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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述评
作者:[美]戴维·莱克著 陈宝国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期
网络编辑:菁華 发布时间:2015-08-20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新兴的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正在成为许多学者构建和指导研究工作的一个范式,本文勾勒了这种范式的基本轮廓。在作者看来,自觉地将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范式,其优势和优点就在于科学的积累。此外,本文还对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进行了善意的批评,指出了应当如何将其他批评者的关注点及见解融入这种范式。最重要的是,这一批评突出了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中普遍应用的简化假设的作用和后果,并且呼吁进一步观察国际制度和政策如何建构、改变被视为外源的国家的内部参与者的利益。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交易;最优关税;规模经济

  一、引言 

  如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目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4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将近50%。在过去的20年里,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国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流动增长了一倍以上。2008年9月,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成为全球性危机,并让冰岛在数日之内破产。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经描述的那样,当今的全球化令“个人、公司和民族国家能够到达这个世界更远的地方,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更深入、更便宜”。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始创于20世纪70年代初,学者们试图通过创建这一学科来捕捉这个全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在一系列早期的研究视角中,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正成为许多学者构建和指导研究工作的一个新范式。然而,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虽然应用广泛,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综合的,或者退一步说,一个连贯的研究方案。尽管有些学者的研究是这一新兴范式的核心部分,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自己属于其中的一部分。本文的一个目的就是勾勒出该范式的基本轮廓,指出不同的研究流派是如何相互补充的,以及事实上如何有助于汇合成一条共同的、更具学术影响力的河流。通过了解这个新兴范式的基本轮廓,有利于把不同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知识累积。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有助于我们明确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以及我们所不知道的。在我看来,科学的积累有利于我们自觉地将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范式。 

  无论如何,任何范式都有优于其他范式的特定假设、方法和认识论,这是因那些相同的假设、方法和认识论而产生的更大积累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成本。有人担心任何范式都有可能意味着“思想文化的单一性”;根据这个观点,与挑出错误的(或可能出错的任何)范式相比,最好是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并且通常是彼此无法融合的方法。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对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提出善意的批评,指出如何将其他关注点及见解融入这种范式。虽然现在人们认为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这一术语有点狭隘,但这个术语比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所认为的范围更宽泛,可能也更灵活。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国际经济交往的政治学。它是对一个实质性领域的探究,而不只是将经济模型应用到政治领域的方法。这一领域主要关注两个问题。首先,国家是如何、何时以及为何选择开放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的跨境流动的?换言之,是什么政治因素决定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在这第一组问题或需要解释的结果中,开放性是因变量,政治(广义的)是自变量或因果变量。经济理论假定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国际贸易(除少数特例外)会促进福利的改善,而许多天真的政治分析家却反过来希望国家能够向自由贸易发展。相比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始于现实,认为开放性是历史上稀有的、存在许多问题的、并且有必要得到解释的现象。其次,国际经济一体化(或非一体化)是如何影响到不同个人、部门、生产要素、国家利益、甚至国家政策的?在这里,政治是因变量,参与者如何在国际经济中定位是自变量。当然,事实上这两组问题本身就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从实际目的来看,几乎所有分析家都只研究了这一因果循环的一半。 

  虽然这些问题对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却陷入了知识的迷失之中,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裂演变成19世纪末两个独立的学科。当经济学经历了“边际主义”革命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公理化的科学,同时政治学转化为对形式—法律(formal-legal)之构成和制度的研究时,两门学科开始变得日趋内省。有关市场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经济学的有关问题已不再受到关注,或者说,这些问题被欣然交给了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被排斥在欧洲和北美的专业学科之外。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明确的跨学科领域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它是世界上两种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两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下,学者们不得不重拾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的那些共同问题。首先,构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的战后西方国际经济规制的成功确立,包括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组织,迎来了经济增长相互依存的时代。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削减关税在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谈判中成效显著,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贸易在经济活动中的比例开始迅速上升,这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政治对于深化经济相互依存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这样一个新时代会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对此的著名论断是:“民族国家只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则揭示出一种以“复杂的相互依赖”和国际规制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新模式。现在,我们认识到当时日趋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早期表现,它通常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资本管制的取消。至今,仍有许多人相信全球化蕴含着同样的变革潜力。 

  第二,几乎在相互依存关系加速的同时,这种开放的国际经济的政治基础开始出现裂隙,这表明经济交往是建立在不稳定的政治基础之上的。1971年8月,基于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对巨额美元“过剩”的早期理论阐述以及10年来财政和货币管理不善的后果,尼克松总统正式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从而关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门。两年后,当主要国家开始采用浮动汇率时,战后的汇率体系崩溃了。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的联合禁运使石油变成了一种强制性武器,最终导致了这次货币动荡。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为1960年建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注入了活力,它们通过有效运作,致使1973—1980年期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了15倍。作为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发展中国家羡慕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功,在忍受高油价之苦的情况下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希望借助作为消费者的北方国家的默许和支持建立一个能够行使类似的市场权力的组织。最后,由于自由化和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进口增长迅速,致使美国工业开始呼吁增加或重新恢复贸易保护。为了使其工业不受制于自由贸易的承诺,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政策,包括主要针对日本的“自愿出口限制”条款。由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人们逐渐意识到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并非一个自治的领域(不是政治斗争之外的自然现象),而是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正如产权后来被认为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国家政治再分配的产物一样,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到,开放的国际经济应建立在更具竞争性的国家政策之上。当分析家们试图理解国际市场上增长和冲突的同步性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领域应运而生。 

  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理论分支。首先是依附理论。依附理论由拉美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70年代盛行于北美和欧洲,指的是贫穷国家(边缘)的经济和发展前景取决于发达国家(核心)主导的全球经济。支持这一理论的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指出,当今的贫穷国家不仅像核心国家几世纪前那样没有得到发展,而且是在一个永远对它们存在偏见的国际经济中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依附理论涉及国际不平等、增长不均衡以及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力量等仍然对全球化具有重要作用等问题。即使今天依附理论仍未被广泛接受,现实世界对它的关注也将毋庸置疑地持续下去。 

  其次是霸权稳定论,它主要基于英国在19世纪中期和美国在20世纪中期的经历。该理论认为,单一的霸权主义国家是国际经济开放的必要和充分条件。金德尔伯格第一个提出,一系列我们如今称之为国际市场失灵的事件造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得出结论:“世界经济若想稳定,必须有一个稳定器,并且只能有一个。”其他赞成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对自由和开放的国际交往有着强烈偏好,因此会反过来强制、诱使或说服其他国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市场。虽然这些观点看似合理,但它们并没有产生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霸权稳定论呼吁重视大国在决定全球化的性质和程度方面的强大作用和政治力量。 

  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种理论取向关注的是国内利益,主要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中的国内利益。务实的政治观察家,如E.E.谢茨施耐德(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等早期学者,曾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中的重要性。然而,美国国内有关国际政治经济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早期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文章是金德尔伯格关于“集团行为与国际贸易”的论述,随后是政治学领域的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对第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研究,以及经济学领域的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Caves)富于启发性地提出了贸易决策的不同模式。这项研究的关键是行为体在解决其自身的集体行动问题和结成多数联盟方面的不同能力,最终,进口方在政治上战胜了出口方,生产商战胜了消费者,集中的利益战胜了分散的利益。比起如何定位集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集团是如何构建和组织起来进行政治行动的。 

  虽然每种理论取向都有其发展前景,但是这些早期研究缺乏任何积累。它们采用了不同的分析单位:阶级、民族国家和地区。它们假定了不同的利益:阶级斗争、国家利益和经济福祉,这些利益都无法与其他利益合而为一或是拆分成其他利益。例如,国家利益不只是一个国家各个部门的经济利益的简单综合,反之亦然。它们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解释。例如,虽然霸权稳定论似乎与国家贸易政策的演变和国际经济开放或关闭的一般模式一致,但它对跨部门的关税税率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发言权,即使国内利益可以解释后者,很大程度上也无法解释前者。虽然许多理论已经“发酵”(这些年它们在知识上确实令人陶醉),但是这一领域中积累下来的知识却很少。 

  三、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 

  在这些早期流派中,作为国内利益这一理论取向的直接继承者,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新范式,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和国际贸易理论,但在分析中更明确地引入了政治变量。虽然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尚未很好地融合经济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但却为两者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还在缺乏先例的情况下赋予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制度以重要的解释职能。 

  首先,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将个人、部门和生产要素作为分析单元,然后通过分析每个单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来探究它们对于经济政策的利益关系。其次,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将国内政治制度视为整合各方利益(或多或少带有倾向性)以及相互竞争的社会团体之间达成协议的机制。最后,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还会引导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根据需要达成协议。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分析以一种线性的、有序的方式引领着从最微观到最宏观的层面,反映了一种绝对单向度的概念。 

  很少有理论家会对此分析中的所有步骤给予同等重视。大多数理论家只关注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各种制度是如何整合社会利益的),并且以同等方式简单化地对待其他分析对象,或者将已有具体理论但尚未形成具体理论模型的分析简而化之。为了简单方便,学者们都侧重于过程中的这个或那个步骤,并且通过将这些步骤作为分离和研究单一因果关系的衍生目的,从而把许多明显具有不同特征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归类。例如,有这样一个可能,即将利益“来源”进行分类,然后研究有着不同特征的国内制度是如何以不同方式来整合这些利益的。因此,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会采用局部均衡或静态比较的方法来对待理论和知识。采用经典的假说—演绎方法,可验证的假说就会采取“使一切保持不变”的形式,通过改变X轴来改变Y轴。当然,事实上所有因素都并非恒定不变的,各种研究设计都被用来解决由这个背景下的变化产生的因果推理问题。然而,原则上被广泛共享的假说允许各个部分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更完善的整体,虽然这样的综合在实践中是不完善的。 

  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如今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像其他模式一样,它通过界定学科前沿已知和未知、事实和反常来指导研究。从最初规划的贸易政策背景看,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已经扩展到货币和金融关系、外国直接投资、移民、外国援助、规章制度、公司治理以及全球治理。如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解释一系列外国经济政策的综合方法。 

  1. 利益 

  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基本构建要素是利益,或者说个体或集团是如何受到某个政策影响的。在目前被视为典范的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所提出的经典模型中,从某项政策中获益的行为体希望能够运用这一政治资源(或通过游说)来获得这项政策,直到其所付出的努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相等。相反,在这一政策中利益受损的行为体则希望通过游说反对这项政策。简而言之,政见是不同政策中的赢家和输家的根本要素。 

  理论的差别在于它们所假定的相关分析单元。虽然几乎所有的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以个体为分析单元,但出于实用的目的,理论家们会把假定有着可以分享相同利益的个体组织起来,形成同一性质的集团。换句话说,当一项政策对一些个体产生相同的影响时,这些个体就会被视为构成了一个相同性质的集团,或者出于分析的目的而把它们视为一个单一的行为体。在某些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理论中,个体是最原初的,但大部分时候被当作分析单元的是公司、部门或生产要素。 

  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运用经济理论来推断可以被合理地假设为分享共同利益的个体属于什么类型。在这些理论中,最大的鸿沟存在于李嘉图—维纳(Ricardo-Viner)模型或特定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与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eckscher-Ohlin-Samuelson,HOS)模型的国际贸易理论之间:前者假定,资本和劳动力被固定在具体的行业中,因而在经济政策上往往具有相似的利益;而后者则假定所有要素在国内各个行业之间流动,因此,资本和劳动力将拥有不同的利益。斯蒂芬·马吉(Stephen Magee)则试图分辨这两种假定哪一种更适合于研究资本和劳动在1973年贸易法案中的游说行为。斯蒂芬·马吉在研究中更支持特定要素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几乎总是站在拟议法案一边。这意味着,部门才是贸易政策理论中最适合的分析单元。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Hiscox)利用不同行业回报率的变化来判断要素的流动。他以一些工业化国家为样本发现: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随着规模性生产的引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也随之增加;而从20世纪中期至今,要素流动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反过来也被上世纪贸易中政治利益的结构变化所证实。这意味着,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分析单元实现了部门—要素—部门的演变。 

  在界定了相关的分析单元后,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进一步通过经济政策的选择——对不同政策的偏好——推导出利益,以及一个利益集团相对于其他利益集团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公司之间会通过其属于流通部门还是非流通部门、生产进口竞争商品还是出口竞争商品以及是否使用进口元件等等条件而区别开来。正如彼得·古勒维奇所说,通过对一个公司“生产状况”的了解,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可以预测该公司将会如何受到影响,例如,它将会如何受到扩大国际开放之政策的影响。部门之间也会因一些类似的特点而区别开来。而生产要素的区分则取决于它们对世界经济的稀有程度。按照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Mundell)的均衡条件(equivalence condition),即商品与要素的跨国际边界流动与它们对相关回报率上升的影响均等,我们可以预期,要素是如何受到大范围经济政策的影响的,并且确定这些政策带来的利益。 

  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利益是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一个根本创新,也使其成为政治经济学中独树一帜的方法。利益不是借助简单的假设来论证的,也不是通过解释政治行为来推测的,而是来源于已有的、能证伪的、以经验为主的理论——将全部方法建立在合理演绎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种创新,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才具有了独特性和解释力。因此,所有相关的政治行为体及其利益是由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生产状况或地位决定的,这一点是这一新兴范式的“核心”。 

  2. 国内制度 

  尽管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但是制度整合了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并为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设置了交易机制。在制度化水平较弱的政治体系中,比如国际体系或“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决定政治后果的是其强制力;一般来说,并且简单地说,我们认为赢家将会是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一方。在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下,像大多数国内政治体系一样,既定的规则和程序通常反映了不同集团长期以来的实力。但是,因为制度常常为社会提供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例如提高承诺的可信度,所以制度可以发展出一种独立的地位、结构和渠道,并且能在短时间内抵消强势力量的作用。制度界定了政治权力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意义,即政策竞争是通过投票(通常是指特定的劳动阶层)、捐款和贿赂(通常是在资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还是通过思想和辩论进行。简而言之,制度决定了“货币”在政治市场中的使用以及不同的政治资产是如何被估价的。 

  政治学家以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正在详细研究国内制度是如何整合利益的。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和借鉴了比较政治制度的相关文献,但是这些文献大都没有直接涉及经济政策。在这些文献中,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其中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观点有: 

  ●大选区制——最极端的是整个国家为一个单一选区——往往针对公共福利的政策,如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小选区的政策则往往针对贸易保护主义集团。 

  ●一个政治体系中的否决权越多(有权力妨碍政策实施的行为体),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越大,这就降低了实施政治或经济改革承诺的可信度,同时也降低了政府有效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 

  ●立法参与外交政策决策的制度化为国家行政人员和国外参与者提供了更好的信息,减少了违背协议的问题,并强化了对改变政策(否决权)的审查,增强了合作的可信度和前景。 

  ●比例代表制带来了政策的稳定性和缺乏灵活性,这意味着改革承诺的可信度减少了,有效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下降了;而多数选举制则更为灵活和不稳定,从而对可信度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和有效的作用。 

  与我们对民主化国家或集权国家如何整合利益的理解相比,我们对民主制度如何整合利益的理解要更为深刻。非民主国家或新兴民主国家的利益整合仍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制度还决定了不同集团之间的交易机制,主要通过在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设定政策“回归点”、确定可能的补偿性支付、进行跨议题交易以及互投赞成票来进行。例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认为,欧洲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发展出社团主义制度以促进经济调整,通过资本与劳动力的合作缓和工资需求,通过补偿性的社会福利制度降低个人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成本。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杰弗里·盖瑞特(Geoffrey Garrett)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将这个观点推广到所有国家,发现大量证据表明,存在着一种“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妥协,其中,社会福利政策是为经济开放支付的成本。与此类似,多议席的选区,如日本,促进了特殊利益和政策的发展,带来了低效率的社会寻租行为和经济的不灵活性。 

  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认识到,早期有关国内利益的研究方法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仅对利益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利益尽管得到了详细阐述,但却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才能得到体现,而政治体制对政策的选择通常具有独立的影响。但是,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之所以能够保有其独特性,在于它明确坚持将利益和制度理论化。 

  3. 国际交易国家利益通过制度整合成一项国家政策,或者更准确的说,整合成一个国家的理想目标,然后通过必要的交易来影响另一个国家的行为,并决定彼此行动的综合结果。而国际制度则决定了交易如何发生以及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方法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 

  国际交易最有可能出现在一个国家的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之时。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小型经济体的集体选择会导致溢出效应的产生。在所谓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个体最优选择的集合会产生次优结果。这些困境虽然尚未解决,但是正在得到认真研究。即使一个国家没有直接受到其他国家行为的影响,也会推动国际准则的实施,并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来获得认同或改变可能出现的违规者的行为。努力推进针对发展问题的“华盛顿共识”可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规范驱动性行为的例子。尽管如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多数理论仍然坚持假定,交易的发生主要是某些重要的溢出效应的结果。 

  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中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国际制度是如何建构交易机制并影响结果的。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提示我们的那样,制度主义主要有两种基本方法,它们把握了交易博弈虽然不同却能互补的方面。第一种方法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它认为制度是促进合作的一系列规则。通过提供信息、创造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减少交易成本,制度有助于国家实现帕累托改进交易(Pareto-improving bargains)。当前有关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20世纪90年代主导政治学的有关国际制度是否“重要”的空洞辩论,开始关注如何设计制度以实现成员国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国家如何通过国际制度来加强其承诺的可信度。由于所有协议都必须是可自我实施的,因此只有当所有协议是可信的或在未来的情况下能符合各方利益时,国际合作才会成为可能。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主权债务问题,但这很容易推广到其他类型的交易。迈克尔·汤姆兹(Michael Tomz)则把关注点放在了国际借贷中当借款方的还款意愿存在不确定性时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以及国家是如何运用(或滥用)其信誉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兰德尔·斯通(Randall Stone)仔细研究了主权借贷中的实施问题,当贷款方对借款方违背了彼此承诺的行为具有不实施惩罚的政治意图时,实施问题就会产生。戴欣媛(Xinyuan Dai)认为,即使是“弱”国际制度也会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内行为体提供信息,并改进国家对国际规则的遵守情况。劳伦斯·布洛兹(J.Lawrence Broz)发现,缺乏国内透明度并且没有其他稳定货币作为可信承诺的国家,更有可能采取固定汇率。 

  第二种制度主义方法关注的是合作中收益的交易。如果第一种方法认为制度使国家更贴近帕累托边界(Pareto frontier),那么这一学派则强调沿着边界的(零和)运动。在大多数交易模型中,这种再分配博弈中的关键变量是各方保留点(reservation point)的相对成本、它们的时间水平线(折扣率)以及做出可信威胁和承诺的能力。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认为,长期的“未来预期”——在第一种方法中,它通过匿名定理(the folk theorem)促进合作——还会通过提高各方交易风险来阻碍彼此合作。 

  在关注分配冲突方面,第二种方法意味着合作未必会改善社会福利。这一逻辑与芝加哥学派最先提出的经济调控观点相类似。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其国家政府来建立国际制度,以限制竞争并寻求合适的寻租条件。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将国际咖啡组织描述为由大型咖啡生产商和发达国家大型咖啡烘焙商联合组成的卡特尔,以咖啡消费者为代价来限制供应和提高价格。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在国际航空规制中发现了类似的卡特尔行为。本文认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其制定的规则导致结果有利于一个国家或由国家组成的集团。 

  利益、制度和国际交易机制共同解释了国家对政策的选择及其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以线性的、单向的方式进行了阐释。虽然任何一种分析关注的只是因果链中一个单一的环节,但是所有完整的阐释都从利益开始,然后考察国内制度的作用,并对国际制度中的交易做出结论,最终则是对政策或结果的阐释。正如我将在下面论证的,这种理论的线性结构也导致了其原则的局限性。 

  4. 为什么成功? 

  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之所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新兴范式有三个原因。我们不应忽视这些日渐成熟的方法背后的原因。首先,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有着强大的实证基础。国际政治经济学从其产生时起就关注国际经济的历史趋势,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分析家们一般都非常小心地避免犯把一个单一的历史片段看成是整个世界所有可能的状态的错误,而是尽可能挖掘丰富的历史以验证他们的理论。此外,他们还尽可能投入更多的关注,致力于为贸易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汇率机制等问题制订恰当的指标。在很多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初受限于案例研究,或者最多是基于有限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而一些最新的研究方法则采用了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集和强有力的计量经济学工具。无论使用何种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仍然是一门强调实证的科学。 

  第二,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强调演绎的严谨。政治学家尤其得益于强大的经济学理论。这反过来也促使经济学家严肃地看待政治学和政治制度,并将对政治过程的现实理解融入到他们的模型中。学术争论推动了各方阐明他们的假设,揭示长处和局限性,并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陈述命题,从而把观点放到实证中去检验。通过在科学研究中遵循统一的标准,学术互动和知识积累变得更加便捷。 

  最后,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借鉴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并被整合到这些理论当中。理论家将他们的分析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以及政治制度理论——它们都被用于更大规模学科的发展及其他目标——的基础上。这不仅将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与更广泛的研究计划联系起来,推动了理论的相互交流,而且避免了分析家每次坐到电脑前都要重新研究的情况。理论需要严谨的规范并受到经验事实的约束,这已经被深深地灌输给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并使他们对这一新兴范式长期以来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感到乐观。 

  四、批评 

  作为一种新兴范式,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一直是批评的主要对象,这反映了其社会地位。批评者指责其利益的概念太唯物、太狭隘,忽视了制度的建构(反对调节)能力和国际经济中的结构性(反对交易)权力。在对微观层面和个体激励的关注上,它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更糟糕的是,它广泛回避了国际经济宏观层面的变化,缺乏对这一变化的综合解释。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看来,这些都是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支持者需要认真对待的合理批评。 

  前两种批评——关于利益和制度建构的本质——是这一新兴范式所固有的。如上所述,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核心假设是:利益主要是由国际分工中一个经济单位的生产状况和地位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益被视为物质主义成分很多、社会成分较少,原因在于利益是一系列更为大规模的社会交往即国际经济的产物。通过构建经济理论来推论该经济单位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重大创新和优势,或许在批评者眼中这是其最大的弱势。然而,作为该范式的核心部分,在没有改变或会损害该范式本身的情况下,其假设不能有重大改变。 

  我认为,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支持者注意到了这一假设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利益具有许多特点,无法从个体或集团的生产状况中获得。制度体现了权力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以及个人或团体是如何设想他们的利益的。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描述,这些论断无疑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或其他理论是否能够正确反映现实世界的每个方面,而在于忽视了经验的规律性,又或许是用特定的简单化理论错误地进行了评估。重要的是,捕捉现实的这些方面的其他一些方法究竟是包含着超出了经验主义的内容,还是用比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更加充分的解释来证明这种理论上的额外复杂性。需要注意的是,一个理论简化并排除现实的某些方面是不言自明的。当批评者指责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不包括某些内容时,唯一可能的回应可以是:“是的,任何一种理论或范式都是如此。”识别这些简单化的实质性结果并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更加强大的经验主义理论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挑战。 

  有关改变结构性权力和理论的其他批评,至少在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领域内可以部分地被接受。这些批评合理地促成了理论的当前状态,但是并非挑战范式的核心。不过,它们为拓展这种方法提供了有意义的新渠道。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植根于嵌入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线性政治概念之中,转移了对在国际层面就社会中的利益和制度做出决策时所产生的反馈效应的注意力。古勒维奇将这种效应称为“颠倒的第二意象”(second image reversed)。现在,通过鉴别和放宽理论家们提出的外围假设,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可以迈向一种更有活力且在政治上更丰富的理论。具体来说,通过放宽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小国及其规模收益恒定的假设,并且建立在国际制度的递归性上,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可以将现有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历史性偶然性理论和政治原动力理论融合在一起,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的宏观变化。 

  1. 国际市场力量 

  结构性权力的问题以及大规模的、宏观层面的变化是围绕着主要工业和贸易国家的兴衰而展开的。无论是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衰落、日本在同一时期的崛起,还是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都与动荡的国际经济关系有关,这些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到今天为止,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对这些变化大都保持了沉默,但是事实不应如此。 

  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开始于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小国”假设,即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与全球总量相比都非常少,因此,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所有行动都不会对世界价格产生明显影响。然而,长期以来,放宽这一假设被认为是通过政府干预提供改善福利的可能性,这些干预包括限制进出口。通过限制进出口,政府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善其贸易条件,以提高国内福利,甚至会以牺牲全球福利为代价。例如,沙特阿拉伯通过限制原油生产来提高国际价格,从中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其不销售所有生产产品而损失的收入。虽然最优关税并非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关注的问题,但因为借鉴了上面讨论过的有关利益的经济理论,因而与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并不矛盾,并且极易被纳入国际交易的环节。事实上,科依勒·贝格威尔(Kyle Bagwell)和罗伯特·斯泰格尔(Robert Staiger)认为,正是为了合理限制这些对国家来说最优但对全球来说次优的关税,才推动了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发展。 

  然而,针对放宽小国的假设并且认可国家可以采取措施影响国际价格,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虽然这可以被纳入到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体系中,但并没有被理论化,也缺乏长远的思考。这些都表明,与政治的外生因素相比,利益事实上是政治的内生因素,它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和操纵的产物。 

  首先,除了减少全球福利,一个国家的最优关税和其他限制还会对另一个国家产生重要的分配效应。最优关税是通过改变国际价格实现的。如我们所知,无论是具体要素还是HOS模型,价格的相对变化都会影响国家内部的集团或要素产生不同的效应,这取决于比较优势的结构。受商品相对价格下降影响的集团或要素将变得不均衡。如果国际价格的影响大到足以将租金转移到母国,那么这种分配效应该同样是可观的。 

  以2008年上半年的石油价格为例,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出口国利用这个机会缩紧了市场石油供应,主要受中国和印度快速增长的经济带来的影响,减少了石油生产,抬高了石油价格,国际市场的实际价格回归到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历史最高价格。价格的增长损害了所有石油进口国的贸易条件,使石油使用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工业遭受到更大的损失。由于传统的低油价以及因此养成的能源浪费习惯,与其他先进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经济更易受到高油价的影响。因此,集中使用能源的产业,如重工业,要比其他部门受到的影响更大。而生产高耗能的产业,如汽车,特别是燃效低的大卡车,则会遭到重创,从而可能导致美国汽车业的最终崩溃。或许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美国能源使用集中的地区,如冬季寒冷的中西部、夏季炎热的南部地区以及交通距离更长的农村地区,与沿海地区相比,受到的影响要更大。虽然沿海地区的汽油价格较高,不过这些地区的石油消费总额仅占个人收入的不到5%;而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以及南部的一些地区,石油消费可以占到个人收入的16%。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政治因素决定了国际价格波动,虽然从石油出口国看是最优的,但是它却在其他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产生了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分配效应。最优关税的分配效应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将会是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其次,国家也可以通过经济上次优、但是有政治动机的政策来影响全球价格。通过改变价格来产生分配效应并不局限于“最优”的进口或出口限制。虽然其目的并不是通过损害国外生产商和消费者的利益来赚取租金从而提高国家福利,但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价格扭曲不仅对国内而且对国外都有着重要影响。 

  例如,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农业政策明显造成了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扭曲,不仅使这些国家的消费者需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食品,而且使得其他国家的生产者失去其农产品市场。几乎所有的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都以粮食安全、保留家庭农场或仅仅以传统的特殊政治利益为名对农业给予了补贴。工业化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导致了进口减少,对国外生产者销售的农产品的需求下降,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也随之降低;同时,工业化国家常常以“粮食援助”的名义倾销过剩产品,从而进一步压低了全球食品的价格。工业化国家粮食生产的过剩必然降低其他国家农民农业生产的利润和积极性,而这些农民本来都是专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它还扭曲了比较优势的模式。由于世界粮食价格这一因素的作用,一些典型的、从事其他种类粮食生产的小国仍然专注于“某种”专门化的粮食产品,但其产业并非“自然”的选择,也并非其要素禀赋的最佳选择。与农业相比,劳动力和土地会被投入到最好的地方使用,劳动力通常可以在不断膨胀的服务业中找到工作。 

  工业化国家的粮食生产过剩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政治影响。由于人为地压低国际市场价格,资源被人为地赶出农业市场,与其他部门相比,农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下降,导致公共政策进一步扭曲。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中可以看出,农业价格扭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将会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中受益的国家正在努力协商开放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并且愿意冒交易失败的风险,以便最大化地实现其优势。但同样重要的是,本来农业生产者是支持经济发展自由化的力量,如今这种力量却逐渐消失(或不存在)了,并且无法对那些处于劣势、需要持续保护的部门(通常是制造业)起到平衡作用。由于国际价格的偏袒,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难以直接承担工业化国家对其的政策改变,但是又无法实现本国其他产品的自由化,以促使发达国家做出更大的让步。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坚持对本国农民的保护,瓦解和破坏了发展中国家市场自由化最重要的政治中坚力量。 

  政策性价格扭曲对“国外”利益造成了深远影响,在我看来,其最好的体现是被广泛讨论的1846年英国对《玉米法》的废除,这是最终消除价格扭曲的实际案例。在当时,美国的贸易政策是由各部门自行负责的。美国东北部由新兴工业主导,因此强烈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南部则主要依靠英国市场的棉花和烟草,因此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快速发展的中西部在为其小麦、玉米和其他一些农产品寻求市场,因此未明确表态,而是持中间立场。当英国市场向美国中西部的产品关闭了大门时,中西部转向了东北部保护主义的立场,希望按照国内市场比较优势来刺激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这并非这个地区的首选政策,但显然是次优或第三优选择。然而,一旦英国废除了《玉米法》,中西部地区立刻与南部地区结成了自由贸易联盟,迎来了长达15年的贸易自由期,直到因美国内战被终止。事实上,这不是巧合,虽然自由的《沃克关税法》(“Walker Tariff”)在几个月前已经被提出,但众议院就此法案展开讨论则是在国会得知英国废除《玉米法》这一历史事件的当天。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新市场前景改变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走向。 

  由于利用国际价格作为外生变量,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无法看到对其他国家政策和政治产生的间接或反馈效应。关税不一定要达到最优,它对选择使用它的国家或是以这些政策为目标的国家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研究者需要更加关注政策性价格扭曲的一般影响,这样做首先需要放弃简单化的假设,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影响国际市场需求。这是结构性权力的一种形式,正如批评者所说,它也很重要。如上所述,依附理论和霸权稳定论以及对这两种理论方法的关注,与当代的尝试产生了共鸣,这些尝试试图严格地论证国家行为如何影响相对价格以及这些价格如何改变了国内利益和政策。虽然现有的分析框架没能发展成完善的理论,但是这些早期工作已被证明是培育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范式的沃土。 

  2. 规模收益递增 

  对结构性权力和经济原动力的关注涉及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尤其涉及新兴产业和大规模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由此形成的地理集聚。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前提几乎完全建立在假说之上,常见的两个假说是具体要素理论和HOS理论,它们认为所有生产的特点在于规模收益不变(例如,投入增加一倍,产出也会增加一倍)。这意味着国家从事产业间的贸易,有时也称为“南北”贸易(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然而,这取决于如何对商品进行分类。有1/4或更多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的贸易或同一类别产品间的贸易。经济学家建立了复杂的生产收益递增模型(生产投入增加一倍,产出增加不止一倍)或规模经济模型来解释现代产业内学科前沿部贸易的大增长。这些模型显示,即使在要素禀赋、技术和消费者品味相同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国家间的贸易。内部规模经济(针对公司)会导致不完全竞争(垄断或垄断性竞争)和相似产品的国际贸易,而外部规模经济(针对产业)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产生完全的专业化(取决于国家的初始规模)。虽然这不是深入研究的对象,但是考虑到规模效益变量与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完全一致,并且可以并入现有的理论,因而往往会带来惊人的影响。 

  对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规模经济生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专业化的格局以及因此产生的任何分配效应都是不确定的。例如,在生产收益递增且拥有相同要素禀赋的国家中,仍会出现专业化,这完全取决于随机扰动(random perturbation)。同样,国家规模的细微差异也可能会成为某些国家在某些方面专业化的决定性差异。罗纳德·罗戈斯基(Ronald Rogowski)推论认为:政治分歧和冲突可能会出现在规模收益增加与不变的产业之间、贸易与非贸易产品生产商之间,以及(如果资产明确属于一个产业)活跃的在职工人与退休者/消费者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甚至不同种族之间。政治斗争还将集中于福利政策、产业政策、移民和外资投资政策、政治制度、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小)和超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关税同盟等)。然而,这些分歧是如何产生、斗争又是如何在一个国家展开的,取决于随机的初始条件,或取决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者相较于其他国家的生产者更具有优势的冲击。同样,克里·蔡斯(Kerry Chase)和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认为,规模经济产业是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背后力量,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公司的最优规模的大小以及这个地区内国家的大小(代表消费者的需求)。 

  鉴于结果对条件的敏感性,政府政策也可能产生一个显著效应——“创造”出来的隐藏于产业政策背后的比较优势。政府可能会试图保护由于一次随意但具有决定性的“冲击”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公司/产业,也可能会试图抓住其他生产商的潜在竞争优势,这一研究分支后来发展成为“战略贸易理论”。在传统幼稚产业的变化中,战略贸易理论认为各国政府可以原则上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提供足够的补贴,以此为产业的规模效益增长取得永久的成本生产和区位优势。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旦我们承认政府政策可以影响专业化格局,就必须认识到任何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分析的基础——利益——本身就是专业化在政治上引起的现象。 

  对规模经济贸易来说,至少利益不再被视为政治的外生变量,事实上它们是国际政治的产物。开放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和生产模式不是由改变相对缓慢的天然要素决定的,而是由初始条件结合机会和政府政策决定的。充分说明规模经济贸易的分配效应对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理论发展和实证进展至关重要。如当前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分配效应对初始条件和政府行为很敏感,那么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未来的研究将会更加注重许多重视历史研究的学者所强调的路径依赖因素。重要的是,对规模经济模式产业的新关注将有助于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在国际经济中获取更多的结构性权力和产业原动力等要素,批评者认为,这些要素虽然缺失,但却极其重要。 

  3. 国际制度的权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希望国际制度在促进交流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针对这种批评,建构了国家间的交易。它们是单向因果链中第三个链接的一部分,以利益为开端,通过国内制度进行运作,最终以国际交易结束。在所谓的“谢林猜想”(Schelling Conjecture)中或许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约束可以提高领导人在国外进行交易的实力。正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所认为的,国内利益和制度能够影响国际交易和合作。但是,这些例子也表明,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不同层次通常被假定为一个方向上的累积:从利益到制度,再到国际交易。然而,如果国际制度真正重要,就会改变利益和国家内部的制度。这种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到国内政治舞台的反馈现在几乎完全被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所忽视,但是不应如此。事实上,国际体制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完全与该范式的核心假设一致,则可能会产生一种重要的内源性动力,对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构建国家间的交易机制时,制度会偏爱其中一个国家胜过其他国家,当然,也可能会青睐这些国家中的某些利益胜于其他利益。即便单纯地促成国际制度合作可以使国内的特定集团获益,却同时损害了其他集团的利益。由于特定的结果产生了“赢家”和“输家”,国际制度在给予一些国家和集团特权和奖励的同时,也损害了其他国家和集团。与最优关税类似,国际因素对国内集团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 

  失当的国际政策可能会迫使国内失败者进行更努力的抗争,而这些失败者事实上已经被之前的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实力。据推测,当面临政治失败的前景时,失败者往往已经做了所有他们想要做的或所有可以防止失败结果的努力。事后,他们也可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而一旦背负着不利的政策,这个集团的收益将会下降,资源将会减少;这进一步降低了企业对新投资的激励,同时增加了投资或向新产业转移的刺激,加剧了最初的结果。根据资产专用性、折旧率和交易成本的程度,从不受欢迎的政策领域到受青睐的政策领域的资产重新配置过程会变得更快或是更慢,但在面临不利政策时,与成功者相比,失败者的资源和政治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在当前WTO的国际自由贸易制度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约瑟夫·熊彼特描述的另一种情况下的技术变革)中,政治力量的这种重新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以促进自由贸易为宗旨的组织机构,WTO的规则明显有益于一些集团,因此也成为该机构不断引起争议的一个焦点。由于市场的开放,用于支持衰落产业的保护政策受到了限制,互惠原则得以在市场准入中明确地建立起来,议程中最环保的和社会方面的考虑被排除在外,这就使得WTO开始鼓励每个国家中那些具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和相对优势的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贸易反而系统地损害了稀缺的生产要素,打压了其政治优势,人们目睹了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劳工运动的衰落;同样,相对弱势的产业慢慢地消失了,例如,北美地区的制鞋业在贸易保护主义联盟时期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行业。这样,WTO及其所支持的自由贸易制度通过扩大和加强利益集团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以及削弱保护主义势力,从根本上重塑了其成员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由于比较优势结构不断发展,新的利益集团总是陷入贸易保护主义边缘,但是,久而久之,许多国家的政治均衡被果断地打破,用以加强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最初偏好。作为这一演变的结果,今日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一系列贸易政策与20世纪60—70年代大相径庭。 

  这种利益的动态重塑是必然的,如果低估国际制度中利益事实的副产品,将会对国际政治造成严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制度偏好某种特殊取向的政策,并且这种偏好对不同的利益集团产生了分配方面的影响,因而社会内部的利益结构也必须改变。这样的贸易实例很可能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领域中被复制,并可能超越其他制度化领域。如果是这样,那么任何特定时间的社会内部利益构成就不是国际制度独立创造出来的,并且在之前的某些时候可以得到发展。而且,考察的时间段越长,起作用的利益就越有可能是事先体制选择的产物。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在把社会利益作为外生变量,从而构成了“终极的”独立变量。国际制度对政治越重要,政治的“线性”就越没有助益。尽管如此,作为贸易开放的一方,通过将制度影响与国际价格的变化联系起来,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预测谁将在这种特别的政策中成为赢家或输家,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又将如何影响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源自制度的利益反馈使得分析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但是,将其与国际价格影响联系起来仍有可能产生重要的意义。 

  4. 启示 

  上述三种批评挑战了这一观念,即利益这一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基本构件是固定的、外生的。每一点都意味着利益本身是政治结构,是过去或现在的政治选择的产物。这些反馈效应的重要性表明,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需要一种较少线性的政治观以及一种更普遍的而非局部的均衡理论和实验。 

  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通过放宽对国家大小和规模收益的外部假设,并致力于国际机构和政策成果分配的影响,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在面对有关这种新兴范式的批评时,有自己的工具去解决有关结构性力量和经济原动力的问题。这些工具是否可以充分解决权力和变化的问题,或是否有其他的办法可能进一步证明这些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五、结论 

  短短的30年只是学术发展的一个时段,在这个时段,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长为结合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之优势的一门真正的交叉学科。这门交叉学科以构建知识、引发谜题以及识别可能有益于未来研究的新兴范式为核心。尽管取得了成功,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并不完美。就像本文所指出的那样,在未来的岁月里,可能、也确实需要有许多改进和扩展。尽管如此,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方法,并且仍会在未来获益。借助研究工作中广泛共享的假设、方法和认识论,学者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更好、更完善的理论,这个理论已经经过了检验并接受或拒绝了特定的假说,创建了新的、从理论上更加适合衡量的关键理论架构,并提出了对各种国际经济政策更好的因果解释。我们完全理解现在的贸易、资本市场、移民和国际投资政策比10年前或20年前更好的原因。 

  在我看来,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更是研究国际制度的一种模式和方法。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从国际价格结构中筛选以及从经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利益是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作为一个解释框架成功的关键。其他的方法缺乏清晰的利益理论,就像除经济学领域以外的很多问题领域一样。结果,在很多对国际制度的研究中,利益常常被视为一种主观的态度或诱导的方式,这些研究最多也就是指出了利益是无法否定的。 

  通过将国际制度纳入一种更加广泛的政治理论中,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可以更好地阐述这种制度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以及为何能够在国家之间影响政治博弈而非狭隘地抓住理论。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对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重要见解:国际机构如何提高国际协定的可信度,并影响国家之间的贸易,甚至改变个人、组织和国家的利益。源自开放型经济的政治学的许多有关国际制度的见解已经影响到其他问题领域,特别是国际制度在加强协定公信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很大程度上,有关国际机构的事务特别是安全事务的争论仍在继续。最终,这一争论只能用一般的理论来解决,这种一般的理论确定了行为体及其利益,提出了国内制度对于聚集社会力量的作用,阐明了国家之间的贸易过程以及国际组织如何缓和我们对纯粹的“政治权力”的期待结果,并且内化了来自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因素对利益的基本构成要素的反馈影响。

(作者单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系;译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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