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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看收入分配的理论和现实
——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林岗
作者:      来源:《求是》访谈03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6-09-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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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报告中提到这个目标有什么现实背景?

  林岗:同步不是同等比率的增长,经济增长率肯定要比收入增长要快,因为要扩大再生产,留出一部分给投资,然后才能进行分配,因此,不可能增长多少就分配多少。

  在历史上也曾经提过同步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刚开始实行工业化的时候,国家需要大量积累,人民群众的收入因积累率很高而增长得比GDP的增长慢得多。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说过,近三十年来,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论界开展了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帮助大家弄清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大讨论扭转了多年存在的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当时就有劳动者个人收入要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说法。现在情况不一样,问题提出的背景不一样,当时背景是中央集中计划,而现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国民经济的储蓄和投资等决策不光是国家做出的,国家只能决定其中的一部分,比如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做投资,但大部分决策是由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的企业自主地、分散地做出的,它们的决策对国民经济的积累率或储蓄率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积累率高,意味着收入中企业所占比重较高,劳动者所占比重较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实际上是持续下降的,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下降到2010年的45%。而企业利润所占比重是持续增大的。现在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与GDP中劳动者和企业占比的这种变化趋势是密切相关的。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目前私营企业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但是,私营经济中主要实行雇佣劳动制度,而私人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获取利润,或者说是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以使自身的资本增殖。在这种情况下,GDP中企业收入占比较高、劳动报酬占比较低是必然的。而这又必然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私营经济,但也必须正视私营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可避免也不容回避的社会后果。如果说过去20多年的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是突破“左”的束缚,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打开空间,那么今后改革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采取措施矫正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现在我国社保体系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不够完善,社保体系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充分。同时,在调节劳资关系的立法和法律实施方面,也有不少不足,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实际上,党和政府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从十七大以来已经采取了大量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十八大提出的这个目标,就是要继续完成十七大以后已经开始推进的这方面的改革工程。

  记者:您怎么看待“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这种说法?

  林岗: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大小参与收入分配,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说法。这个说法实际上是非常滑稽的。比如说有一个养鸡场,养了一群老母鸡,生产鸡蛋,老母鸡是生产要素。养鸡场的主人把鸡蛋卖了,老母鸡作为生产要素有贡献,它们各自应该分多少收入,生一个蛋算多少钱?洋人将它用学术的词语装点起来,就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神圣的经济学教义,称为“功能分配理论”。与养鸡场的例子一样,企业生产中,机器设备、厂房这些物质形态的资本,离开了人的劳动,自己能够贡献什么?要说劳动工具、机器、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贡献,那只是技术上的。但是,收入分配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不是物质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关系。实际上,机器等物质资本本身并不参与分配。参与分配的是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企业主和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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