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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作者:李百玲    来源:本网发布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2-01-09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从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翻译便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必要条件和初始环节,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译入中国的特征和传播过程可以看出,翻译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特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翻译;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翻译作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的首要前提和初始环节无论是译本选择、译文选择还是译语选择都体现了“中国的特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著述译入中国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将被置于中国语境中来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过程的肇始。

  一、翻译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语境

  19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段时期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通过译本译者和译作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阶段来分析:

  119世纪晚期至“五四”运动

  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中的一种随着西学东渐和国人的留学运动而传入中国。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一书最早提到了马克思其名。中文报刊上最早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2上海广学会出版的122号《万国公报》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的《大同学》:“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二曰恩格思即恩格斯。”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逐渐见诸各种中文译作之中。

  19世纪晚期至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主要内容侧重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途径来自于日文的翻译和转译主要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成。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 20世纪最初几年中国的留日学生掀起了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19024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的《社会主义》这部译著对马克思生平及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19033广智书局出版了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作。190310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运动组织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由中国达识社译为中文该书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详细介绍并依据唯物史观原理分析社会。这些译著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及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受上述译著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学者在更多时候是把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者来理解的。

  对马克思著作的翻译最早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朱执信完成。他于1905年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概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主要内容。他还参考日文译本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片段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直接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此外君武、刘师培、江亢虎等人也撰文译述马克思的学说。

  大体来说五四运动之前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思想界的萌芽和准备时期。受探索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先传入中国主要译介者和传播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这段时期受到时代、阶级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众多西方思潮中的一种新学说加以介绍和引证并且出自不同的政治需要有选择地译介。

  2、“五四”运动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国内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从追求真理的意义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激增。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涌现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著作。李汉俊译的《马克斯资本论入门》和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等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译著也付梓发行。1920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出版。此后《〈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全译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章节译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摘译本、《反杜林论》第三篇第二章摘译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物史观部分的节译本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译本也陆续面世。这些译本的选择在内容上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主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很受重视。译文为通俗而流畅的白话文有利于宣传和传播。此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和有关苏俄及列宁著作的译文也陆续刊载和出版。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的翻译情况从最早引进阶段的零散翻译和转译到大量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再从翻译走向编译、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打开了中国人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窗口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原初语境。

  二、马克思主义翻译中不同的政治立场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这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诸多马克思主义翻译者的阶级立场、思想倾向各异。他们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形成了翻译鲜明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

  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可以从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中介绍巴黎公社情况、音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得到佐证。由于他们所处的阶级立场对于巴黎公社和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是抵制的称公社人员为“乱民”、“匪类”等。《泰西民法志》中对马克思的介绍有明显的阶级歧见:“马克思……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即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认为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在翻译选词上他们从封建文化中寻找概念来归化马克思的概念如用“劳心者”与“劳力者”来对应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某些观点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意在“牖新知”并无实施之意。康有为把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看成贫富之争把共产主义译为“均产之说”。梁启超则明确表示:“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1](p48)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十分关注。孙中山从1905年到1907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文和论文。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纷纷译介和撰述马克思主义。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如朱执信所言是为孙中山倡导的社会革命提供借鉴而抵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奋斗目标。朱执信更是把《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句译为:“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2](p12)

  另外无政府主义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也翻译和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刘师培1907年在东京创办的《天义报》专门介绍并比较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者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他们服膺马克思主义介绍的目的在于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为优越。所以他们大肆批评“马氏学说之弊”指出如果“社会主义以平等为归既有政府则必上有统治之人下有分配之机关均背于平等之旨。故由社会主义扩张之必达无政府主义这一境。”“吾等则谓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认为社会主义“必有趋向无政府主义之一日”。[3]

  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历史原因是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尚不具备正确认识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其理论根源在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人士站在各自狭隘的阶级立场上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误译”、“误读”他们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从马克思主义中截取适合自己目的的那一部分进行传播但基本的倾向是防范和抵触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在翻译上就是有选择的带有各阶级、各党派的鲜明印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翻译更是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的中国特性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p11)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衰落列强入侵“救亡图存”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在深重的社会危机下早期的翻译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目的性和实践意蕴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途径和出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便带有“中国的特性”。

  1、翻译目的。马克思主义译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因而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实践意蕴。毛泽东曾说:“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5](p89)这种目的性始终贯穿在翻译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激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浓厚兴趣和热情向往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转折点。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范围地传播普及开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把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概念和原理在中国得以具体化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践则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2、翻译内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一开始就与中国国情密切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传播与社会条件、革命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翻译源于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是中国特定时代的历史选择和文化选择这一点从选择翻译的文本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以著作的传播为载体的早期的翻译文本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主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一系列社会主义著作等随着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又开始翻译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这些文本都具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现实性、实践性的特点主要用于树立社会理想解决社会问题为中国革命提供借鉴和参照其思想理论最终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翻译方式。翻译的过程同时就是选择的过程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翻译者在翻译之初以适应中国社会需要为旨归采用转译、选译、节译、摘译等方式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用以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这就要求翻译者作为跨文化、跨语际的中介在深入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前提下紧密契合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文化需要在文本翻译上实现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翻译者所采用的中国化的语言与阐释方式政治性的目的与现实操作方式都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翻译所采用的语言同时也是政治的语言和中国化的语言。

  4、翻译主体。马克思主义译入中国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目的。总的来说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陈望道、张闻天、杨匏安、恽代英、张仲实等人通过各种形式翻译、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接受作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也是通过与多种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民生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等相碰撞逐步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选择、所接受、所信仰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把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不断翻译与研究中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5、翻译作用。翻译的过程同时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具体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对中国革命的根本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作用就必然要带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带有独特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与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翻译开始就承载着这些中国化的特征。翻译中的政治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选择翻译中的文化选择构成了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在不懈的翻译与研究中力图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也深刻地说明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具有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 朱执信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3] 申 叔.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天义报[N]. (6), 1907-0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毛泽东生活档案:上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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