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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部门到社会企业:中国的实践
作者:丁开杰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年增刊第2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4-13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
关键词:

  1990年代以来,国际上,以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为主的第三部门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动态,社会企业正在日益超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在社会中快速发展,日益兴起[1]。这种新型组织具有社会性和企业性,将创新和企业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儿童保育、残障就业、社区发展等等领域积极开展社会创新,对解决社会问题,打破西方国家所面临的“福利僵局”起到了积极作用,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2]。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社会企业已经受到重视,并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管理大师德鲁克就曾经预言,这种组织有可能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发达经济体中真正的“增长部门”。

  2002年,美国政府启动了发展社会企业的国家战略,旨在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环境[3]。在英国,社会企业被视作社会发展的“第三推动力”,获得了愈来愈多的认同。除了非营利组织把社会企业视作解决社会需求的全新模式之外,英国政府也表彰了它对社会经济的贡献。英国政府通过修改管理法规,充分授权来降低非营利组织成立社会企业的阻碍等各种措施,不断推动社会企业发展[4]。必须承认,与国际经验相比,同中国国情需要相比,我国第三部门无疑都还存在很多需完善的地方。如何看待社会企业?如何发展社会企业?回答清楚这些问题,对我国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对社会企业的相关概念进行梳理,综合分析中国民间组织、社会福利企业、合作社、社区服务中心等具有社会公益性的组织,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企业的空间与路径进行思考。

  一、“社会企业”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98年,由法国经济学家蒂埃里·让泰最早提出。他认为:社会企业不是“以人们衡量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即工资、收益等来衡量的。它的产出是把社会效果和间接的经济效益结合在一起的”。在实践中,社会企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中已经运作了将近30年。在过去20多年中,对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和领域的实践取得了很大进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基金会和捐款(比如UnLtd and Impetus),提供支持或培训的网络(比如CAN_社区行动网络和阿育王Ashoka),以及新型的法律机构(比如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5]。除了不少国家制定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法规,制定有利于社会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以外,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全球著名学府则在MBA专业中开设了社会企业课程,建立了以社会企业为主题的研究中心[6]。哈佛大学商学院从2004年9月开始招收第一批“社会企业”博士生[7]

  相比之下,我国对社会企业的关注是21世纪以后的事情,对社会企业的了解比较初步。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探索,在中国,社会企业都只是刚刚起步。在比较中借鉴,在借鉴中完善。在分析我国社会企业状况之前,本文先提出社会企业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包括“社会企业”的定义、社会企业的参与者,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概念界定,以及“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和性质。

  (一)定义:什么是社会企业?

  目前,即便在欧洲和美国,关于“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或者“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都还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因此,人们对社会企业的具体概念仍然还存在很多争论。而且社会企业在不同的国家也具有不同的合法形式。例如,在比利时,社会企业被叫做“社会目的企业”,并且比利时在1995年出台相关法律,对符合“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 enterprise)的条件进行了规定[8]

  英国将社会企业定义为:“企业主要追求的是社会目的。其盈利主要是用来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而非为了替股东或企业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认为,最初,社会企业指既利用市场资源,又利用非市场资源以使低技术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企业,也就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入劳动市场。后来,社会企业的定义扩大,开始包括那些追求社会目的但并不必然雇请难以安置工人的组织。

  在对欧洲正在兴起的社会企业家精神进行研究时,Borzaga和Defourny强调指出,社会企业是“使社区受益,由一群公民发起,而企业的资本投资者得到有限物质利益的企业”。“欧洲对社会排斥的新回答”项目组织(EMES)对社会企业进行定义时,既考虑了经济要素,也考虑了社会要素[10]。EMES认为,社会企业包括9个要素:(1)一个持续的生产产品或销售服务的活动;(2)高度自主;(3)有显著的经济风险;(4)最低数量的付薪工作者;(5)使社区受益的明确目标;(6)一群公民发起的行动;(7)不是基于资本所有权来进行决策;(8)参与本质,所有受影响的人都参与活动;(9)有限的利润分配。总体上,在欧洲国家,社会企业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从事重新整合失业者和重新发展被剥夺地区的企业;二是在传统领域(家庭帮助、照顾老人等)和那些回应新需求的领域中,例如在补救性教育、扫盲课堂和房地产保障方面,为更大社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来自公共、私人或者志愿部门。它们寻求在多元化的经济中协调市场与非市场的力量。

  在我国香港地区,政府部门认为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商业组织,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部门。社会企业通过企业策略以及商业运作,实现社会目标。社会企业的收益主要用于促进社区、弱势群体以及社会企业本身的发展和投资,它们重视社会价值而非最大的经济利益,其原则是“助人自助”[11]。因此,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包括了“满足社会需要”、“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员工发展”、“建立社会资本”、“推动可持续发展”(见表1)。

  表1: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中国香港)    

社会目标

内容

满足社会需要

为家庭及社区提供个人和家居服务,以满足社会对这些服务的需求,例如陪月、陪诊、长者个人护理等。

创造就业机会

为竞争力稍逊的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这些人士包括低学历、低技术劳工、中年妇女、残疾人士等。

促进员工发展

社会企业鼓励成员自力更生,以及融入社会。合作社形式的社会企业更加强调集体协作及参与,对社员发挥赋权的作用。

建立社会资本

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社区网络,推动社会的融合、更新与发展。

推动可持续发展

例如提高环保意识、提倡可持续消费、鼓励物品循环再用等社会发展及环保目标。

  资料来源:社会企业资源网(社会企业资源中心),http://www.socialenterprise.org.hk/chi/index.htm

  (二)参与者:社会企业与政府、企业、慈善家之间的互补关系

  社会企业牵涉到各式各样的直接参与者和间接参与者,而且因此创造了互补。除了社会目的之外,社会企业强调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强调所有资本金持有人(志愿者、雇员、管理者、使用者、公共团体和私营团体的代表)参与企业的生活。政府、企业和基金会与社会企业的发展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互补关系。首先,政府可以合理提供社会企业家更好的财政以及立法环境,包括:重新修订赋税法,消除一些多如牛毛的法令、反复无常的规定,以及其他会阻碍社会企业家的条件与规定。政府与社会企业家之间应该有效率的合作。其次,社会企业可以帮助公司提升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消费者希望他们在运作时多留心对社会的影响。公司也发现,就如同他们会将产品创新的需求委托其他企业一样,他们也可以将社会创新的需求委托给社会企业家。这样可以有效率地开拓非主流群体(包括弱势群体与特殊群体)的市场。用不同的方式来支持社会企业家,可以让同仁感觉公司在意员工,不只是工作结果。第三,基金会与慈善家是最可能支持社会改革的,因为他们不像政府一样有获取政治支持的压力,也不会像企业一样,有财务的压力。第四,管理者自然是社会企业中的核心人物,但是志愿者也是重要的。志愿者通过参与地方网络,或者通过正规职业为这个“领域”贡献了知识。

  (三)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社会经济、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社会刚刚对“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变得逐渐熟悉起来,而对“社会企业”、“社会经济”等概念还比较陌生,往往产生混淆,有时还对这些概念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因此,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区分,作为我们分析研究的重要前提。

  1、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是外来词,其英文分别为NGO(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或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在一定意义上,这些组织有时候又被称为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介组织(intermediate association)、志愿者组织(VO, voluntary organization)、草根组织(GRO, grass organization) 等。通常,非政府组织是指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一般并不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虽然界定的角度不相同,前者强调同具有强制力的政府的区别,后者侧重于同非公益企业的区别,但是范围大体相同。因此,在不进行严格界定的情况下,这些名称通常可以互换使用(在本文中,我们使用NPO)。在我国社会管理实践中,把NGO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NGO指政府和营利的企业之外的一切社会民间组织,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其他组织(含单位内部的、以企业形式登记的、未登记的社团等);而狭义的NGO则是指严格符合《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约》并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些依法免于登记的组织除外)的社会组织,包括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组织[12]

  2、社会经济。“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一词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提出,是一种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宗旨,以第三部门为主体,广泛吸纳失业者在社区服务和社会服务组织中就业的一种经济形态。它的运行机制既不同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机制,也不同于志愿服务的奉献机制,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市场机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其基本原则。社会经济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相当普遍。Molloy等人在1999年提出,“社会经济由多种活动构成,这些活动能够为当地居民和共同体(社群)提供参与当地经济复苏和就业创造的各个阶段的机会,包括从识别人们的基本需要,到将创造性转化成实践。社会经济这个部门覆盖了自助与合作社运动的经济潜力和活动,比如那些旨在满足地方社区及其成员的社会需要和经济需要。这个部门包括合作社(Co-operative)、自助项目、信用联社(Credit unions)、住房协会、合作伙伴、社区企业和商业(Business)[13]。社会经济主要关注人们的需要。我国学者马仲良等认为,社会经济有助于扩大再就业,提高政府福利资金的使用效率,鼓励公民广泛参与社会建设,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社会服务需求,是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14]

  3、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正式定义虽经国内、外论坛多次讨论,却仍莫衷一是。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CSR理念: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世界银行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责任除了为股东stockholder)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即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其中,雇员利益是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内容。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但从本质上,追求这一方法的公司,需要做三件重要事情:第一,公司认识到,其经营活动对其所处的社会将产生很大影响;而社会发展同样也会影响公司追求企业成功的能力;第二,作为响应,公司积极管理其世界范围内的经营活动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不仅使其为公司的业务运作和企业声誉带来好处,而且还使其造福于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团体;第三,公司通过与其他群体和组织、地方团体、社会和政府部门进行密切合作,来实现这些利益。

  总体上,社会经济、第三部门、企业社会责任这三个概念都有局限性。一是,社会经济、第三部门这两个概念都比较一般性地涵盖了具有各种作用的大量组织;二是,社会经济、第三部门这两个概念的本质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三是,大量社会企业似乎既有合作社又有非营利组织;四是企业社会责任是针对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提出的,可以说,利润最大化是这类企业的本质。

  相比而言,社会企业具有很多突出的特点。首先,社会企业与一般慈善机构不同,“社会企业不是慈善组织”,社会企业同时具有社会性和商业性两个特征[15]。社会企业受社会目标的推动,提供教育、儿童照料、家庭支持,但是它们往往通过在市场上提供服务和产品来实现这些社会目标,其利润最终要用于社会目标,而不是进行利润分配。以法国国民—达能合资企业为例,它将企业利润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并将99%的利润用于再投资,股东只保留1%的利润[16]。其次,社会企业最大的特点是创新,这是区别于传统非营利组织的根本所在。社会企业要同时兼顾商业和社会目的,他们必须不断创新,寻找市场空间,提供社会或某些群体所需要但又往往缺乏的服务,与此同时又要避免对中小企构成不公平竞争。他们的创意可能要比一般的企业还要高,才能在市场中找到他们适当的位置[17]

  第三,社会企业有许多种类型和形式,但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企业等同于慈善组织。一些社会企业是合作社,一些社会企业是社区组织,比如社区发展信托项目和回收项目。还有许多慈善组织的贸易部门和商业机构也被看作社会企业。

  第四,社会企业与企业社会责任也不同,社会企业是一种新的企业类型,而企业社会责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对社会的价值关怀。实践社会责任的公司本身不能被称作社会企业,但是随着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推进,企业能够为社会企业提供极其重要的合作伙伴和资金来源。

  第五,社会企业是社会经济的主体,但两者不是等同关系。可以认为,发展社会企业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创新主体:谁是社会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源于法语,意为“从事者”,两个世纪前由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迪斯特·萨伊引入。从历史上看,“企业家”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是在任何体系下可以产生变革的群体。与企业家精神相呼应的是其变革模式。在社会企业中,社会企业家是整个组织的核心。“社会企业家”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社会事业中发扬企业家素质,在资源获取、资金使用等方面有所创新[18]

  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的构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那些作出社会公益行动的企业和商业企业家,二是那些在社会公益部门,以高效创新地方式来改善社会的人。小额贷款的创始人尤努斯教授同时是这两类人,因为他以商业逻辑高效运作了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商业机构。社会企业家是提高公益组织/公民部门(citizen sector)效率的一个重要力量[19]。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企业家”理解为成功企业家参与公益事业,实际上,成功“社会企业家”大多是一些没有商业经历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社会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或者社会企业有三个特性。第一,需要利用不同的资源,它必须是一个千手观音,需要向政府的资助,需要像财团申请资金,或者向社会个人募捐。第二,它的服务必须区别化。对于不同的对象,它提供不同的服务,有的是有偿的,有的是无偿的。第三,社会企业需要靠合作的关系来支撑[20]。商业企业家的失败会导致企业经济利益受损,而社会企业家的失败直接伤害项目实施的当地人。

  伯恩斯坦认为,成功的社会企业家具有六种品质:一是乐于自我纠正。因其动机使然,极为成功的社会企业家们非常善于自我纠正。二是乐于分享荣誉。对于社会企业家来说,乐于分享荣誉与通往胜利的“关键路径”同在。三是乐于突破自我。社会企业家们可以通过改变现存组织的方向来造成变革。四是乐于超越边界。从既定的结构中独立出来,不仅有助于社会企业家们摆脱那些主导概念的控制,而且给了他们以新的方式组合资源的自由。五是乐于默默无闻地工作。六是强大的道德推动力。社会企业家的激励不是来自利润,而是道德准则。在社会企业家们生活中的某一时刻,一个想法在他们的头脑中扎下根:一定要由他们来解决某一个特定的问题[21]。而不少“社会企业 ”的创业案例表明,“社会企业”的成功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有可操作性的好想法,以获得种子资金;二是真正懂得管理、懂得营销的专业团队;三是将企业运营与公益设想进行适度分离[22]

  作为社会企业的管理者,社会企业家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短期看,社会企业家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有效产出和削减公共开支,为宏观经济带来实际利益;从中期看,如果社会企业家可以更有效地和政府部门合作的话,他们就可以为福利国家体制改革提供很有价值的模式;从长期看,社会企业家们具有创造和运用社会资本的能力[23]。具体来看,社会企业家的作用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24]

  1、以创新、足智多谋以及机会,提供实际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并且承诺产生社会价值。他们发现新的过程、服务以及产品,或者用创新的方法结合旧有的方式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2、社会企业家同时承担“公”、“私”部门的工作。他们同政府部门无法有效运用现有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照顾到的人一起工作;同时,他们提供企业部门因为风险太高或者报酬率太低,而不愿意提供的私有品或者服务,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社会企业家可以通过较低的报酬以及帮助,重新构建一个融合的社会。

  3、社会企业家是当代社会的重要规划者,他们在现况中看到了令人向往的未来,并采取行动,不管旁人如何说服,也无法动摇他们的想法。

  4、社会企业家不只是社会企业的创始人,当然有些社会企业是由社会企业家所创设的,但并非所有的都是如此。最近,“社会企业”这个名词的出现与公益组织寻求新的、不同的方式寻找财源有关。现在社会企业是由政府为了促进社区的发展,以及提供非主流(弱势以及特殊)团体获得收入的机会而创造的。大多数的社会企业集中于运送货品或者提供服务,社会转变以及体制改变并非它们的主要驱动力。

  5、社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经理人有显著不同,后者是使机构平稳运作的必要因素,而前者则是一个社会转变的行动者与发动者。

  6、社会企业家注重实效,以及重视结果甚于过程,而其他许多的民间部门则是重视过程大于结果。再者,社会企业家往往回避意识形态的职位,也不会紧紧抓住声称改善苦难,却对实际现状没有提升的慈善模式,社会企业家用于追求现状的改变。

  二、中国社会企业的概况分析

  社会企业包括合作组织、基金组织、慈善组织、社区发展组织、志愿组织、社会公司、发展信用联盟,等等,内容广泛,模式众多[25]。严格按照西方国家的社会企业概念来看,中国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社会企业。尤其突出的是,能够较好兼顾社会性和企业性,高效运行的社会企业在中国大陆地区还不多。然而,实际上,中国的民间组织、事业单位、社会福利企业、合作社等多年来其实都一直在实践着社会企业的内容,一些民间组织负责人开始被国外组织称为社会企业家,一些成功的商业人士则已经开始以社会企业家作为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以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为努力方向[26]。可以说,从第三部门到社会企业的发展端睨已经在中国出现。

  (一)社会企业概念及其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企业概念及其研究在中国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从掌握的已有文献来看,最早引入“社会企业”概念,对社会企业问题进行系统介绍的文章是一篇译文。该文收入2004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二辑中。文章标题就命名为《社会企业》,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起草的一个研究报告,由北京大学刘继同教授节译完成[27]。这是国内较早关于“社会企业”的译介。

  随着社会企业概念的引入,社会企业研究在国内的开展,一些民间组织已经开始关注社会企业实践。从实践上关注社会企业,加强与国外社会企业的交流,在2004年也有了进展。2004年11月,环球协力社在国内开展了一个为期9天的英国社会企业家访问项目。项目实施期间,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资助下,环球协力社和NPO信息咨询中心于11月19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英社会企业家/NPO研讨会”。三位来自英国的社会企业家,威尔士“万花筒俱乐部”(Kaleidoscope)的总裁Martin Blakebrough、曼彻斯特企业中心(Enterprise Centre)主任Adrian Carridice-Davids,以及“英国乡村网”(RuralNet U.K.)主管Jane Berry应邀参加了此次社会企业家交流项目。

  2005年,国内在社会企业的研究和实践上没有大的举动。不过,丁元竹、董炯等人在《中国经济导报》、《中国保险报》上发表文章,对国外社会企业实践进行了介绍,并探讨了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的战略思路。其中,丁元竹对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 The Natural Conservancy,TNC)进行了考察,撰文指出社会企业在美国经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社会创新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包括消除社会隔离,提供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不能够提供的发展服务。社会企业主要在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社区关怀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它也帮助地方政府促进就业。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社会企业还聚集社会资本,促进地方的相互信任以及居民之间的沟通。社会企业的经营理念是利用经营方式获取利益,但营利不是用于利益相关者或所有者,而是继续用于企业发展或社区组织的发展。但社会企业与一般企业也有相同之处:进行服务或物品交换;服务或物品必须购买;在市场上获得生存。但是,社会企业具有强烈的问责性,企业必须对其社会目标负责[28]。而董炯从保险业的角度探讨了发展社会企业的问题,在借鉴国外社会企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保险业的相应责任[29]

  进入2006年,“社会企业”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且作为改进慈善事业的一种创新形式而变得异常活跃起来。《中国社会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1世纪商业评论》等报刊成了传播社会企业理念,推动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

  2006年3月,作为国内长期关注国际学术前沿的杂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在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美国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高级助理胡馨的论文《什么是“Social Entrepreneurship(公益创业)”》。这是国内较早对社会企业进行研究的文献。在文中,作者将“Social Entrepreneurship”翻译为“公益创业”,并以英文文献为基础,结合美国社会相关的最新动态和具体事例对“公益创业”这个崭新现象的定义,及其在美国诞生的背景进行了综合探讨[30]。此外,作者还基于在美国的实践经验,对“公益创业”在美国兴盛的环境进行了反思。

  一个月后,即2006年4月,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记者伯恩斯坦的论著《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译者则是2001年、2002年入选美国《财富》杂志“全球五十位最具影响力职业女性”吴士宏。这是国内最早的一本关于社会企业的译著。在书中,伯恩斯坦指出,“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最后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在书中,伯恩斯坦讲述了来自美国、巴西、匈牙利等国的社会企业家们的动人故事,介绍了社会企业家的角色、成功社会企业家的品质。此外,作者在书末还提供了资源指南,为那些有兴趣成为社会企业家、或是以雇员、志愿者、创始人、董事会成员或顾问的身份参与民营组织的读者,提供了专业帮助[31]

  《如何改变世界》出版后,在国内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企业理念的传播,对完善中国公益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2006年7月10日,中国社会报记者李新涛撰文《社会企业:慈善的另一种思考》,对“社会企业是否是慈善的一种形式”、“社会企业可否成为摆脱筹资困境的一种途径”、“能否成为公共服务领域的一种力量”进行了探讨[32]。在同一天的《中国社会报》上,左玮娜也撰文《社会企业:弱者对自强自立的求解》,对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孟加拉小额信贷等社会企业的实践进行了介绍[33]。2006年7月16日下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与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社会企业家与公益事业”研讨会。与会者主要围绕《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展开讨论。会议邀请了《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的作者与译者。国内NGO、企业家、专家、媒体等多方代表50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与会者们积极讨论了《如何改变世界》对中国实践的启发意义,探讨了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的路径问题[34]。2006年8月16日,马仲良、谢启辉在《中国社会报》第8 版上发表文章《社会企业与本土化社会管理》,指出社会企业在中国已悄然兴起,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过程中,逐渐渗透到社会管理体制的层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35]

  正如前文已述,社会企业是进行社会创新的积极主体,正是社会企业积极进行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消除社会排斥,才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福利僵局”。这是查尔斯.里德比特在《社会企业家的崛起》中提出的主要观点。该书由民间组织环球协力社编译,公开发布于2006年9月[36]。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交流国内外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鼓励和推进社会创新理论研究,2006年10月16日至17日,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杨氏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主办了“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芬兰、印度、南非、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十六个国家和经合组织、欧盟等多家国际组织的100多位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社会活动人士和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与会者的发言涉及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诸多重要课题,如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卫生保健、传染疾病的控制、环境保护、人口老龄化、城市扩张、交通拥堵、地区发展不均衡、社会阶层的融合、促进就业、人口流动、气候变化等。与会者们围绕社会创新的历史、概念、理论、脉络及实践,中英两国有关社会创新的案例,社会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未来十年的优先发展项目等专题,广泛交流研讨了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在社会创新领域开展的研究和积累的经验,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社会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建言献策[37]

  “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国际研讨会后,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杨氏基金会继续在国内开展了大量关于开展社会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活动。其中,《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5期设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专栏,探讨中外社会创新活动。这个专栏既介绍了社会硅谷理念倡导者杰夫.摩根(Geoff Mulgan)先生等人的文章《社会硅谷:社会创新的发生与发展》,也介绍了中国社会创新的实践案例。在《社会硅谷》一文中,摩根先生等人提出了“社会创新”的定义,认为“社会创新是指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且大多将会在一些社会机构进行模式扩散的创造性行动和服务”。同时,作者还在文中强调了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对社会创新的意义,指出社会企业在推动着社会创新[38]

  针对社会企业的创立,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孵化器”(Non-Profit Incubator,简写为NPI),为NPO(非营利组织)提供支持服务。2006年,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成立,其热诚而远大的理想的就是让更多人在公益事业领域创业,成为“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目前,已有多家机构与NPO孵化器达成了进驻意向:捐献时间、妙心家政、新途社区健康服务社和“渐冻人”俱乐部等[39]

  2007年,中国对社会企业的关注仍然在持续。2007 年4 月10 日、22日,肖连兵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了法国达能集团对社会企业这种新型企业模式的实践[40]。2007年5月26-28日,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全球创业中心、牛津大学Skoll社会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亚洲创业学院联合主办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精神世界论坛”在杭州举行。该论坛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专门研讨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的论坛,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与地区和我国17个省市的20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企业家、组织负责人以及MBA学员出席论坛。

  (二)中国社会企业的概况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对公共服务需求非常旺盛,政府在社会服务领域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而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大门也已经慢慢打开,需要一批合格的NPO填补这个市场。在NPO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企业,在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社会管理体制上将起到积极作用。对照第一部分提出的社会企业分析框架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实际上存在大量社会企业或者准社会企业,类似于“社会目的企业”。这些组织都在从事着具有社会公益性的活动,并一定程度上具有商业性。比如社会福利企业。简要讲,目前,中国有四类组织属于“类社会企业”或“准社会企业”:(1)民间组织(NGO&NPO);(2)合作社(Co-operative);(3)社会福利企业(Social Welfare Enterprise);(4)社区服务中心(Community Service Center)。这些组织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这些组织的发展也面临着种种问题。比如,社会福利企业改革后,如何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继续发挥此类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的作用?

  1.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有了快速发展,但是作用有限,存在很多不如意地方。

  在中国,自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开始具备了非政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和国家对社会干预的减少[41]。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迅速发展。为实现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的分离,我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扶持非政府组织,鼓励其发展。首先从立法上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规范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国务院在1998年10月正式发布实施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工作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其次,提供各种税制、投资等方面的优势政策来扶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虽然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育还不成熟,其作用也有限,但在政府组织的引导下,在相关法律的规范和保护下,非政府组织将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我国新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截止2006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34.6万个,其中社团18.6万个,比去年增长8.8%;民办非单位15.9万个,比去年增长7.4%;基金会1138个,比上年增长13.9%[42]。按照培训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原则,加强了对民间组织的监管力度,健全民间组织监管法律法规,成立了民间组织执法监察局,从机构和人员上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有效地查处民间组织违法行为和非法民间组织,维护社会稳定。

  中国的事业单位具有特殊性,也被纳入民间组织的管理中[43]。按国务院1998年的相关条例,事业单位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的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依法举办的营利性经营组织,必须实行独立核算,依照国家有关公司、企业等经营组织的法律、法规登记管理,主要包括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研究院(所)等。中国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教育、医疗、科研、文娱、体育等公共服务。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有各类事业单位130多万个,有工作人员2900多万人和国有资产近3000亿元。中国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资举办的各类事业单位,其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事业单位一类的机构,但在中国,事业单位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为政府和企业分担了巨大的社会负担。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国家、市场和社会等三大领域的功能分化过程刚刚开始,非政府的、民间的NPO无论在数量、规模、专业化水平还是在法律地位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国NPO刚刚起步,发展呈现出四个特征:(1)官办的机构多,民办的机构少。这种状况不仅使得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容易使NPO过分依赖政府,独立性较差。我国NPO可以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除了事业单位是官办外,在我国正式登记的社团和民办非企业都是有业务主管单位的。(2)学术性的机构居多,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性的机构偏少,大多数NPO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支持能力低下。这既不利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关怀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3)政府行政干预过多,专业化的管理能力较低:(4)政府的扶持政策不一,致使官办的NPO和民间的NPO无法平等地竞争:(5)现在的NPO普遍存在专业化程度低、服务水平低和自治自律水平低的问题。目前,我国各类非营利组织,很少有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故势必造成服务水平低下[44]

  2.合作社

  合作社有了较快发展,在联合弱者促进共同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发挥作用的空间狭窄。

  在中国,合作社是弱者的联合,努力扶持、帮助社员,为社员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合作社的宗旨,这也是合作社与一般商业组织的最大区别。合作社十分重视在联合弱者促进共同发展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合作社经济同股份公司、私营经济一道,为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合作社作为广大弱势阶层改善自身地位的依托和载体,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欢迎,农民对合作社的依赖和利用也比较充分。中国的合作社主要以服务三农的合作社为主,比如由供销合作社及其发展的专业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农业经济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等。此外,城市中也出现了住宅合作社、信贷联社等合作社形式。

  在中国,供销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由基层供销合作社(21617个),县级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374个),地市级供销合作社联合社(342个),省级供销合作社联合社(31个)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成。有社员1.6亿户,在岗职工98.66万,经营服务网点40多万个,2006年商品销售额7409.97亿元[45]。截至目前,中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已发展各类行业、专业协会1.4万家,其中约三分之二是涉农协会,涉及棉花、食用菌、果品、茶叶、再生资源、烟花爆竹、农业生产资料等领域[46]

  (1)农业技术协会。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为适应农村经济商品化、市场化和专业化生产的需要,中国广大农村成立了自己的专业技术经济合作组织——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经过20多年的蓬勃发展,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已经成为推进农村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农业专业技术协会在全国已近拥有了10万多个基层农业技术协会,联系着1000多万个会员农户。全国性的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在1995年11月成立,原农业部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何康为会长。1993年已有跨地区的、省级和跨省级的农村协会联合会1700个。这是一种民办、民管、民有、民受益的、进行技术经济合作的农民组织,类似于西方的专业合作社[47]

  (2)农业专业经济协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分散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方式与竞争激烈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民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难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在这种形势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也应运而生。这类协会以市场为导向,把从事同一类生产的农户、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按市场规律组织起来,传递科技信息,推进标准化生产,组织开拓市场,统一协调农产品价格,有效地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对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农户自愿联合。农户依据共同利益制定协会章程,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农户自愿入会,自由退会,不受约束和限制。二是专业性强。协会多以某一类产品为龙头,将从事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某一环节中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共同体,如养猪协会、养牛协会、果业协会、蔬菜协会、食用菌协会等等。三是以服务为宗旨。协会有针对性地提供产、供、销过程中的服务,帮助农户解决了一家一户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四是互利互惠。协会使单个的生产农户有效组织起来,互帮互助,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价格,增加了农民收入。五是民办、民管、民受益。协会从成立到其发展壮大,没有其它外来的干预,会员按照章程实现自我管理,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3)农产品行业协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农产品行业协会也得到了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是由涉农企事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专业大户共同构成的,为增进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建立的经济类社团组织。2002年,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农产品行业协会进行了摸底调查。合作调查显示,全国一级的农产品行业协会有48家,分别挂靠在农业部、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供销合作总社等。同时,据对15个省(市、区)的调查推算,全国省级农产品行业协会约有400家,市级农产品行业协会有2000家,县级农产品行业协会有上万家[48]。农产品行业协会主要发挥四方面的功能,包括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代表、行业协调。

  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合作社立法。第二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作为一部促进法,这部法律将对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起到积极作用。

  除了服务三农的专业合作社,在城市里也出现了专业合作社。比如,北京市在1988年就建立了第一家住宅合作社。住宅合作社是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中、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包括职工),为解决自身住房困难,在人民政府或单位的组织下,自愿建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的任务是筹集资金,建设住宅,并对建设的住宅(以下简称合作住宅)进行分配、维修和管理[49]。合作社实行自愿入社,优先吸收住房困难户参加。社员参与集资建房,首先要履行入社手续。凡是具有北京市户口、年收入符合国家规定的家庭或国有企业职工均可入社参加集资合作建房。由于住房合作社较好的体现了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原则,与房改的社会化、商品化取向一致,随着房改的深入,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北京市住宅合作社目前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规范,由100多家,优胜劣汰,到2001年10月尚存33家,其中市级11家,东城区、宣武区、海淀区11家房山、怀柔、顺义、昌平、通州、密云、大兴共7个远郊区县11家,并由发展中的社会型、单位型、系统型、危改型等四种形式逐步向社会型住宅合作社演变,从总量和区域上看最后有20家左右的住宅合作社就能满足北京市中低收入家庭集资建房的需要。10余年来,住宅合作社在没要国家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组织个人社员2万余人,单位社员300多个,自筹资金20多个亿建房200多万平方米,为2万多个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取得了显著成绩。

  合作社尤其是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类组织刚刚起步,且发展速度较快,出现了参差不齐的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组织比较松散;二是法律地位不准确,相当一部分组织具有官办色彩,制度安排不规范,农民主体地位不明显;三是发展能力不强,活力不足;四是政府部门指导不力。比如,在实践中,一方面存在着对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不及时、支持力度小、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急于求成、行政干预的情况。目前,还没出台专门扶持农村经济协会发展的优惠政策,各级政府都没有采取有关政府资助、税收减免等扶持措施,还不允许或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社会融资[50]

  3. 社会福利企业  

  社会福利企业有效帮助了部分残疾人就业,但随着企业改制的进行,这类企业的社会公益性逐渐下降。

  社会福利企业是指安置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集中就业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特殊企业。1989年,中国国家民政部颁布《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民[1989]福字37号发布)。规定第一条指出,“为了进一步促进残疾人的劳动就业工作,推动社会福利生产稳步、健康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规定”。而第二条则明确规定了社会福利企业的定义,认为“社会福利企业是安置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集中就业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特殊企业,必须认真作好招用残疾职工的工作”。自此后,中国民政、残联、街道、乡镇及行政村开始办理福利企业。《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申办福利企业必需安置占生产工人的35%以上的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从此意义上讲,福利企业具有准社会企业的性质,是否稳定、扩大残疾人集中就业的重要平台。

  作为安置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特殊企业,中国的社会福利企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基于当时计划经济的背景,主要由政府与集体举办。到1980年代,出现了多渠道举办福利企业的势头,不少大中型国营企业也开始举办福利企业,主要用于安置伤残职工以及残疾职工子弟。进入1990年代以后,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国家推进企业改制的背景下,福利企业也在各级政府的倡导下进行了体制改革,纷纷与政府部门脱钩,实行股份制经营,拓宽融资渠道,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

  长期以来,国家对安置“四残”人员就业的福利企业给予减免税照顾,以鼓励企业吸纳残疾人员就业。福利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个方面,税收优惠的含金量最高。在增值税方面,福利工业企业安置的“四残”人员如果占企业生产人员50%以上(含50%),其生产增值税应税货物,除应缴消费税等少数产品外,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可享受增值税全额先征后返的优惠;安置的“四残”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35%以上,未达到50%的企业,其生产销售的增值税应税货物,如发生亏损,可享受部分或全部返还已征增值税照顾,具体比例的掌握以企业不亏损为限。在营业税方面,福利企业安置的“四残”人员如果占企业生产人员35%以上(含35%),其经营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范围内(广告业除外)的业务可以免税。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福利企业凡安置“四残”人员占生产人员总数35%以上可以全额免缴企业所得税;“四残”人员占生产人员总数的比例超过10%未达到35%的,可减半缴纳[51]

  中央对多种社会力量创办社会福利企业、发展社会福利生产,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这一保障残疾人劳动权益的举措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转发民政部等各部门关于加强扶助贫困残疾人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要求,要继续执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残疾人劳动就业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4年84号)等文件精神,其中特别指出:“要完善对福利企业的扶持政策,鼓励各方面依法举办社会福利企业等福利性机构,要认真落实国家关于福利企业的税费减免规定,稳定、扩大残疾人集中就业”。

  不过,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进行企业改制,我国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福利企业具体的条件做出了不同以往的严格规定。很多福利企业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在山西省,2005年,1200家福利企业中90%以上的企业将不能再享受减免税优惠。与此同时,我国限定由民政部门和街道、乡镇举办福利企业,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与《企业法》的基本精神相悖。在现在的形势下,这一对投资主体的限定,从根本上限制了福利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制约了福利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其他社会力量不能投资新办福利企业,同时,已有的福利企业改制也将因此停滞。福利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企业的法人代表按法定程序产生,不再由民政部门、街道、乡镇政府任命。

  社会福利企业在安置残疾人就业上的作用在下降。到2004年底,全国城乡可提供食宿的收养性单位(含社区、救助类)3.7万个;床位133万张,比上年增长2.5%;收养102.3万人,比上年增长4.8%。福利企业继续减员增效。2004年全国共有福利企业3.2万个,比上年减少0.2万个;残疾职工63.5万人,比上年减少0.4万人[52]。而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收养类福利单位3.9万个,拥有床位175.3万张,比去年增长了6.7%,收养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各类民政对象135.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9.7%。福利企业连年出现萎缩现象,年底实有福利企业3万个,集中安置62万残疾人就业,福利企业和集中安置的残疾人数量呈下降趋势[53]

  4. 社区服务中心

  社区服务中心不断发展,有效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国1987年民政部首先倡导开展社区服务,其主要内容是社区福利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已成为社会福利事业在最基层的重要载体。发达国家城市社区居民生活中一项主要的活动就是社区照顾,其主要意思是指:“在社区中对依赖性个人特别是那些因年龄、精神疾病或智力、身体残障的人进行照顾”[54]。而我国的社区服务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社区照顾,它是在政府倡导下,为满足社会成员生活方面的多种需求,以社区组织即街道办事处、镇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为依托,具有社会福利性的居民服务业。它主要由社区福利服务业、便民利民服务业组成,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行业。社区服务具有福利性、群众互助性、无偿或低偿服务性、地缘性四大特点。

  社区服务由国家民政部在1987年首先倡导。此后,1986年以来,社区服务发展十分迅速,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广,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民政部的报告,社区服务发展呈现出四方面特征:一是社区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得到拓展。目前,社区服务的项目和内容已基本覆盖了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服务内容已由早期的10多项发展到现在的200多项,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保障等服务项目普遍展开,多种便民生活服务圈不断涌现,社区居民需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二是服务设施和网络初具规模。截至2005年底,我国有城区852个,街道6152个,社区79947个。已建成社区服务中心7804个,各类社区服务设施19.8万个,便民利民网点70.4万个,“星光计划”老年活动之家3.2万个,初步形成了区、街道、社区三级社区服务网络。三是社区服务吸纳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作用突出。2004年底,我国有社区服务从业人员324万人,其中安置下岗失业人员121万人。一批大中型工业企业通过剥离后勤服务和兴办社区服务实体等途径,实现了人员分流,增加了就业岗位,较好地促进了社会稳定。四是社区服务的方式和方法不断改进。全国许多地方在街道层面开展“一站式”服务,一些地方在社区配备了劳动保障、计划生育、卫生保洁、社会治安等协管员,许多城市社区还建立了阳光超市、慈善超市、扶贫超市等扶贫帮困载体,积极为社区困难群体排忧解难。目前,全国60%的城区建有社区管理服务信息网络,有效提高了社区服务的效率和质量[55]

  总体上,我国社区服务主要表现为社区公共服务占主导,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区服务设施数量不足,功能单一,总体水平不高;二是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区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投资主体不明确,资金总量不足,缺口较大;三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针对型、可操作性等等[56]。为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2006年我国国家发改委和民政部联合出台了第一个关于中国社区服务体系的国家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每个街道基本拥有一个综合性的社区服务中心;每万名城镇居民拥有约4个社区服务设施,每百户居民拥有的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70%以上的城市社区具备一定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手段。为此,中央将安排预算内投资6亿元和福利彩票公益金1.3亿元,支持社区服务体系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建设约3000个示范性的综合性社区服务设施。

  三、中国社会企业最佳实践剖析:三个案例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的发展,中国逐渐出现了类似社会企业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政府、社会和企业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为公民提供服务做出了努力。下面介绍三个最佳实践的案例,分析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空间和路径。这三个组织分别是“农家女”、“大连公共服务社”、“上海罗山市民会馆”。三家组织在提供公民参与能力,帮助弱势群体重新融入社会上作了大量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关注。

  案例1: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是一个以促进农村妇女发展为总目标的非政府组织。该中心围绕中国农村妇女自我赋权与发展,以公民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为切入点,运用参与式的组织手法,开展了大量的项目与活动,现已发展成为一个集“扶贫与发展、传媒与出版、研究与推广”于一体的非营利性机构。中心下设办公室、发展部、项目部、财务部、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和打工妹之家等。

  (一)发展脉络。

  农家女的发展有一个时间脉络,首先是《农家女百事通》,然后相继建立打工妹之家、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最后建立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1、《农家女百事通》杂志。该杂志创办于1993年1月。杂志通过一系列综合性项目为农村妇女参与社区发展创造了机会。后更名为《农家女》杂志。《农家女》杂志(原《农家女百事通》杂志)是中国惟一一本面向农村妇女发行的月刊。读者对象是16至45岁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农村妇女。杂志一直坚持以独特的社会性别视角关注中国农村妇女的前途和命运,记载中国农村妇女前进的足迹,传播以妇女为本的发展理念,提供生产经营、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

  2、打工妹之家。由《农家女百事通》杂志创办于1996年4月。这是国内第一家打工的组织,打工妹之家,提供法律自主、信息咨询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他们编写了近20本妇女丛书,召开了全国的会议,引起媒体和政府的关注。

  3、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该校是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创办于1998年9月。学校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是靠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来维持。启动资金来自于2000年7月美籍华人陶艺家储荟芸女士的义卖活动。储女士将自己在中国精心制作了3年的陶艺作品全部义卖所得的32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农家女学校,作为“农家女助学基金”的第一笔启动经费,资助全国贫困地区的大龄辍学农村女孩子到学校免费进行3个月的短期学习和培训,快速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能,培养她们的自信、自立、自强意识,帮助她们自立于社会。截至2004年7月,这笔捐款已经扶持了来自四川、陕西、宁夏、甘肃、河北、河南等贫困地区6期培训班的120名农家女学员。其中,一部分学生已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回到家乡的那些学员生活也大都有了改变,有的在县级部门当了打字员,有的当上了乡村女教师,继续关爱别人。学校校长吴青女士个人也捐款5万美元,用于该校的发展。

  4、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2001年8月,成立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该中心是一个以促进农村妇女进步与发展为目标,集“扶贫与发展”、“培训与赋权”、 “传媒与推广”于一体的非赢利性机构,负责统管打工妹之家和农家女学校的工作,以及农家女机构所有项目的运作。

  (二)主要实践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理念是“送你一颗果子,只能享用一次; 送你一粒种子,可以受用一生”。宗旨是“为中国农村妇女,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提供信息、培训和服务,提高她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农村妇女自我赋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为农村妇女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坚持与中国农村妇女一起创造自我赋权与发展的机会。关注贫困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为她们提供再教育与培训的机会。拓展流动女性人口的发展空间,提高流动女性的生存质量,维护流动女性公民权利和劳动权益。发挥媒体优势,扩大社会影响,调动社会资源,推动政策改善。”

  农家女关注的领域包括:农村妇女社区参与能力、农村妇女参政能力、农村妇女生命危机干预、农村妇女的生殖健康、贫困农村妇女的生存质量、大龄辍学女童再教育、女性流动人口公民权利和劳动权益、女性流动人口发展空间。农家女中心开展了农村妇女扫盲项目、预防农村妇女自杀项目、农村妇女参政项目、大龄辍学女童助学金班项目、家政服务员支持网络项目、打工妹维权小组项目、农村妇女参与用水协会项目、社区服务站项目和奥普拉天使基金捐赠图书项目等。

  通过服务与实践,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探索农村妇女发展服务机制的创新,从工作中总结经验,先后编写了《少女青春期读本》、《农村妇女生命危机干预手册》以及多套扫盲教材,并出版了《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户籍制度与女性流动》等近20本农村妇女发展研究丛书。此外,中心还不定期针对农村妇女面对的各种问题,组织调查研究小组,并就调查结果形成议题,召开各类专题研讨会,形成政策建议,引起媒体与政府关注。此外,农家女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还举办农村妇女发展与对策研讨会,打工妹权益问题研讨会,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研讨会,以及其它针对各项目议题的座谈会和新闻发布会,利用自己的农家女网站和通讯《种子》等媒介,使关心农村妇女的各界人士和捐助者、支持者,可以迅速清楚地了解中心的工作进展和成果。

  农家女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亚洲基金会、美国大使馆、爱尔兰大使馆、日本大使馆、德国大使馆、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促进全球扫盲组织和环球妇女基金等给中心提供了发展资金[57]

  在项目实施上,“农家女”则采取将国外NGO的常规做法与项目实施地的实际充分结合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农家女”与合作伙伴的自身优势。对于每个项目,“农家女”通常会根据国外的经验及组织理念向合作伙伴提出具体的要求,随后会听取合作伙伴的修改意见,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做必要修正。通常,修正是在关注项目受益人群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小额贷款项目,各地的实施细则各有特色,但大的方针与原则,如财务管理、报告制度、项目目标等不能改变。

  2006年2月22日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召开,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获得2005年最具责任感企业奖,主办方认为:自1993年开始,随着《农家女》杂志的出版发行,通过一系列综合性项目为农村妇女参与社区发展创造了机会,他们创办了国内第一所面向农村妇女16-20岁辍学女童就学培训掌握一项技能,他们还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打工的组织,打工妹之家,提供法律自主、信息咨询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他们编写了近20本妇女丛书,召开了全国的会议,引起媒体和政府的关注[58]

  案例2、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

  根据实际需要,1999年底,大连市开始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面到包括下岗、失业职工和其他经济贫困者。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大连市遇到的最关键、最棘手的问题是收入测算和对保障对象的资格认定。一开始,与其他城市一样,大连市遵行了一般做法,即先对申请者进行家庭收入调查,然后对调查符合条件者在社区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但实际操作下来发现,这种办法在两个环节上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一是调查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难以保证客观,二是居民对张榜公示不一定关心或即使关心也不一定对被公示者知根知底。因此,一批远远超过保障水平的申请者(特别是下岗失业人群中的隐形就业者)通过了调查和公示关,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城市低保政策救济了一些富人,引起社会不公平感,居民们的反映十分强烈。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了城市低保政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而且也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200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保障课题组与大连市民政局组成了大连市最低社会保障合作研究课题组,经过深入调研,针对大连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有劳动能力但不在岗的低保对象的自组织(后命名为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通过组织网络解决困难群体资格甄别、生活保护、增能增权(empowerment)、潜能开发、促进就业等一系列目标[59]。2000年7月到2001年5月,社区公共服务社在大连市西岗区工人村街道进行了10个月的试点。10个月内,该服务社共吸纳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147人(全街道社区低保人员540人,有劳动能力147人)。其中,甄别和自动退社31人,找到新的工作岗位35人,留在服务社81人。试点的政策效果超出了民、官、学各方面的预期。

  (一)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作用

  第一,有效地强化社区低保制度的筛选机制,甄别了低保对象中有隐形就业和隐形收入者。工人村社区公共服务社在10个月内甄别和自动退社的低保户达31人,甄别率达到收入调查和公示过关者(147人)的21%,政策效果十分显著。因为隐形就业者不可能坚持参加公共服务社的活动,只能自觉自动退社。同时,这种机制也为试图搭车者设置了警示,具有隐形就业的失业人员综合评价后就会大大减少提出低保申请的可能。

  第二,促进了领取低保津贴的下岗职工和失业者的再就业。通过参加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公益或有偿劳动,工人村公共服务社有35人在劳动中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再就业比率达到筛选后人数(116人)的30%。而2002年以后,一些社区公共服务社开始筹建社员的经济互助合作小组,志同道合的社员团结在一起自我创业,开办粮油店、编织站、物业管理、洗车行等经济实体,进入社区服务行业,为广大社员在社区实现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开辟了方向。

  第三,为低保对象提供了精神保障。公共服务社使下岗失业者中难以重新就业的弱势群体有了组织归属感,共同的活动(仅2001年1月底至4月,试点单位大连市工人村街道社区公共服务社社员参加各种集中性公益活动和公共服务50余次,出勤率平均达80%以上)不仅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助,而且维护了社员的心理和人格健康。2001年8月对留社的81名社员的问卷调查表明,超过90%的社员参加服务社后走出家庭,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没有1名社员认为服务社带来了精神上的不快。

  第四,促进了社区团结和基层稳定。一方面,低保对象通过参加一定量的公益劳动和公共服务,重新参与了社会并与社区其他成员实现了互动,从而赢得了社区其他居民的重新认识和尊重。另一方面,由于实现了组织自动甄别,避免了管理人员人为资格认定带来的激烈冲突,从而有效改善了低保对象与低保制度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为工人村街道试点的成功,2001年6月,大连市政府发布40号文件,社区公共服务社在全市推开,并将其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注册。到2002年6月的统计,大连市全市区85个街道全部成立了社区公共服务社,下辖548个社区公共服务站,领取最低保障津贴的下岗失业人员4万多人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社的社员。2002年接近50%的社区公共服务社开展了有偿劳动,参加劳动的社员每月增加70-270元的收入[60]

  经过5年多的实践,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已有十多个城市的民政部门组团考察了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更多的城市借鉴了大连市的经验,改善了城市低保工作的组织和管理。

  (二)公共服务社的主要做法

  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主要做法有四个内容:

  1、由居委会通过入户调查、摸清辖区内所有低保对象个人和家庭情况的基础上,编制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登记表。

  2、在街道和居委会建立社会公共服务社和社区公共服务站,组织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公共服务,每周2-3次。每次活动均要签到,一个月内累计三次无故不参加活动者,视为自动放弃最低保障。

  3、维权增能,公共服务社为全市社员提供法律知识、劳动技能培训和岗位实习,提高社员的社会竞争和市场竞争的能力。

  4、培育经济互助组织,帮助社员自助就业或在社区其他岗位实现再就业。

  案例3、罗山市民会馆。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管理的浦东新区罗山市民会馆,是上海市首家采取公有民营托管方式的非营利组织,建立至今已有十个年头。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以街道为主体,设有社区服务中心。罗山市民会馆属于利用国有资产建立的一个新型社区公共服务机构,和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相比,在设置目标、项目选择、人员聘用、财务管理、运营机制以及和政府关系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罗山市民会馆遵循非营利组织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宗旨,对于社会公共财产和社会公共设施功能的管理机制做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

  (一)贴近市民的服务项目

  罗山市民会馆自创办以来,会馆本着“真真切切的服务、实实在在的关怀”这一社区服务理念,将会馆建设为一个当地居民进行社区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享受公共福利服务的开放式的社区公共场所,成为当地居民人格养成的课堂, 人伦实践的场所, 人际交往的学校,社群合作的舞台。目前,会馆开设有四大类近五十个服务项目(见表3)。

  表3:罗山市民会馆的服务项目    

项目

内容

(一)生活服务

包括老人院、假日托儿、寒暑托班、志愿者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社区食堂、居家护理、生活日用品调剂等等。

(二)文化教育

包括再就业培训指导、青少年素质教育、老年社区学校、图书阅览租借、军地两用人才培训等等。

(三)求助咨询

包括市民生活求助、建立志愿者工作室、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社保咨询、生育咨询、医疗保健咨询、110联动等等。

(四)体育娱乐

包括健身房、体育比赛、户外健身、家庭运动会、评弹、纳凉晚会、歌咏会、拳操、老年运动会等等。

  资料来源:华爱,《从罗山市民会馆看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在“以人为本”观念引导下,罗山市民会馆在规划、组织、融资和管理实施方面不断创新,追求完美,开设的服务项目受到社区居民的普遍欢迎,十年来,每年参与会馆活动的市民高达20多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两头兼顾的管理措施

  罗山市民会馆由上海青年会托管,管理上执行的是非营利组织的人事选聘和财务核算制度。罗山市民会馆正式员工5人,常年津贴的非正式员工(包括小时工、半日工)20人,每年志愿服务人次超过1万人次。作为一个财务上自负盈亏的公共服务机构,需要在社会效益与收支平衡方面两头兼顾。早在1999-2000年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非营利评估研究小组帮助下,建立了项目核算制,在上每个项目之前,先根据项目的运营性质和运营成本进行测算,分为无偿、亏大于盈、盈亏平衡、有微利等4 个类别,力争通过项目组合的结构性选择,以达到财务平衡或者接近平衡。这种先测算、再规划、再操作的运营管理原则,使我们在运行中减少了盲目性,在收支平衡前提下取得了会馆的运营效益。

  目前,会馆每年运营的资金达120万元,其中60%来自会馆运营收入;30%来自浦东社会发展局对999热线的拨款;10%来自社会捐款。会馆运营的成功经验就是克服了一般公益性社会服务团体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摇摆不定、顾此失彼的窘境。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还将罗山会馆的项目核算经验运用到华爱签约托管的浦西5个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均获得成功。

  (三)广泛稳定的社会联系

  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与社会的认同,罗山市民会馆在稳固与政府及社会各方的关系上不断探索新的模式:

  1、政府与社团签约,依法规定双方权利、义务,形成协同合作的稳定关系。

  2、建立由基层政府、街道- 居委会、青年会、市民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作为会馆的决策机构。管委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业务方面由会馆的执行主任负责,管委会不加干预。

  3、政府对会馆公共设施的更新、添置负责。会馆开张时,政府通过浦东社会发展基金会对会馆设施投资90 万元; 1998-2000 投入11 万元; 2003年,政府以福利彩票基金承担了会馆的装修费用。作为签约方,政府对会馆的资金使用进行严格控制、监督。这一创新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自办社区服务无偿划拨、不计成本的做法。

  4、99市民求助热线原是浦东新区全额拨款的政府项目,后将它托付给罗山会馆管理运作,由政府提供全额资金每年40万元。罗山市民会馆的存在,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认识的产物,是政府对社区公共服务管理方式的转变。罗山市民会馆托管模式,将原来的政府行政功能划分为服务规划者与服务生产者两个角色,政府承担前者,社团充任后者。由社团力量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生产,让政府从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这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调动与整合了社会资源,而市民需求也得到很好的满足[61]

  从以上三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社会企业的发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些探索至少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一是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农村妇女、城市低保人群都是弱势群体。二是充分动用社会资源,提高公民的发展能力,在政府、社会、企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不断积累社会资本。比如社区公共服务社组织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公共服务,“农家女”则组织农村妇女参与社区发展。三是逐渐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在确保实现社会目标的同时,注意提高项目的运行效率,即兼顾社会性和企业性。比如罗山市民会馆对项目的运营性质和运营成本进行测算。

  四、从第三部门到社会企业:空间和路径

  关于社会企业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研究者们还有不同声音。对任何制度和机制的学习和借鉴,始终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因此,本文赞同对社会企业的概念、模式和性质等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避免盲目地进行制度移植。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西方社会企业的兴起对完善中国民间组织的管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第三部门发展面临的问题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五个方面:

  1. 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法制化管理

  从立法角度来看,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部门规章。目前,我国规范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三大条例,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均为行政法规,还没有全国人大通过的相关法律。另外,一些不合理的条件也妨碍了非政府组织的民政登记。比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社会团体“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而在资金规模上,“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以上活动经费,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大部分非政府组织的初始规模都较小,资金也非常紧张,不易达到登记的要求,使得一些小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环保公益事业性的非政府组织被扼杀[62]

  2. 职能定位模糊,存在双重管理体制的困境

  我国现有的NPO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传统的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转制而来,尤其是一些层次较高、规模较大、群众基础较好的群众团体,比如工会、妇联、共青团、残联等,在历史上形成了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它们虽然标榜自己是NPO,有正规的组织机构和机制,以其非营利性的活动服务于公众,但它们在人员构成、组织管理和运行方式上都是政府性的。”换言之,现有的NPO有大部分实际上是官方色彩很浓的准行政组织。由行政组织来提供社会公共物品和服务,它们与消费者之间必然存在地位的不对等性。而这种官方性的民间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也是如此(至少在思想意识层面上就具有这种不对等特性)。因此,办事拖沓、纪律松散等问题就普遍存在于这一组织中。同时,缺乏专业人员加盟,组织服务的业余性也严重影响了NPO提供服务的质量[63]

  3. 整个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的认知程度和信任度还比较低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2004年底,我国每万人拥有非政府组织数2.2个,而其他国家则要比我国高出很多。如法国已超过110个、日本近100个、美国超过50个、阿根廷超过25个、新加坡达到14.5个、巴西为13个。这说明我国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认知程度还比较低。另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非政府组织缺乏了解,甚至存在不信任的现象。

  4. 各类非政府组织、合作社等的布局存在不合理

  分地区看,非政府组织在东部地区较为集中。分城乡看,非政府组织主要局限在城市,广大农村和贫困落后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分行业看,民办非企业单位存在向教育和卫生行业集中的倾向,而在公益性行业如社会中介服务业、法律服务业等领域数量偏少。而在农村专业合作社上,发展较好的省有河南、山东、四川、辽宁、吉林等省,浙江、福建等省已制定规划全力推动,一些地方还处于起步阶段。

  5. 普遍存在志愿失灵问题,第三部门的发展能力较弱

  志愿失灵是西方NPO发展到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NPO的发展中也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主要包括:资金不足问题;组织目标狭窄的问题;官僚、家长作风腐败问题;资源缺乏;组织人才资源缺乏。在双重管理困境下,这些组织的主动性、创造性很差,也没有服务意识和应变创新能力[64]。清华大学NPO研究所的王名等人的调查资料显示,约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因为没有获得合法的身份、合法的保障,所以这些NGO中相当一部分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境外的支持。在财务管理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法规要求,所以存在很多的问题。另据调查,我国NPO在实施项目,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普遍面临着活动场所与办公设施难以到位的情况。NPO的组织人才资源也极为缺乏。由于NPO本身的特殊性质,它们在引进人才时也强调志愿性的服务而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因此很难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而只能依靠有爱心的义工来提供业余服务。由此导致了组织活动的无效率以及组织管理落后、管理能力水平底下等问题。目前,国内NPO的活动能力、管理组织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应对国际环境的交流沟通能力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二)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发展战略

  西方社会企业的发展经验表明,社会企业成功因素包括:(1)要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具备专业和商业管理的技巧;(2)除了对社会弱势群体具有同情和包容外,还必须对这些群体给予合理的期望,鼓励他们贡献社会,发挥所长,以此帮助他们增强能力,真正融入劳动力市场。(3)公众认可并支持社会企业;(4)政府适当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防止社会企业过分依赖政府从而影响它们的竞争力,避免中小型企业和相关职位被取代。当前,我国社会急剧转型期,大量社会问题突现,产生了不少的弱势群体。如何消除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关乎和谐社会的构建。西方社会企业的实践表明,社会企业的发展与社会创新结合在一起。通过社会创新,社会企业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模式。因此,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可能路径。

  具体而言,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战略应当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 建立和健全法律法规

  制定专门的法律以规定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职能、作用和组织形式。制定NGO组织的法律最起码应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应明确谁来监管、如何监管以及政府如何支持等;同时,在构架新的法律框架时应建立三级登记管理体制,即登记、备案、公益性认定。二是实施公益优惠税制和财政支持制度,特别对那些经过认定的公益法人组织应实施减免税,鼓励社会募捐,通过政府委托对公益组织提供财力支持。三是取消双重管理,统一监管体制。取消双重管理,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现行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行使的职能统一起来。

  2. 改革社会管理体制

  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彻底完成“政社分离”、“政事分离”,为社会企业营造发展空间。“政社分离”,即政府与社团、非营利组织的分离。当前的步子还很小,很谨慎。主要表现在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至今没有突破,极大地遏制了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使得“官办”NPO缺乏独立性,难以健康发育长大。“政事分离”,即通过国家事业单位的改革,达到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分离。这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大机遇。应该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事业单位改革,构建新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其性质应当是“主要从事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的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盈利组织”,基本特点是非政府(也非“二政府”)、非企业(也非准企业)、非盈利(也非变相盈利)[65]

  3. 建立新型公司合作关系

  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新型公私合作关系,积极开展社会治理。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进行再造,通过服务型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为促进公民参与,实现现代社会权力和权利平衡奠定了基础。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行政改革,要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同样也需要处理好服务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合作问题。因此,要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从制度上明确政府和NPO在社会事务方面的职能和权限。积极转变传统的行政模式和行政职能,切实将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通过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效率政府的构建,与非政府组织形成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为公众提供更为方便、高效和优质的服务[66]

  4. 提高第三部门的效率,推动民间组织的市场化

  政府以采购服务的方式给非营利组织提供财政支持,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和路径,也是经各国实践证明既能有效公平地提供财政支持,同时又能保持非营利组织独立性的良好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一些公共物品的供应职能转移到了非政府组织。它们意识到由非政府组织来承担这些职能会更有效率和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营建了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而且动用国家资源支持非政府组织活动。其资助方式有两种:一是采取拨出部分税收收入的直接资助方式;二是为那些向非政府组织捐款的个人和公司提供减免税的待遇,以及免除审核过的非政府组织税收的间接方式。塞拉蒙的调查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收入是由私人慈善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慈善收入仅仅占总收入的11%,而公共部门的支付却占了非营利组织收入的40%[67]。我国已经于2002年通过了《政府采购法》。但是在目前的实务中,非营利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并没有被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之内。构建良好的机制,促使政府通过采购方式向非营利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已经成为当务之急。需要确定政府需要并且能够从非营利组织购买的公共物品的范围;需要确立政府采购非营利组织服务的原则;需要明确可以适用的政府采购方式;非营利组织的资格审查。确立必要的评估机制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评估,同时对其所承担的提供公共服务的项目进行评估[68]

  5. 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育真正的社会企业家

  广泛动用社会资源,积累社会资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伟大战略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发展社会工作。将社会工作纳入整个社会管理、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的制度框架中,建立一个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实现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治理的格局,是今天我们加强社会建设,进行社会管理的理性选择。在此前提下,第三部门应加强自律,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在人员素质、资金筹集和管理、活动质量及创新等方面加强建设。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提高公信度,促进地方之间的信任和公众之间的沟通;也要不断扩大自身宣传,启发人们接受博爱、慈善、公益的观念,充分利用好志愿者资源,扩大群众的参与。社会企业家成批出现,并发挥更大作用,有赖于政府支持。使政府和企业应更尽责地支持社会企业家们的工作,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通过千上万个基层草根组织和社会企业家互相竞争,又相互合作,形成良好的社会管理格局。

  注释:

  [1]Carlo Borzaga, and Jacques Defourny(edt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 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2][英]查尔斯.里德比特,《社会企业家的崛起》,环球协力社编译,2006年9月,北京,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3]丁元竹,《软实力、社会企业、社会创新》,中国经济导报,2005年1月18。

  [4]DTI, Social Enterprise: Strategies for Success,http://www.sel.org.uk/upload/resource/SESFS.pdf

  [5]杰夫.摩根等,《社会硅谷:社会创新的发生与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5期。

  [6]比如,英国牛津大学萨义德商学院专门建立了斯科尔(Skoll)社会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http://www.sbs.ox.ac.uk/skoll/。由著名的e-bay创始人Jeff Skoll名下的基金会资助建立。中心以成为研究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世界领先学术机构为目标。通过整合全球高端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将社会企业家的发展向前推进,支持和推动全球社会风险投资为社会带来真正的变化。该中心举办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精神世界论坛每年吸引了超过4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而Gordon Bloom教授则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成立了社会企业家精神实验室(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llaboratory) 。该实验室通过座谈研讨的方式,让学生创造和提出发展美国以及世界社会企业家精神的计划。http://www.universitynetwork.org/node/17。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成立社会创新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cial Innovation,),对社会企业进行研究。http://www.gsb.stanford.edu/csi/

  [7]梁唐,“美国的‘社会企业’运动”,《21世纪商业评论》,2006年第1期,总第17期。

  [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社会企业》,刘继同译,载于《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2辑,第197页至218页,2004年1月第1版。

  [9]DTI,Social Enterprise: A strategy for success, 2002. http://www.dti.gov.uk/socialenterprise/pdfs/strategy.pdf

  [10]Carlo Borzaga and Jacques Defourny (edt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 Routledge, 2001.

  [11]《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各界普遍认同发展社会企业》,中新社香港2007年6月1日电,中国新闻网2007年06月02日。

  [12]盛宏寿,《非政府组织: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月第7卷第2期。

  [13] Cited from: Ash Amin, Angus Cameron, and Ray Hudson, The Social Economy in Context, Placing the Social Economy,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2002.

  [14]马仲良、于晓静,《社会经济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人民日报网络版,2006年1月3日,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15]从法人组织结构来讲,社会企业和NPO没有区别。在英国,他们都是“有保障的有限责任公司”。慈善组织如果想注册得到免税资格,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有保障的有限责任公司”,社会企业也是这样。两者的收入都来自两部分:第一,政府或者个人捐款,第二,商业活动收入。不同的是,商业活动占收入的百分比。社会企业可开展的商业活动比例比慈善组织要高得多。

  [16]肖连兵,“社会企业与扶贫新思维”,光明日报,2007年4月10日第8版。

  [17]《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各界普遍认同发展社会企业》,2007年06月02日,中国新闻网。

  [18]伯恩斯坦认为,“社会企业家”的角色是为社会变革做投资,带来爱心、乐观主义、耐心、勇敢,及一种可能成功的能力,他们的成功对整个社会都很重要。伯恩斯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吴士宏翻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105页。

  [19]《香港特首曾荫权表示各界普遍认同发展社会企业》,中新社香港2007年6月1日电,中国新闻网2007年6月02日。

  [20]蔡卓,《社会企业家是否适合中国?》,公益时报,2004年11月24日。2006年7月16日,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举办的“社会企业家与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研讨会”上,来自社区行动参与的宋庆华女士还提出“社会企业家”的三个特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唯一使命;以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完成使命;改变人的思想。

  [21]伯恩斯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吴士宏翻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268页到278页。

  [22]梁唐,“美国的‘社会企业’运动”,《21世纪商业评论》,2006年第1期,总第17期。

  [23]查尔斯.里德比特,《社会企业家的崛起》,环球协力社编译,2006年9月。

  [24]《社会企业总论》,http://www.npo.org.tw:2480/PhilNews/Show_news.asp?NewsID=7154,台湾公益咨询中心。

  [25]丁元竹,《软实力、社会企业、社会创新》,中国经济导报,2005年1月18日。

  [26]王辉耀,《我要做社会企业家》,《商务周刊》,2006年08月24日;胥晓莺,《“打工女皇”吴士宏退出商界忙出书》,《南都周刊》,2006年07月29;《朱永新:一个社会企业家的中国样本》,经济观察报,2007年03月18日。

  [2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社会企业》,刘继同节译,收入《中国社会工作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

  [28]丁元竹,《软实力、社会企业、社会创新》,中国经济导报,2005年1月18日。

  [29]董炯,《社会企业理论风靡全球,保险公司勇担重任》,《中国保险报》,2005年2月4日。

  [30]本文认为,“Social Entrepreneurship”应翻译为社会企业家精神。这是因为“Entrepreneurship”指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行为,这是熊彼特最早提出的。按照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发展是一个“对生产过程进行新的组合”的过程,而企业家(Entrepreneur)正是进行这些新组合的人(Carlo Borzaga and Jacques Defourny(edt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p11)。新的组合包括“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或组织方式、新的生产要素、新的市场关系、新的企业类型”。如果把“Social Entrepreneurship”翻译成公益创业,其重点放在了“Social”上,而忽略了最重要的部分“Entrepreneurship”。作为一种企业类型,社会企业家精神是社会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社会企业家是社会企业的最关键人物。社会企业家的能力和思维直接关系者社会企业的发展。相应的,“Social Enterprise”应该翻译为“社会企业”,“Social Entrepreneur”应该翻译为“社会企业家”。与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家精神,商业企业家对应,本文统一使用三个概念: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家。其中,社会企业家精神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它不是从学术研究中能获知的;也是一种跨学科(包括医药、工程、法律、教育和投资银行、农艺学、环境等)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局限在部门上(医疗、交通、金融、劳动、贸易,等等);它与领导更相关,而不是与管理相关。资料来源:http://www.schwabfound.org/definition.htm?p=101

  [31]伯恩斯坦,《如何改变世界》,吴士宏翻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

  [32]李新涛,《社会企业:慈善的另一种思考》,《中国社会报》,2006年7月10日。

  [33]左玮娜,《社会企业:弱者对自强自立的求解》,《中国社会报》,2006年7月10日。

  [34]《协会举办社会企业家与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研讨会》,http://www.sina.com.cn, 2006年8月11日。

  [35]马仲良、谢启辉,《社会企业与本土化社会管理》,《中国社会报》第8 版,2006年8月16日,

  [36] [英]查尔斯.里德比特,《社会企业家的崛起》,环球协力社编译,2006年9月,北京,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37]《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国际研讨会召开》,光明日报,2006年10月23日。

  [38]杰夫.摩根等,《社会硅谷:社会创新的发生与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5期。

  [39]龚瑜,《NPI能否助推青年公益组织成长》,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26日。

  [40]肖连兵,“‘社会企业’与扶贫新思维”,光明日报,2007年4月10日;“达能:将社会企业进行到底”,光明日报,2007年4月22日。

  [41]王蕴波,《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合法性分析》,《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2]《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民政部。

  [43]胡舒立,《事业单位改革与服务业发展》,《财经》2007年第7期,2007年4月2日。

  [44]范斌,《转型期中国NPO发展的必然性、基本特征及政策选择》,《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

  [45]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网站。

  [46]董峻,《中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已发展各类协会1.4万家》, 2007年05月26日。

  [47]姚监复,《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与问题》,《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论坛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48]吴志雄等,《中国农产品行业协会调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49]《北京市城镇住宅合作社管理办法》(京发[1992]第35号)。

  [50]崔立群,《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中的目标对策》,农民日报,2006年6月12日。

  [51]邹国金,《促进就业税收优惠多》,中国税务报,2007年3月12日。

  [52] 《200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民政部。

  [53] 《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民政部。

  [54]g.marshall,edts.,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1994,p73.

  [55]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就《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有关问题答中国政府网记者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6年07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

  [56]朱剑红,《中国社区服务体系出台了第一个国家专项规划》,人民日报2007年06月03日,。

  [57]http://www.nongjianv.org/web/Html/

  [58]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2005年最具责任感企业颁奖晚会,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获奖理由,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23日,新浪财经。

  [59]葛道顺、杨团,《应当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执行中的治理机制——-兼论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政策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http://www.help-poverty.org.cn/

  [60]葛道顺、杨团,《应当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执行中的治理机制 ——-兼论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政策效果》,中国社会报,2002年1月24日。

  [61]华爱,《从罗山市民会馆看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62]王蕴波,《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合法性分析》,《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63]朱丽霞,《转型社会NPO 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探析》,《沙洋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64]马飞翔,《加入WTO与中国NPO的发展》,《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65]范恒山,《着力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司,《经济日报》,2004年4月13日。

  [66]王丽,《寻求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服务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创新合作》,《行政论坛》,2004年9月总第65期。

  [67]林燕凌,《试论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及勃兴动因》,《兰州学刊》,总第251期,2004年第5期。

  [68]金锦萍,《政府采购非营利组织服务的机制》,中国社会报,2007年2月1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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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王辉耀,《我要做社会企业家》,《商务周刊》,2006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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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龚瑜,《NPI能否助推青年公益组织成长》,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26日。

  [19]王蕴波,《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合法性分析》,《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0]《200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民政部。

  [21]《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民政部。

  [22]《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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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范斌,《转型期中国NPO发展的必然性、基本特征及政策选择》,《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

  [25]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网站。

  [26]姚监复,《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发展与问题》,《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论坛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7]《北京市城镇住宅合作社管理办法》,京发[1992]第35号。

  [28]崔立群,《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中的目标对策》,农民日报。

  [29]邹国金,《促进就业税收优惠多》,中国税务报,2007年3月2日。

  [30]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就《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有关问题答中国政府网记者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6年07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

  [31]朱剑红,《中国社区服务体系出台了第一个国家专项规划》,2007年06月03日,人民日报。

  [32]朱丽霞,《转型社会NPO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探析》,《沙洋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33]马飞翔,《加入WTO与中国NPO的发展》,《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4]范恒山,《着力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司,《经济日报》,2004年4月13日。

  [35]王丽,《寻求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服务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创新合作》,《行政论坛》,2004年9月总第65期。

  [36]林燕凌,《试论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及勃兴动因》,《兰州学刊》,总第251期2004年第5期。

  [37]金锦萍,《政府采购非营利组织服务的机制》,中国社会报,2007年2月12日,第2版。

  [38]农家女网站,http://www.nongjianv.org/web/Html/

  [39]《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2005年最具责任感企业颁奖晚会,《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获奖理由》,http://finance.sina.com.cn,2006年02月23日,新浪财经。

  [40]葛道顺、杨团,《应当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执行中的治理机制——-兼论大连市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政策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http://www.help-poverty.org.cn/

  [41]华爱,《从罗山市民会馆看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特别指出,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企业发展经验,不涵盖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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