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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理论创新中的“国家形象”构建
作者:刘鑫淼      来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贵阳)2014年第20146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5-05-25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国家形象的构建是一个由意识形态所主导,并始终围绕着国家核心利益服务而展开的过程。当代中国建构“国家形象”,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和新特点,以明确“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意识形态指向。努力向世界展示、传播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独立自主、和平崛起和刚健有为的国家形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国家形象;软实力

  “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在世人面前所展现出来的特征、特性等以及给人们留下来的关于这个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各项活动及相关成果的总体评价和印象。国家形象既是一个国家国民政治认同的意义符号,也是其他各国人们对其进行认知理解的方式和体现。在当前利益竞争和权力衡平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格局中,良好的国家形象是该国“软实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占据国际政治秩序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国家形象”的构建总是一个由意识形态主导建构和传播的过程,意识形态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和维护“国家形象”。当代中国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必然引起国际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和疑虑。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建构“国家形象”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

  “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国家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自发结果,更是一个国家有意识地从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层面提出,并借助有组织的国际传播机制和引导机制来完成和实现的结果。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国家的外在形式和表现,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

  (一)建构“国家形象”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目标

  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可以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论证,调节政治生活,节约政治成本,也可以宣扬和倡导国家核心价值观念,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形塑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提出,软实力将是未来国家间竞争的主战场和主要内容,也是争夺国际战略地位和行使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所谓的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5奈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过去,对一个大国的考验是其在战争中的实力,而今天,实力的界定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正变得日益重要。“在国际政治中,衍生软权力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产自一个组织和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其国内惯例及政策所树立的榜样,及其处理与别国关系的方式。”[1]6换言之,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再是从前的军事、经济等“硬实力”,而是由该国所倡导的政治文明模式、主流价值观和文化消费旨趣等所构成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往往是通过良好国家形象的展现来实现。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上则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认同,在国际竞争中则更加容易胜出。二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和主旨纷纷作出调整,由原来强调阶级对立、阶段斗争的革命型意识形态调整为强调合作、互惠的发展型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重心转向以科技、文化等为核心的软实力强化与培育上,国家形象的构建成为了新时期各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指向。

  (二)建构“国家形象”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文化传统、发展道路、核心价值追求的外在表现,它可以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综合国力、政治局势、国际关系、领袖风范、公民素质、社会文明等意识形态诸多领域中。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构成的不可或缺的软实力要素,意识形态建设本身就包含着国家形象构建的内容和主旨。按照约瑟夫·奈的阐述,软实力的构成来源有三: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分别对应形成该国在国际交往中的文化力、政治力和外交力。文化力是一个国家文化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吸引力;政治力体现为政治制度或政治观念,尤其表现在一国内政、外交中所实践的价值观;外交力则是指该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行为被普遍认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这三个方面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即意识形态。因此,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被重视和有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被高度认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既是文化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一个不重视本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民族是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种发展态势会在国际竞争格局中不断加强。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先》一书中指出:“过去,像法兰西这样的帝国依靠农业和人口的优势维护自己的统治;后来,不列颠利用较大的工业优势和航海实力变成全球性的帝国。将来,美国的权威不能建立在军事力量或经济统治上,美国还必须依靠榜样的力量来实施领导。而且,如果这样做的话,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武器。换句话说,最有说服力的武器是美国的软实力。”[2]9可以说,人类已进入一个“文化软实力”时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义”(原则)和“论道”(表述)之“道”的双重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凸现;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内容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丰富和多元。一个国家要实现其意识形态战略意图和目标,就必须强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建设和发展。其中,包含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意识形态要素的国家形象构成了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建构“国家形象”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

  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一方面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要求和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实现途径。意识形态的运作与维持需要通过民众的积极认同才能实现。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会带来人们行动上的一致。意识形态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自觉自愿的接受和遵从,意识形态认同即价值认同。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不仅需要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动建构,而且更需要企业、国民等主体予以认同、践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形象的根本决定因素不取决于媒体“如何传”,也不取决于外在的因素“如何建构”;而取决于一国内部“如何做”以及“做得怎样”,即最终决定于一个国家秉持何种国家理念以及在这种国家理念指导之下所进行的国家建设实践。在过去冷战时期,国家形象建构往往赋予了过多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威的色彩,制造了一些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幻像”,而淡化了意识形态的理性力量因素。一些思想宣传、理论文章、文艺作品受欢迎的程度不高,跟从前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式的做法不无关系,对国家形象的维护、塑造也较少涉及。反观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小到遍布全美国城乡民宅社区每个角落的美国国旗,大到国家最高行政决策协调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白宫发言人的重要地位,可以看出美国全社会对国家形象的高度重视。美国把意识形态通过传媒、文化、教育各种形式融入日常生活每个细节,化为美国公众普遍、潜意识中的公共情感与国家认同。意识形态在美国无所不在,却又从不以官方宣传灌输的方式存在。美国利益高于一切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但却总是以基督教救世主义伦理、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形式呈现。这启示我们,对国家形象作战略思考时需要把握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的关系,协调和优化意识形态主导与国家形象多维构建的关系,在国家形象建构中强化国家意识形态认同。

  二、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意识形态指向

  国家形象的构建是一个始终围绕着国家核心利益服务并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总是由意识形态所主导。当代中国建构“国家形象”,必须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和新特点,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明确“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意识形态指向。

  (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必须从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国家形象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资源,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给世界带来深刻变化的当今时代中,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已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国际竞争的重心也逐渐由以军事为重心转化为经济、科技、文化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此背景下,以国家形象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逐渐主导和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指出:“在拥有硬实力之后我们还需要什么呢?难道美国希望在欧洲大陆上统治某个国家?绝不!因此,在马歇尔计划中我们提出了软实力构想和对软实力的重视也同样发生在同日本的双边关系中。”[3]由此可见,美国对其世界霸权的维护越来越依赖经济手段、意识形态与文化手段等软实力,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也越来越体现在文化观念、价值观、宗教等关乎“形象”的软实力层面。软实力的博弈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竞技场上的重头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的船坚炮利的军事“硬实力”战略,已经越来越被信息战、攻心战、“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软实力”所取代。对此,我们必须从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高度重视并加强国家形象的构建。

  (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国家形象必定是以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基本内涵为基础的,是对一国内部事务的一种反映。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4]1093邓小平也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5]38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和经验教训表明,在新时期,我们正是充分发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指导作用,我们党才能正确指导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践,才能使人民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统一,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举世瞩目的变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中国发展、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正是当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好展现,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最生动的演绎。

  (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必须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和倡导

  国家形象作为一种国格魅力,对世界上其他各国是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稳定的、持久的、普适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可以支撑这个国家在各种苦难、纷乱和挫折中仍能满怀豪情,英勇抗争,奋力崛起,这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展现的关键所在。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在其建国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内乱,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国民都认同和秉承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个性自由、天赋人权、平等民主等。相信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梦想,实现自我。自由、平等、民主是美国向世界其他各国输出的核心价值观,是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核心价值观具有内聚人心外树形象的功能。构建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必须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倡导。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跳出西方伦理话语体系,提出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价值伦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我们党牢记历史、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自信,也为未来中国国家形象的确立、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认同,提供了某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原点。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必须具有包容多样性和富有批判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生不息,延绵发展,在其文化传承和价值倾向上必须保持适度开放包容性,必须善于接纳其他各国、其他民族先进的符合发展潮流的因素和力量。当今世界,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心愿和祈盼,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在一个世界多极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世界中,各国对世界形势与国际关系的认识、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与利益的追求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国家间、种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利益冲突和思想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当代中国建构“国家形象”,应当展现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胸怀;展现其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情怀和浩然正气。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发展、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世界的安全困境、发展障碍和贫富差距,是一种融合国际关系的合作性与冲突性、国家利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国际秩序的建设性与批判性、国际制度的继承性与创新性、国际组织的开放性与集团性为一体的共存共荣的外交意识形态,也是塑造开放包容多样性之国家形象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在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国家间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剧烈的、复杂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普世价值”、话语霸权和网络、移动通信等技术潜移默化地向中国推广其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从来没有改变。因此,在强化当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和主体存在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

  (五)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必须保持民族性和赋予国际性

  国家形象的承载主体是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和全球秩序的基本单位。国家形象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的烙印,反映一国的民族特色、民族传统。在人们的心目中,大概都会认为:美国人比较开放,法国人比较浪漫,德国比较严谨,中国人比较传统保守。民族国家是国家形象构成中的形象客体,不同国家所固有的民族特色是国家形象最终形成的基本“素材”。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形象首先应该是一个充满鲜明民族色彩的形象。一个不反映民族特色的国家形象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存在的。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必然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当然,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和演变,国际性是民族性的发展和舞台。国家形象的构建,要富于本土性,才富于民族性;要富于民族性,才富于国际性。当代中国展现国家形象,保持她的独特性和民族性绝不意味着某种保守的观念。因为只有善于与世界交流,善于博采世界精华,又敢于与世界碰撞、竞争,并且能保持民族特性的文化才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更加需要保持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保持民族独立性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对外形象塑造和舆论引导水平,以外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进行交流和传播,多讲“中国故事”,力求实现“中国内涵、国际表达”。

  三、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构建当代中国“国家形象”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选择,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和国家软实力的思想资源和构筑基石。国家形象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方式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中不断形塑当代中国国家形象。梳理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成果,不难发现这些理论成果始终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进行价值重组,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展现了并正在努力展现当代中国改革、创业、发展的良好形象。

  (一)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构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第一形象。30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和价值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而且也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发展的现实诉求,同时也是现当代中国赋予自身国际社会性身份和大国成长的必然路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在此背景下,主义和社会制度之争逐步转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冷战思维”不能解决民族振兴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也是死路一条。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既不能走“回头路”(即在封闭状态下按计划经济搞建设),又不能走“邪路”(即放弃社会主义搞所谓“全盘西化”),而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在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反复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改革开放展现的是实现大变的中国,是蒸蒸日上的中国,是富有希望的中国。邓小平多次强调:“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5]315在当前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维护、塑造好凸显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成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重要使命和特色亮点。

  (二)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构建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形象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令世界惊羡。近年来国际舆论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话题的热议,即是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强烈反响的例证。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发展是国家形象最显著最突出的本原要素。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本世纪初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都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方式主导介入担当相应责任和提供援助,并在世界范围倡导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共同发展的理念。中国不仅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影响,而且有力地带动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稳定器”,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赏。但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上一些人出于种种心态散布“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谬论,攻击我们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环境污染严重等。对此,我们应予以澄清、说明。要全面客观地传播我国的发展形象,既要宣传成就,当然也不必讳言存在的问题。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经济指标仍居世界后列,我国正在努力通过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以实现长治久安。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的经济体,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缩小南北差距,推动国际金融、贸易体制改革,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三)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构建当代中国独立自主的形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一个时代境遇和特征就是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态势,各种主义、道路、模式纷繁复杂,争奇斗艳。在这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坚持和维护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形象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这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成败,而适合本国情况和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只有本国人民群众和执政党自己寻找、创造和决定的革命建设道路,才能符合国家的实际情况,正确反映本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坚持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才找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革命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5]3“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力量就更加重了。”[5]16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了独立自主、不结盟、不称霸等外交政策思路,将坚定的原则性与务实的外交艺术完美结合起来,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使不少国家对中国由过去的“畏而远之”转变为“敬而近之”,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又一理论成果。

  (四)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构建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

  随着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的成功,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民族的振兴和崛起,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自我发展自我革新的崭新道路。中国的崛起自然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疑虑,都在思考和评估着它会带给自身怎样的影响。前不久,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6]习主席意欲藉此醒狮比喻,向世界阐释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早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新思维,这是基于当时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服务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而提出来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一条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独立自主、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强国之路,是和平崛起的道路,是文明发展的道路。构建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就是要传播、展示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形象。所谓“崛起”,就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而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和拉动;“和平崛起”,表明的是我们不是通过扩张和掠夺、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建立军事集团和势力范围等霸权方式来实现崛起,而是通过中国内部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体制的不断变革,通过中国对外部环境的不断适应和能力的不断加强来实现。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和平崛起,既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智慧和发展实践理性的继承,也是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的发展之路。

  (五)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构建当代中国刚健有为的形象

  刚健有为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周易·大有》中提道,“乾,健也,坤,顺也。”“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意思是指健是阳气之本,顺是阴气之本,两者之中阳健处于主导地位。“刚健”是君子的品德,君子法天,应当自强不息。由此,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体意识的核心,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主动意识的鲜明标志。在国际社会中,刚健有为,绝不是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更不是恃强凌弱、霸权专断。刚健有为,就是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作用。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和世界共同安全;开展国际对话与交流,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多年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政策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本着民主、和睦、公正、包容的精神,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现存国际秩序的调整和改良。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存在不合理、不公正和不民主的一面,权力长期过度集中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个别超级大国手中。因此,中国应该着力推动国际体系和秩序的调整和改良,不仅要以建设性的姿态对现存秩序的不足提出批评,而且还应主动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改良方案,并力争为其他国家所理解和接受。与各国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共同解决各种问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加拿大]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Steven Seisman,He Denies It.But Powell Appears to Have Gotten Tougher[N].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anuary 29,2003.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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