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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伊斯兰国”发展的新特点
作者:郑颖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6年1月14日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7-13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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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伤亡惨重,影响巨大。特别是今年11月份的巴黎恐怖袭击案, 被认为是9.11后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再加上10月份的俄罗斯客机在西奈半岛的坠机事件, 该组织已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圣战主义浪潮。

  与一般的恐怖组织不同,“伊斯兰国”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控制地盘和向西方发动恐怖袭击,而是为了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这也使得该组织在短时间内难以根除。伴随着全球化信息时代世界范围内人口流动的加剧、贫富分化的加深、民族主义的抬头,欧洲的不断世俗化和人口的锐减,伊斯兰国的迅速壮大表现出一些引人关注的新特点。

  一、“伊斯兰国”最危险之处在于以宗教暴力为内核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宣传,而互联网在技术上的保障更使这种宣传在全球范围内如虎添翼。

  “伊斯兰国”的最终目的并非简单的政治博弈,在宗教层面,它宣称自己是安拉钦定的圣战者,不信ISIS者终会受到末日大洪水的审判;在现实层面,“伊斯兰国”也有对后现代社会的哲学化解读,他们宣称“所谓现代社会中的人,只是所谓现代生活的奴隶,被工资、工作、消费欲望、低俗的娱乐欲望所左右。去除这些外在东西,他们的人生并没有存在的意义……”,这套理论直击现代社会的最大病灶——精神空虚,也深深扎进了很多虚无主义青年的内心。

  互联网也成为该组织使用最普遍的宣传工具。除了使用它招募成员,“伊斯兰国”还利用它发动一些有针对性的心理攻势。据法国《费加罗报》2015年1月16日一篇题为《为什么网络是恐怖分子的理想武器》文章报道,该组织针对年轻男子的是战争视频,以激发他们的“战斗欲望”;而针对年轻女性的宣传则更加“人性化”:战争给叙利亚平民造成伤害的照片、采访以色列枪口下幸存的巴勒斯坦儿童。圣战分子还会在网络上使用加密软件,交换秘密信息。

  除此之外, 他们还出版了制作精美的官方杂志《大比丘》(DABIQ),这是一本超越世俗和国家的神学观点主导的杂志。编者运用熟练的拍摄手法,把恐怖分子包装成为战争英雄,同时也包含了温馨的世俗宣传——杂志设有专门的板块介绍伊斯兰国内的公共设施建设,免费医疗和子民的安居乐业的生活,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二、二战以来,许多中东国家走向独立,但是他们始终未能找到一个适合本国发展的模式。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经济的凋敝和贫富分化的加剧造成了宗教教派和民族矛盾的升级,以及ISIS恐怖分子来源地国家结构的崩溃和这一地区国家治理的失效,导致了中东政治版图的崩塌。

  罗伯特·瑞奇(Robert Reich),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系教授、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部长在他2015年9月的新书《拯救资本主义》(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型跨国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正在对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发挥决定性影响,普通民众愈加失望、安全感愈来愈弱,这导致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

  一些中东国家政要也对这种趋势下国家的无能感到失望。    2015年1月份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网站发表了约旦王子哈桑•本•塔拉勒的一篇题为《从“伊斯兰国”的胜利得出的教训》的文章。他认为“伊斯兰国”和其他破坏分子的猖獗是因为缺乏民族统一而导致的国家领导失败,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通过裙带关系和相互诽谤诋毁而不是民族团结来保障他们的权力。当公民不能指望他们的政府保障安全与法治的时候, 他们就转向已有的种族或宗教机构。他认为对伊斯兰国最正确的回答不是高科技武器,而是好的统治。

  另外,造成这一局面也与该地区国家内部各阶层的长期割裂有关。其中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方面,在许多中东国家政府与民间,精英与民众之间依然存在不可弥合的沟壑,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一方面,王权专治和威权政治仍然大行其道,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权利自由虽然写进宪法却没有很好地推行。另一方面, 一些接受西方教育的穆斯林精英控制着国家的核心机构,他们按照西方的模式来改造传统国家,在国家建设中仓促推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二者相混合的经济模式,虽然在初期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并没有惠及穷苦的下层民众,贫富分化严重,下层人士对现代化模式产生了质疑。

  外部因素方面,则与西方历史上的殖民有关。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西方在19世纪和20世纪对阿拉伯国家的殖民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他们人为地建立了许多日后注定要解体的国家。这些世俗化的政权,那时称自己为“民族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府,最终走向了专制和腐败。所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应该被看作是对这些失败的政权的反应。而阿拉伯国家的底层民众在宗教社区的控制下,倒退到过去的理想化伊斯兰的世界观之中,拒绝他们自己国家内失败的现代化进程。

  迈克尔•曼认为,ISIS代表了对现有民族-国家系统的挑战,他们想要跨越现有的国家边界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同时还欲求这个国家在种族和宗教上的“纯洁”。因此,他在2015年出版的新书《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中,分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屠戮清洗的模式,这是他的著作中最关涉当代现状的一部分。

  大国的干预也打乱了该地区原本的发展步伐。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但最终使自己陷入泥潭。他的通常模式是通过直接派兵或武装反对派组织,以压倒性优势的火力,在摧毁当地政府结构后抽身离去,任由这个国家自身自灭。但消灭独裁者和建立民主并非一回事。

  三、在全球化无处不在的今天,“伊斯兰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殃及了全世界,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美国在应对这一挑战时,做得比欧洲成功。中国也应做好准备,应对这一挑战。

  英国上议院议员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2015年11月在《联合早报》发表题为《再论西方的没落》的文章,他认为“西方未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来让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持续下去。”

  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更加开放,人口流动加剧,但是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并没有加强,宗教也没有变得更加包容。这一切都导致了“伊斯兰国”主导的恐怖事件的爆发。

  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他的著作《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主题与变奏》(Religious America, Secular Europe?: A Theme and Variations)中分析了欧洲和美国迥异的宗教状况,并指出了世俗欧洲在面对涌入的大量伊斯兰人口时所面临的困境。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基本上实现了世俗化,教会凋敝,缺乏面向社会基层的组织建构能力。而美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宗教改革,尽管知识分子之中不乏无神论者,却必须小心地与信教大众共处。美国建国时就规定政教分离,教会只能像创业企业那样从基层着手,吸引教众稳步发展。南北战争后,在美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宗教组织学会了依照工商企业的模式发展壮大。

  世俗化的欧洲在面对传统的伊斯兰近邻的挑战在于,新移民希望像在原先居住的国家那样,在新国家获得宗教教育、社区生活的空间和自由,这引起了原住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警惕及反制,后者推动各项立法严禁公共场所出现前者希望看到的传教等宗教活动。

  在《美国悲伤的孤独:欧洲的穆斯林化和西方的衰落》(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一书中,加拿大作家和保守派政治评论员马克·斯坦恩(Mark Steyn)同样称赞了美国制度的优越并表达了对欧洲的担忧。书中指出,欧洲国家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下的大政府,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管,导致了欧洲的人口减少,而不得不大量引入外来移民,造成了内部的危机。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者,不可能对中东事务置身事外。但鉴于这一地区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关系,应着力做好基础的政策研究,为制定务实、高效的外交政策做有力支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中东政策。美国《赫芬顿邮报》5月25日发表题为《中东北非迫使中国重新审视长期政策》文章,认为北京需重新审视中东北非政策,置身事外已不可能。

  实际上,目前中国在中东事务、巴以冲突问题上尚不具备主导能力。但在美国主导能力不断削弱的情况下,中国也应看到自己的优势,在相关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2. 应加强对伊斯兰教的研究。 这种研究应该是动态的,相互关联的。要结合国际形势,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来研究、评价伊斯兰教。在学术层面,应该深入研究伊斯兰教的思想文化形态,发现其思维方式的独特之处及价值所在。在政治层面,研究宗教作为社会团体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群体和民族的影响,分析伊斯兰教在不同社会政治处境中的走向。

研究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应立足于对伊斯兰教的积极引导,促进其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全面适应和深入融合。我们要反驳那些认为宗教不可能真正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无视宗教的积极社会作用、觉得没有必要对之积极引导的错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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