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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和原因:路遥小说爱情主题的一种现代性视域呈现
作者:冯宗仁    来源:《榆林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5-23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以充满矛盾和张力为特征的现代性,构成了路遥小说爱情主题的精神底蕴。反思路遥小说的爱情主题,一方面,作家无法割裂对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认同,他竭力赞颂和维护传统理想的爱情模式;另一方面,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作家对现代爱情又怀有无奈接受的心态和理性审视的情怀。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有路遥“农裔城籍”的文化心态、独特的情感历程等因素。基于现代性的视角,探讨路遥小说爱情主题的表征和原因等,以期还原作家创作的现实语境,为阐释路遥小说爱情主题提供新的理论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路遥;爱情;现代性;悲剧

  在人类各种复杂情感中, 以直接牵动人生命的最强烈、最深刻、最动人的爱情最富艺术魅力。恩格斯说:“人与人之间的, 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友情、舍已精神等等”是“人们彼此之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 是“纯粹人的关系”, 是“纯粹人的感情”[1]。无论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看, 爱情都是文学艺术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作为当代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路遥在描写青年知识者的人生奋斗时,他们的爱情故事是作家着力刻画的重要内容之一,作家用青年男女的爱情来表达对生命平等的诉求、来抚慰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本文基于现代性的视角,探讨路遥小说爱情主题的表征和原因等问题,以期还原作家的创作现实语境,为路遥小说爱情主题提供新的理论借鉴与启示。

  一、断裂的精神地带——现代性的底蕴

  对于现代性的描绘,有学者指出:“何谓现代性?简单地说,就是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理念,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2]“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更多的指17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作为精神维度的“现代性”,个体自我意识的生成和发展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它也是建构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和载体。“它不只是预示着强大的历史欲求和实践,以及社会化的组织结构方面发生转型,同时在于它是社会理念、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也许更重要还在于现代性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的意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人类不仅反思过去,追寻未来,同时也反思自我的内在性和行为的后果。”[3]现代性的特质渗透在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结构系统。“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生活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生活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4]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现代性问题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5]20世纪80年代,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传统的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过渡。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由于它因袭着古老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在转轨过程中,两种文明不断对峙、冲突、融合,形成了一个艰难的精神苦旅历程。传统的社会结构还未褪去本色,新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就闯入了人们的视野,惶恐与向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纠葛塑造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验。在此背景下,作为一个有着独立精神追求和独特审美情趣的知识分子,路遥一方面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积极表现“儒化”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他在现代性的探索方面也做了积极的尝试,他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以个性特征为出发点的典型化形象,他们有了更多个性化的思想、感情和追求。特别是对于现代爱情观念及模式,路遥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宽容和同情。作家参照自身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对人性的复杂进行了初步的探寻,对个人价值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理想爱情与现实婚姻的矛盾等进行积极的思考,表现了新的历史阶段下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包含了浓厚的理性化道德反思。

  二、怅然的回望——对传统爱情的留恋

  考察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 温柔、体贴、善良是对传统女性的最高评判标准。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路遥也不例外,他也在秉持这种价值评判标准。“他的创作,蕴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旨趣,寄寓着他深沉的情感趋向、价值判断以及对传统文化走向当代的命运的审美运思方式和难以摆脱的困惑。这一切,都构成了他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内蕴。”[6]《人生》中的刘巧珍深爱着高加林,当她看到心爱的加林哥在地里劳苦受累时,心疼无比,于是说:“加林哥!你如果不嫌弃俺,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俺给咱上山劳动!俺不会叫你受苦的……”[7]她情愿用自己的劳苦换来高加林生活中的愉快和轻松。高加林到县城工作后,她仍不住的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甚至高加林提出分手,尽管内心极度痛苦,但她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而是给予理解与同情。她爱高加林,但绝不向爱乞求;她恨高加林,但怨而不怒,她身上凝聚了传统中国妇女的优秀品德。《平凡的世界》中的兰花也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女性,她善良、隐忍几乎到了迂执的地步。在碰见王满银之前,她的爱情世界一片空白,没有青春的活力,更没有对爱情生活的明确目标。王满银第一次让她产生了爱的萌动,在她那贫瘠的心田里,跳动着生命的活力。她宁愿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他,也不愿意让他离开自己和孩子。“不管别人对她的丈夫怎么着,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遗弃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曾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岁月里,第一次给过她爱情的欢乐啊!”[8]作家着力展现兰花的人性善、人性美,让读者充分认识了一个承载着传统道德价值的女性的形象。

  同时,传统婚恋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男女双方遵循“发乎情,止乎礼”的规则,情欲的骚动要受到理性的节制,很少有那种火热的场面,更多采取的是一种冷静舒缓的方式。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田晓霞在麻雀山上热恋时,“内心的骚动让他(孙少平)坐立不安,他索性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茫然地望着暮色中的天空,天空已经亮出几颗星星。晓霞也就不再出声,静静地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两只手抱着膝头,凝望着远方的山峦。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光。山树林中,归案的鸟雀煽动着扑棱棱的羽翅。没有风,空气中流布着微微的温暖。春天的黄昏啊,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思和深远的联想,也常常叫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9]。没有山盟海誓更没有激情喷发,而是一幅温馨、甜美的生活画面。路遥用朴实的抒情性的语言,传神地写出了人物内在的心象,营造出一种宽阔而深厚的情感世界。

  传统的爱情模式并非是至善至美的,路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新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解构了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传统爱情模式的根基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建立在平等、自由、个性追求基础上的现代爱情观和建立在不平等、责任、集体意识等基础上的传统爱情观形成了显著的价值差异。缘于人生观、爱情观的不同,个体在择偶时就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艰难的心理调适和抉择。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现代存在(modern existence)不断地受到现代意识的纠缠并被搅合成一种焦躁行动;而现代意识则是对现存秩序的不确定性的怀疑或觉察;这一意识是由对秩序设计(即消除矛盾性之筹划)的不相恰性(inadequacy),或进而言之非可行性,亦即对构成这一意识的世界的随机性和身份(identity)的偶然性的预先警告所激起并为其所左右”[10]巧珍的温柔、善良、体贴固然让高加林难以割舍,但与黄亚萍的交往是建立在追求个性、尊重个体价值基础上的,所以面对二者,高加林才会出现艰难抉择的现象。作家深深意识到现代婚恋观是必然的趋势,但他无法割裂对原有价值观念的认同,传统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潜意识已深深的植根于作家的思想深处,作家写道:“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故乡的山水和那里的乡亲永远抱有深情。我一直无法割断我和这一切的感情联系,总想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回到他们中间去。”[11]

  三、阻拒的心态——对现代爱情的本能排斥和无奈接受

  虽然认识到时代的前进,以及新思想、新理念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路遥在表现农村新人、新生活时,又时时维护着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他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都不同程度地烙上“礼教”的印记,在作家看来,遵守“礼”的行为会得到赞扬,悖逆“礼”的心灵一定是负罪的。作为典型的“中国话语”,“礼既包含以外在礼仪、习俗等形式存在的显性规约系统,也包含以内在伦理判断和道德心理为内容的道德情感和价值选择,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基础,在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奠定了一种传统的公正观,即合乎礼制要求的伦理生活,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公平的,以‘非礼︐的待遇对待他人,便意味着对其的不公正。”[12]

  纵观路遥小说的现代爱情主题,其结局几乎都是令人心酸而苍凉的悲剧。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爱情故事, 路遥并未安排他们按照自己的追求道路发展下去,而是把黄亚萍置于第三者的角色,她和高加林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这种结局正是作家对于现代爱情理性审视的表现。《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为追求物质利益背叛了丈夫和孩子,嫁给了县教育局副局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又和副局长离婚,重新回到丈夫高广厚身边。从人性角度看,刘丽英的选择有一定的必然性,她面对爱情十字路口,曾矛盾过、彷徨过,也经历过激烈的内心挣扎。从传统伦理角度看,刘丽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她的选择却带有一种追求自我价值的性质。路遥在批评她的同时持有一份同情,采取了既无奈又怜悯的感情处理方式,流露出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所带来的人生痛苦的宿命感。

  由于现实条件的差异,孙少安和深爱着他的田润叶在爱情的征程上只能分道扬镳。孙少平是一位浸润着儒家文化的“刚健”者的形象,因为孙少平和田晓霞的世俗爱情不符合儒家对于“刚健”者的要求,最终他们的爱情也被那一场洪水浇灭了。这样的悲剧结局透视出作家对现代婚恋观持一种阻拒的心态,隐含了作家心中由于儒家文化认同所导致的生命焦虑。“我们的文化总是拖曳着古旧庞大的传统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所以历史的每一次进程都是挟裹着对悠久而丰赡的传统文化的剥离和进化。”“中国的现代性是一次次痛苦的剥离过程,其复杂性不言而喻,它在现代性的演化历史进程和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对接中,始终充满着悲剧性的色彩。”[13]

  四、矛盾的张力——现代爱情悲剧的原因

  考察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爱情主题,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很多,有自然灾害、战争仇杀、阶层差别等客观原因,也有种族歧视、文化差异、人性脆弱等主观原因。以笔者观之,路遥笔下的现代爱情悲剧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农裔城籍”的文化心态。文化心态是主体在已有生活经验基础上产生,并对主体处理与客体联系时的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特征。路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作家,其潜意识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恋土情结和回归土地的文化心态。进入城市后,新的生存环境、文化环境对作家的乡土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对比。“我自己感到,由于城乡交往逐渐频繁……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座生活的‘立体交叉桥’上,充满了无数戏剧性的矛盾”[14]。在剧烈转变的时代条件下,情感和理智在农村和城市间摇摆的这种矛盾心理一直纠缠着路遥,他似乎想利用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爱情,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但几经努力终归失败。

  其次是作家独特的情感历程。路遥是位善于思考并有着深刻生命体验的作家,所谓生命体验,即主体对其人生经历的一种把握与感受。这种感受孕育着作家的独特情感和别具一格的心理感受和判断,进而影响到作家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路遥的爱情之路是极其坎坷的, 他最美好的初恋对象是来自清华附中的女知青林琼,路遥把最纯真、最美好的情感都献给了她,甚至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招工指标都让给了林琼,然而最后等来的却是林琼毅然决然的分手现实。后经朋友介绍,路遥又认识了和他在一个村插队的女知青林达,经过六七年的恋爱历程,1978年1月25日,路遥与林达在延川县结婚。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由于性格原因,夫妻两人经常闹矛盾。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十年,两人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

  路遥是一个“释放型”作家,他的创作多以自己的经历为模型,会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遭遇寄托在作品主人公身上。由于悲凉凄苦的童年经历、中途夭折的初恋、百孔千疮的婚姻等因素的影响,路遥的情感深处极度缺少爱的温暖,急需一种力量来慰藉,而孙少平和田晓霞的浪漫恋情恰好是对作家爱的一种补偿!它纯洁、善良、真实,它超越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它是一种两心相悦的自然结合。路遥采用写实与浪漫交融的手法展现了二人的真挚爱情,使读者在真实与想象中感受到美的震撼。

  路遥是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作家,他的时代进取意识是现代的,但其伦理道德意识却是传统的,因为他的文化性格扎根在深厚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价值土壤里。这种相互矛盾、对立统一的特点,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锋之际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特征的真实表征。同时,作家小说中展现的爱情焦虑,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焦虑的内涵。

  注释: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9-231.

  [2]杨春时.现代性与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学思潮[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1):150.

  [3]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J].文学评论,2002(6):96.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4.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

  [6]赵学勇.“老土地”的当代境遇及审美呈现─路遥与中国传统文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05.

  [7]路遥.路遥文集(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1.

  [8]路遥.路遥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2.

  [9]路遥.路遥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4.

  [10]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

  [11]路遥.路遥文集(第5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

  [12]王露璐.伦理视角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礼”与“法”[J].中国社会科学, 2015(7):95.

  [13]王杰,肖琼.现代性与悲剧观念[J].文学评论2009(6):157.

  [14]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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