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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中的经济学思想
作者:王辉龙      来源:《经济学家》(成都)2013年第11期
网络编辑:菁華 发布时间:2015-07-21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共产党宣言》是一份政治纲领,却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关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关于全球化、关于创新、关于城市化等今天的热点问题,《宣言》中都有精彩论述。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但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收入差距拉大、创新动力不足、资源和环境压力骤增的困扰。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区域竞争加剧,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细读《宣言》,我们能从中得到很多启发。认真探索、研究和回答经济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基本内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创新;马克思

  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的首个公开辩论议题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认为,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使用过时的制度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只能使世界陷入新一轮危机”。世界政、商、学界领袖今天热烈讨论的话题,仍没有超出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所阐述的理论和表明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的标志,《宣言》不仅直接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更给之后、直至今天人们分析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制定经济政策的实践活动以深刻启迪。正如1872年《宣言》德文版序言所说,“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文献,《宣言》提供的是理论指南,而非占卜式的预测。160年来,不管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当然,“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世界还在发展,实践仍在继续,人类已经解决的问题远没有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重要和繁杂,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样需要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继续对《共产党宣言》这一思想宝库进行经济学思想的挖掘,一方面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价值内涵,另一方面可以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指导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伟大实践。

  一、《宣言》搭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雏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在《宣言》中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这个理论体系主体架构的雏形。

  《宣言》的主要任务是宣告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对其论证过程包含了丰富的、全新的、革命性的经济学思想。当然,这些经济学思想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一个行动纲领,《宣言》无法就经济学理论展开长篇大论,这一任务由19年后出版的《资本论》来完成——但这丝毫不能掩盖那些最耀眼的经济学思想火花在这本马克思主义早期文献中闪耀。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完整性和理论脉络的连续性,以下分析可能会涉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些内容,因为它们凝结了《宣言》出版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同样,也不可避免的会提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宣言》出版后的著作中的一些思想,因为正是在这期间马克思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作为其最高理论成果的《资本论》清晰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经济范畴,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资本同劳动的对立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运转的轴心。[1]25《宣言》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了这一政治要求的合理性和实现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雏形就包含在这一逻辑体系中。

  《宣言》首先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7在资产阶级时代,阶级斗争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其直接表现就是资本同劳动的对立。接着,《宣言》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获取财富的过程。“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2]28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从“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成长壮大起来。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引发的产业革命的出现,现代大工业替代了工场手工业,由此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进一步开拓了世界市场。反过来,开拓市场的动力又促进了航海和陆路交通技术的发展。在这种交通技术与工业生产交互促进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2]29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摧毁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在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一切都可以进行“价值交换”。与之前的封建社会相比,“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30

  在这里,《宣言》已经触及到了资产阶级获取财富的秘密:“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2]34资产阶级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增殖财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虽然《宣言》中没有使用“剩余价值”的表述,但已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2]34这部分费用是由工人的必要劳动创造的。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表述为:“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3]263无论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总之是要分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宣言》在第一章最后一段总结道:“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2]39

  至此,我们已经在《宣言》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庞大理论肌体的坚强骨架:资本运动——剩余价值——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4]8-12曾提出一个分析经济与文化—制度变化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经济子系统和文化-制度子系统共同构成社会系统,两个子系统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子系统由技术和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使用劳动和资本生产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马克思称为“精神产品”)。利用特定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的技术力量(生产力)决定着社会中的文化—制度子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化—制度子系统又对经济子系统施加重大影响。该理论框架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各本著作中论述的关于经济社会制度进化的观点基本相似。这一观点在《宣言》中的表述就是恩格斯在1888年德文版序言中关于基本思想的重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12这句话在别处被凝炼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宣言》中关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思想

  经济危机总是包含在经济周期之中,正如熊彼特所说,关于危机的理论,更准确地说就是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5]138

  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朱格拉提出的与设备投资有关的“朱格拉周期(设备周期)”;20世纪基钦提出的与存货增减有关的“基钦周期(存货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与资本积累有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资本积累周期)”;库兹涅茨提出的与建筑业有关的“库兹涅茨周期(建筑周期)”,等等。熊彼特则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周期:经过一段时间,直到新企业的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之前,繁荣结束,萧条开始。当创新的吸收过程结束时,新的繁荣就开始,而萧条也就结束。[5]138凯恩斯用心理因素解释经济周期;弗里德曼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是货币的扩张和收缩。相对于以上各家的学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现象理论剖析的视角是,着眼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这些思想在《宣言》中已有体现。

  在《宣言》完稿的时候,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工业已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人类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高速经济增长期。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基本矛盾又引发了个别企业有计划的生产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与劳动人民购买力低下的矛盾不断加剧,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矛盾运动规律,并在《宣言》中进行了论述:“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2]3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生产力的定义中包含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所谓“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是指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劳动力失业与机器设备闲置同时发生。为了减少“生产相对过剩”,资产阶级宁愿毁灭生产力以减少产量,也不肯提高工人的工资。由于资本唯一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在没有利润的背景下,过剩的劳动力也不可能与过剩的设备结合。于是,“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2]33在《宣言》发表后不久,就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危机之一的1929-1933年“大崩溃”。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且不可克服:“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2]33

  关于资产阶级应对危机的对策,虽然《宣言》痛斥了其反动的一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但也有今天的实践仍在采用的内容: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经济学家们曾开出很多治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药方,而《宣言》认为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性不治之症。因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33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出的药方就是让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而不是反过来。

  《宣言》中的观点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而资本主义160年来的实践已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持续的修补和改进。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与马克思当年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并不完全相同。速水佑次郎和神门善久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分为马克思类型(工业化初期阶段)和库兹涅茨类型(工业化高级阶段)。[4]35虽然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仍没有公开接纳马克思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但当代资产阶级确实已经对自己的经济运行方式进行了大幅调整。通过向工人阶级让渡权利、采用股份制的形式使资本实现有限的社会化等等。加之其它管理措施的改进,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性已远小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大为降低。尽管如此,《宣言》关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思想对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实践,特别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制定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政策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宣言》中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来源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曾称赞亚当·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经济学家。斯密特别强调分工的意义,认为分工和自由竞争能够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在斯密的理论里,减少贸易壁垒,鼓励国际贸易的思想受到推崇。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也确实在实践斯密的理论。特别在由蒸汽机的发明所引发的产业革命之后,英国凭借自己业已形成的产业优势在全世界寻找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宣言》对这一现象的表述是:“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2]28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经济全球化”一词,但《宣言》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世界市场的建立已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也有人认为,《宣言》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理论经典。[6]71

  (一)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商品成功变成货币,也就完成了“惊险的跳跃”,否则,商品所有者一定会被摔坏。[3]127为了使因工业革命、产能提升而增加的商品能够卖出去,资本家必须到处开拓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31追求利润是资本的天性,失去了这个天性,资产阶级生产、连同资产阶级本身就消失了。为了追求利润,资产阶级才不断地改进工具、扩大生产、寻找新的市场,“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2]28当达到一定限度的时候,国界必然被突破,世界市场“破壳而出”。可见,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直接动力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

  资产阶级从他诞生那一天起,就与生俱来地带着对利润的渴望。但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从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需要一定的条件。只有达到这些条件后,资产阶级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原料、销售产品、建立生产基地。这个条件马克思在别的地方做过多次系统论述,[1]368-372《宣言》中虽没有形成完整的观点,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论述的逻辑中找到线索。

  《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写道[2]28:“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美洲的发现是航海技术发展的结果。随着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辟,使得市场扩大、商业繁荣,封建的或行会的经营方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增加,工场手工业出现了。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工业革命使现代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现代大工业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可见,工业技术的进步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工决定交换,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1]368《宣言》在论述世界市场的形成时处处渗透着这一思想。当工场手工业替代封建行会的生产方式后,“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1]28进一步的分工为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做好了准备。在关于无产者的论述部分,《宣言》进一步明确了分工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1]34可见,分工是导致产能提高和产品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宣言》的叙述逻辑里暗含了分工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在后期的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前提条件。[1]369

  《宣言》对全球化发展动力机制的论述表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推动和主导的,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改变。随着技术的进步、分工的深化,全球化红利会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应对才能在交流与合作中发展自己。

  (二)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

  《宣言》对全球化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论述,虽然这段文字仍然服务于证明“资产阶级必然走向灭亡”的结论,但它对我们今天的启迪更应该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过程中都不可能置身全球化之外。因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31

  15世纪晚期兴起于西欧的重商主义,强调金银是唯一的财富。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英法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开展全球贸易,以赚取尽可能多的货币。但那仅仅是互通有无或自然分工性质的,而非源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当英国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由生产工具改进带来的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推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在全世界寻找原料产地。紧随其后的法国、德国加入了这一行列,国际分工逐渐形成。当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大工业、并且奔走于世界各地攫取原材料的时候,“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2]31用世界各地的原料生产出来的产品,远远超出了本国的消费能力,加之重商主义者“赚取他国金钱,以增进本国财富”的指导思想,这些产品被销往全世界。于是,“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2]31早期的贸易带有“发达国家掠夺落后国家的原料,又反过来向他们倾销产品”的不平等性。但《宣言》在这里无意强调这种不平等性,而更专注于突出资产阶级努力建立的世界市场,以何种形式展现出来:“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31在这里,《宣言》关于各民族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的表述,实际上指明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本地和跨国、跨地区经济组织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长。[7]314

  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适应性调整,给今天的全球化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比如,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大大缩短了供需洽谈、生产调度的时间,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销售和提供服务。各种国际组织的成立、交易规则的制定,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主动融入全球化过程。工业化使世界越来越小,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平。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看到今天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市场的场面,也没有看到由信息化引导的全球互联时代。因此,《宣言》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具体内容进行描述,但《宣言》对资产阶级建立的世界市场的描述显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全球化规律的深刻理解。

  (三)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资产阶级建立的世界市场改变了世界面貌,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32

  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的活动,冲击着没落的封建制度,消灭了民族工业,而代之以新的资产阶级工业。“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2]31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依靠其在工业变革上的先发优势,不仅在全世界建立了最为广阔的殖民地,还先后把它的大工业生产模式推广到法国、德国、美国等其他欧美国家。“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从英格兰到法兰西、日耳曼,工业的民族标签被揭掉,而冠之以“机器大工业”。而且,“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世界各民族都在通过发展工业来壮大自己。这种趋势从欧洲到美洲,又从美洲到亚洲,连过去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中国和日本也被卷入其中。在这场全球化的扩张中,国际分工体系进一步深化和细化,领先者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如日本),落后者成为欠发达的农业国(如中国)。《宣言》强调了世界市场的建立对世界各国在物质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影响,肯定了贸易、运输技术发展的积极意义:“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2]28

  经济的全球化除了促进物质生产和消费的趋同性外,对精神生产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正如《宣言》中所说,“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3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精神生产是表现在政治法律观点、哲学、宗教、道德等形式中的意识生产,并被物质活动和物质生产所决定。[8]物质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流,在工业的民族性被消灭的同时,“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2]31直到今天,各民族文化、艺术、科学的融合仍在继续,正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世界市场中,各地区、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31今天,世界市场不再仅限于生产物质产品,文化、知识、规则等精神产品已成为重要内容。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西方世界可以品尝中国的新鲜茶叶,中国也可以共享西方先进的科技成果。原先对立的地区、民族因共同利益转而选择合作。“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2]46当然,世界的融合不以消灭世界多元性为目的,只有各民族的真正自主、独立,才能有更平等、民主的合作与共同发展。正如《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所说,“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2]22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合作是指工人运动中的政治合作,但同样适用于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

  还需要说明的是,全球化增进了世界各国的交流,也加剧了国别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和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社会分工调整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已形成较为强大生产力的民族文明对尚未形成强大生产力民族文明的冲击,即《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2]31-32

  《宣言》描述的全球化上述现象至今仍在延续,甚至在局部地区有激化之势。中东地区冲突愈演愈烈、非洲政局动荡,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地区攫取利润,并强推自己的价值观有关。除了通过军事存在、政治渗透维护自己的利益外,资产阶级更多的是借助经济手段,在全球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将低价的产品倾销全世界。起初,资本主义用它发达的生产力生产着日益丰富的低价产品,但当代资产阶级攫取利润的手段已经从低价倾销商品转变为,在研发设计和营销推广环节追求产品附加值,同时,把利润较低的生产环节交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即资产阶级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由产品倾销、掠夺原材料转型升级为更高级的形式:价值链控制。

  四、《宣言》中关于创新的思想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根源所在,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主要根源之一。这其实是向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回归。[9]35在创新理论方面做出贡献的文献有很多,但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熊彼特之外,很少有人直接从创新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秘密。到目前为止,只有《共产党宣言》里有四页纸、《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里有六页纸深刻地分析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与过去的制度相比,在创新方面会有如此大的差异。[10]152

  《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通过创新提高生产力的革命性贡献:“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30

  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定,在物质生产能力提高和制度变迁之间有一个很长的滞后期,这就会造成社会制度变化的不连续和突变。[4]13在一定的情况下,则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消除矛盾。革命包含一个非常根本的组织变化,从纺织物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体系到工厂生产体系,并且这种变化只有在政治变革和冲突,以及文化变革之后才会发生。[9]39《宣言》中贯穿了这一思想:即封建社会的崩溃是生产力反抗生产关系束缚的结果,“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2]32同样,资本主义“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2]33按照以上逻辑推断,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从而解放生产力,是历史的必然。

  《宣言》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创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现代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里脱胎而出,靠的就是其对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并且“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30《宣言》对资产阶级的创新精神不吝笔墨,认为它不对全部的生产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就不能生存下去,而“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的毁灭性创新,正是由于“现金交易”开始主宰社会经济生活,价格机制才能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从而,市场经济形成并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其次,追求利润的本性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地进行创新。资产阶级靠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为了使工人能够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积极引进新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中世纪的反动派在创新上极端懒惰,只知好勇斗狠地使用人力——因为他们作为贵族先天地拥有爵位、土地和权力,无需创新即可生活无忧。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竞争迫使他们在创新中求得生存。因此,“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2]30

  最后,观念的创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扫除了经济继续发展的制度障碍。利己主义成为被认可的社会价值取向,自由贸易成为受保护的社会规则,从而“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30按照今天的经济学语言,如果控制了资本变量,资产阶级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资产阶级的立法精神宣扬人是生而平等的,没有了与生俱来的先天特权,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创新和变革以求在竞争中胜出。因此,“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30关于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的讨论中,有历史学家就曾提到新教徒的作用。认为新教徒不遵循规则且往往受到排挤,使他们富有了创新精神,如启动工业革命引擎的瓦特和他的助手们就属于新教徒。[9]48[11]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等级非常繁杂,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到了资产阶级时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30-31

  《宣言》褒扬了蒸汽机的发明对工业生产革命的贡献,但更强调了这种生产的革命之所以能发生的外部条件: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特别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远远超出了技术创新的范畴;并突破了给定资源条件下,关注静态配置效率的研究视角,深刻论述了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五、《宣言》中关于城市化的思想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制造业部门,这种转移由国外引进和国内开发的技术进步所推动。[12]440众所周知,英国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化是以“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的形式开始的。马克思在批判这种人口城市化造成人类悲剧的同时,也肯定了其积极意义:“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2]32

  《宣言》对城市化的论述,虽然简短却深刻揭示了它与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早期资本主义的人口城市化,是资产阶级为获取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所需的廉价劳动力,通过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剥夺自耕农的土地,从而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驱赶到城市的大工业工厂而实现的。可以说,没有大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有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宣言》指出[2]32,“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大量人口”不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而是工业化把原来分散的人口集中起来了。正是因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才“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宣言》认为人口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而要实现这种积累,就必须使人口密集起来。同时,《宣言》看到了城市化所造成的城乡对立问题,主张“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他们设想的在“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的过程中,消灭城乡的方法就是通过农业和工业的结合,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到全国。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就离不开城市化。因为在人口集聚的地区,企业之间更容易相互学习新技术,更容易采购到中间产品且运输费用更低。[13]但是,大城市病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人口集中带来的拥挤问题、生活成本增加和生活质量下降等,在某些大城市已经出现。研究表明,人口过度集中会阻碍国民经济增长。[14]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城市化悖论”: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刚刚越过50%,离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还有相当距离;另一方面,城市病问题在我国的主要大城市日益暴露出来。《宣言》中关于把农业和工业结合的设想,无疑为我们解决当前的城市化困境提供了一条思路。

  作为本文的结论部分,必须再次强调:

  第一,《宣言》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不可能就经济学理论展开长篇大论。因此,对某些观点着墨较少,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在经济学上微不足道。例如,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宣言》中有“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2]49的表述。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0的表述。关于产权的思想,有“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2]42的表述,等等。事实也证明,《宣言》中提到的许多问题,后来都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主流领域。《宣言》中的许多论断,都被实践所证实。直到今天,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一直在上演,工人的罢工经常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陷入瘫痪状态。

  第二,《宣言》发表于160年前,即使再版过程中也需要对一些论述进行调整和特别说明,但《宣言》所揭示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经过工人阶级的不懈斗争,资产阶级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劳动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宣言》中描述的“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2]34的状况已经被“劳动者有权选择休假,并可以通过工会与资方谈判”所替代。但是,整个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的现实没有改变,并且这种剥削变得更加隐蔽、高明和复杂。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自我完善,确实缓和了阶级对立的程度,并通过制度创新使经济危机周期拉长、破坏性减小。但是,阶级对立和经济危机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同样,也是以《宣言》为纲领的。但是,我们所进行的实践又是《宣言》及其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不曾提到的。按照《宣言》的设想,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这样,社会主义就可以继承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历史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建立,而且,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水平上依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断改进自己的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不适合我国当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历史也再次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国内,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面临收入差距拉大、创新动力不足、资源和环境压力骤增的困扰;国际上,全球竞争加剧、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细读《宣言》,我们却能得到很多启发。认真探索、研究和回答经济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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