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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意义及其实现
作者:杨生平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7-01-06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精神文化是其核心。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理论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影响力渐渐增加,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文化自信是更根本的自信。随着当今西方文化价值观危机,由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组成的中国文化价值逐步凸显。不过,中国文化要实现他人称道的文化自信,就必须要有清醒的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强的过程。
关键词: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继党的十八大提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三个自信”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九十五周年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四个自信”,并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和更深厚的自信”。这一思想既是对文化在当今世界发展影响力与作用力的准确概括,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一、 文化整体价值凸显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危机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仅在西方就有着200多种不同定义。不过,总体来说,学者对文化也有如下共识性理解,即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能力以及所创造出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文化。就广义文化而言,尽管文化存在于物质产品(如茶文化、饮食文化与建筑文化等)、制度与行为之中(任何制度与行为规则都是根据特定文化设定而成,并以一定规范形式加以实施),但精神文化仍然是它们的核心与灵魂。任何民族与国家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都会有精神性的提炼与精神性的灵魂,以此构成民族文化的独特特征且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只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精神提炼方式与提炼程度是不同而已。一般来说,文化成散布状态,凡是人类行为所关涉到的地方都会留下文化印记与文化特征,但文化却游而不散,其灵魂正是精神性的东西。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这样说过:“至今为止,我发现没有人仔细考虑过那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他们有谁知道,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距离武器制胜空间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有深刻的一致关系呢?”[i]而就狭义的精神文化而言,它又分为理论与世俗两种形态。理论形态文化是指理论化、系统化的文化形式,包括社会人文文化(一般称为意识形态)与科技文化,世俗形态文化是指处于同一共同体中的人群所共有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与交往规则。尽管前者由少数专业人士创造,不像后者那样具有群众性与广泛性,但它却处于社会上层,对后者及至整个社会发展具有定位与导向作用。当然,后者也不是完全处于消极适应前者的状态之中,它会以自身独有的方式渗透并影响着前者的发展,使前者渐渐具有民族形态的东西。更何况后者存在的领域更加广泛,前者不可能完全到影响到其存在的每一个角落,因而使后者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过需要肯定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与相互渗透,特定时期民族文化的理论形态与世俗形态会渐渐处于融合状态,尽管其中矛盾与冲突仍然不断,但大体兼容甚至统一状态会渐渐形成。当然,在文化问题研究上光理解这些还是不够的,需要重点分析一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十分简单,即文化概念外延比意识形态大得多,意识形态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文化的理论形态,但却是其核心部分。但若意识形态果真是文化的核心部分,那么,为什么民族文化没有随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呢?对此,就必须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各自产生的角度再深入剖析它们之间关系。一般来说,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而意识形态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面对陌生、异己的自然,人类需要认识与改造两个世界,即自然世界与人自身的世界。表面上看,认识与改造自然世界似乎最为重要,因为人类只有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才能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其实对人类来说认识与改造自身世界更加重要。虽然人与动物同样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作为具有精神性的动物,人显然把“安全立命”的问题看得更根本,以求设定并完成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实现。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义正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写照。因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明显的人文精神内涵。在此,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关于文化是认知与情感地图和集体良知母体的看法是有一定启迪意义的。他说:“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ii]人类的生存既需要认知地图,也需要情感地图。前者可以更好地指导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后者可以确立人类生活安身立命之本。可这不是两张地图,而是二者融为一体的一张地图。这就决定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不是简单地单向适应、认识与改造,更是要适合人类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适应、认识与改造自然。所以,一般民族文化都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甚至表现为人文精神统摄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随着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能力增强,民族文化会进行一定调适,其内在结构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其人文价值的基本取向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为,尽管人类对自然(包括人的肉体存在)和社会认识与改造能力不断增强,但生命的有限性却不会改变,正是这生命有限性确保着民族文化独特人文精神的恒定性。这也是为什么众多思想家十分重视人文传统与教化的原因。因意识形态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概念,因而它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经济基础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总和,它规定并制约着其他社会关系,由此决定对其反映的意识形态会规约着一个社会整体文化发展方向。意识形态对世俗文化的影响重点表现为对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前者以自身的核心价值观纠正、改变着后者价值观发展方向,让后者打上明显前者印记。尽管世俗文化影响范围广、意识形态一般不可能影响到世俗文化的全部,但这不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可能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在历史上一个民族文化被意识形态改造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也是四大古国文明为什么至今只剩中华文明没有断流的原因。当然,世俗文化也会以心理结构存留等方式对意识形态造成反弹式的影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iii]。世俗文化与意识形态能否形成和谐共处甚至互相促进的作用,既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科学性,也取决于世俗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与包容性。当科学性的意识形态与先进性、包容性的世俗文化共存共展时,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将全面促进自然、社会与个人的协调发展。这也是为什么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与更深厚自信的原因。

  就文化内部而言,意识形态与科技文化的影响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可是,随着上个世纪中叶西方国家进入信息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以后,世俗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加。首先,文化已经转变成一项产业,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渐渐增大;其次,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物质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渐渐增大,相当多物质产品的市场走向越来越取决于文化象征意义;再次,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与娱乐方式也渐渐成为一项可以包装的产业,其基本价值理念的影响力与作用力越来越大。换言之,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物质产品不断丰富,文化在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渐渐增大,文化整体价值逐步凸显。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看,西方文化价值观影响力成为最强音。首先,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空前活跃。不可否认,“二战”以后随着国家干预资本主义问题出现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弊端暴露,新自由主义和西方政治思想影响空前甚至波及全球。一时间,“历史终结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呼声不绝于耳,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被吹棒为适合全球发展的“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论”代表者福山在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封面上就打上了这样字样:“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经无可匹敌,人类历史的演进已经走向完成”。其次,西方世俗文化影响力也空前增强。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业发展与壮大,美式电影、音乐、文艺和音响等影响力明显增强。他们在取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在向全球传播与渗透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与休闲方式。一时间,人们谈论音乐必然指向格莱美,谈论电影必然指向好莱坞,谈论科学必然指向诺贝尔,等等。难怪一些西方人相分自信地说,只要有“三片”(麦当劳的“薯片”、好莱坞的“大片”和英特尔的“芯片”)就可以称霸天下。

  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价值观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它们在助推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上有其独特的价值,其快捷、方便、休闲与娱乐的世俗文化也有利于人性的发展与个性的解放。但与此同时,共缺点也明显存在,西方文化整体价值观弊端也渐渐充分暴露。可以肯定地说,西方文化基本价值观危机渐渐到来。从意识形态方面看,自新自由主义流行以来,西方社会乃至全球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状态。西方式的民主也带来了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一些西方国家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在亚洲与非洲等地强行推广西方式民主,其结果不仅未能如愿,还把不少国家带入长久的战火之中,使这些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另一方面是长久的西方式民主强化了西方社会民粹主义思想抬头,社会撕裂现象渐渐呈现。目前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之间相互恶语攻击且民众能够接受就是明显表现。面对西方自由民主带来的棘手问题,连原先为此感到十分自豪的福山也不得不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修正自己的观点,认为“强政府”比法治、民主更加重要。就世俗文化而言,西方文化也有如下问题:首先,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它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后,尽管西方哲学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人类中心主义基本价值已经确立。在西方人看来,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类可以通过无限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使自然更加适合人类发展。这一思想为西方科技发展与生产力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生态平衡严重破坏的惨烈代价。尽管从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情况看,绿水蓝天似乎成了常态,但这一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西方人对自然的无限征伐与滥用,更何况他们通过把加工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方法让这些国家承受生态平衡破坏的苦果。此外,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还表现在他们过度依赖科技进步上,似乎认为人类没有攻不破的难题,只要人类有需要就可以通过科技突破的方式来实现。吊诡的是,科技无限度发展使它渐渐脱离了人类中心主义轨道,甚至突破人类道德的基本底线,让人类在过分依赖它的过程中渐渐走向一个前途莫测、善恶难辩的未知世界。其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表现为个人主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等是以个人自由、民主与人权为前提的,尽管这种思想为个人自由独立发展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前提与制度保障,但随着这种个人式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渐渐紧张,人情冷漠已成常态。面对人间冷情、世态炎凉与精神缺失,相当多的西方人似乎相信人要过两种生活(即工作与日常交往中的“世俗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宗教生活”)已成为正常人生活的“公理”[iv],并向全球推广这样的生活方式。且不说西方式的宗教信仰能否被其他民族与国家人民接受,单就这种“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永久式分离方法就无法让人们真正享受到人间温暖与来自彼此之间心灵相通的友情,更不用说激发与调动各种力量建构真正的人间乐园。再次,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它表现为物质主义。尽管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民众的精神需要不断增强,但这种精神需求的实现却是通过物质主义方式来解决的。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不断提高物质购买档次的方式将不同人群加以区隔(所谓名牌、豪宅与限量版等就是明显表现),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提升产品形式或不断给产品升级的方式诱使消费者不断更换消费产品。这种通过物质购买实现的精神需求及人群区隔,不仅未能真正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更造成了大量能源、资源与产品的浪费。此外,物质主义方式还使人们的审美需求仅仅停留于感官刺激与愉悦之中,带动并振兴了一个产业——整容业——的发展。与科技发展后果一样,整容、整形业发展在改变人的身体存在样态同时,也把人类带向迷茫的未知世界。对此,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曾作这样评论:“被性化的身体现在面临着一种人为的摆布。这种人为的命运也就是性的界线的彻底消失。所谓性的界线的消失不是指解剖学意义上的,而是在更为广泛的乔装打扮的意义上,也就是指性的符号之间相互交往的游戏层面。……总之,涉及人的身体和性的问题,随着外科医术和各种人造技术的发展,人的身体和性都只是变成为像假牙和假肢那样的东西。所以,性的模式转变为性的区别的彻底消失,性的区别的消失又到处成为诱惑力发生作用的场所,这样的状况也就是符合逻辑的。”[v]

  二、 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当代价值

  1、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价值。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也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且不说中华文化让中国一度成为四方来贺、八方来朝的世界强国,仅就对西方社会发展与文明的建构来说就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资料显示,自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回国发表《马可·波罗游记》后,富庶、稳定和和睦的中国就令相当多西方人深深向往,由此欧洲人几乎做了整整五百年的中国梦。资料证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狄尔泰、莱布尼兹等启蒙思想家思想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到了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作用再度显发,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将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融合起来创造了新的发展奇迹。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后,随着全球化发展和西方文化在全球盛行带来的精神失落,不少学者多次呼吁以儒家精神拯救世界。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证的那样,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如下鲜明特征:首先,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它强调天人合一。中国早期哲学著作《周易》在卦爻安排上就明显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思想,并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道家代表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vi]。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行焉,天何言哉?”[vii]中国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并非让人完全被动顺从自然,而是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荀子曾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viii]当然,“天人合一”也具有明显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民胞物与”思想。北宋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ix]其次,在人与人关系上,它强调整体主义。《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x]孔子主张“仁爱”,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xi]老子也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xii]可以说注重社会整体发展与人际关系和谐的整体主义已构成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它在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同时,也培育了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再次,在人与自身关系上,它强调精神人格。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视人的精神存在,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xiii]并以养“浩然之气”等方法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育人的精神人格的方法。这些措施与方法已构成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气质。上述特征恰好是当今世界发展所欠缺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xiv]

  2、革命文化的批判价值。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创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定理想、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革命文化,为中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革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无疑还是其“破旧”、“立新”作用。打破一个旧世界并建立一个新世界,无疑需要巨大的决心、勇气与毅力。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优秀成分,但其中的糟粕也并非少量。尽管中华文化有“海纳百川”的精神,但特定的文化结构一旦形成以后就很难从内部突破。只有整体式的变革,才可能拯救中华文化。[xv]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曾提出以“内圣开外王”的方法拯救中华文化、解决世界问题并促进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其动机自然是好的,但药方似乎并不灵验。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光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显然是不够的,更应该了解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规律,而这些“规律”却在心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但它更强调顺天而为,既未能演绎出一套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科学体系,更导致了一定程度宿命论结局。庄子就曾明确提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xvi]。即使强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也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xvii]。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整体主义,但这种整体主义并不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整体主义,而是一种等级整体主义。孟子曾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xviii]虽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精神人格,但它往往是以牺牲人的肉体欲望或生命为代价的,让人们杀身成仁,到宋明理学时期甚至演变为“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这些自然不利于人性的解放与个性的发展。也许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可以将孔孟的儒家思想与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教区分开来,这样可以更便于弘扬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李大钊对孔子的批判是发人深省的。他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xix]因此,革命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培育出的新文化内容,更在于它敢于推翻旧文化、勇于建立新文化和执着地追求自由的文化精神。它让中华文化永不自满,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过程中不断吐故纳新,从而使其永葆旺盛的生命活力。当然,今天已不是革命年代,和平发展时期的国家与社会更需要和平发展的文化内容,我们自然不能照搬照抄革命时期的一切文化,但其文化精神却是我们不能忘却的。

  3、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价值。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内容是它引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这种文化不仅强调人的身心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爱等,更是以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建立的方式确保这些目的的实现。仅此,它就与以往文化有质的区别。以往文化要么以“真理性”内容自居最终达到的却是维护特殊阶级利益和统治的目的,要么以人性解放自居最终达到的却是人的片面、扭曲发展。所以,社会主义文化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的统一,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具有明显的先进性。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生产力发达基础之上,因此,真正社会主义文化内容还不可能一下子在中国实现。当今中国只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这样自然会在政策与文化内容上作相应调整。既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必须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一部分人富起来自然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仍然要达到共同富裕。这样,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就会有一个战略不断调整时期。处于战略调整期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实现纯粹社会主义文化内容,但其先进性社会制度及其不断发展的过程自然渐渐保证其实现这些目的。因此,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内容与根本制度,还需要切合实际大胆探索与创新新的文化内容,以切合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发展。这些正是我们当今已经做了或正在做的工作。

  三、 文化自信的实现及其条件

  1、文化自信的条件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首先必须对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深刻自觉。从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角度看,经济与政治自然是最重要的,相比它们,文化只是处于从属地位。但要发展经济与政治,就不能简单停留于它们的表面,必须深入到其内部把握其根本规律。由于规律是隐藏经济与政治背后的东西,把握它们不能只限于经验总结,必须上升到思想高度。也就是说,无论总结经济或政治规律,还是把握社会形态的发展,都必须借助于思想式的总结。一个只有经验没有思想文化的国家,是总结不出经济与政治思想的。另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角度看,虽然政治上层建筑决定思想上层建筑,但从形成先后来看,是先有意识形态(即思想上层建筑),后有政治上层建筑。这些都说明文化是更深层、更基础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决定着理论、道路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在全球化发展和竞争时代,社会发展速度与生活工作节奏加快,新旧事物更替频繁,在此条件下想保持竞争不败或取得领先地位,只停留并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思想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它们都是先进的),必须不断创新新思想、新概念与新思维。更何况今天文化的影响已不完全停留于理论文化方面(即意识形态),生活与世俗文化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当今社会,文化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所以才说文化自信是更根本的自信。其次,必须对已有文化有清醒自觉。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有生命力与发展前途的文化,但有这些文化并不意味着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更不意味着人们能正确利用好这些文化。在当今的中国仍然存在明显崇洋媚外现象,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能持一个正确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边缘化的倾向还明显存在。对此,必须要认真引导和说服教育,一些宣传方式也要与时俱进。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也并非精良,其中也有不少糟粕之处。若认识不到这些,一味地弘扬与推广传统文化,不仅达不到强国富民的目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带来严重的后果。再次,必须对他国文化有正确自觉。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自傲,尽管西方文化存在上述所说种种弊端,但可以肯定的是至今为止西方文化价值的生命力并没有终结,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乃至世界整体发展格局中仍将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在看到西方文化弊端的同时,要积极利用其有益价值以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只有这样,当我们有文化自信的时候,他国人民才会肯定我们的文化自信并学习、借鉴中国文化。只有那时,我们才能自豪地向世界宣称我们的文化自信,就像当今不少人肯定西方文化自信那样。

  2、文化自信的实现靠文化自强。“事实胜于雄辩”,只有将信心、信念转变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才算真正实现了文化自信。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我们的文化资源很充分,文化基础也很好,但还没有汇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回答记者“中国能不能强大”、“中国会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问题时所说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她认为看中国是否构成对世界威胁主要看中国能不能强大,而看中国能不能强大又主要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提出过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与新思维。在她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使用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与新思维都是西方,这样的中国不可能强大,更不谈不上对世界构成威胁。也许撒切尔夫人的认识并不全面,也许时过境迁中国的发展非昔日可比,但可以肯定的是:与综合国力相比,当今中国对世界思想贡献力还不算大,在不少重要世界议题上发声较小,而且影响力不大。要实现真正的文化自信,走文化自强之路,必须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必须创新意识形态与世俗文化相统一的大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都是很好的文化资源,但目前它们彼此之间还未做到内在统一,相互处于游离状态。从价值取向上看,它们有内在一致性,如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为贵、君为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与人民性主张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等等。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有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资源,但它并不能胜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工作,指导中国当今与未来发展的意识形态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儒家的“内圣”开不出经济繁荣、政治民主与社会和谐的“外王”,只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帮助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将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确立为建构现代生活文化的优秀资源。当然,内圣开不出外王并不意味着内圣不能助推外王。若将《礼记·大学》中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现代演绎与开发挖掘,那么,就可以从“格物、致知”中开发出现代中国文化的“科学”精神,从“诚意、正心、修身”中开发出现代中国文化的“民主”精神。这是一种不同西方式的、从我做起和以己及人的内生式的民主。所以,说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不能作为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从它们之中挖掘不出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治国理政思想,只是说这些东西需要仔细甄别和科学开发。其次,必须形成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对于文化自强来说,光有思想、有文化和有资源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这些思想、文化与资源转变成自我观点才行;有自我观点不能说服他人,那影响力还是不够的;有影响力但不能解决现实问题,那也是不到位的。只有不断产生影响他人、影响世界的新思想、新思维与新概念,那才算真正有了文化创造力和真正步入文化自强行列。再次,必须形成爱文化、重文化与用文化的全民动员机制和浓厚文化氛围。现代社会的文化创新已不在停留于以前的专业知识分子,社会所有行业都需要文化创新且都有可能实现文化创新,所以,在重点培养知识分子的同时(知识分子仍然是现代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而且他们创建的理论形态文化影响力更大),要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建立促进全民文化创新机制和培育深厚的文化氛围。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xx]当然,我们更需要让世界知道“文化上的中国”,一个真正拥有并能得到他人肯定的文化自信的中国。

参考文献:

  [i] [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8页。

  [ii]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iii]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iv] 在当代西方似乎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我们且把这种说法称为“宗教制造”。它认为人是应该有信念信仰的,而信念信仰必须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完成,因此,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就是一帮可怕的人群。

  [v] [法]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转引自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233页。

  [vi] 《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

  [vii] 《论语·阳货篇》。

  [viii] 《荀子·天论》。

  [ix] 《正蒙·乾称》。

  [x] 《礼记·礼运》。

  [xi] 《论语·雍也》。

  [xii] 《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xiii] 《孟子·公孙丑上》。

  [xiv] 此部分观点请参阅拙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新视野》2016年第5期。

  [xv] 参阅拙文:“超越式继承:从中国道路的选择看传统文化的发展”,《红旗文稿》2010年第16期。

  [xvi] 《庄子·人世间》。

  [xvii] 《孟子·尽心上》。

  [xviii] 《滕文公上》。

  [xix]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xx]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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