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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
——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
作者:冯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网络编辑:亦文 发布时间:2010-04-20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20世纪空间批判理论的构成,可以理解为从空间视角先后对时间还原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理论回应,而时间、场所、超空间、地理则分属于各次理论回应中的关键范畴。虽然对现代空间的反省和批判已经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但是在时间、场所、后现代空间、地理等范畴上至今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这本身就说明包括空间批判在内的现代性批判是一个艰难而持续性课题。空间性不依附或从属于时间性,空间性不能还原为场所性或地理性,空间性也不等于后现代性。当代社会产生了自己独有的空间形式,后现代性和全球化是当代空间的两大特征。
关键词:空间;场所;超空间;地理;后现代;全球化

  20世纪末,空间性越来越受到哲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这与世纪初科学哲学家“把研究基盘建立在时间性秩序的概念之上,由此导出空间相位的性质”,[1]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米歇尔·福柯和亨利·列斐伏尔被看作前瞻性地指出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发生由时间性向空间性转向的思想家。早在1967年的一次讲演中,福柯便指出:“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共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2]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1974年)一书中也预言:“实际上,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谓‘现代’社会中,空间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3]

  空间性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是由于社会实践的改变,其次是理论本身的要求。20世纪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科学和艺术领域,人们都经历了空间体验的剧烈变化,因此不得不重新审视甚至改变传统的空间观念。而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20世纪中期以来,哲学、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出现的学科理论空间化的动向,是对过去长期偏重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的一种反拨。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W·苏贾评论道:直到19世纪中期,批判社会理论对历史性与空间性的关注和探讨还是大致保持平衡的,但是随着第二次、第三次现代化的发生,历史决定论跃然升起而空间观念相应湮没。历史理论“去空间化”的结果,使空间批判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第四次现代化的开始,这种持续已久的现代批判传统开始发生嬗变,人们重新对思想和政治行为的空间性产生兴趣。[4]

  尽管近几十年来空间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在关于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讨论中,空间性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论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代社会空间批判理论还很不成熟,还有很多理论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当今社会空间批判理论中的四个主题:空间与时间、空间与场所、空间与超空间、空间与地理,大致代表了从空间的视角分别对时间还原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全球化的理论回应,在20世纪不同时期曾先后成为探讨的焦点。但是其中不少重要问题未及辨明,这些问题阻碍着当今空间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上述四个主题的辨析,指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错误,阐述现代空间的基本特征,探讨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批判性重构的可能性。

  一、空间与时间: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模式

  后现代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主张:“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5]对于这种观点,彼得·奥斯本评论道:“假定现代性与时间经验的新形式有关,而‘后现代性’则标明空间的革命,这已是老生常谈,而且也过于语焉不详。”[6]奥斯本反驳说: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是不可分割地系缚在一起的。空间经验的变化总是涉及时间经验的变化,反之亦然。”[7]不过依我看,奥斯本这个反论似乎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后现代主义者一般来说并不否认空间经验总是伴随着时间经验的。

  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这个命题的主要缺陷在于容易导致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历史分期论,这种历史分期论把20世纪头几十年看作时间性主宰的现代主义时期,把此后看作空间性主宰的后现代主义时期。这样便会产生两个错误:一是忽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丰富的社会空间思想,二是看不到20世纪中期的场所论与20世纪末的空间论之间的根本差异。

  先谈第一点。“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这个观点不能正确解释包括建筑在内的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乃至现代主义概念本身。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就热情呼唤对旧都市进行“空间革命”,以创造健康、简洁的新空间。20世纪40年代以后,经过吉迪翁和佩夫斯纳等现代主义建筑史家的阐释,空间已经成为现代建筑与都市理论的核心概念。[8]因此,如果追溯20世纪的空间思想史,应该说是建筑理论(其实在美学领域,绘画艺术更早)首先重新发现了空间,空间概念并非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是后现代论者普遍没有对这一事实加以充分研究,更没有作出恰当的解释。杰姆逊在谈到柯布西耶试图对19世纪的病态都市进行一场“空间革命”的时候,仅把这种思想视为现代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却没有进一步去研究现代主义美学与空间范畴的密切关系。[9]戴维·哈维虽然注意到现代主义“美学理论深刻地关注着‘把时间空间化’的问题”,[10]但是,他却只是感慨地评论道:这是“时间和空间概念在我们的知识传统中较为使人吃惊的一种分裂的情形”。[11]

  建筑美学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主义与空间概念是同时诞生的。[12]建筑史上时间和时间性的认识并非始于现代主义,而是始于19世纪初甚至18世纪末,与当时哲学、文学、绘画等领域的潮流同步,时间性的“风格”概念主导了建筑史的叙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当时的反黑格尔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美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生产活动的管理主义等思潮交织而成的复杂背景下,在建筑美学中,“空间”才取代“风格”成为欧美国家诠释现代主义及前卫派建筑特征的唯一概念。[13]所以,从建筑学来看,现代主义恰恰是关于空间的,而不是关于时间的(尽管与此同时,优秀的建筑家也深受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影响)。

  再谈第二点。持“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这种观点的人,常常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福柯、列斐伏尔和杰姆逊、戴维·哈维等人一起放在后现代语境中来讨论。他们没有注意到:以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为其哲学基础的战后现象学场所论,与20世纪80-90年代杰姆逊、戴维·哈维等人的空间批判理论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不能笼统地都看作后现代性理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场所论主要是针对工业化和都市化所造成的空间异化的反省和批判,它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空间形式——都市。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年的空间讨论则是在全球流动、交往以及网络在广度、强度、影响力等方面均空前加大的背景下展开的,它所面对的空间形式是全球化空间。如果对二者不加区别地统统视为后现代空间理论的话,其结果不仅会使“后现代空间”这一概念更加暧昧和更多歧义,而且还会掩盖住“全球化空间”这个现实的课题。

  抛开“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这种简单化的理论界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20世纪其实都呈现出空间意识的复苏,只不过在不同领域复苏的时间和强度有所不同,并且这一过程中交织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大思潮的兴衰。这一过程大致如下:20世纪初,在爱因斯坦、柏格森颠覆牛顿和笛卡尔的绝对空间-时间观念的同时,以毕加索为代表的艺术家在绘画作品中义无反顾地破坏透视法,搅乱画面的空间感;而建筑师则怀着改造空间的巨大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建筑设计和都市规划中;在哲学家当中,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在30年代开始关注实存的空间性;二战后,关于实存的空间性理论以场所主义的形式支持了建筑和都市批判。此外,从20世纪初以来,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虽非以空间性来建构其理论,但是一些研究注意到了人的活动和组织与地理、区域、以至空间秩序的关系,这方面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六七十年代。70年代,福柯、列斐伏尔等人尝试使批判社会理论空间化,把资本主义都市及其国家看作空间政治学的或政治经济学的秩序化和利润化过程。80年代前后出现后现代理论,它发起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的文化批评。但是很快后现代理论便被新起的全球化理论所冲淡或融合,如今,空间论的热点转向了重建全球化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族群的认知地图。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这种观点抹煞了20世纪空间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个围绕时间-空间建构的后现代叙事更像是一个理论虚构。因此,考察20世纪空间史的时候,我们应该避免时间-空间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从空间问题在不同领域表现的差异性来看,我认为20世纪空间思想史经历过三个时期,即:20世纪上半叶为第一时期,空间思想主要在建筑或艺术领域展开;此后至20世纪70年代为第二时期,空间思想主要针对都市化过程展开;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为第三时期,空间思想在全球化这个新的背景下展开。与此相应,20世纪依次出现了三种空间理论:建筑空间论、都市空间论和全球化空间论——虽然三者彼此有渗透,但不同时期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那么,这个三阶段的划分法如何回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两分法呢?我认为,建筑空间论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而在城市空间论阶段批判理论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仍属于现代空间批判的范畴,另一部分则属于后现代空间论——这里主要指的是鲍德里亚、杰姆逊关于“超空间”的评论。戴维·哈维、苏贾等人所代表的后现代地理学,实际上是在适当接受后现代主义关于当代空间的差异性、分裂、混乱等评论的基础上,对旧有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批判理论作的新表述,所以它也是一种后现代空间论,而不是真正的全球化空间论。全球化空间论,是在日益深刻的全球化的背景下的空间理论建构的尝试。它实际包含两个理论成分:全球性和后现代性,这两个成分在全球化空间论中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所谓全球化空间论中的后现代性,不再单指发达国家社会空间的超现实性,而是强调全球性空间是场所(位置)、地域和全球这三种空间之间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的渗透、扭结和排斥。所谓全球化空间论中的全球性,是指其有别于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大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世界一体化,强调当今人类处在由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造成的新的空间当中。当然,当今世界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利益、权力和价值强势支配的状况下,我认为全球化空间论还必然具有鲜明的批判性。

  二、空间与场所:关于现代主义空间的特征

  当代空间批判理论是对当代空间实践的理论反思,因此也就包含对传统空间的批判。那么,它所批判的传统空间究竟是什么呢?福柯有一段有名的话:“这是起始于伯格森还是更早时候?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4]哈维也说:“重要的是要挑战有关时间或空间的单一的、客观的意义的观念,反对我们可以测量人类的概念和感知的多样性。”[15]这些言论表明,他们反对的是那种把空间看作空洞的、均质的“容器”的观点。肖恩·霍默总结道:“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就这一中立的空间观提出了挑战,尤其是集中于空间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如何被概念化。”[16]那么,当代空间思想家果真批判的是那种均质的、客观的、中立的空间观吗?

  奥古斯丁·贝尔克在评论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的代表作《空间与场所》的时候说:“在建筑和都市环境领域,1970年代是后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的时期,用段义孚的问题意识讲,就是反对‘空间(space)主义”提倡‘场所(place)主义’的转型时期。”[17]贝尔克把后现代主义与场所主义相提并论虽是一种误解,但是这里使用的“场所主义”和“空间主义”这两个概念却很恰当。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存在空间的重要论著,例如法国哲学家巴舍拉的《空间的诗学》(1957年)、德国哲学家奥托·弗雷德里希·鲍诺的《人与空间》(1963年)、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兹《存在·空间·建筑》(1971年)、加拿大都市景观理论家爱德华·瑞夫的《场所与无场所性》(1976年)等,都持场所主义的立场。场所主义主张空间是存在的,[18]也就是说空间是与人的存在直接关联的世界,所以存在的空间主要是质的东西而不是量的东西,主要显现为意义而不是功能。

  那么,遭到场所主义诟病的空间主义是什么呢?在地理学当中,空间主义主要是指计量地理学所代表的地理学科学化的倾向,在那里,空间的确主要被看作是客观的、中立的。但是对于建筑和城市空间这种“人工环境”,空间主义就不那么“中立”了,而是表现为充满科学热情地对空间秩序进行积极控制和干预。换言之,在建筑、城市规划以及绘画、电影等“表现空间”的领域,现代主义的空间主义表现为能动的、工具主义的空间观,我们可称之为“空间的泰勒主义”。安佐尼·魏德勒在其论文中就介绍了有关柯布西耶的思想与泰勒主义之间的关联的研究,证明20世纪30年代,柯布西耶的住宅和城市空间革命的思想是受到泰勒主义的深刻影响的。[19]柯布西耶认为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方式和能力都已经大大地进步了,但是工人和技术劳动者却仍然住在几百年前那种狭小、肮脏、落后的住宅里,这个矛盾是引起社会不安以至革命的原因。所以,他说:“社会平衡归根结底是个造房子问题”。[20]他号召建筑师为普通而平常的人们大批量地建造普通而平常的住宅,以满足普通人的实用和精神需要。他教导建筑师们:“如果我们从感情和思想中清除了关于住宅的固定观念,如果我们批判地和客观地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认识到,住宅是工具。”[21]柯布西耶表达了现代主义的一个坚定信念:空间是实现社会改造的强有力的手段。

  从最早对现代主义建筑思想提出责难的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海德格尔眼中,现代主义空间观的错误恰恰在于把空间当作了工具和手段。海德格尔在1951年的一次著名演讲虽然没有明言是针对柯布西耶的,但是其言论表明了这种针对性。他说:“当然,在今天的住房困难条件下,占用某个住宿地就已经令人心安和开心的了;住宅建筑可以为人们提供宿地,今天的居所甚至可以有良好的布局,便于管理,价格宜人,空气清新,光照充足,但是:居所本身就能担保一种栖居发生吗?”海德格尔认为,把空间革命当作社会变革的手段,这是“通过目的-手段的模式把本质性的关联伪装起来了。”他说:“看起来,我们似乎只有通过筑造才能获得栖居。筑造以栖居为目标。”其实,“筑造不只是获得栖居的手段和途径,筑造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栖居” 。“我们栖居,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筑造了;相反,我们筑造并且已经筑造了,是因为我们栖居,也即作为栖居者而存在”。“筑造从不构成‘这个’空间。既不直接地构成,也不间接地构成。”

  在前面,我们看到柯布西耶是把住宅看作工程师“建给”普通人栖居的空间。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栖居不能被给与,栖居来自存在本身的显现。是栖居决定空间,而不是空间决定栖居。栖居凝聚天、地、神、人于一个位置,形成一个场所,“根据这个场所,一个空间由之而得以被设置起来的那些场地和道路得到了规定。”[22]海德格尔的评论,清楚地阐明了场所主义反对空间主义的理由:在现代主义对空间的干预中,人被当成了被动的“存在者”。在这里,我们且不谈海德格尔的这种存在主义观点有何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海德格尔对现代主义空间思想的把握更为深刻。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的错误主要既不在于漠视空间,也不在于把空间看作刻板的、僵死的受动者,而在于它把空间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加以操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和哈维反对的不是同一种空间观。前者所反对的是把空间看作可以对其中的物体或行为者施以影响或改变其性状的一种媒介物,这是真正的“空间主义”;后者反对的是把空间看作容器、与其中的物体无关的空盒子”,这其实是近代物理学的绝对空间”。我把后一种空间称为形式的空间”,把前一种空间称为实质的空间”。所谓的“形式的空间”是指外在的、空洞的、先在的、与物质对象无关的那种空间,这是近代的空间观,它存在于笛卡尔几何学、牛顿力学、康德哲学当中。所谓的“实质的空间”,是指与物质和运动相关联的、因此存在着质的差异(异质性)、可以通过对物质的干预实现空间操控的能动的空间。这是现代主义的空间观,它存在于现代主义艺术与建筑、泰勒制和福特主义、非欧几里德几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中。[23]

  爱因斯坦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空间概念所固有的两义性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一方面,空间意指场所、位置这类具体的物质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脱离特定的物质关系被把握。但是另一方面,空间又被理解为像盒子内部一样的“虚空”,这意味着空间从特定物质关系中解放出来,甚至在逻辑上还必然先于物质而存在。[24]自牛顿经典力学创立之后,后一种空间概念,即凌驾于物质对象之上的“形式的空间”成为胜利者。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这个“形式的空间”是思辨的,直观的。之所以说它是思辨的,是因为“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永远保持不变而且不可移动”[25]的绝对空间,乃是理论本身的必要假定。之所以说它是直观的,是因为它的对象是石头、月球这些可以直观的物体。这种直观的物体具有不可入性,物体居于空间之中,而非空间居于物体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着的是物体,而不能设想空间发生改变。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的空间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立体主义绘画通过有意地解构物体,颠覆透视法,消解了绘画的空间深度。电影的发明使人们体验到连续的运动被分解为非连续的静止的图像,又再现为连续的运动的变化。与此同时,泰勒创立了科学管理法,他对工人的劳动动作进行了详细的分解研究,把时间和动作精密地纳入劳动空间的组织过程当中。众所周知的广义相对论则证明了由于物质在空间中的几何分布不同,因此现实的物质空间并非平直的欧几里德空间,而是弯曲的黎曼空间。众多领域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复合的物质被分解了,物质内部的空间被打开了,空间成了“普遍存在”的和具有“质”的东西。

  20世纪初空间表象同时在众多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异变,可解读为人类精神的根底爆发了一场超级地震,这场超级地震就是现代主义运动,而“实质的空间”就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这个现代主义的“实质的空间”不同于近代的“形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物质不再是直观的、复合的、不可入的物体,而是化为按照特定结构排列的、同质性的分子。在分子层面,物体变为可入性的。分子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加以改变的,因此这个空间可以因为对物质结构施加干预而被改变。所以,“实质的空间”是可介入的、可干预并操控的、能动的空间。现代主义空间论把空间看作“实质的空间”,它信奉通过改造建筑布局、城市结构、人的活动方式等手段(也就是使空间合理化)便可以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

  20世纪上半期激荡着这种空间主义的狂热。不过也一直存在着来自相反方面的抗争,其一是来自于传统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抵制,其二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存在主义思潮的抵制,战后以空间主义的挑战者的姿态登场的场所主义大致由这两种思想混合而成。因此,场所主义一方面有对传统空间的怀旧情绪和回归诉求,另一方面有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从这点来看,场所主义显然不属于后现代主义,或许把它称作“反现代主义”的空间思想更为恰当。

  此外,对空间主义的抵制还来自第三股力量,就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否定精英主义的空间革命,提倡现代建筑与传统的关联,与大众的沟通和对商业的妥协;在风格上主张以文脉、隐喻和装饰取代功能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建筑主张当中,仍然保留着对场所性的要求,但是它既不是怀旧主义,也不是存在主义,在这里,场所只是被当作指代传统的符号与真实场所的仿制品而受到推崇。至此,当真实的场所化为一种“隐喻”,渐渐地,场所主义的诉求就被湮没了。

  三、空间与超空间:后现代空间论的困惑

  20世纪70-80年代之际,场所主义明显沉寂下去了,而后现代空间论迅速崛起。从那时起至今的30年间,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这两股思潮深刻地影响着几乎一切社会理论,关于空间性的讨论逐渐集中于文化批判理论和地理学批判理论。

  后现代空间论的起始点通常被追溯到福柯以及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批判性阐述。1957年巴舍拉发表了《空间的诗学》,反对科学实证主义的客体化空间,强调心灵主义的场所(家)体验和想象。福柯推崇巴舍拉关于空间并非均质和空洞而是浸淫着品质的思想,但是他对空间的思考由巴舍拉关注的“内部空间”转向了“外部空间”,[26]透过空间的视角来解读近代欧洲城市史。福柯提出了一种空间权力的批判思想,他认为现代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和管理借助了空间这个手段,通过规划空间赋予空间一种强制性,达到控制个人的目的。他认为这种现象始于18世纪的都市规划,街区和建筑的设计都用于实现对人的管理和监视。在福柯的解读中,现代政治学就是空间统治术或空间权力学。

  同一时期,此前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都市研究著作的列斐伏尔最终把空间当作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指出新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都市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也像场所论者一样,揭露工业化以后空间被均质化和序列化,被刻意地分割和操控。他不仅把现代空间看作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得以维持下来。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只是生产物质产品,更主要的是将空间变成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对象,即扩展为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统治者、技术专家和工人都被编入都市规划、建造和居住过程。正是这个空间的资本生产过程消灭了场所,却给资本集团带来利润,成就了官僚和技术专家的统治。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空间基本上是支持物质生产的外部环境,一种“中立”的东西,换句话说,空间是自然界提供的消费品。但是,列斐伏尔看到,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进入了生产领域。因此,既然资本主义把空间由自然的消费品变成谋取剩余价值的生产对象,那么在列斐伏尔看来,抵抗的途径就在于克服空间生产,变生产和交换的空间为消费和使用的空间。

  福柯和列斐伏尔对现代空间的批判不是立论于场所这个存在主义概念,而是直接从政治的或经济的视角剖析资本主义空间。但是,这种批判路径被后结构主义和关于消费文化的符号学批判而改变。

  我们知道,索绪尔把符号的能指界定为声音的心理印迹,而不是客观的物质实在,这样就在符号层面上取消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当巴特运用符号学原理对大众文化中的流行消费进行解码时,便得出结论:“语词所支配的不是什么实在物的集合,而是那些已经建立起(至少是理想状态下的)意指系统的服饰特征。”[27]这一结论的现实意义是不再将流行消费当作针对实物的行为,而当作符号书写行为。这样,作为实体的商品就不再重要,而商品的符号才具有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消费文化当中,实物的价值被符号书写构建的虚像所取代。

  巴特以符号学解码大众文化的方法被鲍德里亚继承,后者从更宏大的视角阐发了虚像对真实的取代。他说:“从今以后,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东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都将带上超真实主义的类像特征。”[28]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世界中,形象或类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各种界限消失,制造出“超现实”。“城市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政治—工业的场所,而是‘符号’、传媒和‘符码’的场所”,[29]模拟的环境变得比真实环境更加真实,变成了“超空间”。“在鲍德里亚看来,迪斯尼乐园中的美国模型要比社会世界中的真实美国更为真实,就好像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迪斯尼乐园一样”。[30]

  另一方面,以电视为标志的电子视觉大众传媒的广泛应用,成为超现实空间体验的最直接的感性经验的来源,同时也为符码、仿真等观念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最通俗的实例。最早阐发电子媒介的革命性意义的麦克卢汉就指出,电子媒体延伸了人的身体,影响着人的心理,改变着人的时空概念,“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31]他还提出,电话、电视都是“冷媒介”,因为它们的清晰度低,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怜,大量信息还得接受者自己去填充。[32]这个观点与符号学关于能指并非与客观实体相对应的思想异曲同工。从这个观点出发,电视所传达的图像便可理解为类像,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已无意义。所以,大众传媒最直观地制造出超现实空间。

  杰姆逊的后现代空间性概念受到了鲍德里亚以及麦克卢汉的影响。在杰姆逊那里,“后现代空间是鲍德里亚定义为‘超空间’的东西,一个充斥幻影和模拟的空间,一个纯粹直接和表面的空间。超空间是空间的模拟,对它而言,不存在原始的空间;类似于与它相关的“超现实”,它是被再生和重复的空间。”[33]由于后现代超空间是空间的模拟,消除了真实空间(即被复制品)和复制品之间的界限,因此在杰姆逊看来,超空间的主要特征是引起人的迷向感。他说:后现代超空间“成功地超越了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人的身体和他的周遭环境之间的惊人断裂,可以视为一种比喻、一种象征,它意味着我们当前思维能力是无所作为的”。[34]空间迷失不仅发生在现代都市和公共建筑,“杰姆逊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更大更严重的问题的表征,它表明在新的非中心化的资本主义传播网络中,在它的‘局部的、国内的、跨国的阶级实体’中,主体丧失了以个人或集体方式把握自身的能力”。[35]

  杰姆逊关于后现代空间的方向迷失特征的理解,更多地受到了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在1960年发表的名著《城市意象》的影响。林奇曾用“超空间”一词来描述现代都市的复杂空间,批评了现代城市由于缺乏可读性,使主体难以清晰把握城市空间特征,发生空间迷失。杰姆逊把现代城市空间特有的这种由于缺少独特意象而导致人的迷向感的现象,进一步看作后现代社会的一般性的空间表征。他也接受了林奇关于提高现代都市的可意象性——“即有形物体中蕴含的、对于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36]——的建议,把重建日常生活的“认知绘图”——即“个人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握再现,在特定的境况中表达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可呈现(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37]——视为克服后现代空间迷失的途径和政治使命,他说:“倘使我们真要解除这种对空间的混淆感,假如我们的确能发展一种具有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化的‘认知绘图’,并以此为我们的文化政治使命。”[38]

  但是,杰姆逊对于人们是否能够找到全球认知测绘的新形式似乎并没有信心。当杰姆逊置身于波拿文都拉饭店,他感到这里的内外、前后、高低之间的空间一片混乱,根本无法辨认方向。接着,杰姆逊把建筑空间的这种体验引申到社会空间,他说:“在当前的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通网络而占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既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也感到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诺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39]通过杰姆逊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清楚后现代空间论者的困惑是怎样发生的:第一,他们往往不自觉地想把新的空间体验还原到旧的空间模式中去理解,当这样做行不通时,便发生空间迷失。第二,如果我们当自己完全处在这个新空间之外,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对这个陌生的空间根本无法去把握它。

  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处在这个诺大网络的空间当中,我们已经体验了它,了解了它的规则,因它而改变的同时也改变着它。所以,并非我们的感官不能适应它,而只是在过去的某些理论中不能表象它而已。在我看来,在这里发生的是两种空间经验的叠加和整合。我们既不能完全融入超空间的逻辑,也不能把超空间体验还原成场所经验去体认。从根本上来说,在新的空间范式面前,我们已经在直觉、统合着周围环境,并形成新的空间观念,而不需要什么“与之相匹配的知觉或感觉器官”。这样看来,杰姆逊提出的“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化的认知绘图”的后现代空间策略,其实是多余的。

  四、空间与地理:全球化空间与地理学空间

  按照苏贾的观点,后现代地理学作为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其雏形可以追溯到欧内斯特·曼德尔关于不平衡的发展与劳资关系两者之间的阐释性对应的主张。早在20世纪60年代曼德尔就注意到:在资本的国际化进程中,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是一种被忽视的潜在推动力。在《晚期资本主义》(1975年)一书里,曼德尔指出:尽管正常的资本主义竞争在部门之间和区域中的利润率方面往往倾向于一种平均化,但扩大再生产必须以抽取高于平均比率的超利润为其生存手段,而这又反过来需要部门之间或区域之间的差别。因此,资本主义的生存及其富有特色的空间性的生产,仰仗于将占有的空间区分为过分发展的区域与欠发展的区域。[40]在这里,我想借用运动力学的势能”概念,把地理不平衡发展推动资本运动的理论称为“势能理论”。

  苏贾的地理学批判基本上延续了曼德尔的思路。他认为,马克思虽然在论述资本原始积累和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时蕴含了地理(或部门)不平衡发展的思想,[41]但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革是由一套内部矛盾决定的,所以其抽象的阐述必然地把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排斥在外了。[42]苏贾认为,资本主义“内在地建基于区域的或空间的各种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一个必要手段。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等发展的支撑性存在和极其重要的工具性为先决条件的。”[43]差异化与均等化之间辩证的紧张关系,是地理不平衡发展的潜在动力。它使得资本国际化及国际劳动分工,即资本主义全球性空间化的独特形式,成为充满了差异与均等化、分裂与维持、零碎与连贯的混合体。

  与上述“势能理论”不同,戴维·哈维的资本主义空间批判可称为“动能理论”。哈维提出“时空压缩”概念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特征及其存续的动力。“时空压缩”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 [44]哈维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仍然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空间上的各种障碍被不断克服,普遍性加强了,征服和控制空间越来越广,同时短暂性和易变性为资本家带来了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时空压缩”还意味着一种后现代的空间辩证法:“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结果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45]

  可以看出“时空压缩”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资本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过程的时候,强调流通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的。流通过程所需时间的减少就意味着占有空间的扩大,意味着利润的增加。因此,资本发展的逻辑是不断地加速生产,力求用时间征服空间。马克思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46]

  表面上看,上述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分歧——势能理论”更强调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势差(即空间量)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动能理论”则力图把生活的加速(即时间量)解释为引起全球性同质化与差异化双重冲动的根本原因。但是,这两种观点在深层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是基于时间和空间统一于运动的观点来解释全球化空间现象。同时,它们所谓的空间均是指地理空间。

  近代以后地理空间的基本特征是地球的概念,这是一个客观化的、全封闭的、面积确定的球体,这一点成为人类一切可能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过去帝国靠扩张领土来使自己强大,但是现在看到了人类扩张的极限,因此不再是量的扩张,而是质的提高(即提高运动效率)变成竞争的手段。洛克在其《政府论》当中就已经看清楚这一点,因此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认为价值主要来自于农业技术改良,而不是土地本身。[47]哈维的“时空压缩”同样是提高运动效率的思想,只不过不是通过改良生产技术,而是提高流通的效率,他说:“空间上的各种障碍只有通过创造特殊的空间(铁路、公路、机场、远程运输等)才能减少。”[48]因为哈维像过去多数思想家一样认为地理空间是确定不变的,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发展运动的原因是效率的提高,所以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只是“在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动力之核心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中,经历了又一个猛烈的回合。”[49]同样也是由于把空间单单看作地理空间,哈维便认为全球化当然是始于地理大发现。[50]

  但是,我们知道,空间并不仅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由于电视、远程通讯和国际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开辟出一个超地理的全球性的技术空间。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共时性,自如的跨空间性(任意地穿梭于感觉空间、地域空间、私人空间、身份空间、经济空间、交往空间等各种各样的空间形式之间);强大的连通、整合诸空间的能力。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金融、贸易、信息咨询、艺术、交往、娱乐活动等等都被这个空间重新整合。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以地理空间的实践为主,而是呈现出多种空间混合、交互作用的局面。对于这样的全球化的空间,仅仅用时间-空间-运动的观点是无力解释的。

  曼威·柯司特在1996-1998年发表了《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三卷本,他把全球化中的社会形态定义为“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产生了新的空间逻辑,柯司特将这个新空间称作“流动空间”。他认为,网络社会是环绕着各种流动——例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而构建起来的。作为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的空间是支撑这种流动的,因此是“流动的空间”。具有完整界定的社会、文化、实质环境和功能特征的实质性的地方,成为流动空间里的节点和中枢。[51]从柯司特对网络的描述——网络随着节点的变动,以及节点之间的流动的强度和频率变化而自动变化——来看,可以认为这种流动空间没有明晰的构造,没有明确的中心与边缘之分,而是节点和边际随时变化着的、半透明的拓扑空间。显然,这种对全球化空间的理解与哈维有很大不同。哈维把空间变化的原因解释为历史步伐的加速,由此引起的“时空压缩”使空间在向内收缩、崩溃的同时产生向外的张力,导致空间分裂、扩散。可见哈维提出的是一种透明的空间力学理论。

  当今世界产生了新的空间逻辑。一方面,它不同于欧几里德几何的刚性空间以及黎曼的弯曲空间,它是刚性率等于零、可以任意折叠的“扭曲空间”,是流动的空间、自动的空间、可能性的空间、即生即灭的空间。另一方面,它又内在地保留着传统的空间。在传统的空间逻辑下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地域性社会、集团等并不会被全球化空间所消除,它们会在不断的摩擦过程中改变自身的形态。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后现代性全球化空间。

  五、结语

  任何时代的理论和思想的背后都隐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时空体验。与物质及其运动毫不相干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对于17-18世纪的人来说是易于理解的。但是从黑格尔到爱因斯坦这段时期,脱离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就不能被接受了。如此一来,人们发现不仅物质是可以改变的,空间也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现代主义改造空间的激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到两类不同的场所主义的抵制,一类来自思乡怀旧的自然主义或浪漫主义,一类来自陷于人的存在焦虑的存在主义。列斐伏尔主张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重建场所性;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仿冒”场所的主张,这就是带有妥协性格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美学。

  后现代主义接受场所可以复制的观点,是因为它认为人已经被从与真实场所的关系中抽离出来了,所以仿冒场所并不比重建场所来得更虚假。但是失去真实场所引起的迷向感和不安,还是让杰姆逊发出了重建当今世界的“认知绘图”的呼吁。后现代地理学把全球化主要看作地理学事件,因此长久困惑于全球性与地方性交错扩张的乱相。无论关注点偏重场所还是全球化,两者的共同之处是都不自觉地把当代空间经验还原为地理空间经验。

  当代时空经验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心理经验或地理经验。这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化社会,影响着我们每天生活的信息大多并没有地理邻近性。我们生活在网络社会,通过网络来处理事物与地理邻近性无关。今天的经济政治事情、交往行为、认知活动已经深深地依赖于一个由全球计算机网络、全球通讯网络、全球流通网络组成的新空间。我们只有认清当代空间是由地理空间、表象空间、赛博空间、社会空间等多重空间交错叠加在一起的真实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空间,才能超越后现代空间论。

注释:
  [1] M·ヤンマ『空間の概念』、高橋毅・大槻義彦訳,東京,講談社,1980,16頁。
  [2]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
  [3]アンリ·ルフェーヴル:『空間の生産』斎藤日出治訳東京青木書店2000年,第558頁。
  [4]参见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7页。
  [5]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3页。
  [6]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3页。
  [7]同上。
  [8] 1941年吉迪翁发表名著《空间·时间·建筑》,以空间的形成为核心,对近现代建筑和城市进行重新阐释,开创了现代主义建筑史学理论的典范。两年后,佩夫斯纳出版《欧洲建筑史大纲》,也把欧洲建筑史解读为空间形式的展开。两部著作的影响延续至今。
  [9]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第164页。
  [10]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256257页。
  [11]同上。
  [12]後藤武「表象に抗する空間」、20世紀建築研究編集委員会編『20世紀建築研究』、東京、INAX出版、1999年、第174
  [13]アンソニー・ヴィドラー:「空間、時間、運動」、『建築の20世紀――終わりから始まりへ』、東京、デルファイ研究所、1998年、第101104頁。
  [14]转引自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页。
  [15]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4页。
  [16]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孙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
  [17]オギュスタン・ベルク:『「空間の経験」日本語版解説』、イーフー・トゥアン:『空間の経験――身体から都市へ』、山本浩訳、東京、ちくま学芸文庫、1999、第410
  [18]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3页。
  [19]アンソニー・ヴィドラー:「空間、時間、運動」、『建築の20世紀――終わりから始まりへ』、東京、デルファイ研究所、1998年、第110116頁。
  [20]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陈志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21]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陈志华译,第201202页。
  [22]本节引用海德格尔言论均引自《筑·居·思》,《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第11881204页。
  [23]需要指出,在“形式的空间”与“实质的空间”之间,还存在着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时空观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具体的空间”。就时空与运动不可分这一观点来看,黑格尔更接近现代主义。
  [24]アインシュタイン:『「空間の概念」日本語版への序言』、M·ヤンマ『空間の概念』、高橋毅、大槻義彦訳、講談社、1980年、第57頁。
  [25]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转引自潘永祥主编《自然科学发展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62页。
  [26]参见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21页。
  [27]巴特:《流行体系》,转引自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28]鲍德里亚:《类像》,转引自凯尔纳和贝斯特著《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29]鲍德里亚:《类像与仿真》,转引自季桂保《后现代境域中的鲍德里亚》,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30]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54155页。
  [3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1页。
  [32]同上,第51页。
  [33]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孙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1172页。
  [34]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97页。
  [35]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36]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7页。
  [37]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10页。
  [38]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515页。
  [39]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497页。
  [40]参见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8165页。
  [41]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63页。
  [42]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58页。
  [43]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62页。
  [44]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0页。
  [45]同上,第370页。
  [46]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38页。
  [47]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833页。
  [48]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0页。
  [49]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第367页。
  [50]哈维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至少可以追溯到1492年,要不然就更早。同样,很长时间以来,这一现象及其政治经济影响是人们讨论的主题”。戴维·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51]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4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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