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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化理论及其内在逻辑
作者:胡长栓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6-02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毛泽东文化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并发展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反映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的文化诉求,分别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革命理论作为毛泽东文化的内在逻辑贯穿于其文化理论始终。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理论;内在逻辑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品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于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反映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与诉求,推动着中国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步与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他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里,毛泽东不仅揭示了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而且也强调了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及指导作用。毛泽东从“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出发,深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首先,新文化必须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性特质。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3]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反映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表达着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现实需要与根本诉求,这就使这种新文化首先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作为自身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的文化,也必然要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从内容上反映我们这个民族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的基本精神,从形式上具有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形式,即能够满足中华民族自身革命需要,有利于表达中国革命现实诉求的形式。

  其次,新文化必须满足反帝反封建的科学性要求。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4]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它不仅要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也要彻底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科学的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基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坚持科学性的要求,在内容上要“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要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辩证法。

  第三,新文化必须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大众化立场。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5]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它的出发点是人民大众,它的依靠力量是人民大众,它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化立场,也是民主的立场,这里的大众与民主是统一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武器,它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新革命性体现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体现着毛泽东文化理论旨在从根本上变革人们的世界观、实现社会大变革的新革命性特征,而这种新革命性特征则主要体现为:

  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革命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6]。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以对政治、经济等与文化辩证关系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初就明确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7]。由此,毛泽东不仅客观揭示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也指出了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内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世界”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不只是体现为经济的更加强大与更快发展,同时也体现为文化的更加繁荣与更大进步。

  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8]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939年冬,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9]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0]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的根本要求。

  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从此,为适应生产力快速发展要求,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而由于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面临一系列困惑,毛泽东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结合“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11],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事实上,早在1942年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提出过“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并强调讲学术,要“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12]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就是要提倡“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对当时一些人关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会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会不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过多的批评等人们思想上的担忧等问题,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分析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3]。“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4]

  马克思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5]这里,马克思不仅给我们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超越性法则,而且也揭示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超越性本质,即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必须利用以前各代创造的文化,包括其他各民族的各代文化,因为任何文化都不能是任意展开的,没有任何历史条件的,而是有其现实前提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如何对待以前各代的文化,如何对待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也就是外来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从历史的逻辑出发,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本方针,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的“古为今用”方针。因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6]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17]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坚持“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的“洋为中用”方针。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18]“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19]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存在?为什么发展?”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毛泽东都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批判继承原则,坚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坚决反对全盘照搬或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包括在传统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外来文化上的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等。毛泽东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0]

  同时,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追求,毛泽东针对不同领域还提出了不同要求:就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来说,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就文化发展的手段来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正确开展文化批评;在文化建设的主体上,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团结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切实建设一支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等。毛泽东的文化建设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的繁荣发展,在总体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明确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三、贯穿于毛泽东文化理论始终的革命逻辑

  在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中,始终伴随着革命的逻辑,这种革命的逻辑,严格说来,是与其对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紧密相关的,具体体现为毛泽东文化理论中的革命思想。从根本上看,毛泽东文化理论中的革命逻辑是近代中国革命在文化上的要求、反映和具体体现。因为近代中国革命承载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不仅是政治上埋葬封建专制主义,也不仅是在经济上以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关系取代以农业文明为根基的封建经济关系,而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近代中国革命实际上蕴涵着必须进行的文化方面的启蒙和革命,必须承担起实现文化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使命。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21]文化的启蒙和革命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以及政治上、经济上的历史性变革统一为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而文化的启蒙与革命则是其中最基础性的因素,文化变革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更为长期和复杂的历史使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毛泽东对形势与任务的实际认识不同,毛泽东文化理论中的革命思想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起了不同的作用。我们必须全面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文化理论中的革命思想,不能把他晚年的错误实践与其关于文化启蒙与革命的思想简单等同起来,甚至将其完全归因于文化理论中的革命思想,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文化理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文化理论中革命观念的形成是与其早期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积贫积弱、屡遭外侵的文化“由来”诊断密切相关的。早在1912年6月《商鞅徙木立信论》的文章中,毛泽东就指出,“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遇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景有由来也。”[22]在1917年2月《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从而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3]此后,毛泽东不断以各种形式提倡并贯彻这一思想。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就是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培育有文化的“新民”。1919年8月,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又提出“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24]。这其中“思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革命,而且毛泽东将“思想的解放”置于首位,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毛泽东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化领域的革命观念在其后的文化思想发展中虽有变化,但却未易其根,时有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思想,坚持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在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辩证统一中认识和把握文化的革命问题,他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25]。其时,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革命逻辑一方面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又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因此,毛泽东强调要开展“文化运动”,尤其要开展“农民的文化运动”,普及和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因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26],而历来只有地主才能真正接受文化教育,成为有文化的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毛泽东确定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因此,“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27]毛泽东这一文化的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对于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化的革命思想在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主要体现为文化繁荣与教育发展的实践,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国家中还有一个扫除文盲的问题”[28]

  到1966年之前,毛泽东早期文化理论中革命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作用被特别强调。毛泽东认为,“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29]他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30]这一时期,毛泽东文化理论中的革命思想主要体现在侧重于“世界观的转变”,并突出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31],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始出现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一方面,毛泽东对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基本理论,没有遵循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辩证法,片面突出了文化层面的革命对于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片面强调了其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当时国内文化领域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包括对文艺界的社会主义立场、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性质等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偏差。他认为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他还认为,“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2]再加上当时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影响,毛泽东文化理论中的革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重要思想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文化理论中的革命逻辑,既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理论尤其是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而复杂的影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文化理论中的革命思想也具有并不完全相同的内涵。早期主要侧重于人们思想观念上移风易俗的新民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突出在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中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则分别强调了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及后来作为根本转变的“世界观的转变”。基于此,我们对毛泽东文化理论中的革命思想要作历史的和具体的分析,既要看到这一逻辑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片面性,吸取深刻教训,又要避免把毛泽东文化理论中关于革命的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等同,从而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与思想在中国近代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今天对于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3][4][5][6][9][16][21][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第707页,第708页,第708页,第65页,第707—708页,第663页,第699页。

  [7]《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10][17][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页,第860页,第1083页。

  [11][12][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第54—55页,第41页。

  [13][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页,第78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页第540页。

  [2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22][23][2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第86页,第39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27]《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12页。

  [2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页。

  [29][30][32]逄先知《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0页,第339页,第1330—1331页。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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