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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优先与特权
作者:李义天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1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4-12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  平等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价值之一。平等的本质不在于将福利或机会等社会资源进行平等地分配, 而在于通过 “平等分配” 的形式, 对那些符合同等条件的行为者给予平等的对待。不同的资源适用于不同的条件。与那些在平等的条件问题上着眼于自然禀赋或社会禀赋的社会相比, 现代社会更加遵循 “敏于抱负, 钝于禀赋” 的原则。尽管如此, 它仍会在某些情况下对部分群体予以优先对待。然而, 只有那些能被还原为 “敏于抱负, 钝于禀赋” 原则的优先机制, 才能作为该原则的特例得到辩护;而那些难以甚至无法被还原为该原则的优先机制, 则更多地表现为不可辩护的特权。
关键词:平等;优先;特权;抱负;禀赋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开篇,威尔·金里卡援引罗纳德·德沃金的观点指出,“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这些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不同类型的政治理论都是‘平等主义’理论”[1]。在他看来,无论是处于现代政治哲学光谱最右侧的自由至上主义,还是处于最左侧的共产主义,尽管对于平等的内容和方式有着巨大分歧,但它们都承认,应当给予政治共同体成员平等的关心和尊重。然而,现代政治实践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平等的理念并未得到严格遵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倒不是因为有人明目张胆地反对平等,而是因为平等主义原则似乎不足以应对所有情况,因此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优先原则来加以补充。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在现代政治哲学框架内,针对平等与优先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看看怎样的优先是可以得到辩护的补充机制,而怎样的优先是不可以得到辩护的特权作风。当然,全部的分析仍需从关于平等本身的理解开始。

  一、资源平等与条件平等

  对平等的向往与渴望,始终是人类政治实践的热切诉求。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平等首先是指分配的平等,其中涉及“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是将各种社会福利(金钱、实物、权力)均等地分配给相关行为者,故又称“福利平等”[2]。“机会平等”是将各种社会资格(身份、地位、职位)均等地分配给相关行为者,故又称“资格平等”。因此,平等意味着行为者所拥有的分配物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数量平等;数量平等是平等的基本含义之一。进一步地,无论分配的是福利还是资格,它们都属于社会资源。所以,结果福利平等和机会/资格平等同属于“资源平等”。从平等的内容来讲,平等就是相关行为者之间的资源平等。

  然而,资源平等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因为资源不是无限度的。除非资源已经丰富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至于可以均等地分配给所有人的程度,否则,对资源的平等分配就总要基于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平等不是对“所有行为者”的平等,而只是对那些符合相关条件的“相关行为者”的平等。所以,“平等”不是简单的“平等分配”,而是通过“平等分配”的形式对那些符合同等条件的行为者给予平等的对待。当且仅当行为者平等地具备了相关条件,他才能够在福利分配或资格分配上(要求)得到平等的对待。这就是说,行为者之间的平等,在本质上,不是他们所获得的资源福利或资格)的数量平等,而是他们所凭以获得资源(福利或资格)的那些条件的性质平等。如果行为者具备同样性质的条件,他们就理应获得同等数量的资源;如果行为者不具备同样性质的条件,他们就不应获得同等数量的资源。数量平等只是性质平等的表面现象,资源平等只是条件平等的随附产物。

  因此,当我们脱口而出“每个公民都应该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这个关于资源平等的命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述一个关于条件平等的命题:“因为他们平等地具备公民身份,所以他们应该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倡导基本政治权利平等的学说之所以重要,关键不在于它分配给每个人以同等数量的权利清单,而在于它首先赋予每个人以同等重要的政治地位。一个行为者正是因为具备了“公民”的身份,从而与另一个同样具备该身份的行为者处于平等的关系,所以才被认为应该在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问题上获得与后者相同的待遇。可见,“行为者应该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其实是“行为者平等地具备公民身份”的函数。前者是否合理,取决于后者是否成立。

  能够进一步证明对平等的研究应当更多地着眼于行为者所平等具备的“条件”而不是行为者所平等享有的“资源”的,还有两条理由。一条理由是,即便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可供平等享有的资源,我们也依然可以承认他们平等地具备某种条件,承认他们彼此处于平等关系,因而值得被平等对待。只不过,在资源匮乏时,这种平等对待无法“兑现”;但只要情况允许,我们就可以通过资源的平等分配而将他们之间因为平等地具备该条件而形成的平等关系加以“落实”。

  另一条理由是,即便针对同一种资源的平等分配,不同的时代或社会也会给出不同的条件。我们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时代或所有社会的人都会像我们这样近乎直觉地认为,“因为他们平等地都是公民,所以他们应该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当且仅当你是本城邦的自由民,你才可以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对于封建领主而言,当且仅当你是本阶层的贵族成员,你才可以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对于资产者而言,当且仅当你拥有一定程度的财富,你才可以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对于将女性排除在外的男权社会而言,当且仅当你是男性,你才可以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对于歧视有色人种的种族社会而言,当且仅当你是白人,你才可以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等等。所以,不论阶层、出身、财富、性别、种族,而仅仅以“公民”这种政治身份作为平等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这在历史上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它究竟把什么东西设定为行为者平等具备的“条件”,从而把哪些人圈定为可以平等享有相关资源的行为者,跟这个社会的基本属性息息相关。前者是对后者的映射,而后者的更迭才导致前者的改变。所以,条件随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事实恰恰说明,“根据什么来平等分配”而不是“平等地分配什么”,才是一个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更具敏感性与本质性的问题。

  况且,条件的内涵虽然一直在变化,但是,当它从所有自由民、所有贵族变到所有资产者,从所有男性、所有白人变到所有公民时,我们从中发现的不仅有社会的变化,还有社会的进步。毕竟,与“自由民”、“贵族”、“资产者”、“男性”或“白人”相比,“公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这说明,在条件与条件之间,除了具体内容的差异,还蕴涵着规范程度上的递进。而我们对平等的讨论,恰恰就是为了通过理解和筛选,谋求更合理的条件,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因为具备该条件而形成更广泛的平等关系,从而可以在更充分的意义上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所以,只要不颠倒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那么当我们讨论平等主义时,当我们试图建立一种规范的平等关系时,平等的条件问题(根据什么来平等分配)而不是平等的内容问题平等地分配什么)将处于突出的位置上。

  二、基本条件与高阶条件

  不同类型的资源适用于不同性质的条件。对于一般的资源,条件相对宽松;对于稀缺的资源,条件更加严格。基本的政治权利(比如,选举/荐举权和被选举/被荐举权)就属于较为一般的社会资源,因此,用以平等分配它们的条件可被称作“基本条件”。相应地,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利(比如参政权和议政权)属于较为稀缺的社会资源,因此,用以平等分配它们的条件可被称作“高阶条件”。

  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社会所设定的“基本条件”有所差异,但无论在哪个时代或环境中,“高阶条件”总会因为用于更加稀缺的资源分配,所以总要比“基本条件”更严格;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复杂化和完善化的产物。所以,即便是在一个以阶层或出身作为基本条件来分配基本政治权利的古代社会,比如古希腊城邦或西欧封建社会,也不是每一位自由民或封建贵族成员都能充分地享有全部的政治利益。类似地,即便是在一个以种族或血统为基本条件来分配基本政治权利的制度安排下,比如纳粹德国或废除种族歧视制度之前的南非,也不是每一名雅利安人或南非白人都能爬到社会结构的最高层。同样地,就算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现代社会里,行为者若要享有更高层次的资源,也必须在具备基本条件的前提下,还要符合某些特定的补充条件。“高阶条件”乃是“基本条件”加上特定的“补充条件”的产物。比如,在现代国家,一般来说,只要你是该国公民,那么你就应该平等地享有国民的基础教育,即同等的成员身份,对应着同等的入学资格和教育质量。[3]但是,对于国民的高等教育,却不能仅仅因为你是该国公民便可以得到平等的对待,而是,当你不仅属于该国公民并且具有足够的分数时(这里不考虑留学生的情况),你才应该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得到平等的对待,即同等的成员身份加上同等的分数档次,对应着同等的入学资格和教育质量。

  正如“基本条件”可能是性别、种族等自然禀赋,也可能是出身、阶层或财富等社会禀赋一样,用来与之共同构成“高阶条件”的那些“补充条件”,也可能属于自然的或社会的禀赋。比如,一个种族主义社会可以规定:只要一个人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雅利安人,即,此人具有1/4的雅利安人血统,他便可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但是,如果他要享有较高的政治权利,就必须具备1/2的雅利安血统;进一步地,如果他想进入这个社会政治结构的最高层,他就必须首先是一个纯种的雅利安人。类似的情况,在强调出身或阶层等社会禀赋的社会里同样存在。出身越纯正,阶层越高贵,才越有资格获得稀缺的社会资源。

  然而,无论什么社会,只要它试图继续运转并且希望更好发展,就必须尽可能多地在符合相关条件的人群之中将那些贤能者选拔出来。因此,就算一个社会是以性别、种族、血缘或阶层为基本条件,甚至就算这个社会的高阶条件依然延续着上述因素,即,以自然或社会的禀赋作为重要的补充条件,它也不能取消另一类更加重要的补充条件,即能力、选择与贡献。因此,一个种族主义社会固然可以规定,只允许拥有1/4的雅利安人血统享受基本的政治权利,只允许拥有1/2的雅利安血统享受更高的政治权利,只允许纯种的雅利安人享受最高的政治权利,但是,在每个层次上,它仍然必须让那些既符合相应血统标准,又有能力去完成任务的人获得较高的职位及较多的社会资源。这说明,一个社会即便在设定“基本条件”时滞留于自然或社会禀赋,但是,当它在考虑“补充条件”从而设定“高阶条件”时,却不得不遵循“敏于抱负,钝于禀赋”的原则。而且,越是涉及高端的稀缺资源,其分配条件越是需要遵循该原则。这是任何人类社会为了自我延续和繁荣而必须采取的策略。但凡抛弃这项原则,而在资源尤其是高端资源的分配中固执于自然或社会禀赋的政治结构或社会结构,最终都在历史的进程中瓦解崩塌,消弭不见。

  与那些在平等的条件问题上着眼于性别、种族、血统等自然禀赋或出身、阶层、家庭等社会禀赋的社会相比,一个相对自由的现代社会更强调能力、选择和贡献,更充分地遵循“敏于抱负,钝于禀赋”的原则。[4]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就基本条件而言,内涵非常单调但外延非常广泛的“公民”概念将承担起奠基性作用。一般说来,如果不考虑变更国籍的情况,那么,行为者都是通过自然出生而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所以,“公民”这种身份仅仅规定着一个行为者与自己所处的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关系。除此之外,它没有对行为者的其他任何方面给出论断。因此,它能够回避性别、种族、血统等自然禀赋方面。即便我们因为它具备“生而有之”的特征而把它列入一种宽泛的社会禀赋范畴,也只能说,与出身、阶层、家庭等其他社会禀赋相比,它是规定性最为稀薄、固定性最为薄弱的一种社会禀赋。这种社会禀赋的主要功能,不是将社会内部的成员分成三六九等,而是将社会内部的成员同外部的非成员区别开来。因此,以“公民”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条件,无疑最大限度地忽略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禀赋差异,因而可以说是最为“钝于禀赋”的表现。[5]

  第二,就高阶条件而言,能力、选择和贡献等抱负方面的因素将占据更大比例和更大分量。在理想情况下,对现代社会来说,除了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是依据“公民”身份这种社会禀赋来分配之外,它应当在其他任何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都尽可能地按照能力、选择和贡献来分配。所以,像等级社会或种族社会那样,在设定高阶条件时继续延续它们在设定基本条件时的做法,即依然(部分地)将自然或社会禀赋当作补充条件,这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在后者看来,应当尽最大可能将禀赋的影响清除干净。所以,一个现代社会的高阶条件,不仅要体现出抱负的权重,而且要比以往社会的高阶条件在这方面体现出更鲜明的权重。现代社会相信,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分配条件从行为者的禀赋转向行为者的抱负,理应是人类社会迈向充分平等的历史趋势与必由之路。

  三、作为平等主义之补充的优先论

  “敏于抱负,钝于禀赋”的原则,其实是现代社会用于衡量分配条件是否合理的原则,反映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平等主义理念。根据该原则,将行为者的自然禀赋或社会禀赋当作条件是不合理的,而只有以行为者的能力、选择和贡献作为条件才是合理的。当然,这条原则在适用于基本条件和高阶条件时,存在细微差异:对于基本条件,它更多强调的是“钝于禀赋”,而不一定诉诸“敏于抱负”;而对于高阶条件,则不仅要一以贯之地“钝于禀赋”,并且要旗帜鲜明地“敏于抱负”。这很可能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基本条件所对应的那些基础性的社会资源,往往被认为是每个人都应当拥有的,既不需要特别考虑他们有什么禀赋,也不需要特别要求他们预先具备什么能力或预先支付什么贡献。而高阶条件所对应的那些较稀缺或高端的社会资源,对行为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具有更宏大、更直接的影响力。所以,人们更希望它们能够被分配到那些拥有同等卓越才华或同等高尚品格的人们手里,而不是那些拥有同等纯正血统或同等高级出身的人们身上。

  然而,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实践的实际情况却是,“敏于抱负,钝于禀赋”原则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在许多分配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在上述原则所设定的条件之外,另行设定一些单独的条件,从而对符合这些单独条件的少数人员或个别情况予以优先对待。本质上,这就是在“敏于抱负,钝于禀赋”原则之外“开口子”。因而从现象上讲,它无疑表现为这样或那样的“敏于禀赋,钝于抱负”的情形。此类情形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辩护,那么,它们就可以被归属为“优先论”的“特例”;但如果它们无法得到合理的辩护,那么,它们就只能从可以得到辩护的“特例”沦为无法获得支持的“特权”。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看到的“爱心通道”。所谓“爱心通道”,是专门为老人、幼童、病患和残障人士等因为生理状况而行动不便的人群单独开辟的入场途径。一般来说,对于“通过安检而进入候机(车)楼”的资格,是按照“先来后到”的条件来进行分配的,即先到达的人先进入,后到达的人后进入。通常情况下,当且仅当在同等时间到达机场(车站)的人,才有资格在同等时间进入。至于“谁先到达”、“谁后到达”,更多的是跟行为者选择的出发时间、行进路线和交通工具有关,因而更多的是跟他们的“抱负”有关。就此而言,以“到达机场(车站)的时间”作为分配上述资源的条件正常通道),确实体现了“敏于抱负,钝于禀赋”的原则。

  然而,爱心通道的出现似乎颠覆了这条原则。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允许老人、幼童、病患和残障人士等优先进入的爱心通道,是依据行为者的生理状况来分配资源的。毕竟,老人的“高龄”、幼童的“低龄”、病患人士的“病痛”,以及残障人士的“生理功能缺失”,均属于一个行为者无法控制的、处于其能动性之外的自然禀赋或自然要素。因此,爱心通道的设立似乎就是“敏于禀赋”的———它没有仅仅考虑行为者的到达时间,而是对行为者的自然或生理状况给予敏锐关注,并作出积极响应。可见,与“敏于抱负,钝于禀赋”的立场相反,即便是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现代社会中,建立在一种据说是“敏于禀赋,钝于抱负”的优先论基础上的资源分配行为也是依然存在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敏于禀赋”的优先论情形中出现的“禀赋”,与那些普遍存在于等级社会或种族社会、从而遭到平等主义反对的“敏于禀赋”的情形所指称的“禀赋”,在内容上不是一码事。尽管它们都意味着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自然要素或社会要素,但前者涉及的禀赋却是消极性的,体现的是行为者身上的某些弱项和劣势(老弱病残的生理劣势)。因此,优先论采取的“敏于禀赋”原则,实质上是对一些有所匮乏的生理状况或社会处境的关注与回应。而后者则恰恰相反。当平等主义批判等级社会或种族社会的“敏于禀赋”原则,从而提出“钝于禀赋”的要求时,它们所列举的都是积极性的禀赋,体现的都是这些行为者的各种强项和优势。尽管我们可以说,性别、种族、容貌等自然禀赋以及出身、阶层、财富等社会禀赋其实无所谓“优势”、“不优势”可言,但在人类历史上,它们确实曾经(甚至在某些地方依然)“被当成了”优势。一个等级社会或种族社会主张“敏于禀赋”,就是要敏感于这些优势。相应地,一个相对自由的现代社会提倡“钝于禀赋”,针对的也是这些被看作优势的东西。后者之所以在设定分配条件时规避它们,除了是因为它们无法反映行为者的能力、选择或贡献之外,更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虚假的优势”。

  不仅如此,在优先论的情形中,作为分配条件的禀赋与有待分配的资源之间的关系,也同等级社会或种族社会及其平等主义批判者所理解的两者关系,存在根本的差异。因为,在优先论情形中,资源的分配不仅“敏于禀赋”,而且是以一种“反比关系”的方式“敏于禀赋”。也就是说,禀赋越弱,则越多优待;禀赋越强,则越少优待。因此,与那些年富力强、正常健康的行为者相比,老人、幼童、病患和残障人士等行为者会因自己较弱的禀赋而获得优先通行的资格。但是,如果遇上了更严重更危急的病患,那么,一般的老幼病残则必须允许前者更优先通过,因为前者具有更弱的禀赋。所以,考虑到这类情况,有的机场(车站)不仅设置“爱心通道”,甚至会设置“绿色通道”,以保证禀赋更弱的行为者获得更优先的对待。相比之下,一个等级社会或种族社会所提出的“敏于禀赋”,则是在作为分配条件的禀赋与有待分配的资源之间建立了一种“正比关系”:禀赋越强,则越多优待;禀赋越弱,则越少优待。因此,那些具有较高级禀赋的人群(比如白人、雅利安人、贵族子弟),被认为在资源分配中应当优先于那些具有较低级禀赋的人群(比如黑人、犹太人、平民子弟)。对于这种“正比关系”,现代社会的平等主义者的理解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但无论如何,等级社会或种族社会的“敏于禀赋”绝非一个优先论概念。因为,它跟现代社会所支持的“敏于抱负”一样,都是对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资源分配的一般安排,而不是在这种“一般安排”之外针对个别特例的优先考虑。所以,它们反映的都是分配条件与分配资源之间的正比关系。然而,只有在这种正比关系不足以合理设定资源分配的条件,从而不得不诉诸资源与分配条件之间的反比关系时,此时所给出的原则才属于优先论的范畴。

  因此,“敏于抱负,钝于禀赋”表达了现代社会的平等主义主张,而“敏于禀赋,钝于抱负”则反映出该社会的优先论理念。现代社会在确立了平等主义原则之后,还要关注那些作为弱项和劣势的自然或社会禀赋,从而提出相应的优先论要求,这实质上是对自身原则的一种补充和修订。因为,“敏于抱负,钝于禀赋”蕴涵着一个关于能动性的预设,即每个人都具备实施抱负的生理条件和社会条件,他们始终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和贡献。但事实情况是,并非所有人在所有情境中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恰好处于能够实施抱负的生理条件与社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行为者实施抱负的能力乃至他所实施的抱负本身,至少部分地(但绝非无关紧要地)是由他所无法控制的外部世界赋予他的自然禀赋或社会禀赋定义的。因此,仅仅按照表现出来的抱负来分配,我们就会忽视实际上处于这些抱负背后的禀赋,进而只会“毫不留情地”对那些长期或暂时身处禀赋匮乏状态(从而在抱负上表现糟糕)的行为者给予较差的待遇。看起来我们是在严格地根据抱负来分配,但实际上我们仍然受到了抱负背后的禀赋的干扰。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现代社会有必要对行为者的禀赋尤其是那些作为弱项或劣势的禀赋抱以敏感的态度并做出积极的回应。因为,正如一个人不应当因为自己的“优势”禀赋而获利一样,他也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劣势”禀赋而受损。无论是“优势”禀赋还是“劣势”禀赋,都属于抱负之外的因素。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削弱它们,降低其权重,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既不会过度地重视优势禀赋,也不会过度地忽视劣势禀赋。因此,现代社会之所以优先对待那些具有劣势禀赋的行为者,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开始以禀赋为条件来分配资源,而是因为它依然坚信,一个人不应当因为自己能动性之外的原因而受损,一个社会不应当根据行为者抱负之外的因素来分配。当有人因劣势禀赋而处于不利地位时,现代社会首先要求从制度上予以矫正,消除这些禀赋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它们对“抱负”的消极扰动,因而表现为资源分配上的优先对待。可见,现代社会的优先论所遵循的“敏于禀赋”原则其实与平等主义所遵循的“敏于抱负”原则并无矛盾。毋宁说,前者恰好是通过敏于“(劣势)禀赋”的干扰作用,并尽可能地借助某种优先安排而排除这种干扰作用,以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能更加严格、更加完善、更加敏锐地根据“抱负”来进行的。可见,这样的优先论其实是平等主义的预备和补充,可以被还原为平等主义的组成部分。

  四、优先何以成为特权?

  无论优先论更多地是充当平等主义的预备还是补充,如前所述,它本质上仍是在“敏于抱负,钝于禀赋”的原则之外“开口子”。只不过,上述论证试图表明,它可以是一种合理的“开口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构成优先特例的却不仅限于“爱心通道”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对其他同样可能被贴上“优先论”标签的立场予以进一步区分,搞清楚哪些是合理的优先,哪些又是不合理的优先。前者可以继续在平等主义的框架得到辩护,而后者则随时可能堕落为特权。

  通常,在现代社会看来,只要基本条件是“敏于禀赋”而不是“钝于禀赋”的,就会导致特权。相应地,只要高阶条件不是“敏于抱负”而是“钝于抱负”的,也会导致特权。所以,任何强调自然禀赋或社会禀赋的等级社会或种族社会都是特权的策源地。它们从一开始就是搞特权的,而不是搞平权的。正因如此,现代社会才会要求“反其道而行之”:在基本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地“钝于禀赋”,削弱甚至消除任何禀赋的影响力,而诉诸“公民”或“人”这样的“薄”概念;在较稀缺的高级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则尽最大可能地“敏于抱负”,提升行为者的能力、选择和贡献的权重,甚至列为唯一值得考虑的“厚”因素。然而,特权问题如果这样单纯,那么随着现代社会取代那些强调出身血统、阶层等级、性别种族的前现代或非现代社会,问题就应该消失。人们可以说,现代社会即便还存在特权现象,也是未能将“敏于抱负,钝于禀赋”原则贯彻到底的历史残留只要完善现有机制,坚持上述原则,问题就足以解决。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真正在现代社会引发争议从而构成问题的,不是那些它本来就反对的封建特权或种族特权,而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优先论立场的近似物或衍生品。让我们仍以机场(车站)通道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如前所述,“爱心通道”尽管看起来是对部分行为者采取一种“敏于禀赋,钝于抱负”的优先对待,但它所蕴涵的“敏于禀赋”不是敏于所有禀赋,而是敏于那些作为弱项或劣势的禀赋,亦即敏于行为者身上并非因自身缘故而造成的弱项或劣势作为自然过程的幼稚或衰老,天生的病患或残疾)。这些东西处于行为者能动性之外,干扰了行为者抱负的真实展现。爱心通道的设立就是为了降低禀赋的影响,缓解禀赋带来的损失。换言之,“敏于禀赋”的实质是为了“钝于禀赋”,并最终在社会整体层面上更好地“敏于抱负”。所以,爱心通道虽然确实不同于正常通道,但它却是正常通道的合理补充。

  与之相比,急客通道则没有做到“敏于抱负”。所谓“急客通道”,是机场(车站)为那些临近航班(或车次)出发时刻之前才赶到的人们单独开辟的快速通道。显然,作为用于分配“进站资格及其便捷性”这项资源的一种优先机制,急客通道并未考虑行为者的性别、种族、出身或阶层,亦即没有“敏于禀赋”。但问题在于,它同样也没有“敏于抱负”。因为它仅仅关注行为者是否晚到,而没有进一步地关注他是否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晚到。正因如此,这种优先机制才引发争议。反对者认为,对于一个身心健全的正常行为者来说,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计划和选择,在较为宽裕的时间条件下提前到达机场(车站)。即便在前往机场(车站)的途中可能出现糟糕的交通状况或其他难以预料的情形,也都属于行为者能够考虑得到也应当有所考虑的方面。所以,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行为者的恰当做法应该是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计划,选择更充裕的时间出发,而不是把自己晚到的原因归结于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把自己从普通的“旅客”变成“急客”的行为者,其实都是自身不恰当的抱负因素使然。所以,不去敏感地考察这方面因素,而仅仅因为他们晚到便为其设立单独的优先通道,这样的资源分配机制是典型的“钝于抱负”;它使得那些本应由于自身抱负的缺失而获得较少资源的行为者并未遭受损失,他们不仅没有付出代价,反而可能得到额外的优待。因此在本质上,它赋予了这些行为者超出“敏于抱负”原则之外的分配特权,成为一种不尽合理的优先机制。虽说设立急客通道的本意确实为了那些主要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外部不可控因素而晚到的行为者提供方便———在这个意义上,它非常类似于爱心通道的作用———但是,它也因此留下了漏洞,使得那些因为自身原因而晚到的人能够“搭便车”。当然,我们不能说后者必定是心术不正的特权主义分子,也不能说这种“搭便车”状况就对社会平等造成多么不可容忍的破坏,但是,与那些老老实实地作出计划安排,并且规规矩矩地在正常通道里面排队的人相比,这些晚到的行为者毫无疑问仍然享受了一种特权。

  急客通道所揭示的特权现象还属于程度较轻的层次。因为,它赋予那些晚到行为者的特权虽然在道理上难以辩护,但在情感上却可以理解。况且,这些行为者也不是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而取得这种特权的。所以,作为一种优先机制,急客通道的设立更多地基于人之常情,而不是基于社会地位。相比之下,所谓的“要客通道”、“会员通道”或“头等舱通道”的争议性可能更大一些。因为,这些优先机制全都建立在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上,反映的是行为者的阶层甚至阶级属性。所以,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是以行为者的社会禀赋为条件的———它们似乎更多的是一个人事先拥有的那些政治或经济特权在出行过程中的再次反映。当然,可以假定说,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要客、会员或有能力购买头等舱,是他自身努力、选择或贡献的结果。因此,与那些仅仅因为出生在一个拥有高贵等级、特殊身份或巨大财富的家庭而获得相应地位的人不同,他所享有的阶层或阶级属性并非先天的社会禀赋,而是后天的抱负所得。但问题在于,这个假定本身非常可疑。因为我们很难从经验和技术上立刻证明,眼前这位身居高位者或财大气粗之人必定是通过自身抱负而获得当下社会地位的。除非找到恰当的甄别机制,否则不能断定,根据其现有的社会地位而给予其优先待遇是一种符合“敏于抱负”的做法。相反,这种分配机制更接近“敏于禀赋”,而不是“敏于抱负”。

  如果说“急客通道”不能证明自己是“敏于抱负”的(因为它有可能钝于抱负,尽管还不至于完全敏于禀赋),而“要客通道”或“会员通道”不能证明自己是“钝于禀赋”的(因为它有可能敏于禀赋,尽管还不至于完全钝于抱负),那么,还有一种通道则既不能证明自己“敏于抱负”,也不能证明自己“钝于禀赋”。这就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关系通道”。急客通道或要客通道也许还属于某些明确规定的公开机制,但关系通道则是一种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具有明显私人化特征的潜规则。它所考虑的根本不是行为者的选择或贡献,而仅仅是该行为者与“我”之间的关系。亲密的尤其是伴有血缘的社会关系,显然将得到更多地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系通道基本上背离了“敏于抱负,钝于禀赋”的分配原则;它根据行为者之间的私人关联(其中不可避免地大量包含作为社会禀赋的私人关联)来对资源进行优先配置,体现出更为强烈的“敏于禀赋”的色彩。虽然急客通道或要客通道作为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仍有改进余地,但与它们相比,关系通道根本就谈不上是一种制度。

  相反,它是一切制度的蚕食者,是一切明文规定的破坏者。它以某种接近于禀赋的东西作为分配的条件,因而,它非常类似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就等同于那些种族社会或等级社会的方案,从而必定产生特权。更何况,开辟一条关系通道比设立一条急客通道或要客通道容易,比设立一种等级性或种族性的社会制度更加容易,因此,它所带来的特权现象的范围将更广泛,对平等主义理念与实践的伤害程度也会更大。

  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的资源分配中,不是每一种优先机制都能得到充分的辩护。因为,它们有的不能做到“敏于抱负”(急客通道),有的不能做到“钝于禀赋”(要客通道或会员通道),还有的既不能做到“敏于抱负”,也不能做到“钝于禀赋”,反而接近于“敏于禀赋”的分配方式(关系通道)。在这条线索上,这些优先机制无疑越来越远离“敏于抱负,钝于禀赋”的平等主义原则,越来越难以被还原为该原则,因而越来越容易产生特权。相比之下,只有那种能被还原为该原则的优先机制(爱心通道)才能得到辩护。也就是说,只有能够被还原为平等主义表述的优先论立场,才是可以得到辩护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优先论讨论的乃是一些用于完善平等主义的特例,而不是用于破坏平等主义的特权。优先论与平等主义之间并非对立;两者的对立只是表面性的,前者实质上是后者的合理补充。

  参考文献:

  [1][加拿大]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册,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页。

  [2]这里使用的“福利平等”是指“利益物品的平等”。在汉语语境中,“福利”概念的最基本用法就是指“金钱、实物、权力”这些具体的利益物品,而不是指“对于偏好的成功满足”这种生存状态。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中主张“平等地满足个体的偏好”的平等主义立场(equalityofwelfare)在汉语中称作或译作“福利平等”,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项。关于福利平等的发展以及对它的批评,参见(1)Rich-ard Arneson,“Equality and 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 ,Philosophical Studies,Vol.56,1989;(2) Ronald Deworkin,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8-46。

  [3]在实际中,我们并没有完全以“你是该国公民”作为条件来分配国民的基础教育资源,而是以“你是该辖区居民”作为条件来分配这项资源。理论上讲,“你是该辖区居民”仅仅意味着“你是居住在该辖区的该国公民”,所以,它只不过是“你是该国公民”的一个具体但简短的表述。因此,以辖区的居民身份作为条件来分配本辖区的基础教育资源,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这项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然而,现实中之所以会出现不平等,却是因为如下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并没有把所有居住在该辖区的居民都等同于“该国公民”,所以,我们并没有严格地遵循“你是该辖区居民”这个条件,从而导致辖区内不同公民的不平等待遇。第二,我们并没有对不同辖区的基础教育资源进行均等化整合,所以,即便我们把所有居住在该辖区的居民都等同于“该国公民”,但由于“该辖区居民”此时不仅是“该国公民”,而且成了“该国的特权公民”,因此导致辖区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可见,对于国民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来说,当我们为了具有更大的操作性而用“你是该辖区居民”来替代“你是该国公民”的条件时,必须非常谨慎于前者的脆弱性。

  [4]RonaldDeworkin,SovereignVirtue:TheTheoryandPracticeofEquality,p.89.

  [5]甚至有观点认为,既然“公民”在特定意义上仍是一种社会禀赋,是行为者“生而有之”、被动接受的属性或特征,那么,它同样不足以构成用于分配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或者它只能用于分配极少数最基础的政治权利,而其他的甚至全部的)基本政治权利都需要根据行为者“行而有之”、主动创建的能力与贡献来分配。按照这种激进的立场看来,就连“公民”也应被“有所行动的公民”代替。换言之,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条件”不应在任何意义上与“禀赋”发生关联,而必须完全地“敏于抱负”。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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