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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德法年鉴》
李跃群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1-09-06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创办的刊物,被恩格斯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8页)

1843331日,《莱茵报》被迫停刊后,马克思认为“必须为真正思维着的独立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结地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从而积极筹划出版一份能够同时面向德国和法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期刊。为此,马克思致信青年黑格尔左派政论家卢格,提出与其合作编辑出版《德法年鉴》的设想,卢格对此表示支持,并愿意亲自参与创办《德法年鉴》。马克思之所以把刊物的出版地点选定在巴黎,是因为当时法国的出版自由较其他地方相对多些。184310月,马克思移居巴黎,开始筹备《德法年鉴》的创办工作。

在《德法年鉴》筹备期间,马克思遇到了诸多困难:不仅需要解决刊物的出版、印刷及经费的筹措问题,还须解决如何组织撰稿问题。起初,为争取德国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撰稿,马克思于1843103日致信费尔巴哈,希望他为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在信中指出:“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因此,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作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我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您在方便的时候给我们撰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页)但费尔巴哈借口忙于其他写作计划而没有给《德法年鉴》撰写有关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和卢格还打算邀请一批法国进步人士为《德法年鉴》撰稿,但这些人士大都在得知该刊物的革命立场之后而拒绝。在困难面前马克思并没有退缩。最后,马克思组织了一批德国的著名人士为杂志撰稿,其中包括马克思后来的革命战友恩格斯和德国著名革命诗人海涅等。

经过紧张的筹备,马克思和卢格编辑的德文杂志《德法年鉴》于18442月问世,这是1—2期的合刊号。在这期的合刊号中刊登了18438封通信(马克思写给卢格的3封、卢格给马克思的2封、卢格致巴古宁的1封、巴古宁致卢格的1封、费尔巴哈致卢格的1封)、马克思的两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海涅和海尔维格的诗歌、赫斯的信件和贝尔奈斯的文章,以及其他资料等。

《德法年鉴》的出版无疑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一个巨大的思想事件,一经出版,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在德、法、俄等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中间受到普遍欢迎,特别是《德法年鉴》中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受到进步思想家的高度赞赏。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把刊物称为“巴黎的智慧之神”,并说,杂志给了他很大启迪。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说,我阅读了马克思的文章,“找到了真理。我在神和宗教这两个词里看到黑暗、愚昧、锁链和鞭子。如今我爱这两个词,如同我爱随着这两词而来的那四个词”;德国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写信给他的兄弟威廉说,你最好把《德法年鉴》找来一读,因为那上面有出色的文章、作品,要比那已停刊的《哈雷年鉴》上所刊载的最好的东西强胜千倍;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丹尼尔斯写道,马克思的文章被德国民主主义者评价为“德国的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

然而,《德法年鉴》在出版了1—2期的合刊号后不得不停刊了。

《德法年鉴》的出版,在获得进步思想家的赞赏与欢迎的同时,也受到反对派的恶毒攻击,甚至掀起一场诽谤运动。1844310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70号发表了一篇巴黎通讯记者的文章,文章无视《德法年鉴》的基本内容对出版者进行谴责,有些德国报纸甚至未曾读到《德法年鉴》也刊文说三道四,对《德法年鉴》进行攻击。有的希望当局查禁《德法年鉴》,有的称法国政府应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将《德法年鉴》出版者驱逐出境,有的甚至称卢格和马克思将移居美国,有的就《德法年鉴》行将停办之事写了报道,妄加评论。马克思针对上述种种谣言和诽谤,专门写了一篇声明:“德国各报刊散布的关于《德法年鉴》停刊的种种谣言,促使我声明:出版《年鉴》的瑞士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突然退出这项工作,因而使杂志在最近期间不可能继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6页)并特意在发起这场诽谤运动的报纸《总汇报》1844420日第111号上予以发表。

《德法年鉴》的停刊,除了马克思在声明中指出的原因外,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意见分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德法年鉴》从筹办之初,马克思和卢格两人之间就存在严重的分歧。马克思认为新杂志的方针应当把对旧世界的批判与创立新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杂志真正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一个思想武器。而卢格则主张把杂志办成仅仅用于教育和学术思想交流的评论性刊物。在政治观点上,卢格对工人阶级采取藐视态度,认为他们是没有批判力的群众,他反对马克思提出的与工人建立联系的主张,更不赞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章中的彻底革命论更是非常害怕。办刊方针、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加上出版发行方面的实际困难,最终导致《德法年鉴》不得不停刊。恩格斯在189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周年所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回顾了当时出版《德法年鉴》的情况:“在这里马克思开始同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但是该杂志仅出版了一期;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93页)

《德法年鉴》虽然仅出版一期便停刊了,但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新闻活动中却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德法年鉴》上刊载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开端,也标志着他们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德法年鉴》是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重要的典藏文献,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工作具有参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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