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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人民群众观的文本与事实困境
作者:王力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网络编辑:俣俟 发布时间:2013-12-17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从相关文献看,苏联共产党有着系统的人民群众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明确目标,每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都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数量等作了详细规定。苏联的经济在一定时期发展速度虽然很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苏联的经济发展未能实现其向人民承诺的目标,更未能实现政治民主。从文本与现实的困境可以窥见苏联共产党垮台的一些深刻教训。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人民群众;文本

  几乎世界上所有政党都在其章程或宣言中宣称是为人民利益而建立,苏联共产党也不例外。从苏共的党章及其党代会的宣言、文件等相关文本看,苏联共产党[1]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了明确的人民群众观,注重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苏联共产党能够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的笼罩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分表明苏联人民是支持和相信苏联共产党的。因为苏共当时的一系列政策和自身高效廉洁的新形象使得人民相信苏联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了人民利益,他们对苏联的未来有了新的期盼。但是,后来的经济发展并未达到苏共向人民承诺的目标,党向人民许诺的民主和自由等政治价值不仅未能获得应有的进展,反而走上了个人崇拜盛行、高度集权的政治道路,最终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的支持成为历史的必然,此中惨痛教训非常值得各国共产党深刻反思。

  一、基于文本的苏联共产党的人民群众观

  从文本看,苏联共产党始终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视为人民群众,并始终坚持为人民谋福利的执政理念。早在苏维埃俄国刚刚成立之初,俄国共产党就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记挂在心上。1918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政权达到巩固后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2]。1921年3月,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农民利益受到很大侵害,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认识到俄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极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要求必须“采取从经济上满足农民要求的办法,采取尽量多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3]。在苏联共产党的党章和各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几乎都涉及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些具体措施。尽管苏联经历了许多突发事件和外敌的侵略,苏共还是一直尽可能地采取措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一,从苏共的党章及其相关文献看,苏联共产党始终注意党群关系,并始终关心工人和劳苦农民的生活。早在1921年12月,列宁在谈到工会工作时指出,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先进国家直接援助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体’,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4]。1939年3月,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党是劳动群众的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它保证顺利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5],并在党员的义务一条中规定党员“经常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劳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向非党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6]。1952年1月苏共十九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规定:苏联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自愿的战斗联盟”[7],指出苏联共产党的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不断提高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中又明确指出:“党为人民而存在,党为人民服务”[8],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关心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9]。苏联共产党对自身性质和任务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

  第二,从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宣言看,苏共始终注重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这个机器就要散架。” [10]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和经济发展规划都提出了明确的解决人民生活困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和措施。在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政权;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厂归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所有;发展生产遵循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为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保证劳动者免遭生产过剩的危机,免受失业和贫困之苦;为劳动人民工作”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和整个社会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由苏联共产党主持起草的宣言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群众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人民政权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团结,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友好。”这表明当时的苏共已经认识到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

  第三,从苏共领导制定的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可以看出,苏联共产党非常注重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赫鲁晓夫总结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指出:“苏联的国民收入(大家知道,其中3/4是用来满足人民个人需要的)增加了68%。这期间个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增加39%,而集体农庄庄员的实际收入则增加了50%。”但是,苏共中央清楚当时的工资制度和工资等级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即将实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了改革工资制度、增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福利、缩短劳动时间等,明确指出要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制造更多的家用电器,搞好公共餐饮业,改善食堂,办好公共伙食,改进人民保健等具体目标。报告中特别指出:“保证使国家托儿所和幼儿园能容纳家长愿意送来的、符合进托儿所和幼儿园年龄的全体儿童。”报告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明确了未来工作的具体目标。在1966年4月的苏共二十三大上,苏共认为苏联是世界上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最近五年来,国民收入增长了33%,去年一年的国民收入是1900亿卢布,这个数目的将近3/4,即1410亿卢布用于满足苏联人民的需要”。

  到20世纪70年代,苏共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经济生产的目标很具体,体现了苏共当时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明确“提高人民的福利是党的经济政策的最高目的”,并在此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明确了教育、社会保障、住宅建设、保健、工业、农业、电力、科技等具体发展目标,如到1975年轿车产量达到120万—130万辆(1970年苏联轿车产量是34.4万辆)等,并提出了改进计划、增加刺激生产的政策、促进科技进步等具体措施保证目标的实现,还特别提出要“善于利用经济杠杆,完善商品货币关系”,通过经济核算发挥企业和联合公司的首创精神等措施,千方百计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四,苏联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党内民主、扩大人民民主自由的目标和原则,力图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实现。在1939年3月苏共十八大上,日丹诺夫在“修改联共(布)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国内政治生活的转变,是在于实行完全民主化的选举制度,从有限的选举过渡到普遍的选举,从不完全平等的选举过渡到平等的选举,从多级的选举过渡到直接的选举,从公开的选举过渡到不记名的选举。”这次会议为苏联政治发展描述了美好蓝图。在1971年4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共产党认为:“民主问题是现今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当时的苏共很清醒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间意识形态斗争的严重性。“社会主义民主的含义和内容就是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并提出要把造就共产主义新人作为党的主要任务。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共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党的工作作风、关心人民生活的措施。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着重指出:“千百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人民的创造性这种加速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组织的工作做得如何。只有把人放在党的工作的中心位置,我们才能解决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即苏共二十七大确立的加速战略),并批评党的领导人“习惯于同文件打交道,而不是同人打交道,而且还是通过文件来看人。至于人们如何劳动,如何生活,想些什么,他们有哪些问题,情绪如何,所有这一切都被弃之一边”。但是,苏共改革的成效未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总之,无论是苏联共产党的章程,还是各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苏联共产党的文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作为工作目标,仅从文本上看,苏联共产党的人民群众观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事实又是如何呢?这又如何解释苏共垮台的“人民抛弃论”呢?当深入到苏联人民的实际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实际增长状况时,我们发现了苏联的历史事实与苏共的文本存在巨大差异。从事实出发,可见苏共人民群众观的文本与现实的巨大差异和困境,也才真正剥离出苏共脱离人民、进而被人民抛弃的原因所在。

  二、苏联共产党人民群众观的实践状况

  综观苏联74年的历史,苏联共产党领导全联盟人民在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在苏联得到体现。但是,苏联经济发展的整体事实表明,人民生活水平从未像苏共许诺的那样得到相应的提高,苏共党员未能获得党章中规定的民主权利,苏联人民也未能获得苏共承诺的民主、自由等政治权利。

  第一,从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看,苏共并未兑现向苏联人民作出的许多美好承诺,这直接导致人民对苏共执政的不满直至公开对抗。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使得苏联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生活必需品长期凭票供应直接暴露出苏联经济供应的严重匮乏。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在顺利解决居民就业问题和提供原则性社会保障的同时,却未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在改善住房条件、食品安全、安排交通、医疗服务和教育以及其他一系列紧迫问题方面的可能性”,承认苏联的五年计划大多数未能完成,特别是没有完成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任务。

  面对斯大林所留下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的局面,苏联人民渴望新的领导人能够变革现状,改善生活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赫鲁晓夫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也摆出了全面改革的架势。然而,“从赫鲁晓夫执政11 年的情况看,他仍坚持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所有制问题上,坚持斯大林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的基本理论,在经济稍有好转后便开始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仍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他也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模式的负面影响。

  直至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联经济发展水平也未能得到显著提高。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苏联社会的问题和苏共的危难处境,但终因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他虽然启动了苏联的改革,制定了经济加速战略,但事实上,“在米·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改革的六年是废话说够和真正到处欺骗的时光。改革所宣布的任何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人民的生活急剧恶化。到处都在怠工、腐败,各级权力机构的瘫痪加剧了反社会情绪的增长” 。1989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1.7%,物资生产企业的产品增长仅为1.3%,预算赤字达到历史最高值——920亿卢布,国家内债高达4000亿卢布”。1990年上半年,苏联的GDP增长为-1%,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未见苏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数字。由此可见,苏联解体前的人民生活状况是呈恶化趋势的。改革的口号和给人民的承诺终成美丽的谎言,遭人民抛弃已成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

  第二,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大清洗直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苏联共产党的感情,为后来的垮台埋下了无法消解的祸根。大清洗不仅直接地、严重地破坏了苏联的政治民主和自由,而且给每一个被杀害者的家庭种下了仇恨苏联共产党的巨大隐患。这种公开践踏民主、蔑视宪法、杀害无辜的行为,无论如何掩盖和粉饰都无法抹去人民心灵的巨大创伤。我们不能责怪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也不能单纯谴责戈尔巴乔夫采取民主趋向的政治改革,如果没有大清洗杀害大批无辜百姓的历史事实,无论何种言论自由和媒体揭露都无法强加给苏联共产党如此罪名。根本原因是大清洗是历史事实,谁也无法否认,掩盖了一时掩盖不了一世,大清洗迟早要向人民群众作出历史的交代,遮掩不如主动向人民承认错误、主动向人民谢罪,这也许可以得到人民的原谅。然而,事实是苏共的几代领导人都想回避并掩盖事实真相,这种做法只能使被压制的怒火越积越大,一旦有些许言论自由,大清洗及相关的过激事件就会迅速被人民揭发出来,事件的累积破坏效应就会立即显现,导致人民群众迅速对苏联共产党失去信任和支持,最终不可收拾。

  第三,苏联推行的工资等级制等特殊的分配方式最终形成了以领导层为主的高薪特权集团,而普通百姓的经济收入一直处于低位状态。在战后苏联领导人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休假时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装在信封里(‘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部长那时除工资外得到2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为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据统计,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特权阶层“总数达到50万—70万人,加上其家庭成员有300万,占全体居民的1.5%”。苏共领导人个人收入和生活特权触目惊心。

  如果说这一时期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获得生活特权,那么后来的特权则扩大到经济领域,那些掌握物资分配权力的官员可以凭借自己的关系和喜好把国家的公共物资无偿送给某个加盟共和国。“邪恶之根在于体制本身。中央从各个共和国拿到他们获得的全部利润,然后再按其好恶给各加盟共和国以补贴、补助等类似赠送名义的拨款。同时,中央调拨分配物资——水泥、金属、木材等其他紧俏物资。为了使中央分配者不吝啬,需要在各方面去讨好他们。那些对此厌恶的人被迫学会盘算、圆滑、厚颜无耻。在这些场合里无需谈论遵守伦理道德准则,因为从共同的大锅饭里给出手大方、善于争辩的申请人分配额外一碗粥,经常或许不是瓜分邻居那份可怜的口粮。在此情况之下,谁都好像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体制中的行贿受贿比比皆是,甚至发展到破坏计划、完不成任务,无人对此承担责任。只要凭借莫斯科、苏共中央或者部长会议中的私人关系,共和国的代表便能找客观理由,不可抗拒地抹去亏损。” 这些掌控国家经济分配大权的各级官员不仅不践行党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宗旨,反而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且未受任何监管。

  更有甚者,苏共的最高领导人也以接受礼品为荣。勃列日涅夫不仅对贪污腐化现象置若罔闻,而且自己成了以权谋私的不光彩的榜样。西方国家投其所好向他赠送多辆豪华汽车,接受苏联某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一枚特大的金刚石戒指,他不但不加掩饰,还多次在百万苏联电视观众面前大肆炫耀。最高领导人尚且如此,其他握有权力和掌控资源的官员,其贪腐行为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巨大的特权贪腐集团,又如何能够真心为人民利益去工作,又如何与人民同甘共苦呢?“斯大林开始推行高薪特权制,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高低工资的差别已达30倍,50年代中期达50倍,70年代进而相差100倍。正是苏共培植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最终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正是这个庞大的特权官僚群体成为阻碍改革的最大障碍,成为颠覆苏共政权的最大“害虫”。联系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苏联共产党人民群众观文本上的完美无缺与事实上的巨大差异,可以为各国共产党乃至执政党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

  三、几点启示

  第一,执政党要始终真心为人民利益不懈努力,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切不可仅仅停留在文本和口头上。如果仅从苏共的党章以及党代会的文献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看,我们无法得出苏共垮台“人民抛弃论”的结论。但是,反观苏联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事实成果,就会发现文本与事实的差异。苏共垮台的直接教训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必须把对人民的承诺落到实处,必须下大力气发展经济,让人民享受到共产党执政的实惠,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长期坚守执政地位。如果仅仅依靠为人民许诺一个美好的未来画饼充饥,或通过一些欺骗和愚弄的手段来强占执政地位,当人民群众意识到执政党不能满足其需求或骗局败露后,执政党最终被人民抛弃就无法避免。苏共的教训是惨痛的。

  第二,任何党派都要敢于向人民承认错误,寻求人民的谅解,从而不断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社会主义还是很年轻的事业,还需要长期的探索,探索中的失误在所难免。如何对待这些失误、如何尽可能地把失误降到最低程度,这需要执政党认真思考、谨慎行事。党的所有工作都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不能伤害人民对党的感情。苏共在对待其自身的错误上采取了掩盖、粉饰的做法,甚至采用愚弄人民的手段,企图把大清洗这样的重大问题永远压制和掩盖下去,不敢向人民谢罪,使得错误的负效应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党的威信和权威全部消失。在人民有机会进行新的选择时,苏共作为执政党被抛弃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三,执政党必须注重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提高政策的正确度和执行力。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共几代领导人几乎都意识到了苏联社会问题的症结,却未能开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良方。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非改革不可,但他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又出了问题,在未能使经济得到明显好转的态势下首选了“使社会高度民主化”的路径,意图通过民主和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空间,缓解长期聚集在苏共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多方面矛盾。但是,一方面,苏共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影响和对人民造成的伤害太深;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言论自由没有了边界,对苏共历史上不良行为的揭露不断放大,直至苏联人民对苏联共产党完全失去了信任和支持。由此看出,在重大历史关头,一些重大事件直接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第四,谨防特权腐败阶层成为脱离群众的元凶、成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罪魁祸首。苏共内部逐步形成的特权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 。领导人和机关干部的特权从内部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正性,从外部则侵蚀了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某些人侵吞国家财富还遮遮掩掩、有所顾忌,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些高级官员和大企业经理则利用改革的自由化政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公开地侵吞社会财富,占有国家财产,变成新的百万以至亿万富翁,把对旧制度弊端的改革变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变。另一方面,这个特权阶层贪婪性的进一步发展也使统一联盟国家走向解体。早已形成的各共和国的民族官员的特权阶层,利用中央权力削弱的时机,打起民族主义旗号,向中央争夺权力,并扩大自己的权力。这些共和国领导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违背趋向统一的民意,宣布国家独立。从而最后使苏联陷于瓦解”。这些获得了大量非法财产的官僚借改革之机,意图通过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达到使自己非法财产合法化的目的,于是就形成了以叶利钦为首的亲资本主义的“领导精英群体”,这部分人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因此,我认为真正搞垮苏联的不是西方的“和平演变”,也不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联共产党,而是苏联共产党自身的肌体出现了根本问题。在腐败问题很严重的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通过非法手段攫取大量财富和金钱的“腐败群体”,这个官僚群体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掘墓人(大量外逃的腐败官员寻求的是另外一条使非法财产合法化的途径),因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坚决遏制腐败的蔓延,防止重蹈苏东的覆辙!

  第五,苏共人民群众观文本与事实的困境特别为从事苏联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警示。这种困境表明要想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真相必须从苏联的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仅仅以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留下的文献为依据。要从苏联人民的切身感受出发,而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苏联人民,更不能先设一个结论,再到苏联的文献中去寻找佐证,得出一个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服务的所谓的教训。这种研究成果不仅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的参考,而且会产生巨大的误导作用,贻害无穷。

  在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20多年后,我们应该在原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苏共垮台的更深层次原因,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真实的、有益的借鉴。如学界争论不休的“戈尔巴乔夫葬送说”,我认为仅仅停留在争论苏联是否被戈尔巴乔夫葬送,或者说戈尔巴乔夫是否有意葬送苏联和苏共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能够葬送苏共,他从哪里获得如此巨大且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轻易把苏共的执政地位葬送呢。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集体领导,没有任何党章规定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这样的权力,这是否应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特别是权力分配和监督制度上去寻找原因呢?执政党要时刻牢记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权力应真正交予人民监管,这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上,应当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体制保障人民权力。只有人民真正监督权力,腐败才能得到遏制,任何领导人也就没有机会轻易葬送党的执政地位。

  苏共垮台的教训表明:正确的人民群众观不仅需要完整、准确的文本表述,更需要每一个党员干部努力践行人民群众观,更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上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保证人民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注释:

  [1] 苏联共产党是由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演变而来的。在1918年3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正式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由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5年12月,俄罗斯共产党(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吸收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参加,在会上,正式开始使用“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包括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在内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全联盟共产党(布)”更名为“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名称一直沿用到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声明苏共中央自动解散,11月5日,叶利钦宣布命令完全禁止苏共在俄国境内活动,“苏联共产党”这一名称成为历史。本文使用的“苏联共产党”泛指自俄国苏维埃社会主义成立以来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

  [2][3][4][10]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第198页,第304页,第340—341页。

  [5][6][7][8][9]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第83页,第155页,第201页,第248页,第132页。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社会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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