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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生态民主》译者序言
作者:刘仁胜    来源:《生态民主》中国环境出版社2016年5月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6-2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
关键词:

  引言

  生态文明概念具有进化论和唯物论的双重基因,生态文明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1978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教授在《论人类的生存环境》一文中就已经提出了生态文明一词,但是,他并没有对生态文明进行定义,只是简单地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概念因此随即消失在德语世界之中。在1995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教授在《生态民主》(中国环境出版社)一书中描述过生态文明的概念,并将生态民主作为实现生态文明的唯一方式;在2006年出版的《生态文明:2140》一书当中,莫里森又展望了存在于22世纪的生态文明。但是,莫里森的生态文明概念在资本主义工业世界当中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此,在坚持生态文明和生态民主理念20多年之后,莫里森在中国发现了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学术界,刘思华教授在1986年全国(上海)第二次生态经济学科学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并坚持不懈一直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叶谦吉教授也在1987年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初步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正是中国学者全面论述了生态文明,为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七大之后,由于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生态环境的双重约束,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因此必将引导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民主》虽然撰写于20年之前,但是,该著作对于我们理解生态文明对于中国、美国和世界的意义至关重要。

  一  生态文明的概念

  人类能够毁灭自然,也能够毁灭人类自身。人类属于生物圈中的高智能动物,能够在自身面临毁灭的时候,采取积极的自救措施。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英国出现了伦敦雾都事件,在短短三个月当中造成12000多人死亡。在20世纪70年代,同样发达的西方国家德国,整个鲁尔地区昼同黑夜,树木都被煤灰粉尘染成黑色,栖息在树上的蝴蝶竟也将保护色演变成黑色。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技术升级和产业转移而停止了传统工业化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但是,世界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中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等特点也开始逐渐凸现出来,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造成了很大的制约。比如,在2013年岁末,整个中国中东部地区都笼罩的雾霾当中,而空气污染仅仅是生态环境危机的冰山之一角。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自然环境的双重约束之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已经无法复制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之路,必须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发展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在十八大报告中又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重点阐述,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概括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进一步阐述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十八大报告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四项具体措施,即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并首次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世界性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问题,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21世纪的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目前,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在积极研究生态文明,探索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其中,对生态文明概念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可以分别总结为超越论(转型论)和平衡论(综合论),每种解读方式都有各自的理论和实践背景。

  第一,超越论(转型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德国学者在英文论述中已经正式提出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概念,并把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态。我国学者叶谦吉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上首次对生态文明概念加以界定,并按照时间顺序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三种类型: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蒙昧时代还没有产生社会化的人类,人类自身还没有意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野蛮时代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之上。文明时代则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生态文明因而是人类文明时代的真正开始。因此,中国学术界一直都把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加以研究。钱俊生和余谋昌教授则进一步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经过古代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进行的又一次选择。生态文明观是针对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现代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文明观,它是现代文明观的发展,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扬弃。中国环保部原副部长潘岳则在十七大召开前夕提出: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也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因而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超越论对生态文明概念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形式:(1)中国农业学家和生态学家叶谦吉教授于1988年在其《生态农业——农业的未来》首次明确地将生态文明定义为: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21世纪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纪,人类与自然应成为和谐相处的伙伴。(2)钱俊生和余谋昌教授于2004年在其《生态哲学》中将生态文明定义为:生态文明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结果。作为观念,生态文明是用生态系统的整体统一性、非线性、有限性、共生性等原则和原理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想。作为成果,它是以生产绿色、以无污染消费、以最小消耗、最大效率为特征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总和。(3)俞可平教授于2005年在其《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一文中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如果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视角来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发展,那么可以说,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迄今最高的文明形态。(4)中国环保部原副部长潘岳于2006年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中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地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第二,平衡论(综合论)。平衡论者基本接受超越论者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同时,平衡论者最早探讨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的平衡关系,并且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战略格局。刘思华教授在1986年全国(上海)第二次生态经济学科学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的观点;在1988年出版的《理论生态经济学的若干问题》一书中首次阐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三大文明的建设过程;在1988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经济的根本特征与基本矛盾》一文以及2006年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等著作当中都明确提出: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构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基本内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构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构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心、精神文明建设为先导、民主建设为保证的四大文明建设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全面协调发展过程。在此,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刘教授在1992年《生态时代伦》、1994年《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修订版)等书中,深刻论述了“转型论”,可以说他是“转型论”和“综合论”有机统一论者。十七大报告之后,更多学者开始关注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党中央的报告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十六大报告开始强调政治文明建设,十七大报告开始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开始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五位一体”的战略格局,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十七大报告之后,国家领导人和相关部委负责人主要从平衡论的角度对生态文明概念进行了诸多界定。(1)全国政协原主席贾庆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设科学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状况的总和。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观念,摒弃了人类破坏自然、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的理念和行为,倡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2)姜春云原副总理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总和。生态文明是有别于任何一种文明的崭新明形态。就本质与含义而论,生态文明是当代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和人力资本经济相互融通构建的整体性文明。生态文明不仅是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运行的文明,还是遵循特殊规律的文明,即遵循科学技术由“单一整合、一维到多维”综合应用的文明。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生态文明正是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文明,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公众幸福指数升高的文明。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实践而论,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审视的整体性、调控的综合性、物质的循环性和发展的知识性。(3)国家林业局原局长贾治邦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自觉遵守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不断调整改善进而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产业结构和生态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和谐共进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4)环保部原部长周生贤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传统工业文明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严重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要求,从文明的高度统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分,其内容涵盖了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发达的生态经济、完善的生态制度、基本的生态安全、良好的生态环境等内容。

  二  生态文明的历史演变

  生态文明的历史演变具有广泛的国内外历史背景和学术背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欧洲、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系列 “环境公害事件”,这些“环境公害事件”的特点均为工业“三废”严重污染空气、水源、土壤和食品而导致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而进入后工业社会,在开始利用技术优势进行产业升级换代的同时,将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将“环境公害事件”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开始实施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利用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快速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工业产业和环境污染的输出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解决了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并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当初频繁出现在发达国家中的“环境公害事件”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比如,在2009-2011年,陕西凤翔县、湖南武冈市、福建上杭县、广东清远市、湖南嘉禾、湖南郴州、湖北崇阳、河南济源、安徽怀宁县、浙江台州市、浙江湖州市、广东紫金县等地相继发生了“血铅超标”事件,这些铅中毒事件均与当地企业的污染排放有关。2012年1月,广西龙江河突发严重镉污染,污染河段长达约三百公里,引发举国关注的“柳州保卫战”。2013年上半年,中国环保部共查处47起重点环境污染事件;2013年下半年,中国中东部地区普遍出现雾霾天气。面对世界范围内如此频繁而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以及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国内外学者、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相关部门都在不断地探索各种应对措施;中国学者正是在国际和国内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开始研究生态文明,中国政府最终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国家战略。

  第一、 国际历史背景。面对“环境公害事件”,西方发达国家和联合国首先做出学术和政治反应。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详细地讲述了化学杀虫剂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伤害了益虫、鸟类和鱼类,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1967年,日本通过了世界最早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分别对大气、水质和土壤等制定了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1968年,由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瑞士等10个国家的30多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联合成立“罗马俱乐部”。1969年,美国尼克松政府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环境政策法》,旨在防止和消除人类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伤害,维护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1970 年4 月22 日美国2000 多万人上街游行要求保护环境,“世界地球日”由此而生。1971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诞生。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该报告从世界人口、农业、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五个方面阐述了以产业革命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并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分别于1972年、1973年和1979年通过了禁止将废弃物排入海洋的《伦敦公约》以及《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和《日内瓦远程跨国界大气污染公约》。1984年,联合国成立“世纪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7年完成《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保护森林问题原则声明》,并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本次会议共有17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118位国家元首,被称之为“地球峰会”。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京都议定书》,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做出了具体规定。1998年,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2002年9月,联合国第三次“地球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大会通过了《执行计划》和题为《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承诺》的政治宣言。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却以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负担为由仍然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安排,但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方面没有达成共识,因而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本。2013年,在华沙气候大会上,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会议期间展开激烈角力,最终就德班平台谈判、气候资金和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等焦点议题达成协议。但是,一些世界环境组织认为,由于发达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因此,华沙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从民间到联合国,从里约热内卢到约翰内斯堡会议再到华沙会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人类不仅没有阻止环境灾难的频繁发生,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各国有识之士俱深表忧虑。

  第二、 国内历史背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环境公害事件”的时候,中国主要面临人口和粮食之间的矛盾。马寅初先生早在1957年就发表了《新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将抵消经济发展所得的成果,因而提出计划生育政策以对人口增长加以控制。但是,从战争废墟中诞生的新中国仍然面临着新的战争威胁,“备战备荒”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因此,马寅初先生倡导的计划生育政策直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其作为基本国策之后才得以贯彻落实。在此期间,中国通过毁林造田、填海造田、垦荒造田等活动扩大耕地面积,以解决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同时,通过“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以缓解城市人口对粮食和就业的压力。这些措施暂时缓解了中国人口对粮食的压力,但是,从中长期而言,这些措施却造成了森林减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自然灾害增多等更为严重的生态灾难,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中加重了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此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而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同样遇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环境公害事件”。1971年,北京市重要水源官厅水库水质明显恶化,引起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72年,国家计委和建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为中国治理生态环境污染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础。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拟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7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作了如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期制定和颁布的环境保护标准还有《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生活饮用水标准》以及《食品卫生标准》等等,使中国的环境管理初步具有了一系列定量指标。1979年,中国正式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将工业产业特别是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在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同时,不得不承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遭遇的生态环境灾难。比如,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投资建立的农药厂,因泄漏45吨剧毒甲基异氰酸脂,结果造成近2万人死亡,5万人失明,20多万人受害,大量孕妇流产或产下死婴。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现实,中国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工业化水平以及生态环境现实,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标准,涉及海洋环境、水土保持、空气污染、草原和森林保护、动物保护、农药和放射性物质管理、排污管理、清洁生产等专业性法律法规,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环境治理法律体系。1984年,中国参与起草联合国世纪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关于《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1992年,中国政府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里约热内卢宣言》。1993年,中国率先制定了国家的“21世纪日程”。1996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基本战略。1998年,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2010年,中国在根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第三,国内外学术背景。在西方世界当中,主流学术界多是通过后工业文明、后现代、生态社会主义等概念来表达人类未来的文明形式。但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教授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教授较早地描述过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概念。伊林•费切尔教授在1978年《论人类的生存环境》一文中就已经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用以表达对工业文明和技术进步主义的批判。罗伊•莫里森教授在1995年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首次明确用生态文明来表示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式,在2006年出版的《生态文明:2140(Eco Civilization 2140)》一书中又展望了存在于22世纪的生态文明。罗伊•莫里森将民主、平衡与和谐作为生态文明的三大支柱。罗伊•莫里森认为,生态民主是通过生态文明的唯一通路。由于工业主义造成全球性污染,罗伊•莫里森还主张:不仅要有全球性的思维,也要有全球性的行动。

  相对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建设准备。1984年,中国科学院马世骏院士被聘为联合国“布伦特兰委员会”22位专家之一,参入起草世界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宣言书《我们共同的未来》。马世骏院士创建了生态工程理论,即运用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共生、物质循环再生和生物能多层次利用的原理,结合系统工程中的最优化方法而设计的多层多级利用物质的生产工艺系统。生态工程的目标就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在促进自然界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防止环境污染,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发展。生态工程的基本原理就是生态工程在我国的工农业建设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全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在进行生态农业建设。西南农业大学叶谦吉教授在1987年全国生态农业问题研讨会上,首次初步界定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并在1987年4月23日接受《中国环境报》的采访中,从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角度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初步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教授长期从事环境哲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研究,提出了生态工业、生态文化、生态价值、仿圈学等诸多生态文明建设的前瞻性观念和思想,主要著作包括《当代社会与环境科学》(1986年)、《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1995年)、《生态哲学》(2000年)和《生态文化论》(2001年)等。余谋昌教授在总结西方环境哲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知识的基础之上,成功地将生态学基本原理从自然科学引向社会科学,开创了我国社会科学的生态化,他提出的许多生态概念或者生态观点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宗超教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专门系统地研究生态文明。1997年出版了《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2000年出版《生态文明观与全球资源共享》。刘宗超教授认为,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是一种“社会-经济-自然”的整体价值观和生态经济价值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服从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实现手段是信息文明,其中信息产业可以为中国大量人口提供低能耗的就业机会,信息技术可以使各种资源在生态建设过程中的优化配置、经济运行和综合管理成为可能。刘宗超教授首次提出了全球生态文明观和全球资源共享的理念。

  21世纪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的国策,中国诸多学者对生态文明进行了专题研究。2001年,廖福霖教授出版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提出了生态文明是以知识经济和生态经济为代表的生态生产力在21世纪的表现形式,并对城市、乡村、江河流域和森林等生态建设做出了具体论述。2003年,刘湘溶教授出版了《生态文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主要阐述了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生态文明得以实现的可持续条件。2003年,王如松教授编著出版《复合生态与循环经济》,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产业经济学与循环经济学之间的关系。2005年,吕光明和秦学编辑出版了《生态文明建设通论》,在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总结了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城市等发展的基本要求,并在我国既有的考核指标体系汇编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体系。2007年,俞可平教授主编的“生态文明系列丛书”陆续出版,系列丛书主要阐述了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以厦门市为试点城市,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2007年,巩英洲副教授出版了《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对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做了简要的哲学概括;傅治平教授出版的《第四文明》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文明。2007年,刘爱军博士出版了《生态文明与环境立法》,万劲波副教授和赖章盛教授编著出版了《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法治与伦理》,论述了环境法制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2011年,刘思华教授主编出版了“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发展论丛》(12卷),标志着生态文明科学理论体系基本形成。2013年,贾卫列教授等出版了《生态文明建设概论》,从生态正义、生态安全和能源革命的角度立意,阐述了生态文明框架下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环境建设,综合体现出十八大报告中“五位一体”的战略格局。2015年,贾治邦主任出版的《论生态文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系统梳理的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重点阐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路径。

  三  生物圈与人类文明进程

  人类诞生之前,地球生物圈就存在生态危机,大型动物恐龙的灭绝就属于人类诞生之前地球生态危机的一种直接结果。人类出现在生物圈之后,生态危机依然存在,并且存在越演越烈之势,两河文明、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诸多文明不断消亡,都是生态危机的必然结果。人类诞生之前,地球生态危机多属于自然演化过程中的自然产物;人类诞生之后,生态危机开始与人类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人口数量的增长,自然资源的短缺,形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永恒矛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解决人口与资源之间永恒矛盾的过程中,依次实现了从采摘(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但是,工业文明绝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人类社会的未来文明取决于人类如何解决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第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主要矛盾产生生态危机。在工业文明之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基本矛盾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与食物短缺之间的矛盾之中,植物种子的发现使人类从采集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后,农业现代化首先提高了农业产量,并将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为工业文明提供了充足的工业劳动力。在工业文明初期,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依然体现在人口增长与食物短缺之间的矛盾,同时,又增加了人口增长与其他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对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之间的矛盾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人口增长必须与谷物增长保持平衡的理论;只是马尔萨斯将战争和瘟疫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马克思则将发展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作为解决矛盾的工具。回溯历史不难发现,马尔萨斯和马克思关于人解决口增长与谷物增长之间矛盾的两种基本方式在人类历史上轮替上演。在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之前,人口增长与食物短缺和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主要通过战争和殖民加以解决,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欧洲国家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近代两次世界大战等。最终,欧洲在利用战争和殖民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永恒矛盾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力,主动推动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在生产力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工业文明当中,人口增长与食物短缺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比如,目前中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正在努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再比如,美国目前农业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却养活着美国全部人口以及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人口。

  第二,工业文明具有不可持续性。工业文明通过农业现代化解决了人口增长与食物短缺之间的基本矛盾;但是,工业文明在资本积累的催化作用下也催生了诸多新型物质消费需求,导致人类生产能力和物质消费需求超越了整个生物圈的承载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2012年)》的数据:如果世界人口都按照美国目前的物质消费水平,人类就需要五个地球;如果按照英国目前的消费水平,人类就需要三个地球。目前,全球尚有超过十亿人口没有摆脱贫困,近三分之二的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则除东部沿海地区之外,大部分区域还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中期乃至初期阶段;贫困人口规模大,扶贫对象尚有1.22亿;并且中国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资源占有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铁矿石、铜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7%、17%、17%。 虽然中国始终强调和平崛起,不输出革命和饥饿,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如果中国将发达国家业已“完成”的工业文明模式作为追求目标,就必然与发达国家乃至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自然资源问题而发生矛盾和冲突。由此可见,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都已经无法完全复制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模式,寻找包括新能源在内的全新文明模式,必然成为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不二选择。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真正完成工业化,而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主动停止了工业文明的进一步扩张。面对《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以及遍布发达国家当中的生态运动,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进行工业文明的被动转型,相继提出了后工业文明、后现代性、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诸多具有后工业文明特征的理论形态。

  第三,建设生态文明势在必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基本完成了初级工业化体系建设,人口数量也从建国初期的5亿人口猛增到10亿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8亿;因此,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仍然属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推进,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与粮食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并使6亿多人口实现了脱贫。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根据中国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历史任务,先后提出了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即从十二大开始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十六大首次提出政治文明建设,十七大则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又辟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则为物质文明建立道德伦理规范;在解决基本温饱之后,政治文明则为社会的有效运转提供政治保障;在基本达到小康社会之后,生态文明则为中国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生态文明是中国在国内自然条件和国际政治条件的双重约束之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条件下对人类未来文明形式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探索,既包括中国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切实践成果,也借鉴人类生态经济研究、生态政治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和生态社会研究等一切理论研究成果。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第四,唯物主义生态文明观。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霍华德•帕森斯在1977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生态学》的序言中写道:在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9年创造‘生态学’这个术语之前,更远在当今“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获知生态学方法。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初期,既能够体会到人口增长对农业文明的内在压力,也能够感受到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外在冲击力,以及大自然对人类的某种报复。正如牛顿从苹果的自由下落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经典作家的唯物主义基础建立在以下两个非常简朴的逻辑判断之上:其一,人都要吃饭;其二,人必有一死。“人必有一死”使马克思主义彻底摆脱欧洲宗教的唯心主义束缚,从而将人类的所有智慧和能力都集中于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矛盾。“人都要吃饭”则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然地联系起来,道破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本质内容,并通过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劳动中介,演绎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全部内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从这两条简朴的逻辑当中,不仅发现了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而且总结出具有现代生态学意义的基本要素和基本原理。

  首先,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既然“人皆要吃饭”,“饭”又从何处而来?毫无疑问,来自自然。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则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两大和解”的思想,即“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同样也提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在致力于实现“两大和解”。其次,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决定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既然人类“要”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那么,人类又“如何”从自然中获取食物?自然需要劳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发现了劳动在人类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发展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海克尔在1869年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包括生物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其中,生产力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与生态学思想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决定了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反作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转型首先都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基本矛盾不断推动的必然结果,任何一种文明转型最终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基本矛盾的妥善解决。

  四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历次会议都始终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概念;十三大报告指出了“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十四大报告则开辟专章,论述“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 并“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矿藏、森林、水等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十五大报告将环境保护提升为国家的基本国策,要求“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并把生态环境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奋斗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宏伟蓝图。

  生态文明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是生态危机面前的理性选择。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是人类人口与资源承载量和环境容量的匹配,生产力基础是科学技术的全面生态化,生产关系基础则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全面生态化,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既要从唯物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发现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资本因素,同时也要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利用科学技术和市场因素相结合的丰富经验,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势运用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全面、谐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为人类未来文明形式的探索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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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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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王如松:《复合生态与循环经济》[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

  [14]吕光明、秦学:《生态文明建设通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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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21]郇庆治:《环境整治国际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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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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