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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者:任远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01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4-05-22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社会建设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一波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社会建设的平台上发力推动五大建设的协调进步,才能够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前,我国社会建设面临四大挑战:物质财富迅速增长而社会领域进步不足、社会结构分化扩大而社会利益协调不足、社会力量日益成长而社会动力运用不足和社会空间日益扩展而社会管理支撑不足。因此,社会建设改革应从四个方向做出突破:增强民生福利和实现科学发展、协调社会利益和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运行和激发社会活力以及创新社会管理和完善治理结构。
关键词:社会建设;社会改革;小康社会

  未来十年的国家发展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坚持五大建设的五位一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推动改革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抓手。

  本文第一部分将说明社会建设为什么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非常重要;第二部分说明当前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第三部分说明如何推进社会建设,社会改革如何突破,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一、社会建设的定位和布局

  (一)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的组成部分

  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逐步确立了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建设路径: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积极推进教育、卫生等各项民生福利建设;2007年党的十七大时,在原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中,加进了社会建设,发展为“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发表的讲话中提出,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这个发展过程表明:党和国家对社会建设的认识在不断深化,逐步解决目标定位、工作格局和建设路径问题,通过顶层设计的方式逐步部署到位。

  我国十年来的社会建设取得了扎实的成绩,在民生领域的公共投资规模扩大,各项社会事业和民生福利得到稳步提升,不少城市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上正积极开展探索和创新。例如广东在社会建设上成立社会工作委员会、社会创新专家咨询委员会,合并镇成为区并在区下撤街道成为社区,开展扁平化管理,发展社会组织,放开社会组织的登记,政府购买服务,将人民团体改造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杭州进行了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探索[1];上海通过社会创新产业园推动社会组织培育,等等,表明我国社会组织正在体制内逐步发育出来。这些实践都是很有特色的中国经验。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国家能够促进社会实现自我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从而使国家和社会形成良好协同的发展局面。

  (二)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建设,本身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回顾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经历了以下若干主导模式:第一是计划经济下的有限福利体制(1949—);第二是依托市场效率的福利市场化模式(1990—);第三是本世纪以来公益原则和均等化理念下的民生福利模式(2002—);第四是维稳理念下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综合治理模式(2007—);第五是治理理念下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体制建设模式(2011—)。社会建设的这些模式不是某个模式取代另一个模式,而是社会建设在递进地不断丰富完善自身,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社会建设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也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具体背景和具体要求的变化,社会建设模式的不断探索和改革。

  目前我们讨论得较多的社会建设,包括住房保障、医疗卫生改革、新农合、新农保、教育改革等,基本还是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改革。其核心理念是重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主要意义在于通过民生福利的提高,解决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缓解社会不平等,缓解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为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整合建立共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初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提出的,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很快就意识到,维护稳定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的工作。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原因是社会利益的冲突以及社会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界定和有效保护。因此如何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如何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成为社会建设更加重要的内容。

  从2011年以后,社会建设逐步从被动维稳的阶段过渡到主动构建社会整体格局的阶段,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社会本体的发育和运作、社会力量的组织和动员、社会参与的推动和实现、社会运行的建构和保障、社会结构的转变和优化。对于构建社会整体格局来说,相关的社会体制建设才是社会建设的核心。我国在社会体制建设和加强完善社会管理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如何实现这样的有序运行的社会、有活力的创新性的社会、有能力的主体性力量发挥作用的社会,将是未来社会建设的方向。

  从最近十年我国社会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来看,我们对社会建设的理解从重视民生福利建设到重视社会体制建设,从重视维护稳定的被动性的社会建设到更加注重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社会建设,都是社会建设内涵和方式的深化,也是改革过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深化。

  (三)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整体布局的五大建设不仅需要整体平衡发展,实现共同的进步;同时,社会建设需要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因为社会建设不足将会构成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阻碍,或者说通过社会建设才能更好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2]

  从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看,我们往往认为低成本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优势,但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转而发现如果居民收入不能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发展不足,会造成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内需不足。社会建设往往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成本,而在另一个方面,社会的发展本身也构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例如欧洲在金融危机后受到经济冲击更小的不是社会保障较高的北欧,而是社会保障较低的南欧,说明了福利国家会限制经济发展可能是一种过度的担忧。[3]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需要从依靠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经济发展模式,依靠创新驱动,而创新的发展要依靠教育培训的提高,依靠民间小微企业的发展和创新精神。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需要通过社会建设推进市民化,从而改变移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培育出一个巨大的中产阶层,才能使城镇化过程成为支持经济长远发展的不竭动力。这些都说明,只有更好的社会建设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家发展也需要从依靠财富增加带动社会建设的阶段,过渡到依靠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

  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关系看,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不是政府决策错误,而是因为社会力量的民主化发育不足。腐败问题的出现和日益严峻,是缺少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因此从促进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有机协调来看,政府需要从变化的社会中调整自身,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挥整合、领导的作用。也只有通过社会力量的充分成长,通过更多的社会参与和民主决策,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够制定更加有效的公共政策,使政府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真正推动政治民主化,形成对领导者和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使政府公共政策更好地代表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从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文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映,没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创新精神,也难以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社会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土壤和基础,只有扎根社会和为社会服务,才可能形成具有中国视野的思想理论观点,形成民族的、大众的和面向未来的文化。脱离了社会基础的文化价值观念、发展模式都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切合国情。同时,只有从国家的社会生活本身,才能提炼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概念、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继而推动国家的发展。在另一方面,我们将社会价值观的混乱、道德秩序的失范归咎于社会,但实际上道德失范不是社会秩序不足,而是法律秩序发展不足。社会本身具有积极的力量,从大家对不道德行为的批判中,也能看到社会机制自我修复的根本动力,也只有从社会共识中,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

  从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看,我们同样能够看到社会建设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生态环境的恶化受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同样受到消费主义的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对环境不友好乃至环境破坏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因此,只有当对生态环境的伦理改变、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环境友好的社会规范日益形成,生态环境友好的社会才有希望实现。例如城市化过程中的垃圾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使垃圾减量化,使垃圾成为可再生的资源,这就要求居民的社会生活方式要有相应的改变。同时我们也看到,日益增强的环境社会参与和环境组织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推动环境问题的公共监督并推动环境治理向着更加多元力量共同推进的方向转变。

  可以说,社会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社会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推动力。在社会建设的平台上发力推动五大建设协调进步,才能够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社会建设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各种问题、矛盾、冲突都表现得十分突出,社会发展成为国家建设中充满风险、极不稳定的领域。当前社会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物质财富迅速增长而社会领域进步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在2001年加入WTO,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30多年来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9%—1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5500多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甚至已经超过9000美元,已经接近基本现代化目标。

  相对于经济发展的突出成就,我国的社会发展速度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例如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落后于GDP的增长率,劳动者工资的增长率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率。在财政支出中生产性财政支出挤压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导致社会建设发展不足。教育支出增长缓慢,教育的不公平、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建设状况相当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地区和韩国;我国的卫生和医疗公平性较低,社会道德和社会信任甚至还在退步,等等。

  应该看到,经济发展下社会领域进步不足,不是说社会建设的绝对退步,而是说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进步,社会领域进步相对不足,由于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社会生活需求和文化生活需求的快速提高还不能得到很好满足。例如当前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吃饱,而是需要吃得健康,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随着生活的富裕,人们也增加了对于文体活动和休闲服务等的需求。经济水平提高以后,消费需求、社会需求的提高,需要相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

  (二)社会结构分化扩大而社会利益协调不足

  改革开放促使社会结构从一个总体型社会开始分化,逐步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城市化带动城乡结构转型,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更加突出,同时人口结构变化也带来了代际利益冲突的新特点。

  正是在社会结构分化、社会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尖锐化、群体性事件增加和社会冲突增加,导致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社会利益冲突。例如,城市化过程加剧了城乡差距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迁移流动人口缺乏市民化的制度保障,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中遭遇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城市化过程中失去土地和被征地拆迁群体的利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劳资纠纷问题更加严峻,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实际上已经超过0.5,等等。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利益分化和缺乏利益的整合,造成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加剧了社会结构性分化和撕裂。

  因此,我国在社会转型的发展过程中要缓解社会分化,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特别重视社会利益的协调。改革到了当前阶段,主要问题在于财富的分配和改革以后的利益共享、利益平衡与利益协调。利益协调问题是实现社会凝聚的关键,如果不解决广泛的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广泛和普遍化,将对国家治理带来不利影响,削弱政党的执政基础,增大发展内耗,消耗发展动力。

  (三)社会力量日益成长而社会动力运用不足

  我国的国家发展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转型过来的,具有很强的政府推动特点。在经济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科技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事业发展方面,广泛地依靠政府、依靠规划、依靠工程、依靠领导负责制。这样的发展模式,具有突出的优势和特点,也具有一定的发展局限。

  政府驱动的发展模式带来国家公共权力部门的扩张。公共权力直接介入经济和社会事务,也容易出现资源配置效果的扭曲和诱发腐败。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人口流动性增强,信息化和网络社会发展,导致政府功能的不断膨胀,使单纯依靠政府推动发展的传统模式表现出“不能承受之重”,这就需要加强社会力量来应对、解决这些具体需求和问题。

  政府主导推动的发展模式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公共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发展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大量民间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部门、社会组织以及草根性的社会团体,这些社会力量快速成长,但是仍然受到相当大程度的约束。

  过强的政府驱动一方面挤压了社会发展的空间,另外也会限制社会力量的活力。例如在经济发展中,民营企业在融资、土地、产业等方面往往受到歧视。在社会发展中,社会部门的成长也受到来自政府行政和制度安排的很大限制。例如小微企业的建立和融资还有很大困难,户籍制度增加了社会流动性的壁垒,阶层封闭化也弱化了社会竞争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等等。这些社会力量面临的歧视和限制,都在弱化发展动力,容易使国家发展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

  社会动力的运用不足,导致过度依赖政府推动,形成传统的单轮驱动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忽略了社会力量对于国家发展提供创新动力的作用,忽略了社会力量对于规范市场和规范政府的积极作用,忽略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改革发展的指引作用。中国的现行体制是国家和市场紧密结合的体制,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会带来一定的偏差。现阶段,社会力量日益成长,但社会力量发挥的作用还很薄弱,这就会形成日益成长壮大的社会力量和政府主导推动的发展模式的矛盾。因此国家未来发展需要通过社会领域的建设来扭正治理格局,实现双轮驱动,塑造发展动力。[4]

  (四)社会空间日益扩展而社会管理支撑不足

  随着单位制解体,家庭和基层社会生活空间得到扩展,特别是随着商品房居住区的形成,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利益维护和社区意识得到增强,家庭和社区生活空间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得到强化。

  随着城市功能拓展和城市化的深化,城市空间不断再造,形成新的城市空间,郊区和新城也随着复杂多样性的人口涌入而被重新塑造。城市化过程本身是一种空间革命,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内容在被改造和塑造,这些不断更新和不断扩展的新城市空间的社会管理,面临复杂的城乡冲突、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

  信息化的发展改变社会交往的方式,例如微博、虚拟论坛、网络社区重构社会交往,人们社会交往和公共舆论的空间扩大了,新媒体技术也带来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人们社会交往的方式和内涵也在扩大,创造出新的虚拟的网络社会空间。

  随着中国和世界交往的不断深化,全球经济联系和社会联系都在加深,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面向世界的空间也被打开。全球化的深化致使全球社会交往和全球社会空间出现,但是我国在应对和参与全球社会合作方面,还处于非常初级的水平。

  随着社会空间扩展和社会空间内容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不能与其相适应。例如单纯依靠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和下延到居委会的基层管理体制就难以适应扩大化的基层社会生活;依靠街道和社区、村委会和居委会二元的体制也难以有效适应郊区新城人口集聚的公共生活管理;依靠垄断性的信息管制,也难以适应信息开放、信息流动性增加和传播交往革命的信息社会需求;同时在应对全球社会组织作用和全球社会合作领域,我们国家还在小心翼翼地探索,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体制。

  正是因为对这些新社会空间的管理体制建设不足,出现了大量游离于社会管理之外的非正规社会空间,这些社会空间正在形成和日益壮大,成长中的社会面临传统社会管理框架的限制。这些新兴的社会空间如果不能被有效地制度化和规范化地纳入社会管理体制,将会带来公共安全、社会隔离、社会抗争等一系列问题。

  三、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

  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得到解决。社会建设所遇到的挑战揭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改革以及社会建设的突破和发展方向。针对当前社会建设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应重视解决四个基本问题:如何增强民生福利、如何实现社会整合、如何激发社会活力、如何创新社会管理。

  (一)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需要增强民生福利,实现科学发展

  民生福利的改善是社会建设的基础,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才能真正实现发展的目的,即增进人民福利,实现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本届政府将“兴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作为执政的根本目的,这也说明我们党将人民利益作为执政目的和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民生福利对于社会建设的意义还在于民生福利具有发展性,通过促进社会保障、促进教育培训、增加发展的能力,使民生福利成为发展的支撑性力量。当前,我国在推动民生福利建设上,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民生福利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生福利的建设要有利于实现社会平等和减小贫富差距,因此加强民生福利要特别重视对社会相对弱势群体如农民、农民工等的福利支持,使他们的福利进步快于社会整体的福利进步。继续推进普惠性和平等化的社会保障体制仍然是未来十年的工作方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民生福利发展的重要任务。公共财政是推动民生福利的重要手段。收入分配改革是民生福利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建设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根据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加强民生福利。不同群体感受最为迫切的民生福利内容是不一样的,不同群体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民生福利的需求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加强民生福利需要从人民具体需求出发,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例如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最初需要的是在就业基础上的社会保障服务以及基本居住的需求,随着他们结婚和生育,开始增强对健康和保健的需求,当他们的子女到了入学年龄就会增加教育的需求,乃至逐步增强对稳定居住、自身发展等的需求。所以即使是对流动人口群体本身,其具体需求也是多样性的,民生福利建设应该针对多样性的人口群体提供差别化的社会福利供给,使其具体需求和根本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三是要继续强化政府责任和推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民生福利的改进,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体上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仍然缓慢,这与政府的政绩评价体制仍然没有根本转变有关。同时,民生福利性为导向的政府职能转变不足,也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不足有关,地方政府缺乏应对急剧增长的人口流动性的能力,因而需要中央与地方通过有效协作的方式更好地解决民生福利所面临的问题。另外,政府要将民生福利作为公共责任,也需要在公共政策中加强民众对于公共政策的有效参与和有效推动,这种人民群众利益的有效表达和有效进入政策议程,是实现民生福利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最有效动力。

  (二)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需要协调社会利益,实现社会整合

  社会建设的突破要应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在利益多元化过程中努力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实现社会整合。

  社会利益的协调整合需要通过加强民主化机制得到实现。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主要还是由于缺乏利益沟通渠道,以至于利益受损者没有办法来反映自身的权益损害,因而带来日益强化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对立。当部分群体在公共决策中缺位且利益受损时,这样的制度安排往往就激发起更大的冲突和矛盾。因此通过一个多元化的舆论环境有利于让社会群体有效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一个民主化的沟通协调机制有利于实现利益的协调;通过一个共同参与性的公共决策机制有利于实现良好的政策决策,从而实现社会最大多数人口群体的利益。

  社会利益的协调整合同时需要加强法制化建设加以保证,只有将不同群体的权益边界和权利责任关系界定清楚,才能够使社会冲突的解决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许多社会利益冲突正是因为转型过程中利益界定不清,所以往往通过更大范围的群体性事件来维护权利,反而会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可以说,法制化是维护社会整合的重要的规范性力量。

  (三)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需要维护社会运行,激发社会活力

  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需要建设一个自觉的社会。社会首先需要有效地组织化并有序运行,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社会呈一盘散沙状态,则难以发挥作用,往往就会成为民粹主义成长的土壤。社会缺乏有序组织化,就难以充分表达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社会不能有序运行,则难以形成制度化的机制。因此,积极支持社会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和发挥作用,是调动和激发社会力量的前提。这就需要支持社会的有效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发展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推动志愿者和组织化的社会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建设通过两个方面对社会有序运行发挥作用:一是形成社会组织化和社会运行的规则;二是通过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减少限制和约束社会发展的有关规定,从而为社会的成长壮大和发挥作用提供支持。

  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需要创造一个能动的社会,增强社会发展的流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的流动性有助于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于推动了社会的流动性,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和财富创造。因此,进一步推动人口的流动性,减少影响流动性的城乡壁垒、阶层壁垒,避免社会阶层的封闭化,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创新作用。影响社会流动性的一方面因素是制度壁垒和制度歧视,例如户籍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因素则根源于教育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不均等,由此带来了贫困的循环,阻碍了社会流动。创造一个能动的社会应努力增强人力资本投资,鼓励创新,实现有活力的社会生活,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对社会流动的限制会带来激烈的社会冲突,而一个更加富有流动性和能动性的社会,则会推动社会结构向上转型并在这种社会结构变化中创造新的产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从以工农为主的社会力量向以城市化和新兴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将释放出巨大的社会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需要建设一个协同的社会。社会建设要求使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成为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要求社会力量能够有效进入国家治理结构,形成社会和国家协同治理的双轮驱动格局。多数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成长,不像西方那样,是作为国家力量的反对者和反抗者,而是国家力量的辅助性和伙伴性的力量。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共同成长、共同合作的关系。因此,发挥社会的力量要求将正在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国家体制有效地结合。如果国家建设不能有效包容社会,使社会力量与国家发展相脱离,甚至同国家公共权力背道而驰,就会弱化国家治理的能力。

  传统的国家发展模式是由政府做主导。政府过度干预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表现出显著的弱点,可能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扭曲,挤压社会力量成长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甚至可能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社会建设要特别重视发挥社会的力量,需要将社会力量有效整合进入国家体制,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方向,同时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提供有效监督,保证国家发展实现人民利益提高的根本目标。

  (四)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完善治理结构

  随着社会空间的日益扩展,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尤其需要适应新兴社会空间的成长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在新兴社会空间成长的地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

  第一,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加强对基层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单位制解体以后,基层社区成为社会管理的最基本单元。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场域,也是各类社会人口,包括老年人口、家庭妇女、失业青年、流动人口生活的基本空间。因此,通过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才能够为家庭和社区生活提供最直接和有效的支持。社区管理需要通过整合社区层面上的资源,调动社区内不同单位、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共同合力实现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提高,而传统的由上到下行政命令式的区、街道、居委会体制已难以适应基层社区的管理,这就需要对此进行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创新不仅是社区组织和治理结构的再造,同时也是在基层社区中形成社会由上到下组织社会生活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第二,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在城市空间发展演化过程中对其完善。空间演化带来功能再造,而之前的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空间形态和空间活动的变化,造成社会管理的困难。特别是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在城市郊区和城乡结合部地区流动人口集聚、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以及公共安全等问题都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都说明在新兴城市空间中,社会管理的相对滞后。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探索适应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服务体制,适应人口集聚,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完善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有序融入城市,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适应城市化发展的具体需要。在上海周边一些地区,已经在开展“镇管社区”的改革[5],这些改革探索,对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发挥网络社会管理的积极作用。网络社会空间是信息化社会形成以后出现的新现象,具体表现为网络论坛、微博、博客和各种网络社交工具等。加强网络信息管理和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对于引导和澄清社会舆论、避免社会风险非常重要。不良的网络管理容易形成管理部门和群众对抗的局面,扩大社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网络也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机制,通过网络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督,共同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促进政府改革,揭露腐败。此外,通过网络组织也有利于积极地促进社会公益行动。由于网络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具有双刃剑的作用,这就更加需要我们适应网络虚拟社会的特点,积极加强和规范网络社会的发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动网络社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创造更加健康、积极的网络社会,使网络社会发展成为社会成长发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会建设和国家进步。

  第四,创新社会管理需要积极探索和参与全球社会管理。当前中国的全球治理主要还是重视全球经济治理及对世界经贸体系的参与和构建。随着民间交往、社会文化交流、全球公共事务的不断深化,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大国需要增强对全球社会管理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加强对全球社会事务的参与。同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中国也比较重视利用国家政府间的力量。推动全球社会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利用社会力量和民间力量,通过民间企业、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的更密切交流,处理公共事务并构造全球共同利益。这种以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为主题的全球社会管理,也能够成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和支持。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全球社会力量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应对日益变化的全球性问题,推动各国政府在全球化过程中调整自身目标定位和国际合作。一些重要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已经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等公共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要求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既要积极和全球社会组织合作,又要积极参与和组建国际社会组织,逐步扩展对全球社会治理的作用。我国的全球社会治理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合作等领域还比较谨慎,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也相对不足。中国的社会建设需要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撑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世界舞台上才能有更丰富的手段、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社会建设是推动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建设面临许多挑战,而这些挑战只有在改革过程中才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建设和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建设的新突破,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

参考文献:

  [1]杨建华、姜方炳:《共同体的重构:对城市社会终极实在的追寻——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建设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10期。

  [2]任远:《五大建设如何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111/c40531-19540482.html,2012年11月11日。

  [3]鲁全:《欧债危机是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吗?——基于福利模式与福利增长动因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3期。

  [4]复旦发展研究院:《双轮驱动: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战略选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5]杨发祥、施丹:《镇管社区:社区管理模式的一种新探索:以上海浦东S镇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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