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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刘伟      来源:《经济研究》2016年第20165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6-11-16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规律的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艰苦探索和努力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因而特别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而且创造着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在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在于考察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分析如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阶段的根本目的在于阐释如何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一、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发展的需要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制度运行规律的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方式(狭义的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广义的则是指各类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运动为对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生产关系运动规律,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完善制度条件,因此,只要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只要存在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就需要开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的古希腊词源是指家庭或庄园的管理,如色诺芬的《经济论》中所说的经济即是指庄园管理。“政治经济学”概念首次提出是在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孟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中,把“经济”从家庭(庄园)管理层面拓展为国家治理层面,后来逐渐成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题。而古典经济学严格地说就是政治经济学。如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均是直接运用“政治经济学”范畴作为其理论的主题。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定义(如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关于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进而研究与生产和分配相关的制度、社会、道德和人性等因素。按照这一定义,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国富论》)是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进而斯密也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典型代表。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后,“政治经济学”才改为“经济学”。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学”替代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政治经济学”范畴有时还会被使用,但一般限于两种特殊情况:一是指所谓“新政治经济学”,即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如选举等;二是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即研究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见刘伟,2015)。《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认为,20世纪以来,虽然“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基本上还是可以通用的,但这两个范畴已有所不同,其内涵也已有了变化。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已不再是资产阶级正统经济理论的主流命题。

  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有其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深刻原因的。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生产和分配关系的性质是其基本命题,因而价值理论及相应的分配问题成为核心命题,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事实上的政治经济学,根本在于其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价值理论及相应的收入理论,并力图通过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考察,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合理性、优越性和必然性。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新兴的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根本对立的生产方式,并未真正获得历史的承认,资产阶级作为这一新兴生产方式的代表并未获得稳定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真正赖以存在的生产力基础并未真正形成(产业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解放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优越性也并未充分显示,因此要求资产阶级的学者,包括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等,去论证和分析同一命题,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以,诸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性、人权、契约、价值等范畴成为那一时代资产阶级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关注。经济学家是怎样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的呢?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及合理性,从经济学上首先需要证明其公正、平等,而其公正平等重要的经济关系的体现在于其贯彻等价交换的基本市场原则,等价交换的根据又在于其价值基础,因此,价值生产及相应的分配理论便成为那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尽管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1840年萨伊提出后被约翰·穆勒系统化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客观效用价值论),再到1870年边际革命之后的主观效用价值论,占主流地位的价值理论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不断演变,但其根本宗旨始终未变,即通过价值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充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必然性、优越性。到19世纪末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局部均衡)取代了以往经济学的价值论,相应的“政治经济学”也就被称为“经济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不再是以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或者说不再以价值生产及分配理论为核心问题,进而去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论证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而是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问题,去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资本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论证怎样运用资本主义了。而“均衡价格”是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极值)的最优状态,发现均衡的位置求解极值的存在(利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便成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这种价格论对价值论核心命题的替代,根本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从方法论来看,资产阶级学者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可能彻底从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上考察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在否定封建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替代的历史趋势时,他们能够从本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要求出发,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及必然性,但他们不可能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趋势出发,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历史局限和灭亡的必然性,因此当资本主义制度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逐渐暴露之后,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续深入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客观运动规律;另一方面,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必然,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大机器工业)已经形成,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不需要更多地去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及必然,而需要更多地分析如何运用这一制度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不需要更多地论证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而需要更多地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不需要考察生产方式有怎样的缺陷,对生产力发展有怎样的束缚,需要怎样的历史变革,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的,应当成为自然的永恒。因此,以研究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研究价值生产和分配的性质为基本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便让位于研究均衡价格、发现极值位置和实现条件为基本问题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转变为当代经济学的正统。[1]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作《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如《资本论》序言中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3]在法文版《资本论》中,讲到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为避免混淆生产的自然方式和社会方式,进一步明确为“资本主义制度”。同时,“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特殊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4]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全部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运动的学说,包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运动规律。[5]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其核心问题同样是社会生产和分配,集中体现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地揭示了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阐释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和道义的基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深刻剖析了资本对劳动的无偿占有关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经济学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并被代表更新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制度(共产主义)替代的历史必然,并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方式提出了具有深刻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根据的预测。

  可见,无论是处在历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以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运动作为考察对象,都是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及所要求的社会生产方式争辩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属性和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努力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优越性。特别是处于改革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制度仍处在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中,其生产力基础仍然落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物质基础尚在创造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都在探索和逐渐显现中。如何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无前途?进而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有无历史的必然?都是需要迫切回答和深入探索的命题,都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对这些命题的研究,便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因此,中国发展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参见刘伟,2015)。

  二、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发展的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需要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表明我们仍缺乏足够的自信。中国曾有过非常自信的文化传统,那是建立在强盛的农业封建帝国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作为人类三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源于黄河文明的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下来,到19世纪初期,尽管西方已发生资本主义商业革命并启动产业革命,但中国的经济规模(GDP)仍居世界首位,达到32%以上。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华文明创造了远比欧洲地中海中世纪文明灿烂的成果。[6]但当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转折,在与西方近代资本工业文明对抗中,中国传统文明彻底失败了,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以来长期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屈辱史,开始形成了与这种落后屈辱史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全面自卑,其中就包含深刻的理论自信的缺失。

  就经济学而言,作为学科的出现,在中国大体是在20世纪初,严格地说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本身难以产生真正先进的经济学说,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无以形成源自本土的现代经济理论。为摆脱落后,先进的西方文明的制度和道路自然成为学习和选择的对象,产生于西方资本工业文明的经济理论也就被作为科学引进中国。严复先生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意味着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陈启修、郭大力、王亚南等先生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揭开了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帷幕,但占据主流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上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著名大学先后设立了经济学系,其课程体系基本上是照搬西方大学的经济学体系,学说思想也是沿袭西方正统经济学传统。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之后。

  自1952年我国高校院系调整起,我国大学中的经济学系科建设摒弃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统,倒向前苏联的学术体系,除在个别大学(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被允许保留部分关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课程和师资外,大部分高校都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经苏联改造和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据此构建了经济学教学体系。这种倒向本身同样是缺乏理论自信的表现。这种理论自信的缺乏根本原因同样在于落后的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理论依赖。

  可见,自20世纪以来的很长时期里,经济学在中国先后沿袭着两大传统,先是沿袭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并以此构建学科体系,后是沿袭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并据此构建学科体系,缺乏自己的经济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做出艰苦的探索,力图开拓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特殊道路、制度和思想理论,对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程等的建设和发展也做出深入的思考。但长期被忽略且又十分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使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总体上并不成功,也难具说服力。[7]

  我们经济学理论上的自信真正开始确立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也提出了历史性的要求。在回答这一系列的挑战和要求的探索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极大的进展,对中国的实践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支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深入探索的理论自信。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不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更形成对经济学的巨大的历史需求,推动其不断发展,对这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回答正确与否,也就成为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根本尺度。正如邓小平针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为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着重要的历史条件,并不断提出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新的发展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以此来总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实践。2014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高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中,从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明确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再到强调需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构成不断深入的逻辑体系,展示了基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充分自信,尤其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的分析,分别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核心命题、主要任务、根本目标等极为重要同时又有深刻内在联系的几个方面,概括了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和突出特征。[9]

  三、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

  1.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历史观的要求,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更是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学说,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源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及其变化。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分析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历史运动中,认识生产关系演变运动特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不断推动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不断推动中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无科学方法和正确历史价值取向,也无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从根本上来说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并且逐渐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超越,才能得到历史的证明。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无充分的历史根据,也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运动的规定。这就要求在整个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总体布局,坚持科学发展。要深刻认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规律,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规律,否则就会偏离中国的客观实际,也会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2.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是正确认识改革实践的关键,是推动改革的基本动因,更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改革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历史内容,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对于改革的实践经验总结,无疑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历史要求,也构成其基本使命。而要正确认识改革,则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一是改革作为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制度创新,其根本动因只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否则就会使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盲目改革,不能面对严重束缚和阻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弊端和政策漏洞,不敢或不想改革。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把改革理解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理解为改革一切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缺陷,否则就难以正确把握改革的实质和使命,不能把改革的本质简单化为“华盛顿共识”所说的私有化下的市场化,不能无视生产关系的实质,否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改革的必要性,统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机制,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更是解放和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三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和评价改革绩效的根本标准,改革的进展不能以破坏生产力发展为代价。这既是中国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区别于其他许多转轨国家的重要经验。改革的绩效不能以主观主义的或者武断地以西方所谓主流价值观,或者僵化地以传统保守的教条来判断,而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绩效为根本尺度,一切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都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历史根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信所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总量扩张显著,年均增长9%以上。1978-2015年,按不变价格,扩张近29倍,达到67.7万亿元左右,折为美元超过11万亿,从占全球1.8%,上升为14%左右。从相当于美国的6.29%上升为60%左右。从世界第10位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起)。人均GDP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状态实现了温饱后(1998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到2015年为5万元左右,折为美元约8000美元。从相当于美国1.8%上升至14%左右(同期美国人口增长42.7%左右,从2.2亿上升到了3.14亿,中国人口从9亿多上升到13.7亿左右,增长41.2%左右)。而大多转轨国家,包括拉美发展中国家和原计划经济转轨国家,按西方“华盛顿共识”推动转型,结果增长速度普遍低于上世纪70年代之前,增长的不稳定性却明显高于70年代之前,甚至大多数国家经济严重倒退(参见林毅夫,2012)。

  同时,中国高速增长的过程伴随着相应的质态改善。一方面经济结构发生了良性的顺向提升,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70.5%(当年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2%)下降到30%左右(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产值比重从28%以上升至9%左右;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17.4%上升至30%左右,霍夫曼比例也发生深刻变化,预计在2020年实现当代新型工业化;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2.1%上升至35%以上,产值比占23%上升至50%以上,已经超越第二产业。这些结构变化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结构质态改善意义上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质态改善只能用效率提升来解释,而效率提升只能是创新的函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而创新在根本上只能通过改革来解释,尽管改革开放本身存在许多矛盾和不足,但的确空前解放和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参见刘伟和张辉,2013)。

  四、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活力在于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并使之形成系统化的学说。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在于统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根本特征,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根本突破,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总结和发展的重要命题,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是统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在理论上面临两方面传统的否定,一方面是正统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机制。从古典经济学到当代西方正统经济学,从20世纪初兰格—米塞斯争论到当代“华盛顿共识”及“后华盛顿共识”,无不恪守这一传统并由此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统一的可能,进而否定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效率,以此否定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在马克思看来,市场机制只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统一,不仅不能与任何形式的公有制兼容,而且不能与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兼容。因而,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共同占有,消灭了一切形式的私有制。相应地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再生产不再需要间接的交易方式,而是以直接的社会统一计划协调的方式展开。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价值取向上,作为人类未来理想的社会共同占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市场、商品、价格、交易等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的。因此,力图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理论与实践,既是对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传统的否定,也是对马克思传统理论观点的突破。二是对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理论与实践传统的突破。自传统的斯大林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上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后,针对其缺陷,相关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先后展开了多种改革,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社会所有制改革,到后来苏联的柯西金改革及利别尔曼的市场社会主义,从兰格等的模拟市场机制到后来的布鲁斯和奥塔·锡克分权式改革模式,等等,都是力图在不改变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构和实现形式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进而同时获得公有制下的制度公正和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未能获得成功。因此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为获得市场竞争效率,他们纷纷放弃了公有制的立场,以各种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混合所有制来配合市场经济机制(参见刘伟和方敏,2016)。我国的经济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相互统一,是对以往的经济转轨传统的重大突破。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难题也正在于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一方面市场机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在所有制上如果不具备某一些基本特征和性质,就难以满足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说到底市场交换机制不过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定的历史运动形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结构和实现方式上怎样变革才能既不失其公有制根本性质,又能真正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基本要求?这就涉及如何使之不改变公有制的根本性质而又能满足市场经济机制对所有制的基本要求的兼容问题。

  2.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主线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经济体制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一方面必须不断深入市场化进程,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从实体经济市场化到金融深化,从市场体系培育构造到市场秩序的完善等等。另一方面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干预效率,有效地缓解市场失灵带来的社会发展矛盾,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必须认识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对我国几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面对的是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机制的传统。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先是打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矛盾的“对立论”,指出市场调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或缺的辅助,即中共十二大指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打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根本对立的传统。到中共十三大承认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主义经济应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统一,进一步克服了“主辅论”的局限,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中共十四大则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中共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和完善市场机制,使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政府干预过多的同时政府职能失缺的矛盾得以有效克服,努力缓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存在的种种矛盾。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重要的特点在于在所有制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不是把所有制与市场机制割裂,而是从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结合中推进改革。在所有制改革上,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首次承认个体经济,到十三大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从中共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到十五大承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十六大以后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再到十八大后强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特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逐渐形成。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难点在于真正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提升市场经济秩序的质量。市场经济秩序包括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秩序和外部环境秩序。内在竞争秩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制度。前者是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回答谁在竞争;后者是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回答怎样竞争。外部环境秩序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道德秩序。前者涉及的是法律制度建设和社会法治精神的弘扬。市场经济毕竟是法治经济,其基本的竞争秩序需要法律制度来维护,而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权威性则以社会法治精神为基础,法制的有效性依赖于法治的充分性,依赖于对法制的社会尊重和自觉,特别是取决于对公权的法律约束和对立法执法者的权力约束。后者涉及的是道德精神层面对市场竞争的理解,涉及从传统的以“忠诚”为核心的道德世界向现代的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的转换,涉及从本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向现代世界开放的文化精神的融合,涉及是否跌入“道德无政府状态”陷阱。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就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地以最低的成本化解多种发展摩擦,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缓解和减轻发展与解放生产力的阻力。这也就是最核心的政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所谓政治就是使更多的人拥护自己事业,使反对自己事业的人越来越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分析怎样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力量越来越增大,使阻力尽可能减小,其根本在于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

  1.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统一。这既是调动积极性方面的基本问题,更是转轨中的我国面临的特殊问题。改革说到底是权责利在制度上的变革,权、责、利在制度变革中的重要原则便是三者的相互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对于国企领导而言,权利、责任、利益三者在性质上和程度上必须协调,赋予其管理国有资产的权利,其运用这份权利在制度上就必须能够且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否则就不具备获得权利的前提条件。同时,履行了相应的责任,就应当予以相应的利益激励,否则就是对企业家才能的否定。最需防止的是权责利三者的脱节,使得有权利的人可以不负责任,履行责任的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因而既无效率又无秩序。权利脱离责任的约束不可能有秩序,责任脱离利益刺激不可能有效率。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

  2.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关注的特殊问题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差异显著,因此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以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模式,建立我国经济体制时也是有所不同的。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是中央垂直管理的“部门主义”,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的权、责、利上并无多少独立性,突出的是中央集权。而我国则是“条块结合”,在中央垂直管理的同时,给地方政府相当大的独立的经济权利空间。好处在于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弊端则在于长期存在条块之争,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策演变,重要的便在于缓解这一矛盾。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政府治理结构问题。

  3.努力缓解改革发展的阻力。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便是化解各方面的阻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总结也能够总结的中国经验,是为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的中国智慧。包括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的协调,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关系的处理,改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之间的均衡,发展的重点与全局的统一,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衔接,等等,都需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予以明确。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供了实践基础。这些既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诸如在政府改革与企业改革的关系上,从企业改革为重点逐渐转向以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为重点的转换;在企业改革上,从分配关系的改革上(如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等)逐渐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如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变;在国企改革发展和乡镇企业发展上,以乡镇企业崛起作为增量改革推动国企改革;在价格改革上,以价格双轨制牵引整个价格体制的逐渐转换;在区域改革关系上,以设立特区示范引领全国的改革等等,都是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中国改革发展对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境界,提供着中国智慧。

  4.实现共同富裕是调动积极性的根本利益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的客观要求,逐渐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实现这一原则,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协调按贡献、按要素和全要素效率分配的激励机制。在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初次分配关系上,在地区、城乡、产业之间的分配结构上,在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上等方面,从制度、机制、政策上予以协调,切实统一效率与公平,切实在有效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充分地体现“共享”理念。事实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仅是社会主义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同时也是提高效率的根本保证,否则既无公平也无效率。

  六、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坚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成长,在现阶段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条件下,重要的便在于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1.“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是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历史现象。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战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伪命题”。战后116个发展中国家真正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15个,大部分未能穿越,诸如“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等;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经济背景是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条件发生的根本变化。供给侧成本大幅提升,需求侧系统性疲软,若相应的发展方式仍沿用传统,未发生改变则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供给方面看,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国民经济总成本全面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能源及原材料成本、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等均大幅度提升,发展方式若不从以往的依靠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进而以扩大要素投入量为主拉动增长的模式,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和全要素效率提高为主拉动增长,则长期呈增长不可持续,短期严重失衡,很可能形成严重的“滞胀”。从需求方面看,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就投资需求而言,若在发展中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长期滞后于物质资本扩张,创新能力弱,即使有大量资本和储蓄,也无以有效实现投资增长,因为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缺乏产业升级空间;就消费需求而言,若在发展中忽视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全社会消费倾向会普遍降低,相对于经济扩张形成消费需求相对甚至绝对疲软。如果不从根本上提升创新力和社会公平程度,必然导致长期衰退和危机。在政治上,又超越历史地照搬西方民主化,超越现实可能许诺高福利,形成选民对政府的选票倒逼机制,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陷入政治经济僵局。

  2.“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发展理念的偏差,尤其是创新力不足,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力的不足,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发展严重失衡,公平与效率难以协调。一是发展方式转变滞后,首先源于技术创新能力低,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缺乏竞争力;二是经济制度创新滞后,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市场竞争力不足,秩序不完善、不公正,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失灵领域政府又严重缺失,缺乏公平竞争的动力保障;三是法制秩序滞后,对市场经济竞争中的私权缺乏保障,对政府的公权缺乏有效约束和规范;由此便产生普遍的“寻租”,资源配置从根本上脱离市场效率原则,而是根据寻租强度配置资源,既无效率,也无公正。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切实使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到效率提升。为此,必须在发展中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总对策。而要保证这一总对策得以有效实施,则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创造制度条件。一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政府在宏观调控领域、市场失灵领域、社会长远发展目标上起主导作用。二是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形成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治理格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与法治制度逐步完善。当然,无论是深化经济改革,力争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发展目标的同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不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需要也只能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因而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便成为中国现阶段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逻辑起点。

  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我国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关于中国发展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贡献;而“四个全面”的贯彻则是实现新的发展理念的基本制度保障,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提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新境界。

注释:

  [1]马克思称之为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的转变。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卷,第82页、20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993页。

  [5]对社会生产方式的这种五分法是马克思的重要贡献,也是对人类历史形态最为清晰的划分。西方学者如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蒙昧、野蛮、文明三期划分,中国思想家的上古、中古、近古的划分,都显得较为粗糙,在内容上也不精确。

  [6]有统计数据显示,在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的发明,参见石仲泉,2013:《伟大的中国梦》,《光明日报》(1月10日第1版)。另据史学家麦迪森统计,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西欧各国总和占23.6%,美国和日本分别占1.8%和3%,参见麦迪森,2003:《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61页。

  [7]毛泽东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写出过诸如《论十大关系》等著名著述,也曾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做过深入研究并形成读书笔记,但总体上看,批判性强于建设性,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难以真正取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进步。

  [8]《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93页。

  [9]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7月9日第1版,2015年11月25日第1版,2015年12月22日第1版。

参考文献:

  [1]麦迪森,2003:《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林毅夫,2012:《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3]刘伟,2015:《今天为何需要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

  [4]刘伟、方敏,2016:《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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