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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
作者:林德山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京)2015年第6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2-03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本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同概念、研究视角和方法进行了梳理、比较和分析,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创新机制、资本主义体系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阶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及其得失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文章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范围广泛,视角多样,从多维的视角来理解和发掘一些规定性的要素,是人们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关键。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未来走向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向的讨论日趋激烈,分歧也加大。讨论涉及众多层面的问题,研究和判断的视角、所讨论问题的不同层次性以及所运用的方法都直接影响到了对该问题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对引发讨论中相关分歧的要点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概念、视角与方法

  “当代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的所指不明确或不一致。概括地说,目前人们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当代资本主义”一词的,第一种是广义地用以表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当代资本主义其实是与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相对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变化被视为从后者向前者转变的一种过渡。这种界定实际上是笼统地把战后以来的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发展阶段。但许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强调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由此,人们区分了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和此后的时代。后者也就是人们所用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当代”,专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都表现出了与此前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明显不同的特征。人们对其特征也有不同的表述,如最常用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或如乔治·索罗斯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1]今天,两种意义上的“当代资本主义”在国内学界的讨论中都不时可见。不过,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一度认为特征明显的新资本主义变得更为混沌了,它促使人们把更多的关注由过去转向了未来,即更多地思考21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向。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指对“资本主义”的质的规定性的理解有差异。资本主义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但一般人们所称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是那些人们认为对资本主义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或重大影响的变化内容,这其实涉及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规定性要素的理解。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着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制度性要素,突出资本主义积累方式、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等因素,一些有代表性的概念如“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是从这些要素出发提出来的。但西方学者更多的是从一些具体的规定性要素如经济、社会和政治范畴来讨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比如“全球化”、“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这些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或许只是属于“现象”或具有部分意义的范畴,但对于自由主义学者来说,它们带有质的规定性。这种认识差异还不只是体现在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阵营之间,而且体现在同一思想和政治阵营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例如,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内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分歧就是对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思想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一种“时空巨变”,是一种新资本主义。而一些并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改革、但更为强调与传统的连续性的温和左翼则不同,他们虽然承认吉登斯所说的全球化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但强调它们大多并不真正代表与过去的本质不同或是一种非连续性。[2]再比如,关于技术创新的意义,一般是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构成之一来看待,但是,美国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则把它视为促使整个资本主义不断进行自我创新的动力和机制。[3]除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解的可伸缩性外,对“变化”的理解同样也是可伸缩的,比如哪些属于人们所讨论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性质如何,等等。

  除了概念的不确定因素之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描述的差异主要还是由于视角和方法的不同使然。不同的学术视角有不同的话语逻辑和表达方式。经济学的分析着重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积累机制;社会学的分析主要围绕人们的行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突出阶级与社会分层问题;而政治学主要围绕国家制度、个人和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当然,也有众多交叉学科的分析,如在西方国家,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它主要围绕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展开研究,着重分析的是社会结构、制度和人们的行为变化。围绕后物质主义观念的讨论更多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研究方法。面对同样的资本主义变化现象,不同的思想和政治力量感受不一,作出的反应也不同。在诸如全球化、新中间阶级、后物质主义、福利国家以及金融危机这些人们谈论最多、但却莫衷一是的问题上,根本的分歧不是对现象本身的分歧,而是对其社会政治寓意的理解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反差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分析之间,两者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对阶级及阶级结构变化的理解上。近期,对前者的讨论主要围绕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它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的体现,而其他思想流派的分析则更多强调它只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在阶级及阶级结构的问题上,争论和分歧的焦点在于新中间阶级问题,但主要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新中间阶级,而在于它所表达的寓意,尤其是它对传统的阶级观念的影响。在这方面,大量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实质上是在承袭韦伯的理论基础上展开的,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力图在承认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基础上,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析。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受到的挑战更大。

  二、需要着重关注社会变化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我们有必要对中外学者讨论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梳理。这些也是人们在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阐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时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其中,在社会的变化方面尤其需要关注以下一些问题。

  1.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创新机制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基石是对其积累机制的解析。积累的需求是促使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但它同时也蕴含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那么,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相关的首要问题也在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制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变化首先表现在其积累机制上。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问题在于它是否由此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进而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试图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现实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试图使其摆脱一种所谓的历史决定论——人们认为它是受黑格尔哲学及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例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埃内斯托·斯克雷潘蒂(Ernesto Screpanti)区分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的财产体制,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积累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一种是集中的私有财产体制。第二种是分散的私有财产体制,这种体制是当今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盛行的体制。第三种是国家财产(state property)体制,它使分散的财产体制发展到极致,因为公共所有财富在法律上是属于所有公民的集体财富。[4]在这种多样化的财产体制下,资本主义积累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此,斯克雷潘蒂一方面强调这种不同的财产体制并不直接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财产的体制是什么样的,如果剩余价值被用于维持资本积累,这种体制就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对新的积累机制进行了解析,并提出了“积累治理结构”(accumul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s)概念。他认为,调节资本积累的这种制度应当被称为“积累治理结构”,它与上述财产体制的区分在于,财产体制控制着剩余价值向收入所得者的分配,而积累治理结构则控制了投资决策者的归属。一种积累治理结构起到了三种功能:训诫(disciplinary)、选择(selective)和资助(financial)。其训诫功能是根据决策者的表现调节奖惩,这样一来,那些加强积累的所获得到鼓励,而那些妨碍积累的所获受到阻止或劝诫。选择功能是指调节行动者的作用和位置,将那些最适宜的人分派到最适宜的岗位上,解雇那些不适宜的人。而资助功能调节资金的流动,使那些从积累的角度来说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本的人获得更多的资源。[5]

  除了对积累内容和形式变化的探讨外,技术的变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理应得到马克思主义分析者的关注和思考。虽然技术的进步对资本主义的作用一直在被人们所强调,但过去它主要还只是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而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技术的变化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资本主义本身联系在一起。如莫基尔把它上升到了驱使资本主义不断进行自我创新的动力的高度。为此,他强调了技术的“报复”作用:技术的变化存在一种退后的状态,它要求进一步的改进。简而言之,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转而需要得到新的技术解决,如此往复。[6]莫基尔以技术变化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为例来说明其观点。的确,技术的进步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不只是在经济方面,同样也在政治和社会事务方面。下面所要讨论的后物质主义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其他方面的一些重大变化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受技术变化的影响。不过,莫基尔的观点存在逻辑漏洞,因为技术虽然在不断地解决问题,或者如莫基尔所说,在不断解决问题、导致问题,进而导致用新的技术去解决问题,但是,当人们以此来解释社会的变迁时,它含有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趋向。因此,人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技术究竟解决了什么社会问题,它又未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例如,技术的进步能够解决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吗?20世纪50年代,一些对现代生产的进步(包括技术进步)空间感到惊讶的学者提出了“富裕的贫困”问题。受他们的影响,雄心勃勃的约翰逊总统提出了“向贫困宣战”。可时至今日,贫困问题依然在困扰着美国政府,尽管技术的进步以及它所导致的创造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学者可以无视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影响,相反,他们更应该正视这种变化,尤其是需要认真思索技术如何导致了或者未能导致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变化。比如,有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技术的变化并不是外在于一个社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非常迅速,但是,迅速的技术改进削弱了现存的制度和阶级关系。例如,计算机改变了工作场所,改变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各种产业的过程,改变了主导产业。既定的阶级结构之所以会发生变化,一般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最终削弱或者改变了旧的阶级结构,产生了新的阶级结构,并最终改变了社会制度。[7]

  2.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变化

  从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到进入21世纪后的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体系的变化一直都是人们不断讨论的问题,只不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舆论导向从曾经的一边倒转变成了现在更为多元的声音,尤其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似乎重新找到了立足点。的确,此次席卷欧美的国际金融危机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它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找到了一种新的注解。但人们不应过于乐观。其实,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的认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所独有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只不过他们并不是笼统地针对资本主义,而主要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分析的基点在于全球化,即强调它是一种由于全球化发展而造成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市场的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即是这种观点的代表。2007年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似乎印证了索罗斯的观点。尽管有关金融危机根源的著述文章不计其数,但一些相近观点的分析从方法和内容来看并不比索罗斯在该书中的分析深刻多少。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索罗斯强调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当中,但我们的全球社会的政治组织却显得不足,由此丧失了维持和平和抵制金融市场过分行为的能力。而失去了这些控制,全球经济就有崩溃的危险。索罗斯认为,目前的金融资本享有特殊的地位。资本比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更大,而金融资本比直接投资的流动性更大。但是,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能通过赋予市场力量自由的方式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幸的是,这些缺憾未能得到承认。相反,有一种普遍流行的信念,认为市场是可以自我校正的,全球经济能够无需全球社会而繁荣。据称,公共利益最好是通过允许个人寻求他或她自己的利益来实现,那种试图通过集体决策来保护共同利益的做法扭曲了市场机制。这种观念在19世纪被称为“自由放任”,索罗斯则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来称呼它,他认为正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使得金融资本取得了统治地位。[8]

  索罗斯的分析的出发点是很鲜明的。这涉及作为其论证起点的一个核心概念“开放社会”。该词是因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4)一书而流行的。波普尔认为,在当时,开放社会受到极权体制(意指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威胁。战后人们用“开放社会”来表示与极权的苏联相对的西方社会。但是,索罗斯认为,在苏联崩溃之后,开放社会失去了它的许多组织原则。资本主义由于过分依赖市场力量,因而对开放社会造成了一种不同的危险。而比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今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开放社会的威胁更大。他强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它允许市场机制和利润驱动渗入了本不适宜于它们的领域的活动中。[9]索罗斯认为,在许多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年前的分析比那些古典经济学的平等主义理论做得更好,他们预言的共产主义未能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在民主国家出现的政治干预抵消了那些因素,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再一次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共产主义废除市场机制并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实行了集体控制,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寻求废除所有集体抉择并将市场的价值观置于所有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之上。这两种极端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在政治与市场、规则制定与按规则行事之间进行平衡,但是,资本的所有者寻求其利润的最大化,他们不断地积累资本直至出现不平衡。[10]因此,索罗斯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制是一种扭曲了的开放社会形式,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比之19世纪更不稳定。但是,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并更为广泛地支持开放社会的原则,其过分是可以纠正的。”[11]目前,在由市场所表示的个人决策和由政治所表示的集体决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我们拥有一个全球经济,但却没有一个全球社会,这种形势是难以维持的。为了稳定和规范全球经济,我们需要一定的全球政治决策体制,它并不意味着废除现在的国家而建立一个全球国家。但是,由于集体利益是超越国界的,因而主权必须服从于国际法和国际机构。[12]索罗斯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全球治理。这也是今天众多国内外学者津津乐道、但实际进程却举步维艰的问题。从这一社会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学者理应对之有更深刻的分析,但不是匆匆忙忙地再次拿出“崩溃论”,而应更深入地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与上述资本主义的积累机制和动力联系起来。简单的崩溃论无助于扩大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影响。

  3.社会结构、阶级与阶级分析

  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人们讨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必然涉及的问题,与之相关的主要问题是对新中间阶级的理解,以及与此关联的在社会分层理论中对阶级和阶层问题的争议。西方主流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深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作为一种概念和一种分析方法,马克思的阶级观念——无论人们是否接受它——成为现代社会分析不可回避的概念。阶级分析因此也成为现代西方主流社会学家进行社会分析的一个重要起点,但他们主要遵循的却是韦伯的路径。韦伯在承认阶级的存在——即所谓的“阶级处境”,韦伯认为它最初主要是由人们的“市场处境”所决定的[13]——的同时,提出了并非取决于这种“市场处境”的社会“地位”概念。后世的西方主流社会学大多也是沿着这种路径演化的,即不否认阶级的存在,但是淡化和剥离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内核。具体来说,有两种基本趋向,一是忌谈或是淡化阶级概念,而突出“阶层”、“社群”等概念。意大利学者迈克尔·帕伦蒂(Michael Parenti)曾经谈到西方学界的一个普遍现象:葛兰西在被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监禁时,为了避免法西斯禁止他写作,经常用其他一些词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或“阶级”。而在当今时代,学界大多数人士和评论者也都像当年的葛兰西一样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阶级”一词,即便偶尔提及“马克思主义”或“阶级”,也往往是从鄙视和消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不是因为有形的审查,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压制。即使是一些对既有社会体制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触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权力的大量现实。[14]二是用其他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内容来充斥阶级分析。最普遍的方式就是用一种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来取代按照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来划分的阶级概念。西方主流社会学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和阶级结构变化时,几乎都会按照收入水平及其结构变化的方式来论证,即按照收入水平把社会五等分,通过比较各等分的收入及所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变化来论证阶级或社会结构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以收入和财富的拥有水平来判定不同的“阶级”地位。这种意义上的阶级实质上是一种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阶级。但是,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并不是简单地按照财富或收入的多寡来界定的,而是按照一种关系来界定的,即按照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来界定的。其中,资产阶级是那些拥有资本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集团,而工人阶级则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而靠出卖劳动生活的人。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利益的对立,因此,阶级冲突不可避免。

  主流社会学分析忌讳“阶级”概念,与人们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传统理解有关,这一是指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阶级极化论断,二是指阶级斗争的观念。与前者相关的最重要问题是新中间阶级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中间阶级的崛起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力的日趋扩大。这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的阶级极化概念——即社会日趋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否定。同时,与传统的以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品经营者为主的中间阶级不同,这种新中间阶级主要以新的职业技术人员和政府及其他公共服务部门的白领为主构成,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群体,而是多元的群体。新中间阶级日益成为社会精英的主体力量,但是他们获得这一社会地位主要不是因为拥有生产资料,而是因为其教育和职业,这些都被进一步视为是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否定。在此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冲突并非不存在,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方式被纳入到了一种有序的制度框架中,从而出现了一种一些学者所称的“阶级冲突的制度化”[15],由此而导致人们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质疑。这种观念实质上把阶级视为一种同质化的社会群体,它们具有共同的“阶级意识”。按照这种理解,如果阶级的同质化不复存在,那么共同的阶级“意识”也就不复存在,阶级对立的观点也就不再成立。由此出发,这种分析将日趋庞大的、非同质的新中间阶级的崛起视为是对马克思的传统阶级理论的颠覆,因为一方面,日趋庞大的新中间阶级导致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两极化阶级未能出现,另一方面,这种新中间阶级日益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职业和教育因素,它既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更缺乏共同的“阶级意识”。

  阶级斗争主要是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西方主流社会学者在否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同时,也在不断阐发当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和斗争的新理论,如精英主义理论和多元主义理论。多元主义、精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围绕权力结构的争论长期主导了民主进程的讨论。精英主义理论主要围绕精英与资产阶级是如何联合的、这种精英联合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如何而展开。有关精英的当代政治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社会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莫斯卡认为,所有社会都可以分为两个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前者人数少但垄断了政治权力,而后者人数众多但受前者的控制。不过,莫斯卡和帕累托都不认同马克思的基于阶级的社会概念,而更多地与韦伯和米歇尔斯这些西方主流社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一致。他们所说的统治阶级并不是基于生产所有权的经济阶级,而是指治理国家的精英,他们在一个社会中占有被认可的政治地位。但是,即便是在现代社会,治理精英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在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一书中描绘了一个未组织的大众与一个精英阶级,后者控制了社会的主要机构,其决策影响了大众的生活。多元主义者则认为,竞争的精英为地方和国家的权力而竞争,它建立了一种使民主得以保护的平衡进程。而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米尔斯关于权力集中的结果,但不同意其分析的方法。他们强调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其在生产方式中的所有权,而不是一个其权力是基于在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的精英。[16]

  总的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提出了挑战,而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一些自称为继承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学者也有意或无意地用“阶层”概念来回避传统的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义上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及阶级斗争的意义,比如帕伦蒂强调要从与权力和财富相关的社会关系角度讨论阶级的概念及其意义。在阶级冲突问题上,一些学者区分了三个层面的冲突,即经济层面的冲突、政治层面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不同的分析着重于不同的冲突,但在自我意识上常常陷入矛盾。比如,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围绕意识形态的阶级冲突的确切意义争论不休,许多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把大部分资源都用在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冲突上,但在理论上却否认其重要性,强调社会主义是纯粹的经济因素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只是关注阶级意识,很少关注或者根本不关注政治—经济环境。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所有这三个层面都是重要的,尽管他们自己或许主要只是关注某一个层面。此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阶级冲突是唯一的冲突,甚至也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冲突。他们强调,在考察阶级冲突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必须同时结合对种族冲突、性别冲突和民族冲突的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把所有的社会都视为一套统一的关系。[17]

  4.社会价值观念:后物质主义

  人们在研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时,讨论最多的是后物质主义概念。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来的。他认为,随着西方社会发展到后工业时代,公众优先考虑的基本价值观正在改变。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假设:首先,在人们的多种需求中,人们往往把自己短缺的东西置于更高的优先选择位置。其次,人们往往保留在其成年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既定的优先价值观,不同年龄段群体因其成长环境不同而体现了不同的优先价值趋向,老年人的优先价值观反映出他们过去相对不安全的物质环境,优先选择物质和经济的稳定的人数更多,而年轻人、尤其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选择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即优先选择自由和参与等精神价值)的比例更大。[18]

  英格尔哈特认为,这些群体差异反映的是代际转变,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么随着当时较年轻的群体在成年人口中逐步替代较年老的群体,就会出现整个社会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逐渐转变。为了验证这一论断,英格尔哈特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有关价值观变化的调查数据资料进行了分析,从中得出了与上述论断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代际转变,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中,年轻群体远比他们的前辈更强调自我表现价值观,显现了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类似的模式。但同时英格尔哈特也认为,这并非意味着物质主义失去了意义,因为经济环境的变化依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例如,在战后各个时间段出生的人群中,两个最年轻群体(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群体)的后物质主义程度要略低于上两个时间段出生的群体,这表明这一时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福利水平削减和高失业率等加剧了人们对经济的不安全感。[19]

  后物质主义观念影响广泛而深远。正如英格尔哈特所强调的,它是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变过程的一个方面,这种文化转变正在重塑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宗教和其他社会生活。以政治领域为例,后物质主义观念的发展直接冲击了欧美国家传统的政治议程,一些与后物质主义观念相关的政治事务——如生态、性别平等——正在侵蚀以物质主义为中心的传统政治议程。这对于传统的左翼政党来说冲击无疑更大。

  三、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实践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此,我们着重从国家制度方面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民主制度的问题以及围绕国家作用的政策体系问题。

  1.“民主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工党议员戴维·马昆德(David Marquand)针对欧盟的体制提出了“民主赤字”的概念,用以表示欧共体民主合法性的虚弱。其假定是:当民主规则的原则和标准与其制度规则和政治实践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就可以认为存在民主赤字。[20]2007年以来,面对持续的危机,欧洲怀疑主义在整个欧洲蔓延,从而凸显了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

  其实,如果把视角从欧盟转向国家层面,人们同样会感受到一种民主的危机感在欧美国家蔓延。1975年,法国学者米歇尔·克罗齐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和日本学者绵贯让治分别通过对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转型社会中治理危机的讨论,提出了“民主的危机”问题,强调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公民秩序断裂、领导人能力下降和疏离公民等问题。[21]在当时,这种危机感反映了两个事实的影响,即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的激进政治运动浪潮和70年代的经济滞涨,政府陷入了民众提出更多的要求与满足这些要求的资源能力下降的矛盾。[22]此后,虽然冷战的结束令许多西方人陶醉于西方民主的胜利,但资本主义自身的民主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一些理性的学者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改变了民主的环境:日益增加的流动性和个人主义侵蚀了传统的家庭和社区;妇女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增强;社会对多元性的宽容增加;选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虽然民主本身并非处于危险之中,但公众对代议制度表现的不信任感在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问题。[23]

  传统的民主制度设计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民主参与需求,这是目前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的“民主的问题”。以政党政治为例,在传统的政党理论中,政党作为民主的制度化的重要构成显示了其三方面的功能,即组织功能、代表功能和治理功能。其中,政党的组织功能意指政党为人们表达不同的意见和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种组织平台,通过政党,不同的政治观点得以形成、讨论并传递到政治纲领中,而社会中众多小团体的要求可以聚合到一些更为可行的替代性纲领中。由此,政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个人参与政策决策提供了机会。政党的代表功能意指它作为不同社会舆论和利益集团的代表行使表达权。而政党的治理功能则指政党为议会以及政府挑选候选人。[24]由此,政党成为社会多元利益群体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和参与政治的路径,尤其是在20世纪初到70年代,政党对欧美各国的社会渗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从政党的代表性、对政治的控制能力、社会化以及招募精英的能力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都可谓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25]但是,此后,面对上述社会变化,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变得更为实用主义,它们普遍淡化了党的传统组织和代表功能,而强化了党的治理功能,其主要表现就是各类政党——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浓、更为强调政党的代表功能的左翼政党——都更为趋向以选举政治作为政党活动的中心,与之相应的是政党组织形式出现的向全方位党乃至卡特尔党的变化。政党的政治定位和政策的中间化是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也是政党追求选举效果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所有的主流政党都不愿被人简单地视为某个阶级或某类群体的代表,而更愿意突出自己作为“人民”代表的意义。这种共同的趋向促进了一种政治的趋同化,但对于许多西方传统民主的捍卫者来说,这种趋同化意味着政党的民主功能的弱化,当一个社会中的主流政党都不再表达、甚至都不再愿意表达社会的不同声音时,其民主的功能意义何在?其实,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当初提出全方位党概念时,其内心隐含的也是对它所表达的政治意义即伴随这一现象的反对党的消失的担忧。[26]而在当今的欧美国家,主流政党受消费法则的驱使,为了选举效益的最大化而更多地集中于满足中间社会群体的需求,致使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越来越难以通过正常的民主机制来表达和满足自身的需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下两种政治趋向在西方国家日渐突出。一是人们对传统政治参与形式的热情在下降,主要表现为投票率下降、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党员人数减少,这显示了人们对传统政治参与形式的不满。二是一些非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的发展。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一般是结构化的、合法的,比如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参加投票、游说、竞选、政治集会等。这类参与形式从本质上讲是嵌入在一种可接受的制度体制界限内的,属于“正式的”参与。但在过去几十年里,一些非传统的或非制度的参与形式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除了人们普遍强调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之外,诸如抗议、游行示威、在社区设置路障等活动的参与规模日趋扩大。有人把这类活动称为“精英挑战性的”活动,它们带有一定的“攻击性”,甚至被认为带有一定的极端主义特征,因而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不可接受的。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非传统的参与形式在欧美的发展规模却越来越大。[27]在欧洲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和骚乱、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都属于此类。人们对这种非传统参与形式的热情和认可显然与既有民主制度的缺失密切相关,比如有学者指出,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体制,必须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鼓励多元主义,另一方面保持民主的核心价值观。[28]然而,事实上,政府往往未能支持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利。由此而导致人们认为应重新区分传统和非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

  这一现实与人们日趋关注的另一社会现象即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在欧美的蔓延交织在一起。现代民粹主义的构成复杂,但其核心观念是将纯粹的“人民”与精英对立,认为当今的主流社会是受精英控制的。在这种观念之下,反对精英控制,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极端的形式,都被认为是合理的。从根本上说,这种民粹主义表达了那些被边缘化群体对主流价值体系、甚至对传统的民主原则和制度形式的不满。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民粹主义力量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种不满。在欧洲,迅速发展的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主要是通过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表达,但同样也有来自激进左翼力量的民粹主义,他们以否定整个民主制度的形式来表达。在美国,对既有的主流政党不满的社会群体——虽然他们大多来自右翼保守力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传统自由主义阵营的民主党——成为2008年后迅速崛起的茶党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反精英、回归古典的宪制原则是其共同的基点。显然,导致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运动蔓延的根本动因在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分化,而既有的民主制度形式在真正表达社会的多元需求方面明显乏力。

  2.国家职能的重塑

  战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政治上的最重要经验是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职能方面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政治日渐盛行的历史背景下,国家被人们当成了问题之源,新右派的口号就是要使国家全面后退。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者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主张超越把国家当作敌人的右派和把国家当作解决问题的答案的左派,重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其“新治理”强调政府的效率而非其大小。社会民主党人表示,要重建被新右派打破的社会平衡,但是,“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显然存在差距,其实际的政策改革更多体现的是对市场的妥协,因而未能真正建立起新的社会平衡。正因为如此,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新自由主义政策受到普遍指责时,社会民主党也受到了牵连。

  在全球化时代,被新自由主义打破的社会平衡能否重建、如何重建?这是人们讨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替代性政治议程的核心问题。这方面目前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是缺乏被普遍认可的替代性政策手段。在战后年代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普遍运用成为整个资本主义抑制市场泛滥、保持资本主义有序发展的良方。但是,现在,凯恩斯主义政策手段已不再那么简单有效了。时代的变化需要有新的手段。虽然左翼力量中依然有人在强调重新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手段,但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可。社会民主党也依然在强调“社会民主”的价值,但显然又不能回到过去的模式中,所以目前处在一个艰难的时期。其次是要考虑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和需求。在国家作用的问题上,不同的发展模式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难以用一种简单化一的标准来表示其是否适宜。以福利国家及其改革为例,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是其国家的作用方式,其主要评价指数是国家的干预水平和方式。但是,何为适宜的干预水平?这还要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面对同样的时代背景,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会促成不同的政治行为和选择。美国学者马克·韦尔(Mark I.Vail)比较分析了过去几十年德国和法国围绕劳动关系的制度结构变化,他指出,在国家主义传统强烈的法国,围绕劳动政策的新的竞争性干预主义似乎表现为对国家传统职能的侵蚀,但是,在传统的社团主义模式的德国,新的社团主义却表现出国家由伙伴向主导力量发展的趋向。[29]由此可见,有关国家职能的问题并不简单地只是如一般人所设想的那样表示为国家的进与退,即其作用不是单纯地表现为政府作用的加大或是减少,而是表现为在不同的政治传统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力量关系的重塑。政治文化的差异也使得人们难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何为国家的重塑。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范围广泛,视角多样,从多维的视角来理解和发掘一些规定性的要素,是人们揭示其未来走向的关键。

  注释:

  [1]George Soros,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Open Society Endangered,Public Affairs,New york,1998.

  [2]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On the Edge: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Jonathan Cape,2000,pp.2-4.

  [3][6]Joel Mokyr,"Capitalism Reinvents Itself",Current History,November 2013 pp.291-297.

  [4][5]Ernesto Screpanti,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Routledge,2001,pp.260-261,pp.261-262.

  [7][17]Howard J.Sherman,"Class and Evolution:A Marxian View",in Ron Baiman,Heather Boushey & Dawn Saunders(eds.),Political Economy an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Rad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M.E.Sharpe,Inc.,2000 pp.44-45 pp.43-44.

  [8][9][10][11][12]George Soroa,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Open Society Endangered,Public Affairs,New york,1998,Introduction,pp.xix-xx,p.xxiii,pp.xxvii-xxviii,p.xxii,p.xxix.

  [13]“一个阶级就是一群处于相同‘阶级处境’的人们的集合”。参见[美]戴维·格伦斯基主编:《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14]Michael Parenti,"Reflections on class power and wealth",in Betty A.Dobratz,Timothy Buzzell,Lisa K.Waldner(eds.),Theoretical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for the century,Elsevier Science Ltd.,2002 pp.3-4.

  [15][德]达仁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参见[美]戴维·格伦斯基主编:《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4页。

  [16]Beth Mintz,"Elites and politics:the corporate elite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in Betty A.Dobratz,Timothy Buzzell,Lisa K.Waldner(eds.),Theoretical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for the century,Elsevier Science Ltd.,2002 pp.54-55.

  [18]Ronald Inglehart,"The Nature of Value Change",in Peter Mair(eds.),The West European Party Sys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47-252.

  [19]Ronald F.Inglehart,"Changing Valu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from 1970 to 2006",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31,Nos.1-2,2008 pp.130-146.

  [20]Kyriakos N.Demetriou(eds.),Democracy in Transitio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Springer,2013 pp.3-4.

  [21]Michel Crozier,Samuel P.Huntington,and Joji Watanuki,The Crisis of Democrac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5.

  [22][23]Susan J.Pharr,Robert D.Putnam,and Russell J.Dalton,"A Quarter-Century of Declining Confide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11,Number 2,April 2000.

  [24]Keith Ewing,The F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pp.1-2.

  [25]Florian Harleb,All Tomorrow's Parties:The Changing Face of European Party Politics,Centre for European Studes,2012,p.13.

  [26]André Krouwel,"Otto Kirchheimer and the Catch-All Party",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6,No.2,2003,pp.23-40.

  [27]Iasonas Lamprianou,"Contemporar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A Critical Assessment",in Kyriakos N.Demetriou(eds.),Democracy in Transitio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Springer,2013,pp.25-26.

  [28]Emily R.Gill,"Democracy:A Paradox of Rights?",in Ann E.Cudd,Sally J.Scholz(ed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Springer,2014 pp.15-16.

  [29]Mark I.Vail,"Bending the Rules:Institutional Analysis,Political Change,and Labor Market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Comparative Politics,Vol.42,No.1,2009 pp.21-39.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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