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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今中国之意义
作者:陈学明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20163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6-11-15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这一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这一研究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这一研究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了推动力,为正确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了借鉴;从本世纪初至现在,这一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资源,即一方面为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做出理论说明,另一方面为中国道路破解面临的难题和矛盾提供理论启示。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社会主义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资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传到我国的。我国学者对其已经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构成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甚至整个理论研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学界的“显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本世纪初至现在。笔者在这里回顾一下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三个阶段,着重揭示各个阶段的研究在当今中国所产生的意义。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开辟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要破除原有的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解放。而在各种思想障碍中,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错误理解是最大的思想障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第一阶段的意义就是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涌进国内,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萨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在中国一下子耳熟能详,他们的著作成批成批地被译成中文出版,充斥于中国的书店之中,他们的理论和观点甚至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所有这些,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最主要的是带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的改变。人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是如当时所理解的那样,起码人们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原来还具有以下这些特点:

  其一,现实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为自己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使命,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不断地与现实相结合的过程。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20世纪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在于它具有“现实性”这一重大特征。尽管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纯学术来进行研究,但总的来说,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派别都注重面对社会现实。即使他们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即使他们从来也没有企图建立某种政党来实践自己的学说,即使他们大多是在书斋里钻研学问的学者、教授,即使他们写下的著作晦涩难懂,但是,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实际上也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思想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刻关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定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只要看一下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阶段他们研究的主题都与现实息息相关。20世纪初,主要研讨的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围绕着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战争展开研究;苏联十月革命发生以后,又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前景集中进行探讨;在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及随之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探讨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电子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发展,把对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效应纳入了研究的视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比较自觉地使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当然出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理论,实践性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即它必须面向现实。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永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与魅力出自于实践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苏东剧变后,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陷于失败的根源时,往往把失败的根源归结于理论脱离实际,即僵化地、静止地、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运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由于理论脱离实际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巨大危害,这更激起了他们密切联系实际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觉性。

  其二,开放性。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开放”,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应向各种思潮开放,吸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中的宝贵因素。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一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某一特定的哲学思潮“融合”在一起的派别,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样,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往往是借助于与其他西方哲学思潮的结合而实现的。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哲学舞台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潮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画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致力于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因素的过程中,首先是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较早的欧洲权威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退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舞台上去。他们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即直接从欧洲哲学权威出发,沿着青年马克思的轨道,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当然,他们更多的是试图把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可以说,他们广泛涉及现代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只要一出现有影响的新的哲学思潮,他们都会把其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寻找可以用来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闪光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是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认识密切相关的,即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那里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倘若不吸收他们以前的以及与他们同时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历史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继续发展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仍然必须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一切优秀的哲学思想中吸收养分。

  其三,多样性。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世界的发展,不难看出这种发展往往是通过多样性来实现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公开发表以后,围绕着对这一文献的不同解释,更是出现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性趋势越来越明显。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多样性。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思潮相继脱颖而出,“你方唱罢我登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是流派纷呈,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先后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各种思潮交织在一起。实际证明,仅仅用“分化”甚至“分裂”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和理解这种多样性是十分不妥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样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性,这种多样性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繁荣是借助于这种多样性来取得的。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这种多样性局面的出现,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观点原本所具有的歧义性会越来越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更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会因理解者的立场、处境的不同而必然出现差异。

  不能低估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特征的重新认识。正是在对这些特征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推倒了原有的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中国化。这是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的理论前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这主要表现在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和苏联的解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

  可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诋毁者,都未曾想到,在苏东剧变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国外,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事实已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学者所宣称、所希望的那样“行将销声匿迹”,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好”。面对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掀起的这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热潮,国内有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敏锐地感觉到了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并怀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立即加以跟踪探讨。

  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我国学者对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跟踪研究有声有色,所开展的主要活动有:

  其一,召开研讨会。1996年10月14-1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学者云集中国人民大学,借“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之机,围绕着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形势、问题和任务,以及我们如何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等,进行了坦诚而有深度的讨论。1998年6月26日,首都60多位专家学者在北京大学再次召开会议,集中探讨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态势。1999年8月17-22日,“世纪之交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在云南大理和迪庆召开。在出席这次会议的全国各地30多名学者中,既有长期专门从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也有全国著名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会议就如何评价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怎样研究和认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和全球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如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肩负怎样的责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其二,出席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自1995年起,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不断地召开,其中有的会议盛况空前。这些会议均有中国学者参加。与会的中国学者不但向大会递交了论文,而且积极参与讨论。回国后,他们根据自己的真情实感写下的一篇篇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会议纪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心系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前途的中国人民通过这些纪要受到了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其三,出国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为了了解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状况,不断有中国学者到国外去作专门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率领的学者代表团一行五人,于1995年10月24日至11月11日,访问了法国和德国。通过他们的考察报告我们可以知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西欧思想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热情并没有冷却,整个研究状况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上升。比起刘吉率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代表团对欧洲的考察来,中国人民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课题组的考察,地域更广泛,历时更长。他们考察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西方和广大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朝鲜、越南、古巴的党不包括在内)的状况;二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现状及其走向。他们的结论是:大多数共产党人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冲击,在低谷中奋斗不息;马克思主义仍然吸引着尊重事实、追求进步、探究真理的人们。

  其四,引进有关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图书资料。苏东剧变后,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断升温,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论文触目皆是,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刊杂志也有增无减。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跟踪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把这些书籍、论文、杂志引进来。在这方面,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其五,对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上述诸多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为研究服务的。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态势,根本目的是为了消化它、研究它,再在此基础上从正面、侧面、反面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原来有着很好的基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即苏东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但尽管如此,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一篇篇信而有征、有血有肉的分析文章,不时见之于报刊杂志。

  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对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跟踪研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本身。他们的跟踪研究,他们所写下的有关专著、论文,对我们的思想理论建设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首先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苏东剧变后,面临马克思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事实,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认识,实际上在我们国内也已变得十分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盛况介绍进来,特别是把国外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什么在别人远离马克思之时自己却要走近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由介绍进来,显然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跟踪研究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十分及时也非常有益。例如,有的学者通过介绍和分析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告诉中国人民: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不管出现多大的反复和曲折,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不会消逝,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会倒下。国外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崇高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又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现实性的认知上。他们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仍然存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理由是充分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揭示出来,活生生地摆在世人面前,相信一切正直的人都会有所触动的,就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偏见者,也会在高叫马克思主义已过时、死亡时,心里感到发憷。有的学者把德里达论证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主要词句摘录下来,一段一段地加以评述,并富有激情地指出:像德里达这样身份的人能讲出“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如此目光如炬的至理名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呢?

  其次是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苏东剧变在中国引起的震动,实际上一点不亚于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何从由共产党执政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中吸取教训,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实际上,苏东剧变以来,我们一些真正富有责任感的理论工作者一直在思考这一涉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正当我们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思索。我们的一些对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跟踪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时地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索引进来,通过他们的桥梁作用,把国外与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结合在一起。只要仔细观察一下目前国内涉及这一问题的有关文章,不难发现:它们中不乏借鉴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文章。例如,在认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对社会主义产生什么影响时,常见这样一种提法: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不等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反而因为这种“变了味的社会主义”的消失,使真正的社会主义放下了包袱而轻装前进,因此社会主义的追随者“没有理由披上丧衣”。显然,这种提法直接引自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资源。实际上,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无论就其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而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当今中国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当今中国人民正胜利地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中国人民对自己的这一道路充满着自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需要理论资源的。不可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说明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即如何说明我们走这一道路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可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能为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说明提供理论资源。我国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致力于从事这一工作。

  按照目前国内流行最广、在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国道路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原因很简单,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二者是完全同一的,想在西方式的也是“唯一”的现代化道路之外,再寻找一条新的走向现代文明之路,这是“痴心妄想”。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目前所处的危机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危机。处于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的中国所要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面对“现代化”。

  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处于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的中国,似乎只有以下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因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有些人开始主张中国应停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现代化的历程。在有些人看来,既然现代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我们为什么不悬崖勒马呢?

  第二种选择: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以上两种选择都是“死路”。前者要中国重新走回头路,而这无论如何都是倒退之举。后者则迟早会葬送中国,很有可能中国人民现代化的成果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而代价却已把中国拖垮了。

  那么,处于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的当今中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还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呢?

  有。我们需要科学地阐明: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是必然的,但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可以与西方的道路有区别。

  可以提供这种思想资源的,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有四个要点:

  其一,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是必然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高度文明的社会。马克思不但没有拒绝现代文明,而且还为现代文明欢呼!

  其二,人类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经受了种种磨难,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其根子不在于现代性理念本身,不在于科学技术、理性本身,而在于承受这种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运作模式。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负面效应并不具有必然性。

  其三,资本主义式的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不是一条理想的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这是一条人类在现代化上的不归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走向现代文明道路的批判。

  其四,要寻找一条新的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经济运作模式,人类完全可能既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又避免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负面效应。

  我认为,在现代性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深得马克思主义要领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的理论。它的特点在于,它在激烈而愤怒地揭露在当代社会里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全盘否认现代性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并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它努力地把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把人对人的统治掩饰为物对人的统治。它强调,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性理念以及作为这一理念具体实施的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它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能与资本主义而要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样它就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反思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我们决不能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因为现代性对人类有积极意义,即使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也不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其次,我们也决不能放弃对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的关注与消除。既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不是根源于现代性本身,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对这些负面效应持无能为力的态度,而应当积极地寻找出现这些负面效应的真实原因,并且想方设法消除这些原因,使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

  在这里,我们不正是看到了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吗?中国道路不正是旨在既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避免现代性的各种负面效应吗?中国道路不正是通过走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之路来达到这一目的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和矛盾必须破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今中国的另一重大意义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解这些难题和矛盾提供理论启示。

  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能为我们如何解决开辟中国道路必然面临的第一对矛盾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

  正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市场只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在全中国范围内掀起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浪潮之时,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发出了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强烈呼声。尽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反对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声音,但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是力主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推动下,这一讨论才成了一个热点。“市场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近几年,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聚焦点就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我国的研究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倒并不是在于“市场社会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增强,而主要是基于清理马克思的市场理论的需要,以及加深认识我国走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必要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首先,我国的研究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对马克思的市场理论的梳理是同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合而为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正确地梳理马克思的市场理论积累了许多思想资料。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从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理论来看,他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实行的是无市场的计划经济。所以,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一件主要工作是改变马克思把市场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进而认为社会主义无市场的观点。其次,我国的研究者又把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理论成果的把握,与对当代中国究竟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及究竟如何走这一道路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是借助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理论成果,同样也正是借助于这一研究,特别是借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重要理论成果的认识,日益坚定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心,而且日益丰富和完善了具体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

  关键是要明确,只有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市场这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价值目标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消除目前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现象。我们可以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来面对这一问题。这就是着眼于生产关系,着眼于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能为我们如何解决开辟中国道路必然面临的第二对矛盾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

  生态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的对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的以下两个基本属性决定了资本本质上是反生态的:第一是效用属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揭露资本在本质上是反生态之时,总是这样提出问题:自然界本来是什么样子的?它与人类的关系本来应是怎样的?资本按其本性必然要把自然界改变成什么样子,必然使其与人类的关系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应当说,沿着这一思路来思考资本对生态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也确实抓住了资本与生态之关系的要害。第二是资本的增殖属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资本的效用原则使自然界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而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而与效用原则连在一起的资本的增殖原则,又使自然界的这种工具化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资本只是简单地利用一下自然界而已,如果资本对自然界的利用是有限度的,那么资本对自然界的破坏也会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资本对自然界的这种利用绝不会是有限度的,资本追求的是无限的增殖,从而它对自然界的利用也是无止境的,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是没有尽头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时,总是紧紧揪往资本的增殖原则,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这一点不放,尽管对某些人来说总不太顺耳,但确实是把问题的本质揭示出来了,从而使他们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批判显得那么具有震撼力。

  按照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显然在当今中国消除对自然环境日益严重破坏的关键就在于限制资本逻辑。确实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生态问题都与资本无节制地追求利润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对资本逻辑的限制谈论保护生态环境无疑是缘木求鱼,一句空话。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能为我们如何解决开辟中国道路必然面临的第三对矛盾,即人自身内部身、心之间的对立,人的单向度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

  人们有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有根据的,由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且围绕着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交往、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异化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在这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为“人学”。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也情有独钟,在这方面所推出的著作和论文汗牛充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研究往往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进行阐述的形式展开的,这就为我国研究者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研究与对马克思有关人的理论的把握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最近几年,我国一些研究者所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研究的成果,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关于马克思的人的理论的认识。可以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占有突出的地位。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的阐述最有价值之处,一是揭示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的全面性,即揭示出马克思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马克思总把人理解成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总体的人;二是与此相应揭示了马克思总是全面地、整体地论述人的异化,即揭示出马克思所看到的人的异化不是某一方面的异化,而是整体的异化;三是由此出发进一步揭示了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发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它的全面性,即揭示出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是使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兼容并包地、相互协调地得以发展。我国研究者把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马克思对人的大量论述中突现出来,给予充分的关注,显然是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为人类文明应对所面临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矛盾与危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能否成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能否为人类探索出一种新的存在状态。如果这样去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充分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理论的重大意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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