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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道路应避免四个误区
作者:许峰      来源:《理论视野》2016年第20168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6-12-20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中国持续发展,使得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日渐凸显。学术界从人类文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层面做出了深入研究,在“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等方面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强调“中国特色”,忽视“普遍性意义”;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忽视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强调中国道路上的“问题与困难”,忽视其优势及世界意义;强调“不输出”道路,但忽视“输出”正能量等认识误区。
关键词:中国道路;世界意义;四个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难探索,成功开辟出来的、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发展道路,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最可宝贵的财富,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把这条道路放在全球视野中与人类文明的视野下来考察,它对于世界各国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也日益彰显。学术界从人类文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层面作了深入研究,认为: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树立了积极示范效应等。但社会上以及学术界,对于中国道路是否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以及如何理解其世界意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本文在此作一辨析。

  一、强调中国道路的“中国特色”,忽视其“普遍性意义”

  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是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如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的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道路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是一种“例外”,只对中国适用,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是中国道路特殊性的集中表现。任何一条发展道路,都蕴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本国特色。理解中国道路的起点首先是它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扎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扎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的复杂国情、社会主义实践与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塑造“中国特色”的主要因素。在辩证法视野下,中国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个性与共性、内生性与外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因此,除了要看到中国道路具有的特殊性、个性、民族性、地方性,也要看到中国道路这些特性中必然蕴含着超出一国范围的普遍性意义和共性的成分,而绝非“中国特色”孤立的存在。

  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或共性,一般是指中国道路在回答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方面,所形成的带有普遍性的价值或启示意义,集中体现了中国道路特殊性对自身蕴含普遍性价值的肯定与自信。从历史维度看,这一普遍性不仅体现在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1]。从空间维度看,这一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中国具体经验或做法背后的方法论意涵,反映出各国或一部分国家所具有的共性内容,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具有启发、启示、借鉴与参考作用。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则是普遍适用的方法;建立经济特区的做法是属于中国的,但其间蕴含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则是属于世界的[2]。中国道路及其蕴含着广泛的渗入式经验,可帮助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难题,以及满足一些国家特定的需求。

  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与承认中国道路蕴含的普遍性意义并不矛盾。中国道路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又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时代特色和内在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真理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味强调中国特色或地方性、本土性经验,认为中国道路或模式只能在中国适用,对别国无益的观点割裂了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严重窒息了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也人为地局限了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这一点。他认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3]当然,如果过于强调一国道路对其他国家的普遍性或普适性,同样也是违背了辩证法原则,容易导致“水土不服”、僵化和教条主义,也是十分有害的。

  二、强调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忽视对西方国家的影响

  中国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意义,在国际上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对于西方国家的影响则未受关注,甚至在谈论该问题时,有人则显得底气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方强势话语让人们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西方先进,东方落后,西方影响东方,中国向西方学习是天经地义的;另一方面是对自己的道路不够自信,对西方总是采取仰视的态度,既没有从全球视野和人类发展规律的高度看待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也没有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第一,中国崛起动摇了西方模式的神坛地位。长期以来,西方的理论与说教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奉为经典,成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主要依据。但是,事实证明,恰恰是这些国家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发展方式,却罕有成功的案例。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进行“私有化+民主化”改革,导致了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等恶果。然而,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不仅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且以不被西方认同的指导思想,甚至依靠“美国人所鄙弃的理念”,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了震撼世界的伟大成就。这客观上对盛极一时的西方道路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构成了挑战。正如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等多篇文章及谈话中表示,“美国模式无法超越”过于乐观了,“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西方模式的一种替代方案。“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4]

  第二,中国道路成为西方国家自我反思的主要参照。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却呈现的是危机不断的景象,从金融危机到政治危机,再到社会危机,此起彼伏。西方衰落论、市场失灵论、民主失败论在西方影响逐渐扩大,人们的反思也从经济政策逐渐扩大到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在这一反思浪潮中,中国往往成为了西方进行比较的首选对象。被誉为西方自由主义旗舰的《经济学人》杂志于2012年开辟了中国专栏,这是继1942年开辟美国专栏后,近70年来首次为另一个国家开辟专栏。2014年3月该刊发表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认为,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而且指出这种逆转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5]。一大批西方学者和各界人士对于西方社会出现的诸多乱象与弊病进行了“深刻”批评和反思,承认中国成功背后的某种制度优势,并急切地呼吁西方国家必须要进行全方位改革。

  第三,中国道路的成功在西方产生了积极的“学习”效应。中国道路对于西方产生的影响仅从西方学者提出并热议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等概念就可见一斑。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模式”的分析与解读。政界、学术界以及媒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现了“中国模式”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或效仿,“向中国学习”的声音在西方社会日渐增多。尽管中国在软、硬实力方面与西方还有很大差距,但中国的快速崛起,在改革、发展、国家治理等方面取得的丰富经验,在诸多领域展现出的赶超与领先之势,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从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至2016年发表的国情咨文看,他在8次国情咨文中共21次提到中国。他看到了中国在建设高铁、现代化机场上的优异表现、在基础教育、清洁能源等方面的领先地位,看到了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民营太阳能研究机构以及世界上运算最快的计算机,中国在发展制造业以及扩大就业方面比美国的行动更为迅速,还认为中美达成的减排协议是“历史性的”等等。不少西方知名学者和政要看到了中国的道路与制度优势,如中长期发展规划、宏观调控体系和国家治理制度,以及中国体制的高效、灵活、决策果断、具有韧性的优点,这些人士的观点推动了中国的制度性因素逐步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视野,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强调中国道路上的“问题与困难”,忽视其内在优势及世界贡献

  由于观察中国的“视野缺失”,一些人只看到中国发展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和困难,并把它们无限放大,从而质疑中国道路的可持续性和生命力。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发展是以牺牲所谓的“民主人权”、生态环境等为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模式必将走向崩溃,更不用提什么世界意义了。

  第一,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回避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尽管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各种问题仍然频频光顾,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的问题少”[6]。但邓小平也曾反复强调,解决中国问题关键在党。历史证明,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思路和办法有千万条,但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分析以及解决各类复杂的现实问题,并不断通过学习、实践和积累,具备了驾驭各种复杂矛盾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问题,具有敢于触及矛盾、解决问题的责任和担当。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是中国领导人“是否已认识到这些问题?有没有掩盖这些问题?他们没有。”“在每一个我提到的领域里,中国政府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足够的处理这些有关中国长期发展模式的重大问题的政策方向。”[7]

  第二,中国道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开辟和拓展。中国道路之所以正确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方面都完美无缺,而是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而其他问题都可以因道路的进一步拓展而得到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8]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9]。中国道路拓展的过程也就是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开放的办法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发展道路过程中出现了挑战与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遇到问题和困难就否定自己探索出的正确道路,这是缺乏道路自信的表现。就连新自由主义学者张五常也认为,“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条件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经济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10]

  第三,“中国问题”是中国为世界创造“价值和意义”的“机遇之窗”。通过国际比较可发现,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不仅是中国特有的,很多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难题的缩影。最具代表性的有贫困问题、生态问题以及腐败问题。(1)在消除贫困方面。消除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大规模贫困。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贫困发生率下降90.3个百分点。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成为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由3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国家变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脱贫典范,其世界意义不言自明。(2)在生态问题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负责任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环境问题,最大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重复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也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把污染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以换取本国的蓝天白云,而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转变发展方式,依靠政治、法治、经济以及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解决这一难题,这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造成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在2016年5月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门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组委会还把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及相关做法作为促进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方面的成功经验向世界各国推介[11]。(3)在反腐败问题方面。坚持制度反腐,既打老虎,又拍苍蝇,既重视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又重视国际合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效。国家统计局2015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90.7%的群众对遏制腐败现象表示有信心[12]。中国的反腐败不仅在国内取得重大成效,而且也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2日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使我们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我们主动提出的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使我们的反腐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13]海外学者就认为,中国的反腐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如何治理腐败和提高政府效能,建立政府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国方案’……引领着全球反腐败运动的议程,是全球反腐败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

  四、强调中国道路的“不输出”原则,忽视“输出”道路的正能量

  研究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不是为了刻意强调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的普世性,更不是为了输出道路。相反,中国反对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不谋求输出中国道路,不要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鼓励这些国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破除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迷信。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曾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5]多年后,加纳前总统罗林斯的一段话,更是印证了这一原则,“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永远不及的智慧。”[16]广为流传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说法,作为一种学术探讨,意在解释为什么中国道路能够取得成功,而不是中国要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的经验,这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软硬兼施地输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有着本质不同。

  但是,中国不输出自己的模式和道路不等于不向外界释放自身的正能量。近年来,国外对中国道路(国外话语更多为“中国模式”)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对中国道路和模式的界定、性质、特征、起源、评判标准、成功原因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等诸多问题上形成了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十分庞杂的国际话语体系。如用“负责任的威权体制”“权威民族主义”“专制市场经济”“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等来解释和说明中国的发展。国际舆论中还存在不少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陷阱”,一些西方国家用“中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消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庄严宣示,用“中国衰退论”“中国崩溃论”否定中国模式或道路的未来前景,用“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来“约束并规范”中国发展道路、制衡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些论调以不同的话语形式或面貌出现,成为影响中国继续发展的重要外部干扰因素。面对主要来自西方的话语围堵,我们自己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场上常处于失声或被动应对的状态。因此,“输出或传播中国道路的正能量”就显得尤为必要,它可以帮助中国在风谲云诡的国际舆论场上起到“释疑解惑”“拨云见日”的作用。

  要输出中国道路的正能量,需要通过构建一套与时俱进的、面向世界的话语,来解释和说明中国自己的道路。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为建构中国道路对外话语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除了少数国家出于某些政治目的刻意放大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担心以外,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希望对中国发展道路有客观、深入的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需求增大。因此,更应深入研究中国道路的经验、规律及世界意义,将之提炼成国际通用的话语,转换成海外受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符号,更好更有效地在全世界传播。

注释:

  [1]吴晓明:《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2]陈曙光:《“中国话语”应该如何建构》,《大众日报》2016年3月24日。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4]徐觉哉:《中国模式质问“历史终结论”》,《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26日。

  [5]张维为:《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求是》2014年第9期。

  [6]《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7]《领悟引领中国发展的担当与智慧》,《人民日报》2016年3月3日。

  [8]《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4日。

  [9]刘云山:《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党建》2014年第6期。

  [10]张五常:《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制度》,香港《信报》2008年6月17日。

  [11]《中国生态文明理念走向世界》,《人民日报》2016年5月28日。

  [12]《正风反腐深得党心民心——2015年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分析》,《中国纪检监察》2016年第1期。

  [13]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14]廖燃:《中国反腐的世界性意义》,《环球时报》2016年1月19日。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16]国纪平:《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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