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邮箱 用户名 密码
首页 > 理论研究 > 理论文萃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反思与建构
作者:车玉玲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网络编辑:菁華 发布时间:2016-02-16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无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遭到了某些质疑,这些质疑有些来源于历史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有些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应答。对此,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建构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出现,无疑是理论自身的一种建设性发展。两者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侧重,但都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原则、资本逻辑与社会形态理论,并且最终都指向了解放之路。差别在于,生态历史唯物主义是从文化批判与生态道德唤起的角度探讨现存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变革,还是停留在对于“副本”的批判,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直接回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笔者认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对于现实的批判更为有力,如果这两种建构能够有机地整合起来,或许将能够更为完善地实现对于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合法性;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生态;空间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也包括我们自身。面对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否解释当代世界历史图景,这一诘问摆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前。对此,概括地说,有这样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拒不接受任何改变、全盘接受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有语境与原则的“教条主义”者;二是质疑、解构与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三是在坚持马克思基本思想原则基础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建构与丰富的当代思想家。笔者认为,由于不同于传统的物质生产类型的“空间经济”(服务型产业、房地产与信息产业等)、虚拟经济等的崛起及其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促使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发展自身,否则以一种低于历史水平的理论框架去解释现实,必然引起理论自身合法性的丧失。因此,如何丰富与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不仅是现实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理论发展的必然。

  实际上,质疑与颠覆总是比建构要容易得多,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建构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建构,及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兴起等。在众多的重建之声中,笔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危机的解读丰富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但是缺少对于当代资本创新形式的具体分析。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索亚、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人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建构,不仅回应了当代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质疑,而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使社会批判理论再次转向对于“原本”——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资本的批判。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他们依据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本性及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指出了空间资本化的内在悖论预示着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界限及其总体性危机的到来,从而使空间批判与解放政治直接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生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根本上遵循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发展与理论的自我更新,而发展与建构就是对质疑的最好回答。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围绕它的争论与修正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从没有撼动过它的基本原则,即承认历史发展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的有规律的发展,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未动摇。然而,自20世纪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转变。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质疑与瓦解”首先在西方国家开始。一些学者主要从方法论与基本内容两个方面展开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在方法论上,以安东尼·吉登斯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着“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在解释历史时存在着“化约论”、“进化论”和“功能论”三个方面的错误,已经不能对现时代的复杂社会状况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在他们看来,以经济与阶级为核心解释历史发展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单一化的、线性的理解,“资本主义却并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1]1,而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内容上,以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与非物质性生产(信息、服务等)的增加,生产的基础性地位日渐消减,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无法解释当代社会的新的发展形势,它主要适用于解释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框架,再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已经不能充分解释了。一句话,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了根本质疑。

  对此,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遭到了其有史以来最大的诘难,只有搞明白内在动因,我们才能够从容应对,即避免刻舟求剑式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避免妄自菲薄的全盘扬弃。具体而言,这种质疑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实的实践总是对理论产生质疑的直接来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及其当代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促使人们开始动摇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社会形态理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无可选择的、永恒的存在,而资本人格也成为“历史终结之后”的“最后的人”。1989年,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发表曾经轰动一时,在福山看来,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大规模失败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最终胜利,这将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胜利、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2]1代序早在一个半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丧钟已鸣”的预言已经失效,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预言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没落和垂死的阶段”,这一预言至今也没有实现,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在今天更为平稳而繁荣,甚至资本主义的原则与价值观已经成为全球的发展标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自由主义者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灰飞烟灭了”。[3]24实际上,这一短暂的狂欢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漫延,使《资本论》再次成为思想界热读的著作,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应该说,历史唯物主义合法性的危机具有深刻的时代创伤与思想基础。齐泽克在分析20世纪的极权主义与18世纪雅各宾派的区别之时指出,20世纪的暴政经过了历史必然性知识的中介。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前提条件在于,相信人类历史有一个内在的终极目标,该目标的实现将是历史的终极目的,也就是说,历史有规律地向前发展。在最好的情况下,历史进程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政党的精英分子先行达到对于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与引导,然后再灌输给无产阶级,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了实现历史发展的现实力量。问题在于这个主客体的统一很容易走向“斯大林主义”,即历史规律成为了中介,政党可以假历史之名,为自己的专制与暴行提供合法性依据。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无论是封建时期打着“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还是现代革命中以“为真理而斗争”之名而转变为专制与牺牲之温床的某些运动。因此,有预见的俄罗斯思想家们在分析苏联的社会实践时指出:“人的生活的可怕之处在于,善是借助于恶来实现的;真理是借助于谎言来实现的;美是借助于丑来实现的;自由是借助于暴力来实现的。为了实现善的目标而造成了极大的恐惧。”[4]52换言之,他们不赞成使用任何恶的手段实现目的,同时却打着善的幌子。更进一步而言,即便存在着那个从未实现的“水晶宫”(车尔尼雪夫斯基语),然而对于当下的个体来说,每个人的生命存在是最重要的,为未来的、可能的幸福而牺牲当下生命,这是否应当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极端地说,哪怕牺牲一个小孩子的眼泪都不可以。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是不能被“二二得四”一类的事实、必然性、规律等所统治的,“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5]205。应该说,当代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与质疑,与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紧密相连,具有政治色彩。

  历史有时就像天平一样,似乎人们总是容易犯“矫枉过正”的错误。如果说经济决定论与教条主义是20世纪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主要问题与弊端,那么当代就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对于历史必然性这一宏大叙事的彻底瓦解,甚至强调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只是强调了历史进程中主体的作用、阶级意识的主导地位,反对自然辩证法。但是他没有否认历史发展的内在目标,而只是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辩证作用的过程,政党与无产阶级依然是实现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停留在这一范围内,后来者则远远地突破了这一界限,打开了历史偶然性的向度。阿尔都塞虽然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但是他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多元决定模式,在他看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只能向我们提供事件的可能性”[6]117,而且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某一特殊的矛盾就会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而打破历史的必然发展规律。当代欧洲左翼思想家巴迪欧则完全从偶然性的角度解释历史,他把历史发展看成是一种“赘生物”、绝对的“溢出物”与断裂。“对于巴迪欧来说,作为纯粹的过剩和溢出,未来只能是新(nouveau),一种纯粹的新,它是对历史中的情势状态的绝对溢出,它超越了我们一切想象性的范畴,它作为一种纯粹的创造让我们置身于一种全然陌生的境界之中。”[7]9

  可以说,以上几种观点是当代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合法性质疑的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思潮。我们认为,历史终结论、历史偶然论、把历史规律思想与专制主义相结合等等,这种思潮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不过,确实是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些质疑与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如何应答,就成为了一项迫切的理论任务。避而不谈或者闭目塞聪,任由这些思潮泛滥,最终将导向历史虚无主义,有害无益。而且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全球经济形式的变化、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不断地自我丰富与建构,才能具有生命力。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与建构

  回答一切质疑与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自我建设与丰富,就如同进攻是最有效的防御一样。实际上,20世纪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重建、改良、对话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不乏一些以“重建”之名、行解构与颠覆之实的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其中哈贝马斯就很具有代表性,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是一种颠覆性的,最终导向了对所谓的“生产主义”的瓦解与批判。那么,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呢?虽然建构总是要比质疑与批判难得多,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富有成效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文化维度的建构,及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出现。如果说,生态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发展,那么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是从更为根本的资本创新与空间理论这一视角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包含有生态思想,由于生态问题在全球的日益突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关乎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有一种流行的意见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反生态”的,这主要出自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部分西方学者。20世纪中期兴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潜在地包含生态思想,只是需要被挖掘出来。他们承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性地位,只不过自然生态系统会极大地影响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不仅如此,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生产力的组合方式也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所有类型的文化实践对劳动关系及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其他社会关系都起干预的作用。再进一步,政治与文化的实践活动不仅从上面,而且也从下面输入到工作场所中。”[8]70也就是说,自然、劳动生产、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相互控制的辩证关系,而且由于文化和自然方面的不可控性,使得劳动的过程与结果很难把握。

  虽然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直接催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却是要通过生态运动直接引发生态政治变革、并打通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历史唯物主义是他们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以福斯特和阿格尔等为代表的、较为激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解为生态危机,因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9]486。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已经影响到了人类的未来、乃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命运,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反生态的。作为资本主义延续主要动力的“挥霍性生产”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是相矛盾的。另外,现行生产方式的“破坏性的创造力”与地球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能良性互动。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依靠不断刺激消费、源源不断地提供商品来维系当代社会运转的前提(资源)是不能保障的,从而这种体制总有一天必然被以新型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生态社会主义所替代,否则将面临自我毁灭的命运。

  虽然生态历史唯物主义看到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乃至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但是他们并没有更进一步地探讨资本在当代的新形态及其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特点。另外,更为根本的一点在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回应当代对于马克思预言的根本质疑,即缘何丧钟已鸣150多年的资本主义在今天依旧平稳繁荣。对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出现给予了更为有力与具体的阐释。

  以列斐伏尔、哈维、索贾等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者明确地指出,“空间”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新生力量,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展、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10]23。也就是说,空间生产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成为了资本增值的新来源,这是他们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空间转向的根本依据。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空间生产的最直接方式表现为空间本身由以往的生产、生活的“场所”而成为了“商品”“资本”本身。这样空间就具有了商品的性质。也就是说,通常物理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具有了成为了资本增值的载体与商品。对此,我们都深有同感,房地产业的炒作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其次,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不仅成为资本的新的增值来源,而且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两大阶级对抗的新的剥削形式。在当代,由于通信、金融、交通与运输成本的低廉与便捷,致使跨越不同空间与地域所使用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即“时空压缩”(哈维语)。这样,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城市与农村、边缘与中心之间不平衡的发展就具备了充分条件。由于劳动力、原材料、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等诸多的差异,促使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成为先进国家的“血汗工厂”,发达国家使用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来说,存在着一种核心与边缘的结构,也存在某些‘核心’国和一些‘边缘’国。那些‘核心’国是工业生产和资本积累的主要中心,而那些‘边缘’国却是从属性的、依附性的,而且受到极大的剥削,组成了‘第三世界’。”[11]166这样,不仅形成了核心国家与地区对于第三世界的剥削,而且发达资本主义成功地转嫁了经济危机与环境危机。这种剥削表面看来是以一种自愿互助的形式出现的,但实质上却使全球贫富分化走向了更为极端的两极,使剥削以一种更为温和与普遍的方式进行。实际上,在这一看似完全由经济主导的空间重组的过程中,政治一直在隐蔽地实现其自身的目的。列斐伏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空间资本化的政治性,他说:“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12]46在以资本为原则进行的空间生产与重组的过程中,这种被人所塑造的空间商品一经产生就已经是各种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体现与再生产,因此,空间资本化的过程同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借此有能力通过维系自己的规定结构延长自己的存在的诸过程。”[11]139这样,当代资本主义通过空间资本化的过程成功地延续了它的生命力。

  应该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建构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本原则即生产原则与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哈维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13]162应该说,这两种建构对于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不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更为深刻地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动力。

  三、空间政治与解放之路

  无论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还是生态历史唯物主义,它们都内涵着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承认历史发展的内在目的性与过程性,历史最终的指向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健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历史的最高目标是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这个精神当然不是指绝对理念,而是依靠进步阶层作为政治力量的人类解放。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够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生态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最终都指向了解放之路。在这里,它们都否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当代西方一些极左思潮对于“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决定性地位的强调。不过,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生态历史唯物主义更注重对于未来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更多地说明晚期资本主义内在的运行逻辑与自我否定的过程,它在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上阐释得很少。笔者认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对于现实的批判更为有力,如果这两种建构能够有机地整合起来,或许将能够更为完善地实现对于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究竟依靠哪种力量才能走上解放的道路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借助于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展开生态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道德价值观的批判,并提出另外一条不同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全球化的道路,从而实现制度变革,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我们认为,生态危机的确是全球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是仅仅从文化批判与生态道德唤起的角度来探讨现存制度与生产方式的变革,还是停留在对于“副本”的批判,依旧是停留在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框架内。对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直接回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他们依据马克思对于资本本性的阐释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展开了对于空间资本化内在悖论的阐释,并指出这是实现解放道路的内在力量。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最终将成为它自己的“掘墓人”,毁灭资本的将是资本本身,“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14]278,空间资本必然也符合这一规律。我们知道,“增殖”是资本的根本属性,疯狂地扩张与榨取一切可能利润的秉性促使资本力图把全球作为它的市场,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与无限增长。“资本就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14]16但是,资本会在疯狂地增殖中遭遇它自身的限制,多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早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对此,我们不予赘述。同样的逻辑,空间资本化也必然遭遇到它自身的界限与危机。一方面在于空间资本化越是普及,将意味着可用来制造与使用的空间越少。当空间之间的差异与障碍都趋于同质化的时候,其利润增殖的程度就会逐渐减少乃至于消失。也就是说,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越发展越尖锐,当这一领域的利润穷尽之时意味着它的自我毁灭之际的到来。另一方面,过度生产与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旧存在于空间资本化的过程中。过度的空间生产将引发其自身的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不仅如此,空间的资本化生产将产生新的抵抗力量。在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过程中,导致了社会乃至于全球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中心与边缘”的悬殊差距。如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甚至在一个城市内部也存在着富人区与贫民窟。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区域具有主导与决策地位,并且享受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一切好处:便捷的生活、优美的环境、完善的服务等等。而处于依附与附庸地位的落后地区则承受着现代性的一切恶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过这种状况,他说:“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拥挤的角落里去。”[15]721~722许多都市穷人区的环境已经沉沦到“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5]725的接近野蛮退化状态。这种空间不平衡发展不仅成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危机的根源,而且也是新的抵抗力量的发源地。对此,列斐伏尔把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称为“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从最卑贱者到最高贵者、从马前卒到统治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得出了一个结论,空间资本化既是资本增殖的工具与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新动力,同时又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将成为变革日常生活的基础。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来自于被剥夺空间权益的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学生、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流浪汉等。这些人作为城市生活中的弱势群体,空间资本化过程的被剥夺者成为了新的反抗力量,争夺空间的“控制权”将成为反抗的主要目标。

  通过阐释空间资本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认为,空间资本化在全球范围的展开意味着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界限,也就是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到来。的确,在当代,以增殖为目标的空间生产不仅造就了千篇一律的城市空间,而且也塑造了人之存在的“单向度”。空间与资本结合操控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并贯穿了虚拟空间、心理空间,同时在层出不穷的各种金融衍生品的纵容下,生产空间、炒作空间成为新的赚钱手段,甚至普通的民众都被此狂潮裹挟着加入了炒作的行列。在这一全球狂热的时代,冷静的思想家们发出了这样的问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危险,那就是被膜拜为世界市场的经济领域,连同它所决定的空间,以及被绝对化的政治领域,有可能摧毁它们自身的基础如土地、空间、城镇和乡野,如此事实也招致它的自我毁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詹姆斯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称为“总体性危机”,梅扎罗斯称之为“结构性危机”,这是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种更为普遍、持久、全面爆发的制度性危机。因此,晚期资本主义在表面的平稳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不可逆转的根本困境。

  那么,未来究竟会是哪种空间呢?对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没有具体地说明。他们只是大略地勾勒了未来的图景,如田园城市、辩证的空间、希望的空间等,这样的空间“意味着私有财产和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无论他们以何种语言描绘这种空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摆脱被资本控制与塑造的空间,而回到真正属于人的“家园”。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不过生态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具体地阐释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他们提出“生态重建”的口号,意图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的变革,它要求约束追求利润的经济理性、强化尊重契约的社会理性,健全创造性劳动的生态理性,从而实现技术、权力、文化和自然的四因素协作社会。改变以往的技术决定论、资本至上、消费为社会核心的单一文明发展模式,才是可能的拯救之途。

  生态环境、空间生产作为当代全球发展的主要问题,被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这无疑是对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建设性发展。它们不仅回应了20世纪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质疑,而且打击了资本主义永恒存在的理论幻象。同时,这两个视域的打开,对于建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形态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俄]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凯撒王国[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5][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法]巴迪欧.世纪[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英]戴维·佩柏.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0][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2][法]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3][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5]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相关文章:
文章检索
请输入要检索的文章标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中国现实问题研究
国外理论动态
理论视野
专家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