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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主体性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及其批判
作者:黄晓武    来源:本网发布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1-12-04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
关键词:

  在建国后的“胡风问题”中,胡风的“主观论”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胡风理论中对人的“主观”方面的强调,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辩证唯物的还是主观唯心的,这是界定胡风文艺思想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胡风自己、他的批评者们和后来的研究者们中间,这都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在不同时期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中,这一问题不断地被提及。对胡风的主观论的探讨一般是以他在40年代发表的文章为基础的[1],这些文章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当时,这些文章中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所用的那些概念也不是他们自己发明创造的,可以说,它们跟当时的思想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回应关系,但是“主观论”后来被孤立和整合起来作为一个理论整体,成为批判和反批判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具有的某些历史联系被突出和强调了,某些历史联系却在我们的视野里渐渐隐去了,当然,这些突出和隐去都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课题。

胡风对“主观论”

  胡风对“主体性”或创作活动中作家主观作用的论述可以追溯到30年代,但我们所要研究的“主观论”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胡风在40年代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因为正是这些文章使胡风的主观论思想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和批判,而胡风的辩解也是从这些文章出发的。

  1944年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会的名义撰写并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的论文《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及后来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文章中,胡风从抗战形势的发展出发,总结了文艺工作的成果,认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抗战期间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但也出现了各种病态的倾向,胡风把这些病态的产生归因于战争状态的日常生活所导致的文艺家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胡风认为,问题的解决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提高文艺家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另一方面也要争取客观的条件。“所以,在这个混乱期,就文艺家自己说,要克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脆弱或衰败,就社会说,要抵抗对于文艺家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蔑视或摧残。”[2]然而,在胡风看来,在这两个因素中,文艺家的主观努力是决定性的,因为“客观条件的争取依然是一种主观努力”[3],因此要提倡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克服当时文艺上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弊病的方法就是强调作家对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这一方面要求作家主观力量的坚强,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对象的深入。“感性的对象”是胡风在这一时期使用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此后在他的各种文章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胡风自30年代的《张天翼论》等文章以来就一直在强调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创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征服、相互融合,但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使用“感性对象”、“感性存在”、“感性机能”这些概念,并用这些新的概念来重新表述他原来的理论主张。应该说,胡风主要是从文艺家的主体方面对抗战以来的文艺提出要求的。

  舒芜的主观论和胡风的有所区别,胡风强调的主要是创作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他试图解决的也是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而舒芜的《论主观》则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出发,来为思想领域提倡和强调主观性寻找理论依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约瑟夫(斯大林)阶段”,而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主观作用的加强。“所谓约瑟夫阶段,反映着历史新形势而作为其特质的,就正是对于主观作用的强调:换言之,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地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4]他用“主观”范畴梳理了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这是他后来颇为人诟病的地方。胡风和舒芜他们这些理论主张背后的历史契机和理论动力是很具体的,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论争。

  胡风和舒芜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之后都引起了批评者和研究者的许多争论,对它们的批评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首先是黄药眠撰文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和《论主观》进行了批评;其次是19481949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展开的对“主观论”的批判;再次是建国后五十年代展开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它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对“胡风集团”进行批判的基调,此后三十多年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的;最后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1988年胡风文艺思想彻底平反之后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在新的框架中重新看待“主观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并且这些研究今天还在继续和深入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胡风和舒芜的主观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提出的,而各个时期对主观论的批判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这并不是说这些争论的本质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可以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它们各自参照的马克思主义框架本身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同的资源部分。而且,借鉴马克思主义资源当然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这些讨论并不是抽象的学院式的探讨,它们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左翼知识分子试图解答现实问题的理论努力。只有联系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理论论争背后的历史和现实的驱动力,才能理解主观论一次又一次地被拿出来清算背后的具体的历史差异性,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之前和形成过程中知识分子所作出的其他种种努力。

黄药眠的立场

  黄药眠是最早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写文章对胡风和舒芜的主观论提出批评的学者,他认为胡风和舒芜的主观论只是披上了“约瑟夫的外套”,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下掩藏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在写于桂林撤退前夜的《读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一文中,黄药眠对胡风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胡风把主观和客观截然分开,忽视了“主观精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犯了机械论的错误。“抗战这一个客观形势的存在,它基本上是由于主观的努力。作为知识者的作家,对于这,也曾担任过重要的角色。因此作家的主观和客观的现实有着内在的关联,决不是如执笔者所说的那样,主观和客观绝对机械地对立着。这是机械论的变种。”[5]在黄药眠看来,他和胡风的分歧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后者“没有正确的文艺社会观和正确的文学史的方法”。[6]他认为,胡风的这篇文章尽管使用了社会史观的框架,但“其中有机械派、波打诺夫布恰林派的观点,有唯心论马哈主义的观点,有考茨基的机会主义的观点,错综杂陈”[7],是“个人主义的文艺批评家的看法”[8]。黄药眠认为,胡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上的错误理解导致了他不能正确认识抗战时期的文学所取得的成绩,也不能正确提出解决文艺问题的方法。

  在写于成都的《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中,黄药眠继续探讨了唯物史观中的主客观问题。他认为,舒芜尽管在文章中从卡尔(马克思)、伊里奇(列宁)到约瑟夫(斯大林)的理论发展出发来论述主客观问题,认为“真正卡尔—约瑟夫的看法,应正确地强调主观作用”[9],但在具体分析中,却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完全抛弃,把人类的整个历史解释成了主观的发展史,“舒先生把卡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学说完全抽出去,而代替以他自己的主观发展的学说”,“把整个历史的发展都看成为生命力的发展,或更确切地说,看成为主观的发展”。[10]黄药眠认为,“卡尔—约瑟夫强调主观作用是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根据当时的历史的任务,强调特定阶级对于推动历史的主观作用”[11],但舒芜所说的“主观”却是一种抽象,抽去了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生活的内容。

  那么,黄药眠是反对胡风和舒芜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吗?为什么黄药眠说抗战这一个客观形势的存在基本上是由于主观的努力呢?这句话涉及黄药眠对主观问题的特定理解。唯物主义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讲人的主观能动性呢?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黄药眠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人的主观是由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主观力量反作用于社会物质条件。但他同时也认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主观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评论冯雪峰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的文章《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和客观》中,黄药眠就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没落的阶级的腐烂日益暴露,新兴阶级从自然生长而逐渐走到意识的成长的时候——当这个时期,这新兴阶级的主观力,就不仅是推动客观的因素之一,而且是成为了变革这个世界的决定的因素。”[12]他认为冯雪峰在主客观问题上忽视了主观战斗力,“没有把主观的力量看成为决定的因素,而只是在那里空谈客观的现实”,因此觉得冯雪峰对于革命的史的唯物论的最重要的命题,即人民的战斗力在一定的客观形势下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的因素这一点,完全是忽视了。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黄药眠强调主观战斗力,认为革命的宿命论者和客观主义者的错误,在于看轻了主观战斗力的决定作用。

  因此,尽管对胡风和舒芜的文章提出了批评,黄药眠却是赞同和提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也就是说,他们认识到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在表述和解决这个问题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和分析框架。黄药眠认为胡风和舒芜在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方面犯了错误,掺杂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而他所从事的则是理论甄别工作。他们都在唯物论的框架内谈人的主观能动性,都认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强调主观战斗力,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写于“香港批判”时期的文章中,黄药眠重新评价了胡风等人的主观论,虽然他还是认为后者是个人主义的走私主义的哲学,也就是说,“在外表上,他们用的也是马列主义的牌子,然而实际上则在偷运着个人主义的私货”[13],但是他也试图重新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主观论,认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过去革命的低潮时期,或者说是在南中国的统治时期,封建势力独裁势力占着统治地位,在这个时候,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作家,以他的个人主义和封建势力对抗,毫无疑义这是有进步的意义的。”[14]

  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风主观论的错误又体现在哪里呢?黄药眠认为,胡风等人的错误在于在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开始这样一个转型期,没有认识到历史任务的变化,仍然坚持他们在前一时期的观点。“历史是有阶段性的,在前一个阶段,这种现象也许是一种微小的缺点,或是可以容忍的错误,但在新的一个阶段里,这种现象已经是不可容忍的,原则性的错误了。”[15]因此,余林(路翎)在《论文艺创作的几个问题》中为主观战斗精神的辩护,在黄药眠看来,就犯了时代错误。“如果余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政协协议未被撕毁之时,这些话,也许在某些蒋管区有其若干的意义,因为那时的一般的策略是要争取公开,争取和平,以上层的活动来掩护下层,可是到了政协决议已被撕毁,新的策略是在于发动广大的农民实行土地改革从事于武装斗争的时候,这些话显然就是昧于国家大势的谬论了。”[16]

  我们可以看到,黄药眠虽然似乎从抗战中起就一直坚持对胡风等人的主观论提出批评,但他的批评背后的框架是出现了转换的,而这种转换是跟大的历史时代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1948年香港批判的意义所在。

香港批判

  19483月至19493月,邵荃麟、胡绳、乔冠华等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共6辑)[17],配合着解放战争中共产党转入全面反攻的新形势,对国统区的文艺状况进行了全面检讨,其中包括对胡风的主观论进行了批评,在胡风研究中,这次集中的批评被称作“香港批判”。[18]但“香港批判”并不是一场针对胡风等个别人和个别文艺思潮的批判,而是在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后,对国统区整个文艺界的清算。当然,研究和清算过去正是为了说明现在和认识将来,对国统区整个文艺界的清算是要在思想上为“文艺的新方向”作准备。

  邵荃麟认为,现有的国统区文艺并没有能真正表现在革命的新形势下翻身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国统区文艺作为思想斗争的一翼已经远远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的传统已经转移到了解放区,而不是在国统区。邵荃麟认为,国统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在统一战线中犯了右倾错误,没有强调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从而导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国统区文艺病态的两大表现一是胡风等人的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和追求生命力的倾向,二是臧克家和姚雪垠所代表的用浅薄的人道主义和微温的怜悯与感叹态度来描写农村和农民的倾向。胡绳认为,在这两种倾向下面,新形势下起来的农村和农民都无法真实地得到表现,相反却被神秘化了。[19]

  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的这些批评激起了胡风、路翎和舒芜等人的反批评,他们在内地的《呼吸》、《泥土》、《蚂蚁小集》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这使关于主观论的讨论似乎成为了香港批判的主要内容。邵荃麟认为,主观论者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背离的。“他们自命为‘马列主义者’,可是无论在理论观点和态度上,都远离乃至背叛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而成为一种宗派的喧闹。”[20]我们可以看到,论辩双方诉诸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和中国的左翼文艺传统,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存在分歧。

  为什么从同样的革命立场出发会出现这样的根本分歧呢?胡风等人虽然能接受解放区为代表的民众和思想的历史主体地位,但却不能理解国统区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却成了落后分子,甚至是反革命。林默涵在回忆香港批判时认为:“在光明与黑暗进行殊死搏斗、在新中国艰难诞生的前夜,迫切需要各种思想武器来帮助催生的时候,在进步文艺阵营内,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谈清楚一下,以便统一步调,加强战斗力,不能不说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这些文章的出发点还是从‘统一战线的立场来进行思想斗争,以期达到文艺思想上的加强团结’(荃麟),态度也是严肃的。”[21]除去理论上双方都可以商榷的一些问题外,应该说,背后也隐含了其他层面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评价国统区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十年抗战中的作用和在新中国的地位,当然这跟更大范围的问题即如何评价国统区的历史地位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个历史框架来理解这次论争,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批判论辩双方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对改变了的革命形势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坚持中国左翼文学传统方面,双方都为提出现实的、有力的理论主张进行了探索。论争的展开本来应该是很有利于“文艺的新方向”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的,因为论辩双方在各自的理论观点上都有着极其复杂的立场,存在着很多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进一步的充分的讨论中是可以更好地解决的,比如如何正确评价国统区抗战十年的文艺成绩,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文艺的感性作用等问题。但是,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论争最后却以香港批判那一方面的基本观点为标准固定下来,成为评价抗战时期国统区文艺的准绳。我们可以看到,茅盾1949年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关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框架中展开的。茅盾认为,主观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它对于思想问题的解决没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只是片面地抽象地强调“主观”,因此,“主观”问题,“在近几年来就成为国统区文艺界思想中积蓄酝酿着的基本问题”,不能不要求解决;而这一问题“继续展开下去,就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文艺讲话》[22]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23]国统区和国统区革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讨论,这与其他相关问题一起成为了历史遗留问题。

从革命的反对派到反革命

  建国初50年代对胡风的主观论的批评,既有解决历史问题的因素,也有特定的背景,那就是1951年底开始的文艺界整风和重新兴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新中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起的关于社会史和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一样,这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引发了大讨论。

  1951年底文艺整风以来,对胡风主观论的批判基本是放在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思想相对立的这个框架中的。1952926日《文艺报》发表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编者按中说,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24]根据舒芜、胡风和林默涵的日记和回忆,在1952年底举行的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几次内部座谈会中,周扬认为,对于胡风的批评,应该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时间开始,更具体地说,应该是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因为它完全是与毛泽东文艺路线针锋相对的。[25]

  1953年初,林默涵和何其芳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相继在《文艺报》公开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评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标准。[26]林默涵认为,“我们的批评,打算着重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胡风的文艺思想,因为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根本区别”。[27]何其芳认为,胡风文艺思想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革命文艺界,本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胡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用它来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积极地宣传他那些错误观点,用它们来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这样,他和他的支持者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了。”[28]

  在这一时期的批判中,对胡风以及他身边的同道们的定位基本上是政治上是进步的,但文艺思想方面存在问题,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代表的文艺思想存在根本的对立,也就是何其芳所说的“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林默涵也在文章中表示,说胡风他们形成了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29]但是把胡风的文艺思想放在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代表的文艺思想相对立的框架中,这种思维模式已经开始明晰,并形成了一套清晰的理论体系。

  1954年底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胡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和《文艺报》在批评《红楼梦》研究问题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发言受到严厉批判,被认为是“趁着这个机会来狂热地宣传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唯心论”[30]。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在以 “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根本分歧” 为标题的关于胡风问题的部分,周扬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胡风先生假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庸俗社会学之名而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31]

  1955年《文艺报》第一、二期合刊附发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和组织领导的两部分,要求对之进行公开的讨论和批判。这年的1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关于胡风问题的报告,要求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范围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展开了,各大报刊杂志都组织发表了关于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文章。[32]而胡风文艺思想和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党的文艺路线之间的对立则成为了批判的基本框架。同时,这次批判运动也引用了以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各种批评,试图把它们整合到现在这个批判框架中,像作家出版社的6卷本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就把解放前左翼阵营中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也汇集起来了,抹平了这些不同的理论批评背后的历史差异,力图达到最强烈的批判效果,就像它的前言所说的:“从抗日战争时期以来,胡风一直就以他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观点顽强地对抗党的文艺路线。”[33]

  1955513,《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在编者按语中称胡风和他所领导的文艺小集团是“反党反人民”的小集团,在之后的第三批材料中胡风集团的性质直接上升为了“反革命集团”。正像林默涵所说的:“一个文艺思想的分歧问题,何以演变、上升为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 这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34]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被这样一种对立塑造起来的,而这种对立反过来又重新对以往的历史进行了阐释,并影响到后来的叙述和研究。这种历史性过程,正像马克思在谈到历史发展时所说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可以说“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的比重”。[35]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的建立无疑使毛泽东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成为马克思主义最为有力的代言人和合法继承者,而其他各种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的、革命的思潮就必须在这一标准之下重新得到认同。这也是舒芜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中承认自己的主观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原因,就像他回忆的:“本来我对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看法,写《论主观》那个时期我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家批评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当时心里不服,解放后在思想改造形势下就不能不服了。我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回顾《论主观》,觉得这和毛泽东思想是不合,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我先前自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自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了。是这么一种逻辑推下来的。”[36]

  舒芜为什么会接受毛泽东思想并以之为标准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呢?用新政权的意识形态霸权或知识分子的投机性这些政治的或投机的原因来解释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说国家的解放和统一这个历史事件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理转变的重要因素。正像钱理群所说的,当毛泽东提倡革命的知识分子跟广大的工农民众相结合时,“他不但是在传达时代的命令,历史的要求,而且也是说出了中国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内心要求”,“他们通过自身的痛苦经验,达到了与毛泽东相类似的结论”。[37]

  这个时期形成的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立的框架基本上决定了之后30年中胡风研究的基本范式。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

  1988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在198076号文件对胡风集团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础上,对胡风文艺思想、宗派主义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澄清和说明,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理论、批评和文艺活动,应当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一文件的下发被视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彻底平反,同时也引发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进一步研究。

  19887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的座谈会,19895月,全国“首届胡风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和会议论文的公开发表,使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胡风文艺思想的独特内涵和通过胡风文艺思想来反思20世纪中国文艺政策、文艺思想甚至知识分子的精神的发展演变,成了此后胡风研究的主要方向。

  如何界定和进一步探讨胡风这种强调创作者主观精神的文艺思想的特殊性呢?如果说在4050年代胡风的文艺思想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非现实主义的而受到批判,那么新时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是把它归在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传统中的。很多研究者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探讨了胡风文艺思想的特殊内涵。[38]支克坚指出,胡风的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现实主义两派中的一派,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发展的两派中的一派,把它看成是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相对的另一种革命现实主义。[39]很多学者从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出发,探讨了胡风的理论作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40];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就其理论实质而言,达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41];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多地从五四与抗战或者启蒙与抗战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分歧出发论述了胡风及其论争产生的根源。[42]这些研究在重新评价胡风的理论贡献时,同时也包含了强烈的时代主题,对胡风现实主义的“主体性”维度的强调、对中国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两种流派的提法、对五四与抗战或启蒙与抗战两种文化相冲突的提法跟80年代、90年代思想界的状况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管研究者有没有意识到,对胡风的研究也是研究者自身所处时代思想状况和要求的反映。即使那些看上去非常学理化的探讨,如艾晓明对胡风与卢卡契关系的探讨,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发现那种诉求的痕迹,因为在40年代以来的批判中,与卢卡契为首的“潮流派”的关系是胡风遭受批评的一个因素,而对二者关系的澄清当然可以看作一种对以往的批判的回应。[43]90年代初以来,从公共领域的角度出发,对“七月派”作为一个文学集团和出版社团的研究,对胡风编辑思想的研究,客观上跟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体系遭遇的危机,从而对一种替代性的思想文化的诉求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研究者本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44]

  尽管胡风集团事件在政治上和文艺上已经彻底得到了平反,但在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中,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关注的焦点,胡风与延安之间的对立或统一关系似乎仍然是胡风研究的一般范式。胡风与延安之间的对立或统一被当成研究的重点,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胡风文艺思想成为“政治问题”的根源。同时,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是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在新的条件下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途径。但是这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胡风受到批判的那些思想的提出,开始的时候针对的并不是延安。胡风成为问题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也就是所谓“主观论”问题的出现,针对的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胡风所说的左翼文学中存在的“客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而且,胡风对左翼文学的这种批评必须被放置到当时国统区更广大的各种思潮论争的背景下来理解。

  40年代胡风等人的“主观论”的提出是为了反对左翼文艺阵营中的“客观主义”和“公式教条主义”,直接的对立面是姚雪垠、沙汀、茅盾等的文学创作,认为后者在客观的、公式主义的描写中没有反映出作为历史过程主体的人民的真实的力量,没有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趋势,反而对人民与历史作了歪曲的描写,使现实主义的文艺丧失了生命力。[45]为什么追求进步的左翼文艺阵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胡风等人认为,这是因为左翼知识分子斗争到一定的程度就停止不前了,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在思想上“完成了”起来,使思想脱离了不断发展的革命实践,文艺上的教条主义是跟更大范围中的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要克服这种状况,就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个性解放,进行广义的启蒙运动。[46]

  对教条主义是“思想上完成了”的这种描述,我们在同一时期的“生活态度论”和冯雪峰的论述中都能见到。[47]那么,如何来看待他们对教条主义的这种指责呢?教条主义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胡风等人对文学领域姚雪垠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批判,但如果我们把关注的领域稍微扩大一些,就会对这一问题得到一些不同的理解。郭沫若的儒墨研究是胡风、舒芜等人在这一时期反对教条主义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胡风和舒芜等人在私下的通信里屡屡谈及这一问题,认为郭沫若崇儒贬墨的文章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理论脱离生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表现,郭沫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中,反而在崇儒还是崇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走到了相反的立场上去。舒芜撰写了长篇的论文来反驳郭沫若的这一研究,并且,相对于胡风和路翎,郭沫若的儒墨研究也是舒芜提倡发扬主观和个性解放的直接动力。[48]那么,如何看待郭沫若这一时期的儒墨研究呢?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研究,我们发现,郭沫若儒墨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反对左翼史学中的教条主义,而来自左翼阵营的对它的不满和批判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胡风、舒芜等人,并且,这些不满和批判暗含了不同的理论立场和背景,胡风、舒芜等人的批判和侯外庐的批判就出发于完全不同的理论背景,这也就是说,虽然同样反对教条主义,但对教条主义问题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在教条主义问题上的认识与误认也展现了当时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混乱。

  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乔冠华、胡绳、陈家康等 “才子集团”的“生活态度论”和胡风等人的“主观论”有很多共同点,“主观论”的提出跟“生活态度论”也有很大的关系,但在1948年的“香港批判”中,“才子集团”是批判“主观论”的主要力量。作为同样是来自国统区的左翼知识分子,作为当初的同道,后来思想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分歧呢?现有的胡风研究在涉及“生活态度论”时,往往局限于胡风等人的论述和共产党内部的批评,在执守与背叛这样一个框架中来叙述,没有对“生活态度论”和“香港批判”本身的观点和动力作更多的研究,而缺乏这种研究视角,我们就不能理解“才子集团”从“生活态度论”到“香港批判”的转变,也不能理解相对而言胡风的执守究竟意味着什么。

  “生活态度论”在反对教条主义时,提倡感情、感性生活和热烈的爱憎,这和胡风提倡发扬主观战斗精神一样,都诉诸人的主体性中能动性的因素,这种相似并不是偶然的,这跟民族战争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有关,也跟其他民族主义思潮用“民族的”标准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和“国际的”标准的挤压有关。民族主义诉诸人的主体性中情感性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民族主义的这种挑战时,教条主义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中能动性的、情感性一面的缺陷就立刻显露出来了。“生活态度论”和“主观论”都可以放到这一背景下来理解,看成是左翼知识分子自觉的理论努力,来重新提倡马克思主义中主体性的、能动性、情感性的因素,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看到,马恩批判机械唯物论,强调如何在唯物论的框架内理解“感性”、“感性活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是他们主要的理论来源。此外,他们也诉诸鲁迅以来的本土的革命文艺传统,在左翼文艺的框架内使自身对热烈的情感等主体性因素的强调区别于“战国策”派等从其他框架内对抽象的情感的强调。我认为,没有这样一个背景,单纯从胡风的文艺思想本身的发展出发,我们就无法理解“感性对象”、“感性机能”这些概念在这一时期胡风思想中的出现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也无法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地位作出合理评价。

释:
  [1]代表性的文章有《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和这些文章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舒芜的《论主观》等文章,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见《抗战文艺》,1944年第9卷第34期合刊;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舒芜:《论主观》,《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

  [2]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抗战文艺》,1944年第9卷第34期合刊

  [3]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抗战文艺》,1944年第9卷第34期合刊

  [4]舒芜:《论主观》,《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

  [5]黄药眠:《读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见《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 1948年版,第123页。

  [6]黄药眠:《读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见《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 1948年版,第129页。

  [7]黄药眠:《读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见《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 1948年版,第128页。

  [8]黄药眠:《读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见《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 1948年版,第122页。

  [9]舒芜:《论主观》,《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

  [10]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 1948年版,第13页。

  [11]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 1948年版,第15页。

  [12]黄药眠:《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和客观》,见《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1948年版,第100页。

  [13]黄药眠:《论走私主义的哲学》,求实出版社, 1949年版,第6页。

  [14]黄药眠:《论诗歌工作上的几个问题》,见《论走私主义的哲学》,求实出版社, 1949年版,第51页。

  [15]黄药眠:《论诗歌工作上的几个问题》,见《论走私主义的哲学》,求实出版社, 1949年版,第50页。

  [16]黄药眠:《论走私主义的哲学》,求实出版社, 1949年版,第11页。

  [17]6辑分别为:《文艺的新方向》、《人民与文艺》、《论文艺统一战线》、《论批评》(此册亦以《鲁迅的道路》印行)、《论主观问题》、《新形势与文艺》。

  [18]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见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19]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1辑;胡绳:《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2辑。

  [20]《论批评·编后》,《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4辑。

  [21]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22]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统区是以《论文艺问题》为名194411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后来又以同名结集出版单行本,所以茅盾用这一名字来称呼它。本论文所用的版本是《论文艺问题》,新华书店,1949年上海版。

  [23]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6364页。

  [24]《致路翎的公开信·编者按》,《文艺报》,195292618期。

  [25]舒芜:《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日记抄》,《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胡风:《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26]分别为《文艺报》1953年第2期和第3期,林默涵的文章被《人民日报》1953131转载。

  [27]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报》,1953年第2期。

  [28]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文艺报》,1953年第3期。

  [29]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报》,1953年第2期。

  [30]《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前言》,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31]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8页。

  [32] 1955年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6卷本《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就是这一运动的产物。

  [33]《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前言》,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34]参见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3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36]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录》,《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

  [37]钱理群:《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38]如温儒敏:《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曾凡解:《悖论中的胡风——胡风文艺思想内在矛盾剖析》,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

  [39]支克坚:《胡风与中国现代文艺主潮》,《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支克坚:《胡风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另外,周勃、达流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见周勃、达流:《胡风与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主义》,见《胡风论集》,文振庭、范际燕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40]钱理群:《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范际燕:《胡风文艺思想的源脉与特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范际燕:《胡风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旷新年:《胡风文艺思想研究》,《作家》,2001年第3期;刘忠:《胡风的“五四”新文艺观与现实主义理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张光芒:《胡风启蒙文学观新论》,《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41]陈思和:《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类似的评价见刘成友:《现实主义思潮中的胡风和路翎》,武汉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徐文玉:《胡风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4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鲁贞银:《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0年;张业松《胡风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2年。

  [43]艾晓明:《胡风与卢卡契》,《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相似的研究还有张国安:《论胡风文艺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关系》,载《胡风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向远:《胡风与厨川白村》,《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44]例如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第四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5]参见《希望》、《呼吸》、《泥土》等杂志上路翎等对姚雪垠、沙汀、茅盾等人的文学创作的批评。

  [46]对教条主义的分析,见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舒芜:《论主观》,《希望》,1945年第1集第1期。也参见胡风1943911日致舒芜信,见《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473页。

  [47]冯雪峰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文中称之为“革命的宿命论”,见《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第1卷第123期。

  [48]参见胡风致舒芜的信,见《胡风全集》,第9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舒芜致胡风的信,见《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34期;舒芜在后来的各种回忆文章和著作中都提到郭沫若的儒墨研究是他提倡发扬主观和个性解放的直接动力,而不是文学上姚雪垠、沙汀等人的创作,见舒芜:《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舒芜:《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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