更多地强调这是“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的第一个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而是应该着重介绍什么是我们心目中的小康社会,为什么要建成小康社会,怎样去建成小康社会等等。简单地说,我们心目中的小康社会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之相对应,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质就是要取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全面而均衡的发展;而要建成小康社会,措施和保障就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等。通过这种解读式的传播,“小康社会”的概念就会立体并丰满起来,而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脉络也会逐渐清晰起来。同时,在对外交流时不能只顾着照本宣科,而是要注重和国外受众的互动,做到有问有答、越辩越明。要珍惜每一个对方提出质疑的机会,因为这恰恰是别人关注我们的表现。要利用别人感兴趣的时机恰当地推介我们的政治话语,而不是简单的我说你听,各执一词。另一方面,在传播手段上,也不能仅仅依赖新华社、中央台、国际台等国家级媒体正襟危坐式的发布,也要采用灵活多样、特色鲜明的宣传手段。比如出品一些对比中美政治体制的动画片系列,出版一些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漫画式读物,利用网络等新媒体传播一些声画并茂、生动有趣的政治“软新闻”,甚至可以在电视上推出一些结合时事解读政治热词的幽默脱口秀等等。总之,只有改善并创新对外交流的方式和传播的手段,增强交流和传播的吸引力,使我们的宣传更“接地气”,才能使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更具生命力。

  (二)加强科学性和针对性,以宣传交流效果为导向

  不可否认,在国际传播领域,我国的政治话语处于弱势,既没有形成世界承认的独立政治话语体系,也没有获得国外受众的普遍认可。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外国受众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媒介都是官方御用,自觉不自觉地给我们的传播制品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缺乏对于传播对象选择、接受心理的了解,使得我们的政治话语在不同文化理念的公众面前,既缺乏可读性,也缺乏吸睛力。因此,从科学性来讲,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既要尊重翻译的客观规律,又要考虑国外受众的阅读习惯,更要顾及他们的政治文化土壤,善于采撷人性中最容易产生共鸣的东西为我所用,以达到最好的宣传交流效果。比如在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要的政治话语时,要着重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和中国特色的具体实际,区分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不同,强调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的必然化,最终得出自信的中国理论。而在论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的政治话语时,则要考虑到这是具备普世价值的理念,可以借鉴西方相近的理论,来阐明我们对社会公平、二次分配、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结构调整等政治话语的理解。总之,科学性地建设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是宣传交流效果最大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从针对性上来讲,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要有的放矢,符合引导国外受众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这一主观要求。比如针对英美受众介绍我国的行政体制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英国是议会制、单一制,而美国是总统制、联邦制,针对二者的政治话语就要有所区分。面对英国公众时可以先介绍我国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然后再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样从相似讲到不同,就会让英国受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而面对美国公众时则可以先介绍我国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接着再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府两院之间的关联,就能让美国受众更清楚我们的行政体制与他们自身相比有何异同。最后要说明的是,科学性和针对性是建立在对对方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知己知彼,科学性和针对性才有意义。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自说自话,一定要有足够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科学性和针对性是获得对方认可的手段和步骤所应遵循的原则,是提高对外交流和传播效果的最有效武器。

  (三)加强思想建设与人才培养

  从前文分析的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说自己的理论多,看别人的反应少,还是说中国的道理多,讲中国的故事少,抑或是说概念的内容多,谈个人的分析少,归根到底都是自身的思想建设与人才培养不充分所致。一方面,要搞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必须首先做好“对内宣传教育”,强化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翻译人员的政治素养。另一方面,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还必须依靠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与信念的队伍去执行和实施,因此培养一大批理论水平高、政策把握准、知识结构完整、外宣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先说思想建设,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层次来看:第一,我们的政治理论还存在着完善和改进的巨大空间,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者将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时归纳、科学总结、合理建构、完美诠释,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夯实基础;第二,积极挖掘并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从而提升中国话语权并实现良好国际交流的起点。其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明确指出: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由此可见,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作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不仅本身就和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而且两者之间是具有相乘效果的。中国的政治话语本身就凝结了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而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但无论如何,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必须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土壤,对中国政治文化土壤的宣传必须得到重视并且在必要时先行。否则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就会像离开土壤的苗木一样,无本可依、弱不禁风。再说人才培养,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既需要提高政治学研究者、媒体相关业者、翻译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也需要培养各个领域的高级精英人才。只有这样,才不会将我们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简单地固化为领导人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理论塑造人才、媒介传播人才、话语转化人才都是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必备基石。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他们的政治话语传播并不是依赖于最高行政领导的演讲,而是由一大批学者和专家来完成。比如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和托马斯·弗里德曼就分别用《历史的终结》和《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从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角度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念摇旗呐喊,在全世界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总之,对外政治话语体系作为美丽的金字塔尖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塔基和政治话语体系建设者的设计与施工,如果我们眼里只盯着塔尖的效果而忽略了对塔基和建设者的关注,那就是本末倒置,也就不可能呈现出完美的塔尖。

  结语

  以上就是笔者对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粗浅分析,行文的最终目的并非是为了指摘我国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究竟有多么不完美,也并非希冀我的意见和建议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不奢求马上就可以改善我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现状,只是诚挚地盼望看到此文的人能够以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来认识和思考这个问题,能够通过这篇文章在理解和看待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这一当前的理论热点问题时获得一些启发和借鉴。的确,我国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目前正处于艰难跋涉的阶段,但相信随着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不断成功,我国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设一定会稳步前行。

  参考文献:

  [1]  孟威:《改进对外传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新闻战线》2014年第7期。

  [2]  周宇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的政治学考察》,《新闻界》2013年第19期。

[3]  杨海蛟:《深入推进政治学研究》,《人民日报》2013年8月22日。

  注释:

  [1]  周宇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变迁的政治学考察》,《新闻界》2013年第19期。

  [2]  傅莹:《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智库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观察者网站2015年4月22日。

  [3]  习近平:《在江苏调研考察期间的讲话》,《解放日报》2014年12月15日。

  [4]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的讲话》,人民网2015年2月4日。

  [5]  朱书缘:《习近平首次集中阐述“四个全面”,宣示治国理政全新布局》,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年2月3日。

  [6]  杨家瑛:《实事求是推进“四个全面”》, 《学习时报》2015年5月4日。

  [7]  李升泉:《“四个全面”新时期治国理政总方略》,人民网-人民日报2015年1月28日。

  [8]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3年8月20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日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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