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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的时代特征
作者:袁秉达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20164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7-02-07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不仅体现为理论来源、思想渊源的科学性,而且体现为回应时代、解决问题、理论创新、实践突破、认知规律的科学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时代特征

  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的实践性

  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判断事物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的标准,并富有科学依据。尊重科学性,促使人们发现前所未知的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而不是脱离现实,陷入空想。恩格斯曾经提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1]同样,我们理应自觉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的先决条件。

  1.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首先取决于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空想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由于它脱离了社会的现实基础,仅仅从理性思维,以文学形式描述未来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或者进行局部性的社会试验,所以虽然历经300多年的发展,但始终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而科学的社会主义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现实基础来考察人类社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现代社会主义科学性就在于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之中”。[3]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的总依据。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独特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国只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也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这就决定了我国必然要经历一个上百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确认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最终体现为回答现实问题的科学性和有效指导社会实践的可行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立论基础,也为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根本依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并能指导各方面的实践取得巨大成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把握中国国情,排除“左”和右的思潮的干扰,积极健康而有序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二、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真理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从基本问题切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功经验。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问题。

  1.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循序渐进地提出和回答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

  首先,破解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如何继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新的伟大转折初期,我党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进行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航程,实现了新的飞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占据首要地位的基础性问题。

  其次,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中,破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1980年4月,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科学回答了这一问题,并且着手解决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人口大国,如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中的必然产物。

  再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破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面对世纪之交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并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在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明确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提出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出了新的贡献。

  再其次,在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过程中,破解人口众多的东方落后大国科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30年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并且回答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创造性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回答中国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取得的这些重大理论和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科学。

  2.当前亟需总体性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基本问题。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它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问题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强烈的问题意识高度关注和研究这一基本问题群,从总体上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基本问题。

  习近平对中国基本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总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维方法:他不是就事论事论及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强调全面、系统、完整地研究当代中国存在的基本问题:他不仅仅论述当下的问题,而且贯通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系统性问题;他不是光从中国角度分析问题,而是以世界眼光和全球胸怀,在全面把握和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的视阈中观察和回答中国的基本问题。他对基本问题的分析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不是固化的而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他对问题的回答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不是表象的而是本质的、不是单打一而是整体性的、不是见物不见人而是主体与客体整合考量,特别凸显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人的主体性。所以,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前任领导人对中国基本问题的创新成果,并且在接续研究中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最大基本问题的整体性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问题时,依照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双导向机理,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深层面,及时提出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5]由习近平“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宏伟奋斗目标演化出来的“美丽中国”、“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诚信中国”、“健康中国”,以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的奋斗目标,就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人口大国,要具体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怎样治理中国的核心问题。

  在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进程中,“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已经摆在全党和理论界面前。对这一最大基本问题的回答,就是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的鲜明主题,就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大课题,就是坚持和发展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着力点和生长点。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性

  时代呼唤理论,理论追随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恰逢其时。“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体现在理论创新的合时性和构建理论体系的逻辑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运用和发展是以各国的具体实践为依托的,伟大的实践催生出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理论又指导伟大的事业。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及其创造性的理论结晶: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中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科学整合

  为了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简约性,党中央和理论界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三大创新理论成果整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整合和逻辑建构,绝不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的简单叠加,而是使之形成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展现出了完整的理论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各具特色的创新理论成果,既相对独立,又前后相继,相隔时间较短;它们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创新背景相同;三大理论创新成果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立足共同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些共同性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鲜明主题,以集成创新的方法科学地整合这三大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条件、目的,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范畴与逻辑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关键所在,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定研究对象,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并且日益成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的显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战略、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等,它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性质、条件、目的,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重要前提,首先在于该理论体系创设了一整套符合学科体系的科学范畴,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动力与创新驱动;中国梦、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战略目标、战略布局和战略步骤;领导核心、依靠力量和主体力量;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发展和稳定;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能力建设、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我们正是基于这些科学范畴,依靠科学思维方法推导出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怎样治理中国等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与时俱进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成果和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坚实基础,在于党中央集中全党集体智慧和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依照严密的逻辑科学建构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判定一套理论是否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有四个重要标准:第一,它是否具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并且科学地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及其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第二,它是否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并且成为始终如一贯穿于理论体系全部内容的理论精髓和基本线索;第三,它是否对现实社会的基本问题作出独创性的理论回答,其主要论断与基本观点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能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指导;第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一系列创新论断与理论观点,彼此之间是否具有内在联系和严密逻辑,从而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集中表现为基本内容的有机构成与逻辑展开。首先,哲学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核心的理论精髓贯穿理论体系的始终;特别是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注重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能力,夯实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其次,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一系列科学理念和创新观点形成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执政为民、造福于民的执政理念;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平发展的时代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根本目的与根本任务论、经济建设中心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创新驱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和谐社会论、生态文明论、执政党建设等重大理论。

  再次,战略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投射在战略形态上,就体现为一系列谋篇布局的顶层设计,例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协调推进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促进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推进和平外交政策、实施“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中国总体安全战略等等。

  最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深层次的规定,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与全人类的价值取向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国内倡导共同价值观,强化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我国立足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特征,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范围内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共同发展,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结晶,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8]随着中国发展越来越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越来越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四、认知和把握三大客观规律的深刻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善于认知和把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就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我国现阶段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艰难事业,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规律,按规律办事,以便少走弯路,少受折腾,少付代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注重研究事物的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是我党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的最重要的特征。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自感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甚了了”、“没有一套”,到新时期党中央大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一个巨大的觉醒和进步。我们党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开始入手,逐步推进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知,进而延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由小到大、由表及里,逐步推开、不断深化,相互协调、有机统一,形成了对“三大规律”的全面系统的总体性认识。

  首先,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关键;同时,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次,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核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一个庞大繁杂的系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难性和曲折性,要求我们始终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客观规律办事。最后,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归宿。在“三大规律”的内在关系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都是存在并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在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时候,要努力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在不断加深规律性认知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善于发现、提出和回答新的现实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新的思想和理论,使科学理论体系成为发展中的真理、包容性的理论、开放性的体系。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篇章,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延续着“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最终要体现为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明确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密切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等等。同时,人民的认同和实践的绩效,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的唯一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也是建筑在高度自信和理性自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自信,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正是在清醒认识和自觉运用三大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只有基于党对三大规律的科学认识,我们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1002页。

  [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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