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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领导力现状及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以青年公务员为主体的调查
作者:杨平 张恩岱 黎陆昕      来源:《青年探索》(广州)2015年第20152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5-12-17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基于全国性调查,对西方主要领导力理论模型即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情境理论、权变理论在中国公务员群体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并将同事的认可及支持作为中国情境下的领导力模型进行了探索与分析。结果显示,以上理论均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对应于行为理论的实践锻炼被认为最重要,中国情境下的同事的认可及支持也非常重要,个人的能力素质及权宜应变能力则被认为不太重要。回归分析表明,青年公务员的基本人口特征、任职特征、领导使命认知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显著地影响着青年公务员领导力的塑造。
关键词:青年公务员;领导力;影响因素

  青年公务员是公务员群体的核心主体之一,具有公务员与青年的双重特征。作为代表性青年群体之一,青年公务员是公共权力的重要承载主体,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的状况。本文所讨论的青年公务员是指,年龄在18~45周岁之间、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它不局限于行政机构,在党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工作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都属于本文青年公务员的范畴。

  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力,领导力的来源多样,职位是影响公共领导力的重要因素。作为青年和领导干部的复合体,探究青年公务员的领导力现状及影响因素,有助于全面了解青年公务员的状况,进而加强对青年公务员的队伍建设与管理。

  一、文献回顾

  关于领导力的概念界定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做了较多研究,提出了各种看法。现代意义上的领导力研究主要源自西方,大致经历了特质理论(即强调领导者个人独特的素质)、行为理论(即关注领导者的行为方式)、情境理论(即重视环境的作用)、权变理论(即领导者根据环境的变化相应变通的能力)。国内方面,刘峰教授率先提出了领导力的“十力”模型,即领导力包括决断力、洞察力、亲和力、激发力、凝聚力、学习力、影响力、应变力、执行力和综合力。陈小平等认为,领导力是可以达到高绩效的个体的内在特性或者行为表现。综上,国内外的研究者对领导者的素质十分关注,对国外领导力理论在国内的适用性进行了尝试,但实证研究较少,对公务员群体领导力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青年公务员这一群体的领导力状况进行了探讨;对国外领导力理论的国内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此外,本文还对青年公务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为了解现阶段青年公务员领导力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本课题组对地方党政青年干部进行了一项系统的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含了五种领导力模型,分别用“先天特征素质”代表特质理论、“一系列实践锻炼”代表行为理论、“特定条件下的机会平台”代表情境理论、“个人的权宜应变”代表权变理论,而用“同事的认可及支持”作为中国背景下领导力模型的一种探索。本次调查采取配额抽样方法进行,配额依据为调查对象的单位类型和行政级别,调查样本来自于12个省26个地级市,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每个样本地级市的目标样本为100个,共发放问卷2600份,形成有效样本2372个,问卷有效回收率91.2%。调查实施从2013年9月至2013年12月。为尊重调查对象的隐私和获得合作,本次调查采取完全匿名调查。调查样本中男性公务员占到57%,女性公务员占43%;公务员平均年龄36岁,其中45岁以下青年公务员占比为81.2%,是本次调研对象的主体;大专及以下学历公务员占20%,拥有本科学历的公务员比例最高,达到62%,研究生及以上公务员占17%;来自行政机构、党委机构、其他机构的公务员分别占59%、15%和26%;副科及以下公务员占65%,正科级干部占18%,副处级干部占14%,正处及以上干部占比为4%。调查样本在基本分布上具有代表性。

  考虑到因变量的二分特征,即公务员或者认可特定领导力模型,或者不认可特定领导力模型,因此本文采用了二元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来估计青年公务员领导力的影响因素。二元逻辑斯蒂回归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名义变量的情况。不同于线性回归,逻辑斯蒂回归的目的在于估计行为发生与否(发生为“1”,不发生为“0”)的概率是如何受到自变量的影响。逻辑斯蒂回归先对二分名义变量进行逻辑(Logit)转换,然后再以转换后的变量进行线性回归。根据逻辑斯蒂回归框架,本文的假设模型可以表示为:

  需要说明的是,逻辑斯蒂回归的回归系数是逻辑转换值的回归系数,通常需要取自然对数转换为发生比(Odds)才具有实际含义,下文对回归结果的分析主要基于发生比的解释。

  三、青年公务员领导力现状

  地方党政青年公务员对五种领导力模型的认知,包括“先天特征素质”、“一系列实践锻炼”、“特定条件下的机会平台”、“个人的权宜应变”和“同事的认可及支持”五个模型。

  调查结果显示,有46.7%的受访者认为“一系列实践锻炼”非常重要,认为“同事的认可及支持”非常重要则占到了受访者的45.5%,认为“特定条件下的机会平台”非常重要的受访者有36.6%,而认为“先天特征素质”非常重要的比例最低,只有26%。将比较重要和非常重要的比例相加,“同事的认可及支持”占91.2%,略高于“一系列实践锻炼”的91.1%,“特定条件下的机会平台”则占85.7%。“先天特征素质”比例为73.4%,比例仍为最低。

  与西方强调个人能力差异不同,国内青年公务员认为实践锻炼和同事支持对领导力的影响更为重要,而个人素质特征和权宜应变的能力则相对不重要。这可能与中国历来强调集体主义的文化有关,也可能与组织内部竞争机制以及公共部门强调公共性有关。

  四、青年公务员领导力影响因素

  表1呈现了本文对青年公务员领导力塑造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为了全面地考察影响青年公务员领导力塑造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纳入了青年公务员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基本人口学变量,单位类型、行政级别等任职特征,人均GDP作为反映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此外,我们还纳入了青年公务员对领导使命的认知,即担任领导的使命是服务公众利益还是政绩突出。

  结果显示,伪R介于3.4%和18.3%之间,表明回归模型整体上是有效的,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表明,青年公务员的基本人口特征、任职特征、青年公务员的领导使命认知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显著地影响着青年公务员的领导力塑造。

  (一)先天素质

  1.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考察领导使命认知对先天素质模型的影响。“服务公众利益重要”和“政绩突出重要”均与先天特征素质呈现正相关关系。发生比表明,如果青年公务员认为服务公众利益重要,那么先天特征素质模型的认可程度变为原来的2.47倍;反之,先天素质模型的认可程度变为原来的3.45倍。

  2.考察基本人口学特征对先天素质模型的重要性。性别方面,男性人群对先天特征素质模型的偏好程度是女性的0.93倍,说明女性青年公务员比男性更倾向于认为成功的领导来自于其先天特征素质;年龄因素则对先天特征素质没有显著影响,表明不同年龄的公务员在认可先天素质对仕途成功的认知上没有差异;教育水平方面,本科学历与研究生学历对先天素质特征的认可程度分别是本科以下学历的1.08倍和1.16倍,这说明学历越高,越重视先天素质。

  3.考察任职特征的影响。总体上青年公务员的任职特征与先天素质模型没有显著相关性。机构类型方面,党委机构与其他机构对先天特征素质的认可程度与行政机构没有显著差异;行政级别方面,所有行政级别之间在先天素质模型上也没有显著差异。此外,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影响先天素质模型。

  概括起来,先天素质模型的首要影响因素是青年公务员对领导使命的认知,然后是性别和教育程度。同时,尽管青年公务员对领导使命的两种认知都强化了先天素质模型,但强调政绩突出的使命感对先天素质模型的影响更大。

  (二)实践锻炼

  1.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服务公众利益重要”和“政绩突出重要”均与“一系列实践锻炼”呈现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均达到99.9%。由发生比看出,如果青年公务员认为服务公众利益重要,那么实践锻炼模型的认可程度就变为原来的16.96倍;反之,实践锻炼模型的认可程度变为原来的5.18倍。

  2.考察基本人口学特征对实践锻炼模型的重要性。性别方面,男性公务员对实践锻炼模型的偏好程度是女性的0.98倍,但二者的差异统计上不显著;年龄因素对实践锻炼没有显著影响;教育水平方面,本科学历与研究生学历对实践锻炼的认可程度分别是本科以下学历的1.98倍和1.94倍。

  3.考察任职特征的影响。机构类型方面,党委机构与其他机构对实践锻炼的认可程度与行政机构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行政级别方面,正科级和副处级青年干部对实践锻炼的认可程度只是副科及以下级别的68%和57%,而正处及以上级别的干部对实践锻炼的认可程度是副科及以下的93%。这表明,副科及以下公务员对于实践锻炼相对重视得多。

  概括起来,实践锻炼模型的首要影响因素是青年公务员对领导使命的认知,然后是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不同行政级别对实践锻炼模型的认可程度有高低之分。尽管青年公务员对领导使命的两种认知都强化了实践锻炼模型,但服务公众利益的影响程度远大于政绩突出,是后者的三倍多。

  (三)机会平台

  1.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公务员的领导使命认知对机会平台模型存在重要影响。“服务公众利益重要”和“政绩突出重要”均与机会平台呈现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均高达99.9%。如果青年公务员认为服务公众利益重要,那么机会平台模型的认可程度变为原来的3.33倍;反之,机会平台模型的认可程度变为原来的2.84倍。

  2.考察基本人口学特征对机会平台模型的重要性。男性公务员对机会平台模型的偏好程度与女性没有显著差异;年龄因素也不影响公务员对机会平台模型的认知;教育水平方面,本科学历与研究生学历对机会平台的认可程度分别是本科以下学历的1.66倍和1.82倍,这反映了学历越高,越重视机会平台。

  3.考察任职特征的影响。在“实践锻炼”模型中,不同机构类型间差异不大,而不同行政级别间差异明显;在“机会平台”模型中,不同行政级别间差异反倒不明显,但不同机构类型间差异较大。机构类型方面,党委机构与其他机构对机会平台的认可程度分别是行政机构的0.64倍和1.09倍。行政级别方面,所有行政级别之间在机会平台模型上没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务员对机会平台模型的认知存在正相关关系,简言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务员越倾向于机会平台模型。

  概括起来,机会平台模型的首要影响因素是青年公务员对领导使命的认知,强调服务公众利益的使命感对机会平台模型的影响更大。然后是教育程度和机构类型。在不同类型机构工作的青年公务员对特定条件下的机会平台的认可度也有所不同。

  (四)权宜应变

  1.探讨青年公务员“个人的权宜应变”领导力模型的影响因素。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服务公众利益重要”和“政绩突出重要”均与“个人的权宜应变”认知正相关,但仅有“政绩突出重要”的回归系数统计显著。由发生比看出,如果青年公务员认为服务公众利益重要,那么权宜应变模型的认可程度就变为原来的1.14倍;反之,权宜应变模型的认可程度变为原来的4.52倍。

  2.考察基本人口学特征对权宜应变模型的重要性。男性公务员对权宜应变模型的偏好程度与女性没有显著差异;年龄与对权宜应变的认知呈现负相关,这表明,年龄越大的公务员越不认同权宜应变领导力模型;教育水平方面,本科学历与研究生学历对权宜应变的认可程度分别是本科以下学历的1.45倍和1.49倍,这说明学历越高,越重视权宜应变。

  3.考察任职特征的影响。机构类型方面,党委机构与其他机构对权宜应变的认可程度分别是行政机构的75%和82%。在行政级别方面,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及以上级别的青年干部对个人权宜应变能力的认可程度分别是副科及以下的92%、66%和58%,且与“个人的权宜应变”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行政级别越高,对权宜应变模型的认可度越低。经济发展水平与权宜应变领导力模型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务员越认可权宜应变模型。

  总之,权宜应变模型的首要影响因素是青年公务员对领导使命的认知,尤其是重视政绩,然后是教育程度和年龄。与前面三个模型不同的是,在权宜应变模型中,单位类型和行政级别两项任职特征内部都存在显著差异。在单位类型方面,个人权宜应变能力对青年公务员领导力的塑造在党委机构、其他机构和行政机构的重要性依次上升;在行政级别方面,级别越高,权宜应变能力影响越弱。

  (五)同事支持

  1.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先行考察公务员领导使命认知对同事支持模型的影响。“服务公众利益重要”和“政绩突出重要”均与“同事的认可及支持”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由发生比看出,如果青年公务员认为服务公众利益重要,那么同事支持模型的认可程度就变为原来的22.09倍;反之,同事支持模型的认可程度则只有原来的1.82倍。

  2.考察基本人口学特征对同事支持模型的重要性。性别方面,男性对同事支持模型的偏好程度与女性没有显著区别;年龄因素与对同事支持的认可程度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务员年龄越大,越重视同事支持;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3.考察任职特征的影响。机构类型方面,党委机构与其他机构对同事支持的认可程度分别是行政机构的89%和95%。这说明青年公务员领导力对同事支持的依赖程度按照行政机构、其他机构和党委机构的顺序递减;行政级别方面,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及以上级别的青年干部对同事支持的认可程度分别是副科及以下的0.59倍、0.67倍和1.04倍。

  概括起来,同事支持模型的首要影响因素是青年公务员对领导使命的认知,特别是“服务公众利益”的使命观。年龄和行政级别也对该模型产生一定影响。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研究表明,青年公务员认为实践锻炼的行为理论最为重要,而中国情境下的同事的认可及支持也非常重要,西方强调的个人能力素质及权宜应变能力则被认为不太重要。

  综合五种领导力模型的影响因素来看,领导使命认知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实践锻炼模型、机会平台模型和同事支持模型中,“服务公众利益重要”的影响力更大,在先天特征模型和权宜应变模型中,“政绩突出重要”的影响力更大。

  性别因素对五种领导力模型都缺乏重要影响。年龄因素对五种领导力模型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年龄显著地正向影响青年公务员对权宜应变模型和同事支持模型的认可度,但对其他领导力模型缺乏显著影响。教育水平显著影响着青年公务员实践锻炼模型、机会平台模型和权宜应变模型的认同。机构类型的影响力在先天特征模型、实践锻炼模型和同事支持模型中没有显著影响。在机会平台模型和权宜应变模型中,党委机构影响为负,其他机构则为正。这说明,党委机构青年公务员相对不太重视“实践锻炼”和“机会平台”。行政级别在先天特征模型和机会平台模型中缺乏显著影响,但显著地影响着其他三类领导力模型。需要指出的是,在权宜应变模型中,行政级别越高,对“个人权宜应变”认可呈反相关关系;而在同事支持模型中,行政级别越高,对“同事认可及支持”重要性的认可程度则越高。

  因此,我们在培养和提升青年公务员的领导力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第一要务,正确塑造青年公务员对其使命的认知至关重要;鉴于性别因素对五种领导力模型都缺乏重要影响,在选拔公务员时,应当消除性别差异性对待;此外,党委机构青年公务员相对不太重视“实践锻炼”和“机会平台”,需要加强党委青年公务员的实践锻炼,更好地发挥机会平台的作用。

  青年公务员是公务员队伍的生力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理解青年公务员领导力的现状,明确青年公务员领导力的影响因素及效应,有利于我们更加科学、有效、系统地提升青年公务员的领导力,建设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注释:

  数据来源:杨平、孟天广.青年公务员价值观的共识与差异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4(6):67-70.

  (作者单位:杨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张恩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黎陆昕,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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