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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日本的译介传播研究
作者:鲍同 范大祺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4期(总第482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5-04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近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成为学界热议问题,内容涉及理论、实践两方面,译文、译者、受众是研究重点。以某一国家或某一非通用语种为对象进行的“国别化”研究,能够体现学术研究的整体性,反映受众认知的特殊性,为译介活动的精准性提供参考。调查图书馆的译作藏书情况是开展此类研究的方法之一。本文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日译单行本为研究对象,统计藏书信息,分析受容特点,旨在促进相关译介活动,引领话语体系建构,助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国际传播;译介受容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不断增强国际上的话语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过程中,党政机关和专家学者十分重视国际传播。其研究内容涉及理论、实践的各个方面,研究成果丰富,刊行载体多样。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局等单位不断加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力度,扩大译作范围,增加译作数量,向世界展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指导作用,帮助其他国家客观地看待中国,促进学术交流,增进合作研究,引导国际舆论,助力中国发展。

  检验国际传播的效果,应重视译作的受容情况,通过翻译社会学等方法来调查和分析现状,完善工作形式,充实译介活动。但是目前,与国际传播受容[1]情况相关的学术成果更多集中在使用英语等联合国官方语言的地区,非通用语种的“国别化”调查研究方兴未艾,数据统计尚不充分,这可能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国际传播研究的全面性。因此,有必要对非通用语种国家的受容情况分别展开调研,为今后的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二、日本社会的受容基础

  (一)社会环境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过程中,日本是主要对象国之一。从受容情况来看,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有较好的社会基础,早在1904年,日本便出现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除20世纪30、40年代日本政府管控出版物期间外,日本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翻译工作始终在进行。

  其次,作为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并未彻底反省战争罪行,这令日本民众很难正视历史,与国际接轨,从而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形象。领悟人类社会的共同思想,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能够帮助日本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为亚洲区域的和谐稳定创造条件。

  再者,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低迷持续近30年。如果没有先进、科学的思想理论引领社会思潮,日本社会仍无法恢复活力。因此,日本社会自然产生期待情绪,希望出现可以真正凝聚意志、协调步调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若已经过实践检验且来自同一区域的同源文化的国家,则更具说服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使日本的有识之士隔岸倾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及其学术研究可能成为日本寻找变革的一剂良方。

  (二)译介活动基础

  在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译介成日文的过程中,党政文献的译介活动最具代表性。译介内容多以实践活动的阶段性总结为主,鞭辟入里,文字精炼,反映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体现集体智慧。相关译介活动开展时间较长,最早可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至2015年,公开发行的党政文献日译单行本数量约400部(不含重译),翻译活动有序进行。

  译介活动讲求专业性,党政文献的对外宣传更需及时、全面,组织专业人员完成。作为党政文献的专门翻译机构,中央编译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译介活动,中央文献翻译部集中了大量外语人才,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工作具有权威性,能够真正实现同一文件的多语种同期发布,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非通用语种国际传播活动的重视。

  (三)学术交流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各国互相学习,互为借鉴,因此,国际传播十分必要。仅从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来看,相较而言,在接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方面,中国比较积极。一些学术期刊从2000年开始便陆续刊发系列文章,介绍日本学者所撰写的《马克思的现在》、《了解马克思》等书籍,综述主要内容,梳理创作过程,统计发行情况,分析社会影响。一些作者还通过访谈等形式,介绍岩佐茂等日本学者及著作,分析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与循环型社会的构建[2];或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从马克思的自然观的角度评说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读,说明马克思主义环境理论的哲学基础[3]。而对如涩谷正所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4]、平子友长所作的《物象化·物化·异化:马克思物象化论的基础范畴及其逻辑构成》[5]等论文全文编译刊发,是中国学者关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具体表现;一些期刊适时而动,以“紧密结合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实际,密切跟踪国际社会科学前沿和重要趋势”[6]为原则,扩大视野,兼收并蓄,开辟专栏,对该领域的翻译与传播活动进行跟踪式学术研究,体现了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在其他亚洲国家受容情况的重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又一特色。借助学术活动将相关学术动向和学术经验及时传递给日本社会,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研究的双向交流。

  三、日本国图馆藏现状

  从翻译学角度来看,完整的译介活动既包括翻译活动,也包括出版流通活动,还包括社会受容情况。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与受容情况,方法之一是调查国外权威图书馆的藏书现状。以日本为例,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下简称为“日本国图”)馆藏书籍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各国实践的专著约3000部,大致可分为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和他国著作的日文译作两部分。后者存量不多,不超过100部。在这些日文译作中,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欧洲学术成果的日文翻译,另一部分是中国等亚洲国家文稿的日译单行本,译者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前者是译介工作的主要参与者。

  从日本国图馆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方面的书籍来看,有如下特点。其一,藏书不甚齐备。迄今为止,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中文文献日译单行本约400部,但日本国图的馆藏不到1/5。其二,日本学界更多将目光投向了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情况,毛泽东、李大钊的著作是研究、译介重点,日本并未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整个实践情况以馆藏相关译作的形式提供给社会民众,因此,制约了译作的传播功能,阻碍了日本受众了解中国的社会动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社会客观和全面地评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日本国图馆藏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日文译作大致可分五类:一是党政会议报告、决议;二是党政公报、声明;三是领袖文稿、报刊文稿;四是革命史稿、回忆录;五是中国国情介绍。各类译作的藏书情况各有不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日本社会的受容现状。

  (一)党政会议报告、决议

  中日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外界通过党政会议报告、决议等文件,可以清晰了解决策层的大政方针,洞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践的思想引领作用。在日本国图中,此类日译单行本的藏书约为10部,其中包括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三届一次会议、五届三次会议及人大六届会议中的主要文献汇编。其中,人大六届会议的文献最为齐整,5年中各次会议汇编的日译本均有收录。除人大会议的文献外,党代会的文献的译本也收集得不全,仅有个别年份的文献,如党的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汇编、公报以及刘少奇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的决议1949—1981》等文件,反映出日本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阶段性关注。

  从单行本数量上来看,日本国图馆藏的中国党政会议报告、决议日译本的数量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1/10,很多报告、决议尚未进入日本受众的视野。原因之一在于关注中国的日本学(译)者在一段时期内未能与中国学者针对译介活动进行沟通,而是以独立翻译的方式持续关注中国党政会议的进行。比如,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就曾引起日本国内的高度重视,日本共产党在第一时间将毛泽东所致开幕词、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文献编译成日文,以专题形式在该党党刊——《前卫》上进行宣传。虽然一些语句的译法值得商榷,但其在宣传中国政府执政理念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使当时无法来华亲眼见证新中国社会面貌的中外友好人士、侨胞、媒体等组织和个人,能够通过译文了解中国政府的机构设置和大政方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国际传播。

  (二)公报、声明

  公报、声明的译本藏书体现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是日本社会关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点之一。但是,藏于日本国图的这类日译单行本不足10部,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印发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周恩来所作的《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暮桥等人编写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文件。藏书的内容多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为主,偏重于信息的搜集和整理,为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除文字资料外,日本国图还藏有中国农业部汇编的《人民公社画册》等图像资料,这些资料以图片为主,可以配合相关文字来观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变化,对当时存在于日本国内的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论予以有力回击。

  声明主要涉及外交领域,仅收藏了两部文献,一是关于中苏边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二是《在联大第二十六届会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全体会议上大会主席和各国代表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讲话》,内容不涉及日本,目的在于记录中国外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展开的实践活动,观察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国际影响。尤其是与苏联的边界声明,为同样与苏联存在领土争端的日本提供了参考;而将中国在联合国的活动介绍给日本,可以为战后日本社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经验恢复国际形象提供帮助。

  (三)领袖文稿、报刊文稿

  领袖文稿体现治国理念,反映执政思想;报刊文稿既有记述功能,又具备解说作用,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特色。日本国图馆藏的相关日译单行本约有20部,其中占比最多的是列宁文稿和毛泽东文稿,二者总和约占此类馆藏译作的2/3,译者基本为中国人。前者主要以人民出版社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于1960年编译的列宁言论摘录为主,包括《列宁论战争与和平》等专著;后者数量稀少。[7]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日译单行本也位列其中。从1946—1956年,此篇讲话至少有8种日文译本,[8]日本国图馆藏的是中国外文局1966年的编译版。这篇讲话影响了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发展,体现了日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发展状况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影响日本社会的典型例证。此外,馆藏文献还有《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以及邓小平所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光远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下)等专著,这些文献以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总结了发展成果,便于日本学界参考借鉴。

  在这些译著中,《辉煌的十年》时代特性突出。这部文集共收录65篇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方面。文集以刘少奇所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开篇,认为“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胜利”[9]。另外,乔冠华撰写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汪锋撰写的《我国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王稼祥撰写的《中国人民胜利的国际意义》等文章被日本认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成果的阶段性总结,能够为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帮助日本在国际社会寻求共同话语。而原文与译本刊发时间相隔较短,则体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国际传播的效率较高,为此后的领袖全集、选集的编译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除领袖文稿外,日本国图还馆藏了10余部报刊文稿的日译单行本,内容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评论性文章为主,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21周年的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和《继续革命乘胜前进》,1969年、1970年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和《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以及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八周年社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二周年社评《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等,此类馆藏文献更偏重于总结性资料,借以总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结果。这些馆藏文献为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通过《人民日报》、《北京周报》等纸质媒体展开对日宣传、获得日本民众接受起到了先锋作用。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理论论争文稿,帮助一海之隔的日本受众冷静观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动向,辨析局势,认清方向。

  (四)史稿、回忆录

  日本学界比较重视史料收藏,希望通过研究他国史稿认知整个世界,借鉴经验,改良社会,尤其重视对汉文化圈的史料收集。相对而言,日本国图馆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方面的史稿、回忆录数量稀少,以经典史稿、文集为主。在藏书中,吴玉章于1964年所著的《辛亥革命》考察了辛亥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该书开篇长文《论辛亥革命》简述了史实,总结了教训,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令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条件”[10]。该书成为战后日本学界进行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研究时参考的文献之一。所藏回忆录中有曾担任毛泽东勤务工作的干部陈昌奉所著的《跟随毛主席长征》,吴华夺、刘亚楼、杨成武等26位将领、军官的回忆录文集《中国红军故事》,以及人民出版社依照手稿系统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等。

  《跟随毛主席长征》描写了毛泽东及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的生活片段,能够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证明了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很多信息属于首次公开,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典型案例。《中国红军故事》共收录了25篇文章,多选译自《星火燎原全集》、《红旗飘飘》等回忆录文集,很多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社会的传播过程及其产生影响,还包括上至高级将领、下至普通士兵如何经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是日本观察马克思主义如何塑造社会个体的重要资料。此外,该文集还收录了有关红军与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之间活动的文章,这为基本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社会在军事史、民族史视域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案例。

  《彭德怀自述》日文版于1984年编译出版,由杨尚昆作序,另附有1万余字的编译后记,对彭德怀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为方便日本受众阅读,译本中加入了多张彭德怀于各时期主要活动区域地图,并配上了文字说明。上述这些译作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党建、军建活动对日译介的有益补充,它们与《人民中国》、《人民画报》等纸质媒体相互配合,有机发展,共同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对日传播的“前沿阵地”,是日本友好人士、在日华侨了解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途径。

  (五)中国国情介绍

  在日本国图藏书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关的另一类译作是有关中国国情的文献,共约10部。早期译作以60、70年代的专题报告为主,主要有《人民币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最稳定的货币》、《教育革命调查报告》等。大部分译作发行于21世纪以后,包括《中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30年》、《透视中国:一问一答》、《关键词读中国》、《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原始信息、统计数据是主要内容,但藏书不全。目前,中国外文出版社编译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各类政策性白皮书已有30部,内容涉及气候、灾害、国防、廉政、航天、“一国两制”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政策,日本国图尚未收藏。这可能是由于原始信息已及时被《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等媒体的日文版刊载,无需单独成册。或由于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的国际传播迅速展开,原始数据及说明性文章可以及时译成各国文字,登载于人民网、中国网、中央编译局网站等官方网站。此外,日本企业如野村综合研究所、中国日本商会等已进驻中国的企业团体,形成了独立的调查体系,定期以白皮书、公报等形式公开统计数据,目的在于介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经济陷入困境的日本寻找理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日本学者冈部守、中国学者薛宇峰、郑萍等人编译了程恩富、胡乐明撰写的《经济学方法论》,其上卷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点”,是从日本经济学视角出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前沿性译作单行本。

  四、日本国图藏书分析及对策

  从日本国图馆藏书籍来看,日本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虽有关注,但认识具有局限性,理解也不充分。无论是馆藏书籍还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从意识形态、政治服务等单一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考察,不能百分之百与时代同步、与国际接轨,无法捕捉与时俱进的学术风向,甚至不愿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亚洲邻国的成功实践。这导致日本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主观上排斥如“特色”、“特区”、“走出去”等理论,更不愿深解其意;亦或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武断定义为个案,采取回避甚至是批评态度,拒绝将其作为日本社会发展的参考经验。 

  为此,作为文化输出方,需要尽力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国际传播、尤其是对日译介时的“主观缺损”。首先,作为译者可适当完善译作结构,在翻译理论思想文献的过程中通过加注、附录等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介绍典型事例,让日本受众能够深入了解从实践活动到理论升华的完整过程;其次,还要重视“讲故事”的方法,在有关“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等治国理政的文稿中通过史学方法,对来龙去脉作出注解,说明理论提出者的工作履历、工作业绩和工作方式,使理论形成富有历史叙述性,引起日本民众更广泛的阅读兴趣;再者,要做好释义工作,将解读纲领、解读政策的编译工作与国情解读、历史解读相结合,适时编译数据类辅助文献,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践说明,驳斥不当解读,调动受众感官,令其一目了然,耳目一新。

  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还需要重视传播方法和途径。目前,除《毛泽东选集》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相关著作、译作尚未在日本大型书店出售,二手书店也难寻其踪。虽然互联网的兴起增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纸质出版物更符合日本学界的学术习惯和日本民众的阅读习惯。为此,应在日本设立高效的流通机构,或与日本出版发行单位合作,以设立专柜等方式进行专项推广。中央编译局、中国外文局也可与日本驻华使馆协调,将出版信息在日本相关组织的官网上定期公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方面的专著、论文及编译成果的数据库对日无偿开放,为日本社会充分了解中国的相关工作提供途径;还可调动中国在日机构,如孔子学院等单位的能动性,将译作成果及时编入教材、工具书等进行宣传,树立国际形象,构建话语体系。同时,积极搜集受众反馈意见,通过专题研讨、社会调研等形式与日本受众直接对话,获取实时信息,验证译介效果,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国际传播工作的与时俱进。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在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过程中具有主观选择性,甚至对一些日译单行本采取漠视态度,这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中日两国间的动态交流。因此,对日译介工作应更加重视“接受环节”,检验译作成果,提高传播效果,构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国际传播活动的立体化、合理化模式。同时,中国学者还应让更多科研成果及时“走出去”,通过多语种外译实现成果的“国际化”。

注释:

  [1] 受容是指理解和接受程度。

  [2] 详见冯雷:《马克思的环境思想与循环型社会的构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

  [3] 详见冯雷:《日本学者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4] 涩谷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田文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

  [5] 平子友长:《物象化·物化·异化:马克思物象化论的基础范畴及其逻辑构成》,王琪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6] 《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编辑部:《开启新的里程》,载《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2期。

  [7] 自1949年后,我国译者编译的毛泽东著作日文译著单行本超过100部。

  [8] 王志松:《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页。

 [9] 劉少奇等:『輝かしい十年』(上),外文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10] 吴玉章:《辛亥革命》,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译,外文出版社1964年版,第26页。

(作者单位:鲍同: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范大祺: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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