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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认识与应对
作者:王文章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年第1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7-03-24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由于固有的各种矛盾,资本主义形成了以金融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系统性危机。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全球化的加速,资本流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展开,整个世界都深受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面临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以美元霸权为标志的西方金融体系的挑战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挑战等各个方面严峻的挑战。为此,中国应当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强社会建设、坚持和平的外交方针等应对策略,化挑战危机为发展契机,为未来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危机;中国

  作为近代以来的一种制度形态,资本主义自从产生之后,总体上看,其运行一直相当顺遂,推动了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科学技术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人类社会在生产力水平、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化等方面都有了史无前例的进步。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与危机相伴而生的,当代资本主义更是发生了系统性的危机,并给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和中国的应对策略,不仅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而且有助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主要表现

  客观而言,当代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的创新、经济发展的进步和社会有机体的健全等方面,都有令人称道的进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尤其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的存在和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时常出现各种难以应对的危机。事实上,自从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就周期性地笼罩在危机的阴影中。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引发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1]。也就是说,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劳动分工共同催生的众多的矛盾和对立所导致的。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常伴长随的周期性现象,是资本主义危机最先爆发的领域,是引发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危机的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其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马克思曾精辟地阐述了其产生的根源:“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由传统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发展到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结构性危机、金融危机等多种危机并存的系统化经济危机了,其中金融危机已变成了主要的危机形式。2008年爆发的影响全球并波及至今的金融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的重要表现。这次危机是由金融扩张与债务膨胀形成的一个又一个经济泡沫所造成的,它严重地影响了美国经济,并扩散到了全球,至今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未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民主政治面临合法性的危机。众所周知,民主政治强调保障和维护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这是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政治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中,民主政治往往有名无实,因为民众力量分散的特点和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认真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同时,目前西方民主政治最为普遍的形式是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任何一个政党要想上台执政,就必须争取各个方面的支持以获得尽量多的选票。首先,他们要争取得到能够提供绝大部分选举经费的大资本家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支持,这为金钱操纵政治提供了方便。其次,各个政党为了追逐短期的政治利益,在选举竞争中常常对选民的各种要求百般承诺,实质上这是政治家为实现个人或党派的政治利益而盲目提高福利水平,结果必将是政府债务不断增长而难以为继。以上民主政治中的党派利益竞争和重竞选轻治理现象,造成了政府施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从而使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越来越受到质疑,陷入了政治合法性的困境。著名政治学家福山指出,美国的传统制衡体制愈益深化和僵化,因为政治极端化越趋尖锐,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让利益集团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质量。[3]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主要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不平等。有西方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随之产生了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这是资本主义体制发展的固有趋势。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并不是政策太差的结果,而是根植于这种制度的本性。”[4]严重的经济不公和社会不公,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等现象也随之不断加剧。尽管采取了福利资本主义等缓和社会贫富分化的手段,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运动的爆发,如反全球化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抗议社会分配不公的游行示威等。前些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就是反对社会不公的运动,提出了富人纳税、消除社会不公和规范金融秩序等改善财富和权利不平等的要求。

  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等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也由隐性转变为显性,由不大受关注变为直接暴露状态,并表现为整个文化世界的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文化危机的出现既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完全进入大众消费的社会阶段有关,也与资本主义异化为只顾赚钱而不顾道德所引起的道德失范有关,还与资本家为赚钱把工人当作赚钱工具而缺少人文关怀有关。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有异化和个人价值缺失的感觉,物质生活虽然相对丰富,但精神世界却倍感空虚和颓废,甚至有许多人因为感到生活毫无意义而轻视生命,所以这些国家居高不下的自杀率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社会问题。

  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主要是指危及人类生存的诸多环境问题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不和谐的问题。当前最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它正在引起广泛的、多层面的气候变化,将给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生态危机的产生虽然与世界各国的人口增长和工业生产有关,但其主要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过度消费以及全球扩张对世界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这些生产和消费是通过大量消耗自然资源、释放二氧化碳和产生垃圾等破坏环境的手段得到的,而资本主义已存在了数百年,其对生态的累积破坏程度可想而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是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这是资本同自然之间的长期冲突所致,是资本长期不尊重和不爱护自然的结果。

  以上所列只是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主要表现而已。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全球化的加速,资本流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展开,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也扩散到了全球,整个世界都深受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幸免。就此意义而言,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完全是一种全球性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已深度卷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并且事实上也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良多。近3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就极大地得益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因为我们从资本主义世界得到了自己稀缺的技术、市场和资金等资源。倘若没有当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果断的改革开放决策,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金,中国经济发展要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全球化也有其负面效应,除了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极不平等外,还有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很不完善,难以积极预防和应对全球性的各种危机。在这种状况下,已深度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就不免要深受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影响,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和商品出口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国际市场的表现。一言以蔽之,中国已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自2008年开始的这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形成严重的冲击,国际市场的需求非常疲软。中国商品出口市场的主要目的地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危机后市场开始萎缩,这对中国这个国际市场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国际经济危机还引发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抬头,他们往往不去深究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而是简单地把自己发展的不景气归咎于中国,认为实行重商主义的中国通过不公平竞争获得了大量外贸盈余,从而使以美国为首的贸易赤字国家和整个世界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因此中国是造成危机的根源。在保护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的障碍也就越设越多,进入的门槛也就越抬越高,通过增加出口量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也就越来越难。事实上,自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商品出口增速一直在下滑,曾经在一个时期里还引起了农民工大量失业,为了避免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降和失业率的不断攀升,国家选择增加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来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以美元霸权为标志的西方金融体系的挑战。最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代表的金融危机,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越来越金融化,从而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金融服务业,并逐步形成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的虚拟经济。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涌现,金融资本主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不断加速,金融资产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不断衰落,从而制造了大量的金融泡沫。这次金融危机就是金融泡沫破裂所致。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总结的那样,美国一系列大规模的资产泡沫、高度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在一个主要国家引起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全球。[5]危机发生后,为了转嫁本国的危机,美国以邻为壑,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开始大量印制美钞,美元的全球泛滥带来了美元的贬值和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扰乱了世界经济秩序。而当美国经济通过这种掠夺方式得到好转时,又马上通过提高美元存贷款利率的方式来避免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让其他国家的经济决策者猝不及防、无所适从,还引起了全球股市、汇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中国经济也不例外,近几年的房地产泡沫、股市波动都与美元的走向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美国联合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认为中国政府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的市场价格,以此来获得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其目的是推动中国的商品出口。因此,他们要求人民币市场化,要求人民币升值。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尽快恢复和维护世界经济秩序,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进行了大幅升值,直到最近一年多才根据市场情况实行了累计近10%的贬值。不少金融学家认为,即便经过这轮贬值,现在的人民币价格仍然高于市场预期,需要继续贬值。这些年,中国商品出口增长缓慢,或多或少与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过快有一定的关系。人民币已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篮子货币了,在继续坚持人民币国际化、市场化的前提下,如何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体系的挑战,维护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安全,仍然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后,中国还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挑战。前文已经提及,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他们一方面通过国内的改良措施来安抚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就是转嫁危机,把矛盾引向国外。中国就“有幸”地成为这样的外国,因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潜力挑战美国老大地位的国家,也是实行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因此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格外“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一方面与中国合作,因为要化解当今世界上出现的任何危机,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和参与,特别是没有中国与美国的合作,那么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这也是所谓实际存在着的全球G2共治体制。另一方面,中国毕竟在政治制度和发展水平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差甚大,他们在称赞中国对解决世界危机做出贡献的同时,又担心中国因此而增大对世界的影响力,担心中国对外输出发展模式,担心中国增强对世界影响的软实力。为此,他们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如支持国际反华势力、丑化中国政治制度、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促成排除中国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来制约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阻止中国的影响力。正如当年邓小平所言:“可能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6]

  此外,随着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和霸权地位的衰落,以及中国力量的崛起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对抗关系的可能性变化,美国担心中国对其国际领导地位产生挑战,所以把中国看成是其国家安全方面最大的潜在威胁。为此,美国已开始在军事上采取措施来围堵中国,尽最大努力来限制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实施了所谓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也就是加强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建立起包含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内的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挑起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在韩国部署威胁中国安全利益的萨德反导弹系统,在东海的中日钓鱼岛问题争端上偏袒日本,改善与印度的政治和军事关系等。这些都是为防止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军事围堵措施,已经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美国还暗中支持中国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势力,以使中国政府自顾不暇,无力关注外部事务,从而达到其继续称霸世界的目的。

  中国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挑战的策略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对中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既不能惊慌失措、乱了分寸,也不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古语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待资本主义危机所引发的挑战,我们应当沉着冷静,针对具体的挑战制定相应的对策,有效地化危机为机遇,推动中国现代化继续发展。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应对策略:

  首先,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资本主义危机给中国带来挑战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有提高自己的应对机制才能有效回应挑战,换言之,就是要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把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才能不惧怕外来的挑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来完善和健全自己的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活力和给人民带来的自由。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深刻地认识到了继续体制改革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力排利益集团的阻挠,坚决主张深化体制改革,组建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深化体制改革的系列文件,掀起了新一波的体制改革浪潮。截至2016年9月24日,深改组已审议了涉及社会民生改革、经济改革、法治改革、政治改革等领域的改革文件162件。事实上,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体制改革都有了很大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在推进。如果能够进一步解决官员的不作为和消极抵抗问题,切实将改革文件的精神全面落到实处,那么中国就能真正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体系,抵抗风险的应战能力就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崛起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中国的崛起归根结底还是制度的崛起。

  其次,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西方国家对中国市场的某些歧视性行为就重新闭关锁国。相反,我们要想更加有效地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冲击,就必须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市场以及全球化进程还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霸主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因此,只有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才能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增加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在资本主义危机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资本主义政府维护市场的能力有所下滑,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存在很大问题,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有很大提升,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在不断抬头。据此,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尊重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地主动做一些事情来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弥补现有体系存在的不足,推动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倡导组建的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建设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带,与东盟和许多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参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以及倡导的中非合作论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亚太自贸区,等等,都是中国政府主动所为,既维护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也赢得了世界的好评,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最后,在总结资本主义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出台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现代化顺利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政府必须扮演好市场经济的监管角色,要建立起一套防止政商勾结的严密制度体系,以防止少数人从市场经济中获利而成本由全社会来承担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必须有法律限制和道德约束,而不是为所欲为。二是要加强社会建设,切实解决中国社会阶层的利益失衡和不平等现象。在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时,不能以损害社会公平为代价,要使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从发展中获益,要以最终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发展和改革的目标;要通过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人们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既可达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目的,也能带来社会稳定,解决当前社会投资不足的问题。三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步伐和加大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提高中国产业在世界的竞争力;要密切注意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问题,严防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现象,鼓励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实体经济发展。四是要加强金融安全体系建设,防止美国等国家利用其在金融领域的技术优势,通过外汇、金融衍生品等工具发动金融战来转嫁危机。为此,要加快改革落后的金融体系,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市场化。五是继续坚持和平的外交方针。针对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我们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和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方针,力争与美国建立起新型的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再现;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国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将双方的矛盾冲突降至最低程度,以便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总之,中国拥有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的发展动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和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些有利因素足以使我们从容自信地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挑战。只要我们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和坚持对外开放,就完全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化挑战危机为发展契机,并为未来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是有历史先例可循的,即上个世纪末面临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我国通过进一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包括进行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和加入WTO,一跃而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危机面前无动于衷,不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解决自身体制机制上的各种问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8页。

  [3][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4][美]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5][爱尔兰]特伦斯·麦克唐纳等主编:《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4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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