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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背景
——生态学创始人海克尔与达尔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联系
作者:刘仁胜    来源:《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4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8-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生态学起源于达尔文,创立于海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曾多次引用海克尔的研究成果。列宁和毛泽东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当中,多次肯定《宇宙之谜》的科学意义和历史价值。生态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同时着力。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生态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有“生态”思想吗?[1]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生态学”有何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吗?关于这两个问题,国际学术界有完全不同的回答,即便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也有完全不同的答案;国内学术界甚至关于“生态”概念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曾有中国学者将“生态”等同于“环境”,或者将“生态环境”并列一处,[2]因而很难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合乎“生态”概念的学术判断。其实,“生态学”源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创立于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1866年,海克尔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首次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3]在1869年,海克尔在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就职演讲中对“生态学”概念做出进一步阐述:“简而言之,生态学就是研究达尔文所称谓的作为生存斗争条件的所有复杂的相互关系。”[4]海克尔所定义的“生态”或者“生态学”至少有三个变量,即生物(主体)、环境(客体)和关系(互动);从这三个变量入手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之间为了生存条件而必然产生的竞争关系和共存关系,即为“生态”和“生态学”所表达的基本含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形态等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既与现代生态学高度契合,也与人类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高度耦合;因此,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Parsons)在1977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一书中写道:“在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9年创造‘生态学’这个术语之前,更远在当今‘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获知了生态学方法。” [5]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列宁和毛泽东则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运用到建立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多次引用海克尔的研究成果,毛泽东则将海克尔列为影响自己世界观形成的四位德国人物之一[6]。梳理海克尔与达尔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背景,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一 海克尔与达尔文

  海克尔1834年2月16日出生于普鲁斯王国(今日之德国)的波茨坦。海克尔从小就显示出对自然和植物的热爱,在12岁的时候就成为当地优秀的植物鉴定家;在中学期间,他收集的植物标本就已经达到12000多种。[7]正是在中学期间,他仔细阅读了达尔文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因此,当1852年高中毕业之时,海克尔即有志于研究植物学。但是,海克尔的研究因为风湿性关节病而暂时搁浅;同时,其父亲也认为植物学知识无法谋生而建议海克尔到梅泽堡学习医学。在学医期间,海克尔有幸从师于世界著名病理解剖学家、细胞病理学创始人鲁道夫•微耳和(Rudolf Virchow)和界著名生理学家约翰•穆勒(Johanne Muller)等国际知名生物学家。青少年时期的海克尔对植物学的痴迷和后来对动物学的系统学习,为他科学地理解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在这些具体科学的基础之上,海克尔才能够创立宏观的生态科学,从而系统地研究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海克尔在1858年放弃了从医,专注于研究其老师穆勒所曾经研究过的放射虫,最终发现了4000多种新品种,并于1862年发表了著名的《放射虫》专著。在此期间,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影响人类社会的《物种起源》,海克尔在《放射虫》中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称之为将有机界统一到一种科学的自然法则,取代了神秘的创世说,打破了创世说关于物种之间的界限。从此,海克尔不仅将进化论用于解释物种起源,而且进一步运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类起源,并将所有物种与更加广泛的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更加坚定地站在科学的角度反对宗教世界观,反对当时欧洲的宗教政治制度,初步建立起一种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

  在1866年秋天,32岁的海克尔见到了57岁的达尔文。同年,海克尔出版了《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正是在此著作中,海克尔第一次提出“生态学”的概念,并将生态学与达尔文联系在一起。他在该著作中从进化论的角度阐述了生物的形态结构,并以“系统树”的形式表达各类动物的进化历程和亲缘关系,力图揭示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以及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海克尔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将“生态学”初次定义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8]在1868年出版的《自然创造史》中,海克尔建议在动物学中开辟一门二级学科,专门研究动物物种与其有机和无机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自然创造史》中,海克尔结合自己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比较通俗地阐述了动植物在自然界中的进化过程,并将人类的进化列入自然进化过程,[9]因而被当时深受宗教创世说影响的科学家和宗教人士称为“耶拿的猴子教授”。在1869年,海克尔在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就职演讲中对生态学概念做出进一步阐述:“我们所称谓的生态学是指一种关于自然经济的知识体系,即研究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之间的所有关系,首先包括该种动物与那些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友善与有害的关系——简而言之,生态学就是研究达尔文所称谓的作为生存斗争条件的所有那些复杂的相互关系。”[10]在1872年,海克尔出版了三卷本的《石灰质海绵》,该著作重点研究了海绵体早期胚胎所经历的内陷过程——原肠形成;在1874年的《古原肠胚学说》和1875年的《动物的原肠胚以及受精卵的分裂》论文中,海克尔继续研究研究水螅和水母等低等动物的胚胎发育,从而得出所有多细胞动物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原始型——原肠祖进化而来,即生物科学史上著名的“原肠祖说”。[11]在1877年,微耳和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的报告,坚决反对在课堂里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断言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密切联系,同时建议德国资产阶级政府限制科学自由;海克尔为此出版了《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的论战性小册子,[12]捍卫了科学研究自由和达尔文进化论,与自己的老师彻底决裂。

  达尔文在1882年去世,海克尔在爱森纳赫举行的自然科学家集会上发表了《达尔文、歌德和拉马克的自然观念》的演说,认为一种与自然科学相协调的世界观与基督教的道德和博爱的基本原则并不矛盾。该演说不仅捍卫了从拉马克开始的进化论自然观,而且通过一种妥协的方式向基督教和教会政权提出了挑战。但是,海克尔的妥协并没有得到当时主流自然科学家和教会政权的谅解,学校仍然不允许讲授进化论思;因此,海克尔开始不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思考哲学问题。在1892年的“作为自然科学与宗教之间纽带的一元论”演讲中,海克尔借用了18世纪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C.沃尔夫所创造的“一元论”概念,将宗教中超然的“上帝”融入物质世界之中,阐述上帝在物质之外没有任何作用,而是与物质世界形成一个统一体;精神不能能够脱离物质世界而存在,没有精神的物质世界同样不可想象。在1895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为了逃避沙皇政府的审查,同样借用“一元论”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出版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据重要历史地位的学术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在1896年,恩格斯发表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不仅公开将进化论系统地应用于人类进化研究,而且重点阐述了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新陈代谢(物质变换)中介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

  在1899年,海克尔遵循一元论哲学思想完成了总结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宇宙之谜》。列宁对《宇宙之谜》推崇备至;鲁迅先生在1907年的《人之历史》中就介绍了《宇宙之谜》的主要思想;马君武先生在1916年的《新青年》中翻译发表了《宇宙之迷》前三章的内容;并于1920年完整地翻译并以《赫克尔一元哲学》之名出版了《宇宙之迷》。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深受《宇宙之迷》的影响,并因此而将海克尔作为影响自己世界观形成的四位德国哲学家之一。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促进了人类世界观的解放,即从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转变到以自然科学为理论基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君武先生在《赫克尔一元论哲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世界各处皆有一元学会之设,欲以此代宗教,气势极盛。予译此书,予甚期望吾国思想界之有大进化也。”[13]

  二 海克尔与马克思、恩格斯

  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同年,由于欧洲革命的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总结法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马克思在关注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偏重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则在经营商业、研究经济的同时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他们两人各自从不同侧重点出发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1858年,马克思重新研究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恩格斯则开始研究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构思《自然辩证法》。在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因为发现生理学革命对自然哲学的意义而异常兴奋:“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14]在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同时发现了进化论的科学价值。恩格斯在1859年12月11[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15]马克思则在1860年12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回复道:“在我经受折磨的时期——最近一个月——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6]进化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接触进化论之前首先发现了生理学和解剖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价值。海克尔作为德国著名生理学家、解剖学家以及“德国的达尔文”,其研究成果自然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多次引用海克尔的生物学观点,甚至用海克尔的观点批评达尔文进化论的不足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在《自然辩证法》中则全面总结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因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海克尔的生态学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不仅为自然哲学提供了最新的科学资料,也为欧洲无产阶级提供了最新的世界观,整个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基督教会的意识形态受到了严重冲击。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开始思考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恩格斯在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得到启示,开始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的最新发展,试图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形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海克尔在生物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就自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在《反杜林论》序言的注释中,恩格斯在谈到旧自然哲学和未来新自然哲学时同时肯定了海克尔和黑格尔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功绩:“旧的自然哲学包含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自从进化论传播之后这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例如,海克尔完全有理由承认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奥肯在他的原浆说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细胞。如果特别谈到黑格尔,那么,他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科学家”。[17]

  恩格斯在批评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局限性时也引用了海克尔的研究成果,认为“通过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起保存作用的方面。”[18]在反对杜林关于生命起源的相关论述时,恩格斯不仅认为相比于达尔文“海克尔更大大前进了”[19],而且将海克尔的研究成果直接作为批判杜林关于生命起源标志的错误观点:“如果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开始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海克尔的整个原生生物界是死的,而且根据对分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也许还要宣布更多的东西是死的。如果只有在这种分化可以通过一种较小的胚胎模式转移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至少包括单细胞有机体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不是有生命的了。如果物质循环通过特别管道的中介是生命的标志,那么除去上面所讲的,我们还必须把全部高等腔肠动物(最多把水母除外),因而把各种珊瑚虫和其他植虫从生物的队伍中勾销。如果认为物质循环通过起始于一个内在的点的特别管道来进行是生命的根本标志,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一切没有心脏的或有几个心脏的动物是死的。”[20]在批判杜林关于适应和遗传这两个进化论最基础的问题时,恩格斯完全赞同海克尔的观点,认为海克尔的观点是完全正确:“海克尔认为,就物种的发展来说,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的,遗传是肯定的或起保存作用的。相反,杜林在第122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成的妙论)。……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21]而且,“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无需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引起全部进化过程。”[22]

  海克尔在1868年出版了《自然创造史》,1873年恩格斯开始着手创作《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在1874年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1873年第四版的《自然创造史》:“丁铎尔的开幕词是迄今为止在英国的这类会议上所发表的最大胆的演说,它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并引起了恐惧。显然,海克尔的远为坚决的姿态使他坐立不安。”[23]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和片断”当中,恩格斯也多次引用了海克尔《自然创造史》中的内容。“在奥肯那里(海克尔,第85页及以下几页 ),可以看到从自然科学和哲学间的二元论中所产生出来的荒谬言论。奥肯通过思维途径发现原生质和细胞,但是没有人想到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据说思维就能完成这件事!而当原生质和细胞被发现之后,奥肯就名声扫地了。”“自然科学家的思维:阿加西斯的造物谱,根据这个图谱,上帝是从一般的东西进而造出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首先造出脊椎动物本身,然后造出哺乳动物本身,食肉动物本身,猫科本身,最后才造出狮子等等),这就是说,首先造出关于具体事物形态的抽象概念,然后再造出具体事物!(见海克尔,第59页)”[24]但是,对人类自然科学进行哲学总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恩格斯仍然没有最终完成对《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工作。《自然辩证法》试图从历史和哲学两个方面对于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总结和概括,不仅普及了人类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将人类科学生活从基督教创世说中彻底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自然辩证法》为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通向理想社会的科学武器。因此,海克尔在生物学方面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就必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并成为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 海克尔与列宁、毛泽东

  在恩格斯创造《自然辩证法》的同时,海克尔也在对19世纪的自然科学进行哲学总结。虽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批判了海克尔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认识论的局限性,但是,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还是早于《自然辩证法》而在1899年出版了。《宇宙之谜》阐述了人类、自然、思维和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成为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之后最伟大的自然哲学著作。截止于1918年,《宇宙之谜》已经出版第11版,被翻译成24国文字,[25]对世界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巨大的历史作用。在1909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中高度评价了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并在著作的最后一章专辟一节内容来阐述海克尔的思想。在关于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列宁在批判马赫的唯心主义并阐述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的一致性时,首先就引用了海克尔作为典范:“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以明显形式表现出来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例如,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英国生物学家劳埃德•摩根等人的假定就是这样,至于我们上面所讲的狄德罗的猜测就更不用说了”[26];“如果我们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和(在反动市侩中间)享有盛名的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作个比较,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27]

  历史唯物主义对19世纪资产阶级和基督教会的联合统治起到革命性的颠覆作用,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天然地形成哲学和科学的联盟;但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否定唯物主义的同时,也部分地否定了自然科学,甚至拒绝接受早已经成为科普知识的进化论思想。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列宁绝不会像统治阶级当权者一样掩耳盗铃,他清楚地认识到《宇宙之谜》在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和社会制度变革中的历史价值,因此,列宁远在俄国坚定地捍卫海克尔,并给予《宇宙之谜》极高评价:“恩•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本书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这一方面异常突出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中哲学的党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斗争的真正社会意义。这本书立即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出版了定价特别低廉的版本,发行了几十万册。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本书已经‘深入民间’,恩•海克尔一下子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本通俗的小册子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世界各国的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千方百计地诽谤和诋毁海克尔。”[28]

  当然,针对恩格斯生前所指出的海克尔关于思维和存在之间关系的粗陋认识,列宁在20世纪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海克尔个人及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他首先认为,海克尔本人专注于自然科学,并没有对自然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而且不善于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区别:“他没有去分析哲学问题,而且也不善于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跟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对立起来。……他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嘲笑哲学家们,但他不知道自己是站在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上!”[29]其次,列宁不仅解释了海克尔本人拒绝“唯物主义”称呼并主张科学与宗教结合的貌似唯心主义倾向的主客观原因,同时,通过剥离海克尔的历史背景而还原了海克尔所坚持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坚定立场:“尽管恩•海克尔在哲学上是素朴的,他缺乏确定的党派目的,愿意考虑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他个人对宗教有妥协的倾向而且还提出建议,然而这一切都更加突出地显示了他这本小册子的总的精神,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同一切御用的教授哲学和神学是不可调和的。……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是给整个教授哲学和教授神学的这种‘传统’学说一记耳光。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公众和自己隐瞒的事实,即:有一块变得愈来愈巨大和坚固的盘石,它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和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盘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30]

  在20世纪初期,《宇宙之谜》理所当然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仁人志士的关注,并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当1840年鸦片战争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农业文明所缔造的世界秩序开始崩溃,中华名族的文明光环开始退却,严复在1897年翻译出版的进化论名著《天演论》成为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开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加直接地走进中华民族的觉醒灵魂之中,激发出无数中国仁人志士的“灭种亡国”的危机意识,其中也有少数前辈开始直接使用具有进化论色彩的中文名字,比如,“适之”,“竞生”,等等;因此,海克尔集进化论之时代大成且具人类(社会)生态学雏形的《宇宙之谜》一书自然引起了中国学人的关注。东渡日本的鲁迅先生在1907年以《人之历史》为题首先简要译介了海克尔出版于1874年的《人类发生学》,该书内容形成了《宇宙之谜》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因此,医学出身的鲁迅先生成为中国介绍海克尔及《宇宙之谜》内容的第一人。马君武先生则从1916年开始翻译《宇宙之谜》,并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前三章内容;最后在1920年出版亚洲第一本根据德文版译介的《宇宙之谜》,比日本栗原古城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的《宇宙之谜》早一年之久,且栗原古城因多重转译而错讹之处居多。[31]马君武先生不仅陆续翻译出版了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自然创造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他早在1903年就在当时《译书汇编》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成为当时除梁启超之外对马克思主义和进化论具有比较全面认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

  马君武先生翻译出版的《宇宙之谜》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世界自然科学发展和西方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即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1925年正式出版,也没有损害《宇宙之谜》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功绩。毛泽东同志在1975年会见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时仍将海克尔列为影响自己世界观形成的四位德国人物之一。《宇宙之谜》的作用对于中国人而言主要就是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类观,至于其中所阐述的宇宙历史和人类进化只不过是对20世纪科学事实的陈述而已;如果要说《宇宙之谜》具有革命性,那么,其革命性远不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但是,当1974年新版《宇宙之谜》翻译出版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出了大字本,不仅毛泽东同志本人要看,而且发送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32]海克尔在《宇宙之谜》中阐述了四个问题:人类,思维、宇宙和宗教。虽然历史过去了一百多年,《宇宙之谜》所阐述的诸多科学知识已经成科学常识,但是,海克尔在《宇宙之谜》中提出的这四个问题仍然属于世界之谜;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宇宙之谜》仍然为我们粗略地构建了一个世界观框架,有助于我们形成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类观,有利于我们真正理解生态学所表达的“生物与其环境以及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促使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三大和谐。在1967年,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宇宙之谜》之时,他其实已经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但是,毛泽东向刘少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推荐的不是更加科学、更加现代的《自然辩证法》[33],而是经典作家所批评的具有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缺陷的《宇宙之谜》。[34]因为,毛泽东深知《宇宙之谜》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更深知其所具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两者相较,毛泽东仍然向刘少奇等政治委员推荐该书。联系到毛泽东当年嘱咐毛岸英到苏联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更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的重视,深知中国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科学之弊端所在——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35]

  海克尔及其生态思想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理解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生态学的内涵和种类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拓展和增加,但是,生态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内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生态学角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人类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必须通过劳动中介而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界、改造自然和尊重自然,人类的这种劳动能力表现为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必须通过各种劳动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各种劳动关系形成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决定了现代社会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反作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转型,首先都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基本矛盾不断推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一种文明转型,最终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基本矛盾的妥善解决。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发展生态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关系,彻底克服工业文明以“生产-消费-废弃”为特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代之以“零污染、零排放”的循环再生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如果要解决当今全球性生态危机,则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克服资本主义对人类和自然的双重掠夺,避免全球性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在国际社会中占领生态道德制高点,最终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主导力量,为当今人类福祉和未来人类文明做出中华民族的应有贡献。

注释: 

  [1]在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存在“生态”两字,但是,其中的“生”属于动词,表示“产生”;“态”属于名词,表示“姿态、仪态”,因而不具有现代“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语义。比如,南朝•梁•简文帝《筝赋》中的“佳人采掇,动容生态”;唐•杜甫《晓发公安》中的“隣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东周列国志》中的“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明•刘基《解语花•咏柳》词中“依依旎旎、嫋嫋娟娟,生态真无比”,等等。据已故中国生态学家阳含熙院士在1989年的《生态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介绍,现代汉语中的“生态”一词源自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植物学家三好学,他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期间接触到海克尔的生态理论,并将海克尔所创造的“oecologie”译成“生态学”;中国武汉大学植物学教授张挺先生在1935年左右将“生态学”术语引介到中国学术界。

  [2] 在1982年,原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院士参与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草案)》时,建议将1978年《宪法》第十一条中的“保护环境”改为“保护生态环境”,以纠正当时学界关于“保护生态平衡”的不妥提法;理由为“生态平衡”属于“动态平衡”,因而无法“保护”。全国人大当时采用了黄秉维院士的建议,但并没有对“生态环境”一词进行宪法解释。后来,黄秉维院士查阅了大量中外学术资料后认识到,将“生态”与“环境”两词放置在一起存在学术问题。前政协副主席钱正英院士在2005年的《建议逐步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提法》一文中,专门转述了黄秉维院士的声明——“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而且,黄秉维院士承认“生态环境”就是指“环境”,并建议中国自然科学名词委员会“有权改变这个东西”。

  [3] Ernst Haeckel, 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Reimer: Berlin, 1866, p. 286.

  [4] W.C. Alee. et al: Principles of Animal Ecology , W. B. SAUNDERS COMPANY, 1949, P5. Robert P. McIntosh: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y Concept and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P6-8.

  [5] Howard L. Parsons: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Greenwood Press, 1977, Pxi.

  [6] 袁志英:《<宇宙之谜>在中国》,《读书》2006年第07期,第90页。赫尔穆特•施密特着,梅兆荣等译:《伟人与大国》,海南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9页。根据袁志英先生《<宇宙之谜>在中国》一文:毛泽东同志将自己世界观的形成归功于四位德国人,分别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海克尔。——作者注

  [7] 乔治•乌士曼着,庄孝僡译:《赫克尔的生平及其工作》,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页。

  [8] Ernst Haeckel, 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Reimer: Berlin, 1866, p. 286.

  [9] 赫克尔(海克尔—作者注)着,马君武译:《自然创造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10] W.C. Alee. et al: Principles of Animal Ecology , W. B. SAUNDERS COMPANY, 1949, P5. Robert P. McIntosh: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y Concept and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P6-8.

  [11]乔治•乌士曼着,庄孝僡译:《赫克尔的生平及其工作》,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13]赫克尔(海克尔—作者注)着,马君武译:《自然创造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16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0-13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0-40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马恩文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1页。

  [25]恩斯特•海克尔着,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宇宙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页。恩斯特·海克尔着,郑开琪等译:《宇宙之谜》,上海世纪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页。袁志英:“《宇宙之谜》与海克尔其人”,《德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44页。

  [26]列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27]列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5页。

  [28]列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5页。

  [29]列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9页。

  [30]列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页。

  [31]赫克尔着,马君武译:《赫克尔一元哲学》,中华书局,1920年,第1页。

  [32]袁志英:《<宇宙之谜>在中国》,《读书》2006年第07期,第90页。

  [33] 参见: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人民出版社,2009年。

  [34]毛泽东在向刘少奇推荐海克尔这部著作的时候,并没有使用马君武先生早期译本的名字《赫克尔一元哲学》,而是使用了经典作家的批判之语《机械唯物主义》。

  [3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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