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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逻辑
作者:黄晓武    来源:本网发布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1-12-04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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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帝国》一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已经成为了国际学术界的一道风景,引起了各种论争。它试图对当代的全球政治进行分析,探索其背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它所产生的新的主体性。本文结合哈特和耐格里的其他著述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哈特和耐格里的帝国理论进行了分析。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苏东”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给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很大影响。最近20多年来,为当代社会状况提供理论阐述在主流学术界成了热点,福山、亨廷顿、弗里德曼、布热津斯基这些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歌功颂德,试图对两极格局的终结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影响作出分析。这些学者从右翼或中派的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相比之下,左翼阵营显得较为寂寥,左翼无法提供一套与之相对的对全球状况的理论描述。在对当前世界状况的描述中,左翼普遍显得比较消沉和悲观,认为冷战后左翼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失败,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已经从整体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和对工人运动的召唤转移到文本中个体的对资本主义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抵制。革命被压抑了,即使最乐观的人也认为革命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特和耐格里的《帝国》是引人注目的,因为他们完全改写了左翼运动的历史。哈特和耐格里认为,冷战后,资本的全球化为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通往帝国的道理和全球化的进程为自由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1]。因此,最近的20年不是左翼运动遭受失败,而是左翼运动走向成功和希望的20年。“在一个其他人只看见灰色的年代里,哈特和耐格里宣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2]

  哈特和耐格里的分析使他们与那些提倡抵制全球化的左翼区别了开来,尤其是那些提倡用地方行动来抵制全球化的左翼。乔万尼·阿瑞吉认为,《帝国》“可能是迄今为止激进左翼就全球化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后果所描绘的最乐观的图景了”[3]。而齐泽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认为《帝国》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在《帝国》一书激起的讨论中,肯定性的评论首先是从这一方面出发的。

  那么,《帝国》是如何对全球化作出描述的呢?伊梅尔·齐曼对《帝国》有一个评价很有意思,她说:“《帝国》是研究全球化而又刻意避开全球化这个词的一本书。”[4]在书中,哈特和耐格里认为,当前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形式不断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主权形式,他们称之为“帝国”。帝国是伴随着经济与文化交换的全球化而出现的新的统治逻辑和统治结构。它跟传统的帝国主义不同,是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它没有中心、没有疆界、没有历史,是一个资本所倾向于的“流动不受任何限制的、灵活的、不断调整的、趋向于平均化的平滑的空间”。

  帝国主义的终结、民族国家的衰落、美国霸权地位的丧失,这些观点在当代的全球化理论中也是老生常谈,哈特和耐格里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全球化不是资本从上而下推动的,而是由底层的力量推动的,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自下而上创造了全球化,而资本主义只是对这些反抗者创造的运动的新形式加以了收编和利用,“唤出帝国的正是大众”。

  哈特和耐格里对全球化的这种独特看法是跟他们的权力观念密切相关的。耐格里在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著作中对权力概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权力由相互矛盾的两部分构成,一方面是大众的创造性力量,他称之为“生成性权力”(Constituent Power);另一方面是资本进行统治的力量,他称之为“控制性权力”(Constituted Power)。耐格里提出了所谓的权力的“生成性原则”,认为“斗争能够创造性地产生一个性质上和它本身完全不同的新结构,而这一新结构又会成为下一个新斗争的目标,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发展变化”[5]。也就是说,特定制度形式下的权力关系的矛盾运作能够塑造和重新塑造社会和政治结构。在他后来的一系列著作中,耐格里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这一概念,他认为生成性权力的概念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在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等这些早期现代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中也存在,在马克思思想中达到了顶峰。

  从这一概念出发,哈特和耐格里在《帝国》一书中提出了两种现代性的观念。第一种现代性是以内在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它肯定此岸世界,肯定人个体的独特存在和对知识和科学的欲求,“宣布内在性为世界和生活的新范式,发展出作为科学试验的知识和行动,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把人类的欲望推到了历史的中心”[6];第二种现代性以超验性为基础,它是作为对第一种现代性的反动而出现的,既然它已经无法把时代扭转回去,也无法摧毁新生的力量,它就寻求压制、支配新生运动的力量。“它被构建起来,以建立庞大、无所不及的权力体系,从而可以实现对新生力量的支配。”[7]哈特和耐格里认为,“第二种现代性把超验的控制性力量强加在了普遍的生成性力量之上,把秩序强加在了欲望之上”[8]

  哈特和耐格里关于生成性权力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吸收了福柯和德勒兹的权力理论[9],但是福柯和德勒兹不能解释两种现代性如何向帝国和大众之间的对抗转换。和现代主权相比,帝国是全新的全球统治形式。哈特和耐格里认为,这种统治范式的转型必须归结到物质性的层面,归结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上,而福柯最终未能抓住的正是生命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实动力。

新的生产方式与剥削

  马克思认为,在每一种形式的社会中都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它影响和改变着社会生活中其他的生产方式,“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了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0]这种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是从性质而不是从数量上来说的。因此,尽管工业劳动在19世纪整个生产门类中并不占数量上的优势,马克思仍然把它看成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它改变了农业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结构。哈特和耐格里从马克思的论述出发,认为今天新出现的情况是非物质劳动正在逐渐取代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什么是非物质劳动呢?哈特和耐格里从意大利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借用了这个概念,并对它进行了发挥,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有两种主要的方式:“第一种方式主要涉及智力或语言的劳动,如解决问题、处理象征性或分析性的任务以及语言表达方面的工作等。这种非物质劳动产生想法、符号、符码、文本、语言、形象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产品。我们将非物质劳动中的其他主要一类形式称为“情感性的劳动”(affective labor)。与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感情(emotions)不一样,情感(affects)涉及精神,同时也涉及身体。事实上,情感,如高兴和悲伤,揭示了整个机体中的现时生命状态,它在表达出某种身体状态的同时,也表达了某种思维模式。因此,情感性的劳动是一种生产或控制诸如轻松、愉快、满足、兴奋或激动等情感的劳动。”[11]

  哈特和耐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仍然是物质性的,它象其他劳动形式一样要涉及人的身体和脑力。所谓的非物质性是就它的产品而言的,这个概念具有很大的含混性。他们认为它更多地可以被看作是“生命政治劳动”,它不仅生产了物质产品,也生产了关系,最终还生产了社会生活本身,它打破了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传统界限。

  非物质劳动改变了生产的组织形式,用灵活的劳动场所、灵活的劳动时间取代了大工业时代集约化的厂房、流水线和固定的工作时间,用短期的合同取代了长期的雇佣关系,这些使资本的剥削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剥削和统治不可能再以它们的现代形式施加影响了。”[12]

  哈特和耐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的一大特征是协作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劳动之间的协作时,认为是资本把协作引入了劳动的过程,将劳动力集中起来,为劳动的协作提供了条件,“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并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13]。并且,这种这种劳动之间的协作是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14]。哈特和耐格里认为,在非物质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劳动之间的协作不是资本引起的,而是交流性的、协作性的、情感性的社会劳动本身引起的,协作已经成为劳动本身的一种特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能再用马克思所提出的那种数量关系来衡量了,不再能用价值量、剩余劳动时间来衡量了。非物质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的剥削是对劳动所产生的共同关系的占有,也就是说,这些由劳动自主地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的交流、合作的形式、这些交流、合作形式所产生的共同产品,都被资本占有了。

  在非物质劳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剥削不是缓减了,而是加重了。新的剥削也引起了相应的统治形式上的变化,“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通过差异、通过混杂的主体性、通过灵活的疆域来进行统治。”[15]这种权力结构的运作是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的,首先是吸收和包容,然后是进行差异性的区分,最后是在区分的基础上进行控制。差异政治是帝国统治的逻辑。帝国没有消除差异和等级,而是在新的基础上加深了这些差异和等级,并利用这些差异和等级来进行统治。

  在此基础上,哈特和耐格里对当代哲学思潮中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强调差异、强调流动性、混杂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正是以抵抗的姿态表达了全球资本的逻辑。后现代和或殖民主义未能充分认识到当代世界中的批判对象,它们所批判的是以现代主权为代表的旧的统治形式和旧的统治形式在当代帝国主权中的遗留,因此,“那些看上去具有解放性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策略已经不再具有挑战性,它们成了新统治策略的同谋,甚至不自觉地强化了新的统治策略”[16]。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本身体现了从现代主权向帝国主权的过渡。哈特和耐格里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这种阅读方式让人想起了解构主义理论家保罗·德曼的《盲目与洞察》。

  但是即使资本的全球化已经彻底包容了他者,消除了外部,用差异政治来实现了对全球的控制,差异并不完全是全球资本和全球市场创造的,也不完全是全球资本和全球市场专有的,它也可能是内在于资本的某种异质性的东西的存在逻辑。在这里,查克拉巴蒂对马克思的分析很有启发性。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的发展存在着特定的逻辑前提,“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17]。查克拉巴蒂指出,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过去社会的某些因素构成了资本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另外的一些因素则不构成资本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遭遇的既定的历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这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某些因素构成了资本发展的必要条件,促成了资本的出现和发展,而另外更广大的部分是和资本主义相异质性的东西,并且,这些非资本主义的因素既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也和资本主义同时存在,资本的全球化逻辑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异质性的成分。因此,“差异不是外在于资本的某种东西,然而它也不能被资本完全吸收,从对立抵抗到保持中立,它和资本保持着亲密而又多样化的关系”[18]。从这一立场出发,萨尼亚·塞斯认为后殖民主义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象它所关注的差异一样,后殖民主义也被吞进了野兽的肚子,呆在野兽的肚子里,但是它还没有被消化掉,它仍然可以有所作为”[19]

革命的主体性

  在当前时代,《帝国》是政治理论中少见的对革命进行系统论述的作品,迈克尔·拉斯汀甚至认为《帝国》是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里程碑。[20]哈特和耐格里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认为革命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为人类解放潜能的全面发挥创造了条件。“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比它之前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先进,同样,我们也要宣称,帝国与它之前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相比具有先进性。马克思的论述的基础是: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存在的狭隘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感到强烈的厌恶(这种感觉是健康的),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在新的环境中,解放的潜能在增长。同样,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帝国结束了现代权力的残酷统治,在帝国状态下,解放的潜能同样也在增长。”[21]

  哈特和耐格里认为,在帝国主权中,这种解放的潜能的承担者是大众。帝国统治的新奇之处在于帝国与大众、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直接对立的,中间不再有任何的中介。哈特和耐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并没有对大众这一概念作出清晰的界定,关于大众的论述也是《帝国》一书中最为薄弱的部分,受到非议最多。《帝国》之后,这一方面的内容成了哈特和耐格里进一步研究主要方向之一。从现有的著述来看,哈特和耐格里至少认为,大众是与“人民”、“群众”、“阶级”这些概念相对而言的。

  “人民”这个概念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一种现实的或想像的国家主权之上,它把人群组织成一定时空中的固定群体,用同一性、共性取代了多样性、个性;大众立足于帝国主权之上[22],是民族国家主权形式衰微之后的产物,大众是多样性和个性的集合,它不能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整体。而大众和人群、群众这些概念的区别表现在:人群、群众这样一些集合性的政治主体概念在现代政治理论中一般是消极的,哈特和耐格里认为,在欧洲现代政治理论中,只有个体才能作出决定,只有集体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具有多样性的人群必然是消极的和难以协调的;但大众具有积极的行动能力,能够有效地行动。大众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关系比较复杂,耐格里认为,从新的劳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工人正日益成为非物质生产力的承担者,它重新占有了生产资料。在非物质劳动中,这种生产工具是人的大脑,工作的这种独特性把工人塑造成了大众而不是一个阶级。[23]在阶级概念中,差异是根深蒂固的,资本占有了生产资料,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于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大众概念具有更大的多样性。此外,在移民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大众和阶级概念的一些重要区别,哈特和耐格里把移民看成是大众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移民是一种积极的建构性的力量,一方面它跨越了原有的边界,提供了创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动摇了原有的权力结构。总之,和阶级概念相比,大众具有很多新的特征,它更具知性、更广泛。用哈特和耐格里的话来说,“大众不会成为一个阶级,恰当地说,大众不是一个阶级,尽管在其多样性之中,它确实包含着工人阶级的全部特征,饱受剥削、不幸和异化。我们必须超越工人阶级作为人民这样的话语,因为不管是从分析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它都过时了,我们必须抛弃对这种革命主体所持有的怀旧情绪。然而,我们同时也必须保留它的丰富性、它的力量、它的反抗意志、它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以及创造美好未来的能力”[24]

  那么,大众的斗争如何进行呢?哈特和耐格里认为,大众的斗争由三种基本的形式构成,微观的个体层面的反抗和破坏、集体层面的反抗以及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替代性方案。[25]和传统工人阶级的斗争相比,这些斗争具有一些新特点,它们互相之间不可交流,但斗争的强度增加了,这些斗争无法相互沟通,无法以斗争圈的形式在水平方向上扩散,它们蕴含的力量只得沿着垂直方向向上冲,直击全球层面,“斗争不再横向连接,而是纵向跃起,直击帝国的核心”[26]

  由于大众和大众斗争方式的变化,当前斗争和革命的组织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传统党派和集权式组织衰落了。哈特在对2002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二次“世界社会论坛”的分析中,探讨了传统党派、集权式组织与当前的网络化的运动的区别。传统的党派和集权式组织有发言人,它们代表这些党派和组织,指导党派和组织的活动,而网络形式的组织没有发言人。以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运动不是通过对立抵抗的方式来施展它们的力量的。网络形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不会出现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的情况,它通常由第三个人进来,形成三方对立的局面,然后是第四方,然后是网上无限的其他人的介入。“这就是我们很难理解的西雅图事件的一个特点:我们认为在客观上相互矛盾的团体——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工会,教会团体和无政府主义者——突然能够在大众网络的语境下协同合作。从稍微不同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些运动仿佛发挥了一个公共领域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们允许在公开交流的语境下充分表达不同的见解。”[27]网络形式的运动所具有的民主力量使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哈特和耐格里并没有对网络形式的组织的具体运作方式作出清晰的界定,只是用隐喻的方式形容为“炼金术”、一种“海洋逆流”。对于大众革命和全球民主的具体形式和运作法则,他们没有作出详细回答,也不想作出明确的回答,哈特和耐格里认为,这些问题需要政治实践、而不是理论来回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国不是一种社会运动的理论,也不是一种为社会运动服务的理论。《帝国》不是一部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因为它缺乏《共产党宣言》那样的时代紧迫性,缺乏工人斗争的背景,它不是一个激进组织的产物,也不诞生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用哈特的话来说, “《帝国》不是一部《共产党宣言》,《宣言》必须把某些特定的社会主体组织起来,并提供一种适当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分析(包括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28]

  哈特和耐格里帝国理论的贡献在于,它为我们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提供了一些线索,现在,它关于冷战后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关于帝国主权,关于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的论述已经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认可,而它另外的一些概念则正在引起激烈的论争。对于左翼政治来说,帝国理论并不能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想像的图景,一种革命的远景,但凭借它,我们能超越眼前遮蔽我们视线的东西,看到更远的将来。

注释:
  [1]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耐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以下引用本书的内容,部分译文有改动,不再一一标注。

  [2] Gopal Balakrishnan, “Virgilian Visions”, in New Left Review, 5, 2000, p. 142.

  [3]乔万尼·阿瑞吉《帝国的谱系》,陈燕谷译,《视界》第10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 Imer Szeman, “Plundering the Empire: Globalisation, Medi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13, Num. 3/ 4, 2001, p. 175.

  [5] Antonio Negri,Marx beyond Marx :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 translated by Harry Cleaver, Michael Ryan, and Maurizio Viano,  South Hadley, 1984, PP. 5657.

  [6]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耐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79页。

  [7]同上,第79页。

  [8]同上,第79页。

  [9]关于《帝国》与福柯和德勒兹的理论的关系的分析请参见汪民安《帝国的谱系和后结构主义政治学》,《生产》,第一辑,汪民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20045月出版。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第48页。

  [11]哈特和耐格里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何吉贤译。

  [12]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耐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23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8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85页。

  [15]哈特、耐格里《大众的革命进程》,见本期杂志。

  [16]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耐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13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20页。

  [18]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6.

  [19] Sanjay Seth, “Back to the Future”, in Debating Empire, Edt. By Gopal Balakrishnan, Verso, London & New York, 2003, p.49.

  [20] Michael Rustin, Empire: a Postmodern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Debating Empire, p.1.

  [21]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耐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49页。

  [22]哈特和耐格里甚至认为,我们可以首先把大众概念看成是对帝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分析的逻辑产物,对大众的分析部分来源于帝国概念本身。见哈特、耐格里《大众的革命进程》,本期杂志。

  [23]参见《帝国与大众——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下),《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第48页。

  [24]哈特、耐格里《大众的革命进程》,见本期杂志。

  [25]同上。

  [26]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耐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63页。

  [27]哈特《阿雷格里港:今天的万隆?》,陈永国译,《生产》第一辑,第269页。

  [28]哈特、耐格里《大众的革命进程》,见本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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