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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史语境及其建构
作者:何萍      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第20165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6-11-17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两种语境下展开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语境;一种是思想史的语境。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在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方面经历了从强意识形态语境到弱意识形态语境的转化,目前正处在突破意识形态语境、建构思想史语境的阶段。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建构研究第二国际的思想史语境必须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分析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揭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特色和时代特征,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转变的内在机制;一个是在学术思想创造的层面上思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和在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方面的理论贡献,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视角。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证明: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语境,不仅使我们能够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使我们能够破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长期未能解决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争的难题。正是后一方面,展示了在思想史的层面上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深广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二国际;意识形态语境;思想史语境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绕不过的环节。研究者们无论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都不能完全不理会它,或者完全不去研究它。中国的研究亦是如此。自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重新认识和研究的过程。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向中国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中,就包含了大量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罗莎·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倍倍尔、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和思想,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并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中国学术界转而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第二国际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禁区。尽管如此,中共中央编译局还是较系统地整理和译介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及其相关的研究资料。当然,这些材料大都是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发行的,少量采取公开出版形式的著作都被注明了“供批判用”,或在序言、后记中指出介绍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观点上的错误。在这一时期,要想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史的研究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一时期的资料整理与翻译工作却为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做了史料上的准备。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开始从学术上评介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价值,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在这些专著中,有的是从问题入手,勾勒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全貌,也有的是专论人物思想的个案研究,这其中也包括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施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先前已经出版的第二国际代表人物的著作也得以再版。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学术界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无论在论著的数量上,还是在学术的影响力上,都明显地弱于马克思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然,更不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相比了。造成这种研究状况的原因,并非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值得研究,而是我们的研究语境出了问题。因此,要改变现有的研究状况,推进中国学术界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开发其思想史的价值,就必须反思我们先前的研究语境,建构起新的研究语境。

  一、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语境及其形成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主要是在两种语境下展开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语境,一种是思想史的语境。这两种语境在历史上是交替产生的,而在逻辑上则是相互否定的。我们要反思中国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必须首先了解这两种语境的内容、特点及其相互否定的关系。

  研究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语境,应该说,早在列宁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就已经形成,但是,它作为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对非俄国党起作用的语境,则是在第三国际建立之后,并在苏联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以尖锐的形式表达出来。该书在“结束语”中,首先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二国际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强调第二国际党是“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熏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社会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而布尔什维克党是“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党”[1];进而,以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来评判两者在理论上的对错,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这是真正的、适合于当代历史进步的理论,因为它“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的一个原理变成了教条”[2]。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理论上的对错成为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意识形态的冲突是基础,而理论上的对错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必然结果。正是这样,当苏联用第三国际的革命和战争理念去批判第二国际的和平理念时,第二国际的理论也就不值一提了。在这种语境下,第二国际不是被斥之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就是被定为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等。这就构成了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强意识形态语境。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弱意识形态语境。这种弱意识形态语境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葛兰西、科尔施和卢卡奇创造的。柯尔施、葛兰西和卢卡奇都是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都赞成第三国际的革命和战争理念,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反对第二国际的和平理念,在理论上,他们以列宁的革命学说为标准去辨析第二国际的政治观点,斥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滑到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那里去了,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全盘否定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努力发掘其中有价值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来源。柯尔施明确地把梅林、罗莎·卢森堡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3];葛兰西称赞拉布里奥拉把“对历史的一般解释变成一种一般的哲学”[4],从而开创了“实践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卢卡奇概括了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中的总体性方法,并由此而把这部著作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并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在理论上由以开始的两部基本著作”[5]。柯尔施、葛兰西、卢卡奇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这些思想的开掘,可谓在苏联的强意识形态语境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不仅如此,柯尔施还历史地考察了苏联主张的强意识形态语境的形成,分析了强意识形态语境的弊端。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建构的强意识形态语境,最早可追溯到列宁那里。自1905年开始,列宁与各种思想派别展开斗争,主要地不是出于理论研究的需要,而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比如,他批判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和“新康德主义”,首先不是因为这些派别在理论上的错误,而是因为这些派别是“从党的工作的角度看来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6]。为此,列宁不得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思考哲学的理论问题,“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7]。这就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理论研究语境。苏联在列宁主义的口号下,强化了列宁的这一语境,并把它推广到俄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以此来评判一种哲学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柯尔施把苏联的这一做法称为意识形态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运动,指出:“俄国党的领导在‘宣传列宁主义’的口号下,在那时开始了一场使共产国际中所有非俄国党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化’的运动。这与为了列宁主义的遗产而在列宁的继承者中间开展的尖锐的斗争是一致的(这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也与德国1923年10月和11月的事件相一致,这些事件是西方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主要挫折。这种‘布尔什维克化的’意识形态的中心环节是一种宣称恢复了真正未经窜改的马克思哲学的完全哲学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它企图反对工人运动内部一切其他的哲学派别。”[8]在这里,柯尔施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有两点:其一,反对苏联领导人将俄国党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共产国际中的非俄国党,这里所表达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化运动与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化运动之间的冲突;其二,反对把意识形态作为判定哲学理论的对与错、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标准,以解决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解决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论论争,强调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理论价值,理论的问题只能通过理论本身的研究来解决。正是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亦即意识形态和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柯尔施提出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系问题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去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运动,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语境,以便开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特殊性。柯尔施的这一立场和态度,连同他和葛兰西、卢卡奇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的开发,一并构成了弱意识形态语境。然而,无论如何,弱意识形态的语境,总归是意识形态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只能看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个别价值,而不可能把第二国际作为一个整体、一种理论形态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中加以研究。

  历史地看,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开展思想史的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期间,也有一个去意识形态语境的问题。20世纪70—80年代,苏联著名哲学家们主编了两卷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该书在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后,并未直接进到对列宁辩证法的论述,而是在中间留出了一定的篇幅来论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但它并没有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一词,而是采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一词。这里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不仅仅指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恩格斯称赞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至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指拉法格,特别是普列汉诺夫。这就意味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只有其中的几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可以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脚注而出现。也正因为如此,该书在长达一千多页的篇幅中,只用了28页的篇幅来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的思想,并且把他们的全部贡献归结为运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而否认他们的理论有任何的创造性。[9]由此可见,采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一词,实际上是否定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价值,究其研究者的主导思想,不能不说还带有意识形态语境的残余,根本算不上是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开展思想史的研究。

  真正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纳入思想史研究的,是欧洲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拉科夫斯基和弗兰尼茨基。他们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著作中使用了“第二国际”这一概念,明确地把第二国际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特的阶段,并用相当庞大的篇幅来叙述第二国际内部的思想斗争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尤其叙述了他们在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三大卷的《马克思主义主流》中把第二国际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代”,并用第二卷整整一卷的篇幅来论述第二国际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他指出,在第二国际期间,有两个事实是不可忽视的:第一,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欧洲各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又没有被当作不可讨论的教条,而是在激烈的理论论争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并成为列宁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第二,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比之下,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其他思潮,比如无政府主义思潮、小资产阶级思潮等,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10]正是这两个事实,使第二国际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理论论争,无疑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格局。在这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脚注,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阶段了。此外,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并以此阐发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肯定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11]正是这些研究,创造了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语境。

  如果对比上述两种语境来看中国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可以说,中国学术界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强意识形态语境向弱意识形态语境转化的过程,目前正处在建构思想史语境的阶段。这种转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哲学影响下形成的强意识形态语境,开始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之中,但没有采用“第二国际”一词,而是追随苏联哲学,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一词,在人物研究和评价上,也坚持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一书的基调。[12]这一研究,可看作是从强意识形态语境向弱意识形态语境的转变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改变了这一提法,采用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力图把第二国际作为一个整体的现象加以叙述。[13]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语境,但是,在如何看待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如何评价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上,大多数的著作还是保留了以前评价基调,只是简单地辨析理论的对与错,并没有从思想史的高度加以分析。造成这种研究状况的认识论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缺乏方法论的反思,缺乏自觉的思想史意识。因此,反思以往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语境,应是我们开展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的一项前提性工作。

  二、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方法论原则

  要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语境,首先要确立一定的方法论原则。这个方法论原则既不能从现存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方法中随意挑选出来,也不能从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对抗中提取,而应该从分析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中获取。

  众所周知,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段。第二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复杂联系,与第三国际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它自身的独特性,都是在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中表达出来的。因此,分析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就是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乃至19—20世纪马克思主义基本格局的形成作一整体性的分析。

  对于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国内学术界已经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做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这些研究不论有多么大的差别,都是在历史的层面上展开的,它们所关注的是第二国际理论论争的事实本身,重在分析第二国际理论论争的阶段划分、评价论争双方的理论对错。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立足于认识论的层面来分析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重在考察第二国际理论论争的历史背景和问题,并联系其历史背景和问题,逐一地剖析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发现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转变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这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剖析第二国际理论论争的性质和意义。

  第一个层面是联系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来分析第二国际理论论争的源起,阐明第二国际的西欧特色。

  我们知道,第二国际是在恩格斯的指导、筹备和直接领导下创立的。恩格斯之所以主张创立第二国际,主要是基于19世纪70—80年代欧美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当时,德国、法国、英国、丹麦、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匈牙利、保加利亚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纷纷建立了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把各国的工人阶级力量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了保证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适应当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恩格斯与各国工人党的领袖建立了通信联系,进行指导和帮助,从而推动了第二国际的成立。第二国际成立后,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去世后,伯恩施坦基于他自己对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提出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建立起现代信用制度,创造了完善的邮政、电报、客运、货运等通讯系统,与此同时,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有了很大的改进,工业家的组织也扩展起来,这些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生长出新的机能,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并逐步生长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都不再适用了,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工会和社会改良的方式实行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这一观点提出后,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不仅持续到第二国际的终结,而且延伸到第三国际的思想斗争之中。对于这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理论论争,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关注的是对伯恩施坦错误的批判,很少有人去反思伯恩施坦现象产生的西欧背景和提出问题本身的意义。事实上,后者才是我们认识和评价第二国际更重要的方面。因为在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思想家能够引起人们持续的关注,从而形成持久的理论论争,主要地不是因为这个思想家提出了有价值的结论,而是提出了有价值的时代问题。伯恩施坦现象的出现亦是如此。伯恩施坦现象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蔓延并引起持续的争论,并不在于伯恩施坦得出的结论,而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时代问题。在我看来,伯恩施坦提出的时代问题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伯恩施坦提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如何能够实现,以及用什么方式能够实现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伯恩施坦力图用西欧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观念来解答这一问题,把社会主义的实现限制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和制度的框架之内,这又提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应当采用什么观念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的观念呢,还是马克思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如果是后者,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具有哪些特点?从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从19世纪末到今天,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论论争无不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不去纠缠持续一个世纪的纷繁复杂的理论论争的具体结论,而是追溯这场理论论争的源头,不难看出,第二国际最重要的理论论争都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观念,因而必然带有强烈的西欧特色。既然如此,那么,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必然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民主、自由观念相关。

  第二个层面是分析第二国际理论论争的主线,从第二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复杂联系中把握第二国际的时代特征。

  在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既是一个起点,又是一个焦点。说它是起点,是因为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论争以及由此而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严格地说,是从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开始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新的角度看,伯恩施坦提出修正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时代意义的提问。正是这一提问,赋予了第二国际内部理论论争的意义,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的新起点。说它是焦点,是因为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始终是围绕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展开的,伯恩施坦提出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工会和日常斗争,以及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等问题,贯穿于这场理论论争的始终,不仅如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最富有创造性的观点也都是在这场论争中产生出来的。比如,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就是这场理论论战的杰作。正是这一个起点、一个焦点,构成了第二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复杂联系。

  这种复杂联系可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有选择的继承。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无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伯恩施坦主义者,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为自己理论创造的出发点,并不全盘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时代意义。但是,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时代意义的认识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伯恩施坦出于论证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的需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认为,早期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强调历史规律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是唯物史观的不成熟形态,晚期的唯物史观重在研究道德、法权、意识形态等问题,是唯物史观的成熟形态,据此,唯物史观的发展应该沿着它的成熟形态发展,而抛弃它的不成熟形态,其中最重要的是清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黑格尔辩证法杂质。与伯恩施坦不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梅林和罗莎·卢森堡,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实现的意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于是,充分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中有关历史规律和辩证法的思想,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积极影响。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构成了第二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肯定方面的复杂关系。

  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时代意义的不同阐发。伯恩施坦虽然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唯物史观的思想,但在总体上,是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现时代意义的,他甚至援引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有关合法斗争的论述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14],而不顾恩格斯曾经斥责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对这篇导言中的这一观点的歪曲,进而把他说成是“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并强烈地要求《新时代》全文发表这篇导言,“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15]。与之相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则充分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现时代意义,但是在辩证法的、发展的意义上肯定,即是包含着否定的肯定。在这一点上,罗莎·卢森堡的论述是具有代表性的。罗莎·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中指出:

  马克思的创造作为科学成就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它也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尽管它是为这一斗争而创造的。无论就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的详尽而完整的分析来说,还是就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无限的应用范围来说,马克思的贡献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只有随着我们的运动逐步进入向前发展的阶段并提出新的实际问题,我们才重新到马克思的思想武库里去探索,完成和利用他的学说的一个个新的部分。但是由于我们的运动(这同任何一种实际斗争一样)在旧的指导思想早已失效后还在用这些思想对付着,因此在应用马克思的理论启示方面进展得极为缓慢。[16]

  很显然,罗莎·卢森堡虽然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现时代意义,却反对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机械地运用于实际的阶级斗争,而强调要通过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才能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成为现实斗争的武器。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创造的巨大空间,从而把联系现实的斗争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

  上述两个方面的复杂联系表明,第二国际虽然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为理论的出发点,但绝不是复制或照搬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而是结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有批评、有创造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正是这些批评和创造,构成了第二国际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断裂点,从而展示了第二国际的时代特征。

  第三个层面是分析第二国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发现第二国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第二国际,由于它自身的西欧特色,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第二国际的理念连同它的理论观点受到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第二国际虽然在意识形态的理念上受到了批判,但其左派的哲学传统却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从上述柯尔施、葛兰西和卢卡奇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评价中,不难看出,第二国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否定又肯定的关系。否定,是针对第二国际的和平理念,它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在时间点上的断裂;肯定,是针对第二国际左派主张的历史辩证法的哲学传统,它所体现的是西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17]对此,柯尔施直言不讳。他公开宣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所有欧洲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在罗莎·卢森堡和弗兰茨·梅林的理论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人”[18],由此而指出并强调了欧洲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以列宁为代表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对立: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是“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19]辩证唯物主义,而欧洲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理念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与第二国际左派的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又是有区别的:第二国际的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强调革命意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性。正是由于柯尔施、卢卡奇和葛兰西对第二国际左派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所做的这些开掘和创造性转换,第二国际左派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才得以保存下来,并渗透到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之中。从这个角度看,第二国际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我们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要一环。

  以上三个层面是我们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方法论路径,穿越这三条路径,我们看到的是: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革新运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开展理论论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充满内在活力的体现,而这场理论论争所提出的问题及其所带来的理论更新又使马克思主义学说经受住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变革的检验,从而成为了20世纪的重要思潮之一。

  三、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具有理论的品格,而且具有实践的品格。其中,理论品格是在学术思想的创造中获得和体现出来的,而实践品格是在理论的普及和实际运用中获得和体现出来的。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出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一种是以学术语言来表达的思想史的话语系统;一种是以通俗语言来表达的应用性的话语系统。前一种话语系统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它所表达的是以新唯物主义标示的全新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正是有了这种创造,马克思主义学说才成为了一种思想体系,从而成为人类思想史的一部分。后一种话语系统是由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创造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读物,这类通俗读物不仅在语言上力图通俗化,而且思想上也力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理论简单化。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通俗地阐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原理,使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的工人阶级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思想,因而在各国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以通俗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应用性的话语系统。如此一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两种话语系统中发展起来:一种是在激烈的理论论争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史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大部分成果被冠之以“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或受到批评,或被否定;一种是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过程中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式的通俗读物,这些通俗读物产生了深广的社会影响,却因其缺乏理论的原创性而难以进入思想史。由于这两种话语系统在社会影响上的差异,研究者们往往选择一些著名的通俗读物作为蓝本,研究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形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宣传和传播的层面来研究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以这样一种理论视角进行研究,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毫无创新之处,因而不能构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阶段。可见,我们若要否定这一结论,首先要变换我们的理论视角。这样一来,重建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就成为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语境的又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所谓重建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层面重新研究和评价那些对当时的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激烈的理论论争中创造出来的新思想、新理论。从这个视角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来看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所做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构成的概括。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这三个组成部分并不总是并行发展的,而是因各个时期的研究主题不同,其中的某个部分的理论发展得更为充分一些,其地位也更突出一些,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结构。而这些不同的理论结构又彰显了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色,进而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段性变化。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历了三次结构性的变化:第一次结构性的变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创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解答市民社会的难题,重点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于是,政治经济学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心,得到了最为充分的研究,从而形成了以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理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不仅要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实现,而且其中的基本原理也都要到政治经济学中找到说明。第二次结构性变化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新问题,重点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如此,他们还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探讨,比如,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工会、日常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社会主义本质与人民群众的意志的同一,社会主义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法律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构成及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在新的理论结构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占据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的主题而展开的,并被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论加以研究。第三次结构性的变化发生于20世纪初。由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最终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于是,自20世纪初开始,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作为研究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加以研究,这就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心的理论结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哲学的时代。

  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构成在上述三个时代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社会主义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并由此而建构起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的变化,从而体现了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论贡献。不仅如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理论结构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种种探讨,生动地体现了这个时代西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是我们今天研究西欧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重要思想资源。

  其次来看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独特的理论贡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金融资本的出现,引起了资本的内在结构变化,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面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了帝国主义现象,分析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两点上:其一,开展了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研究;其二,开创了对金融资本及其危机的研究。或许,人们会说,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就有了。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在马克思那里,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基于对西欧资本主义的研究,确切地说,是对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研究,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危机的预言都只能根据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去推演。与之不同,第二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与非资本主义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由于进行了这种经验的研究,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发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运动的规律,从而说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的现实基础及其本质。这其中最突出的、至今还发生着重大影响的,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把非资本主义体系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从货币化的视角研究资本积累及其危机,从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这一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受到现代凯恩斯主义的青睐。1951年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资本积累论》的英文版,现代凯恩斯主义新剑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专门为该书写了《导言》。在《导言》中,她赞赏该书提出和探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隐藏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如何可能的问题。[20]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世界历史格局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凭借互联网开始重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很快,到2007年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又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在这期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成为了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最关注的著作之一,这部著作中的基本观点,经过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断阐释,已经成为西方左派复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21]

  最后,我们来看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领域的贡献。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上做出了卓著的贡献。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满足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方面的成就,就是把工人运动纳入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提升为一种方法论,从中找到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说明,以此证明工人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这就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的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二是为了研究帝国主义现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由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转化中出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要想揭示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就需要有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思维框架,这也促使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去重点关注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三是为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需要。伯恩施坦为了论证他的修正主义观点,极力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因素以及由此而得出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都来自他的辩证法中的“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22],因此,要纠正马克思预言无产阶级革命的误差,消除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布朗基主义,就必须清除唯物史观中的黑格尔杂质。这样一来,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就成为了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性的理论基础。为了驳斥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阐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梅林、罗莎·卢森堡等,把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作为唯物史观研究的主题,阐明黑格尔辩证法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积极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每一次方法论的研究都会带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从批判和清算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的。同样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系统地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帝国主义理论,也是因为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一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借鉴当时自然科学的有机发展观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历史主义方法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更重视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其历史主义的方法也主要是通过理论的建构体现出来的,而专门的方法论研究则远远不如他们在理论建构方面所做的工作多。因此,在他们那里,历史主义方法的研究明显地弱于理论建构。与之不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影响[23],也是出于创造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方法的需要,主要从方法论的视角看待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知识结构不同、研究兴趣各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主要从两个方向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一是把当时自然科学的有机发展观提升为哲学的方法论,建立起具有自然主义特色的历史主义方法。比如,考茨基以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综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历史中的自然因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全部唯物史观的基础,建立了具有自然主义特色的有机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则充分利用了当时地理学的成果,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学说,历史地考察了生产力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等等,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注入了环境和生态的观念,虽然这种观念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并不如今天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得明确,并且长久地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忽视,当作错误的观点来批判。为了建立具有自然主义特色的历史主义方法,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一个超越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结构思想的最早起源。二是把当时的历史哲学、人类学、考古学中的文化起源方法提升为哲学的方法论,建立起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历史主义方法。梅林、罗莎·卢森堡、拉布里奥拉和拉法格,分别在马克思主义史和历史辩证法两个方向上为这一方法论的建构做出了贡献:梅林以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阐发了历史主义的方法;罗莎·卢森堡以总体性的观点阐发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拉布里奥拉、拉法格借鉴维科的历史哲学和摩尔根的人类学成果对唯物史观的起源和基本原理作了历史主义的阐发,并论述了历史主义方法的具体内容。拉布里奥拉把历史主义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起源的方法,一种是经验综合的方法。[24]拉法格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定义为“经济决定论”,强调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通过经济现象的分析来揭示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性。[25]概括地说,这些方法的根本点,就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植于人文主义的土壤之中,从人类历史、人类创造活动本身来说明人类历史的规律,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自然唯物主义。由于历史主义方法的确立,这一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叙述也具有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新特点:首先,把社会看做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从经济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说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是如何可能的。在这一方面,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具有典型性。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基本框架,把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把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看作经济系统的不同形式,以经济系统的历史演进描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揭示现代经济形态的基础及其历史前景,论证人类历史的必然性。这一论述有着鲜明的有机统一观的特点,而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结构上。其次,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开展了观念史、唯物史观史、家庭婚姻史和伦理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内容。

  其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的革命实践、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工人运动以创建民族国家为主要内容,在理论上就要求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恩格斯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的革命实践、与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1886年11月29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他批评了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教条地对待他和马克思的学说,指出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26]而不是教条,要求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与本国的革命实际、本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具有主导性的意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上走出一条民族化的发展道路,从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当时,最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有: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奥地利的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其中,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结合起来,创造了具有俄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罗莎·卢森堡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哲学传统,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意大利的历史主义哲学传统相结合,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传统,这些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从这个方面看,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西方分野的格局。

  其三,以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为主线,开展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开创了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研究。开展这一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为了反驳当时第二国际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绝对真理论”的观点,阐发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并从中揭示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哲学传统的内容。她在为评论梅林编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而写的两篇《我们的导师的遗著》中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批判的。在她看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首先来自他对黑格尔以及黑格尔的追随者的批判和超越。她反复强调,马克思能够超越他的同时代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一场论战”[27],并在批判鲍威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和宗教观中“最终克服了黑格尔主义”[28]。并且,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还表现在,它不是在经验的层面上描述现存世界的现象,而是用辩证法的观点去批判现存世界,包括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观念的批判。罗莎·卢森堡指出,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是马克思完成自己的世界观转变、创造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条道路。她在论述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的思想转变时指出:

  黑格尔辩证法这一锐利武器固然使他在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问题的辩论时取得那样辉煌的战果。然而在这里为他效劳的只不过是辩证法即思想的方法;至于说到观点本身,即实质性的态度,那么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为出版自由和为贫苦农民在森林里自由拾柴的权利辩护时,与其说是从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中引伸出自己的观点,不如说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29]从这一观点出发,她反对人们在经验的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而要求从辩证法、从历史批判的高度来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她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作品之所以具有这种不寻常的作用,不仅是他本人的天才,而且也因为他始终按他所论述的一切问题之间的最重要的辩证关系,从最全面的历史观点去阐明它们。”[30]通过阐发马克思的批判的哲学传统,罗莎·卢森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和内部的批判传统。罗莎·卢森堡本人就是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批判的哲学传统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之路,提出了总体性的辩证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而她对马克思的批判的哲学传统的阐发连同她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也都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可以称得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领域所取得的上述成就及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充分地证明: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若不研究这一环,不了解这一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变革的意义,我们就不可能了解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亦不可能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整体风貌。由此可见,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语境,不仅使我们能够进入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弥补先前研究的不足,而且使我们能够破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未能解决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争的难题。正是后者,展示了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深广意义。

注释:

  [1][2]《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88、392页。

  [3]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4]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2—303页。

  [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页。

  [6][7][8]卡尔·柯尔施参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77、79、71—72页。

  [9]参见马·莫·罗森塔尔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列宁主义阶段之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3—469页。

  [10]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Vol.2 the Golden Age,Translated From the Polish by P.S.Fall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30.

  [1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2—130页。

  [12]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5、486页。

  [1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7—204页。

  [14]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2—103页。

  [15]《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斯图加特1895年4月1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9页。

  [16]《卢森堡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6页。

  [17]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左派之间在哲学传统上的继承关系。

  [18][19]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73页(注17),第82页。

  [20]Joan Robinson,Introduction,Rosa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Routledge 2003,pp.xxi—xxii.

  [21]何萍:《从“这次危机”的讨论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视角的开新》,《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22]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第159页。

  [23]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范式主要是人类学的,这与他和马克思先前在叙述生产方式和国家的形成和演变时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不同的。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及其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详细分析,请见何萍:《在社会主义入口处——重读列宁〈国家与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9页。

  [24]关于这两种方法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8—321页。

  [25]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王子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页。

  [27][28][29][30]《卢森堡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4、400、372、403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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