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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收藏的两封马克思书信简介
鲁 路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1-07-21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中央编译局图书馆近期购置了两封马克思的亲笔信,为了便于大家了解相关情况,现对这两封信做简要介绍。

  一、第一封信: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于18761016日致友人托马斯·奥尔索普的信

  1简介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的这两封信写在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原文是英文。其中,马克思的信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1970年《经济和社会》(日内瓦版)第4卷第11期。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0卷第464465页发表了这封信。此次对译文进行了修订。燕妮·马克思的信未曾发表过。该手稿经过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工作组的识别,现保存于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

  2.原件描述

  手稿保存地:北京,中央编译局。

  书写用纸:一张结实、光滑的白张,无格线。

  水印花纹:圆圈内为一只蹲踞的雄鹰,在两支树枝之间展开双翼,文字为“Hammonds商标”,另有间隔为25毫米的浅色平行线。

  纸张规格:224毫米×178毫米,经折页后每页112毫米×178毫米,折页后还两度横向折叠,留下两道印痕。

  保存状况:保存良好,纸张完全变黄,纸张和文字均无缺损。

  书写者:卡尔·马克思和燕妮·马克思。

  书写材料:黑色墨水,已变为棕色。

  书写情况:第一页由卡尔·马克思写满,第二页和第三页由燕妮·马克思写满,第四页除留有“马克思博士”(极有可能由燕妮书写,但不排除第三者书写的可能性)的字样外,其余地方系空白,拉丁字体。

  纸张页码:无。

  其他标记:第一页左上方为奥尔索普的收信标记“1017日”,无书信拥有人和档案馆的标记,无文档标识。

  书信识别及描述人: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工作组理查·施佩尔教授、罗尔夫·黑克尔教授。

   3背景资料

  托马斯·奥尔索普(17951880)是英国交易所经纪人、政论家、民主主义者。他是意大利革命者朱泽培·马志尼、英国自由思想家查理·布拉德洛与安妮·贝赞特的朋友,曾同马克思恩格斯一道援助流亡者。这封信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奥尔索普通信中的一封,除此之外,流传下来的还有马克思于18731223日、187824日以及恩格斯于18761017日、18791214日的写给奥尔索普的信。[1]这些书信中既有嘘寒问暖,又有关于国际形势的观点交流。在马克思于185842日致恩格斯的信[2]以及恩格斯于185831日致马克思的信[3]中,他们对奥尔索普因资助谋刺拿破仑第三而遭受政府迫害流露出深切的同情。

  马克思夫妻的这一封亲笔信鲜明地流露出他们对朋友的真挚感情,以及他们之间志同道合的默契情感。

  二、第二封信卡尔·马克思1878625致《自由新闻》及《外交评论》发行人兼编辑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亲笔信

  1简介

  这封信原文是英文,以前未曾发表过。该手稿经过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工作组的识别,现保存于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

  2原件描述

  手稿保存地:北京,中央编译局。

  书写用纸:一张结实、光滑的白纸,有突起条,无格线。

  纸张规格:112毫米×88毫米,从右侧起18毫米处有纵向折叠痕迹。

  水印花纹:间隔53毫米的浅色线。

  保存状况:保存良好纸张略微变黄轻度污染,左侧有针孔,纸张和文字无缺损。

  书写者:卡尔·马克思

  书写材料:黑色墨水,已变为棕色。

  书写情况:纸张正面完全写满(共13行),拉丁字体。

  纸张页码:无。

  其他标记:无档案馆或私人收藏标记,无印章或文档标识。

  书信识别及描述人: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工作组曼弗雷特·诺伊豪斯教授、理查·施佩尔教授。

  3背景资料

  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18121898)系英国政论家,18568月起任《自由新闻》编辑兼发行人,1856年秋天开始与马克思保持通信联系。《自由新闻》自18551013日起在英国设菲尔德出版,195610月迁至伦敦出版,截止18584月为周刊,此后至18586月为半月刊,再往后截止1877年停刊时为月刊。刊物关注外交事务,反对帕麦斯顿政府,于1866年更名为《外交评论》。马克思曾在《自由新闻》周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如《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第六篇,[4]以及《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5]

  马克思在信中提到的人物即阿道夫·洛塔尔·布赫尔(18171892)。1848年革命时期,布赫尔当选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恩格斯在《关于区等级会议的妥协辩论》中提到,布赫尔当时曾提出废除区等级会议课税权的议案。[6]也正是因为持这种左翼观点,布赫尔被判监禁,并为躲避监禁而流亡伦敦。在伦敦时,布赫尔参与救济伦敦流亡者的一些事务[7]。他为柏林《国民报》做通讯员[8],曾试图同他人一道创办《人民之友》[9]。在马克思与对手的争论中,他支持马克思。例如,马克思在186012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布赫尔认为,“反对福格特的证据是完全可靠的。”[10]

  但是,即使在这时,马克思也认为布赫尔属于“流亡者上层”,即不属于普通的工人流亡者群众。[11]因此,马克思尽管住得离布赫尔不远,却仍同他保持距离。马克思在186062日前后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明确讲道:“我同布赫尔却从来没有交换过一句话,因为那没有好处。”[12]马克思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高尚意识”[13]概念来形容布赫尔等人,暗示正像黑格尔意味的那样,真理在于他们的思想意识的对立面,即“卑鄙意识”[14][15]

  1861年1月12威廉四世颁布对政治流亡者的大赦令后,布赫尔返回普鲁士,于1864年进入外交部。他深受俾斯麦器重,曾为霍亨索伦家族成员就任西班牙王位而出使马德里,参加在欧洲外交史上举足轻重的1878年柏林会议,任会议秘书长。俾斯麦下野后,布赫尔跟随俾斯麦到乡下庄园,协助俾斯麦撰写回忆录《思考与回忆》。正像马克思后来揭露布赫尔等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投入了那些可尊敬的‘国家要人’的怀抱。”[16]

  布赫尔曾为俾斯麦与拉萨尔的秘密会见牵线搭桥,因为布赫尔与拉萨尔关系甚密,出版过拉萨尔的著作。他甚至是拉萨尔的遗嘱执行人之一,[17]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继承了拉萨尔的全部遗稿。对于俾斯麦、拉萨尔和布赫尔的关系,马克思有着清醒的认识。燕妮·马克思在18653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一针见血地讲道:“拉萨尔已经完全走上了一条歪道,这条歪道把他像他的朋友布赫尔一样引到俾斯麦阵营,引入内阁……”。[18]

  普鲁士政府对1848年革命的流亡者实行大赦后,马克思也曾一度考虑自己回国的问题,但他最终选择留在英国,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撰稿。布赫尔曾延请马克思,为普鲁士官方报纸供稿,甚至提出稿酬由马克思自己决定。马克思在1867127日致路·库格曼的私人信件中透露,布赫尔曾邀请马克思为《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担任经济问题的伦敦通讯员。[19]马克思还在18651121日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私下里透露,布赫尔在试图拉拢马克思为普鲁士政府效力时曾说:“凡是一生中还想对德国有影响的人,就应当‘投靠政府’。”[20]从后来马克思澄清事实的公开声明看,[21]这一邀请或者说拉拢遭到马克思的拒绝。而布赫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重视马克思,以至于在马克思拒绝为他撰稿的情况下,他干脆直接抄袭马克思。[22]

  关于马克思与布赫尔的公开交锋,可参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于1878612日、发表在13日《每日新闻》上的《布赫尔先生》[23],以及马克思写于1878627日、发表在629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的《答布赫尔的<声明>[24]。在前一篇致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不再限于私下里向朋友透露布赫尔的为人,而是在报纸上公开揭露布赫尔的所作所为;不但揭露布赫尔是拉萨尔的狂热信徒,是俾斯麦的心腹侍从,而且公开了布赫尔延请马克思为官方报纸撰稿这一事实。马克思的这番揭露促使布赫尔于621日在《北德总汇报》上发表声明,竭力遮掩自己作为政府代表同马克思这样一个革命者搭讪的丑闻。布赫尔的声明又引发马克思写下后一篇声明,揭露布赫尔靠撒谎来脱身的行径。正是为了写作这后一篇声明而索取材料,马克思写下了上述于1878625日致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亲笔信。

  马克思这封亲笔信同他上述公开发表的文章及私人信件共同构成一个史料整体,反映出马克思对布赫尔的看法。这封亲笔信还证明,马克思如何为笔战而尽可能详尽地涉猎各种相关资料,而这正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

  搜集这两封马克思亲笔信,标志着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谨此感谢曼弗雷特·诺伊豪斯教授、理查·施佩尔博士、罗尔夫·黑克尔教授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典藏工作提供的学术性帮助;谨此感谢中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王顺卿参赞、强朝晖二秘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典藏工作提供的事务性帮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457页、第468469页、第465页、第472473页。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98页。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7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429页、45145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330页。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版,第318322页。

  [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407页。

  [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506页。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6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0页。

  [1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8页。

  [13]  通常译做“高贵意识”。

  [14]  通常译做“卑贱意识”。

  [15]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48页。

  [1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1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2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7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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