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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马克思的“社会学”
——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阐释
作者:陈松      来源: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7-01-04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虽然不是社会学家,但却有一种社会学的思想。这种“社会学”是经由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到建立起新的“社会真理”的过程。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学”与批判的“历史科学”同义,指的是马克思所创造的新型理论形态,而微观意义上的“社会学”则表明个人的日常生活已被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视野中,并成为马克思哲学新的思考对象。以此为根据,列斐伏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与扬弃,从而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与理论内涵的理解。
关键词:列斐伏尔;马克思;“社会学”;苏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如何看待和评价马克思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变革,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既关乎到对马克思哲学合法性的澄明,也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的理解。在对此问题的众多阐发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他通过重释马克思的学说、批评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扬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提出“马克思虽然不是社会学家,但却有一种社会学理论”[1]14的主张,显示了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个性化理解。分析和探讨列斐伏尔关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研究,对我们科学评价马克思的思想史地位,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与理论内涵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新“社会学”的确立

  对列斐伏尔来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是在“现实”与“真理”的辩证运动中,经由宗教批判、哲学批判、政治批判,进而建立起稳定性与开放性并重的“社会学”的过程,其目的是要指向“知识与现实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1]14。“社会学”原则的确立不仅意味着对“感性世界的恢复”,而且还意味着在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双重逻辑中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和改变成为可能。因此,列斐伏尔始终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个“多重或复面的观念”,无论从抽象的历史哲学出发,亦或从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着眼,都是对其理论精神的“误读”。

  一直以来,理论界对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人类思想史的变革这一问题存在争论,这其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垒,也还有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为了纠正阐释上的相对主义,列斐伏尔选择从正面解读马克思的思想特质入手,从而开启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独特性阐发。首先,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指出其作为理解“当代人经验和磨难”的宝贵思想资源,虽然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有待说明、完善和补充,但就有助于“恢复人类思想的积极强度”来说,马克思所开辟的思想道路仍然是眼下必不可少的理论要素;其次,他分析了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认为这既是嵌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论前提,也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批判功能的实践基础; 再次,他明确了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主张将自己的理论目标定位为努力回到马克思的原初思想,而并非是诉诸于其他的任何一种过渡性解释。总之,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阐发不能仅仅求助于专家的解读或纯粹依循于文本,而是要立足于同传统哲学既继承又断裂的复调关系,并结合时代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来将马克思的“社会真理”不断昭示出来。

  由此出发,列斐伏尔重点论述了阐释的路径和方法问题,并正面刻画了马克思进行哲学变革的理论运思过程。具体说来,列斐伏尔选择用“现实”和“真理”的矛盾运动来作为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概念框架”,认为正是二者之间既相互中介又彼此异质的关系使得具有否定向度的批判旨趣成为可能。在他看来,马克思将所有批判的基础归结为对宗教的批判,并指出宗教的功绩在于使人原本朴素而混沌的思维开始自觉到神圣与世俗、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非同一性。但它却将对人之本质的追问引向神秘,从而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抽象。哲学家对宗教的这种荒诞性进行了批判,因此其观念构成了宗教的“真理”。可是,传统哲学在把人从宗教禁锢下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将之抛入到主体形而上学的窠臼当中,看不到在理性之外或理性之上还有“实践行为的世界”在起着本源性的作用。不仅如此,建构哲学理论的思想者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关联到既定的社会阶层和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1]7,所以传统形而上学的虚妄性首先在政治生活中被揭露出来。这体现为: 时代中居于主流的哲学观念大多反映着统治集团的利益,而那些表达被压迫阶级意志的思想则通常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与之相应,哲学家的思考也摆脱不了他所置身于其中的政治环境,甚至那些最为精巧和最成体系的理论构想也往往会以独断的形式而不同程度地与各种官僚机构纠缠在一起。加上这些官僚体制都需要有知识学说为自身进行辩护,于是决定了理论哲学的真理只有在表征着社会斗争和社会需要的国家的历史中去寻找。

  进一步看,列斐伏尔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锁定为对“社会真理”的发现,并认为这种“社会真理”的理论形态就是“批判的历史科学”。他认为马克思早在德法年鉴时期就明确主张市民社会对国家的优先性,而在其思想的后续发展中也一以贯之地坚持“社会关系是政治形势的原因”[1]2。对马克思而言,一旦社会历史的现实被理论思维所显示出来,那种抽象的、体系化的和充满独断意味的理论哲学便再也没有了生存的土壤,而与传统哲学执著于求解本质之谜不同,现代哲学的使命则是“借助于对宗教和政治国家的批判性研究,将我们引至社会科学”[1]8。这表明: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辨识出理论不能与社会活动相脱离,人的本质是社会的,而社会的本质是实践,即“行为、行动和互动的过程”。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实践正视人的需要,并通过重复、模仿和创造三个层次,把自然和历史都纳入到人的社会活动中予以理解。如此一来,社会关系就成为社会的核心要素,并以中介的形式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发挥着作用。通过对“社会真理”的发现,马克思一方面从理论上将被传统哲学所遗忘的感性世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又格外凸显出生活世界中有限主体所具有的理想性、超越性和创造性。由此出发,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学”是一个兼具稳定性和开放性的理论总体,它在根本上担负着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职能,即通过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从一个作为生活着的存在的人的需要出发”,既要求“关于未来的知识和预见”,又指向对生活性质和社会秩序的变革。[1]20

  总之,列斐伏尔从理论定位、理论性质和理论功能三方面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解读。从理论定位来看,列斐伏尔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的革命家身份,认为其首先是“作为一个行动的人来进行思想的”[1]17。这决定他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唤醒无产阶级的“行动的希望”,是在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理论上的准备; 从理论性质上说,列斐伏尔格外彰显了马克思理论的现代实践哲学内涵,主张其已经意识到了思维和存在之间的非同一性,并力主只有在有限和动态的层面上才能讨论二者的统一,即新的“社会学”需要秉持一种“类型化”或“准个别”的方式来对经验性的世界进行解释与改变; 从理论功能处讲,列斐伏尔明确指认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兼具人本逻辑和科学逻辑双重理论视角。之所以说马克思的“社会学”体现出人本逻辑的向度,就在于其能始终关注和同情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状况,并将自己的理论努力指向人的自由和解放。而之所以说马克思的“社会学”具有科学逻辑的职能,则是因为其确证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由此提出了一套变革既定秩序的可行方案。要之,列斐伏尔通过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把握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学”,并赋予其宏观和微观上的双重含义来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个性化解读。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学”与批判的“历史科学”同义,指的是马克思所创造的新型理论形态,而微观意义上的“社会学”则表明个人的日常生活已被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视野中,亦成为马克思哲学新的思考内容。也正是二者的共同变奏才促成了马克思哲学的观念变革。

  二、以马克思的“社会学”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

  列斐伏尔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改弦更张视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所在,并认为旧哲学在过分强调理论理性的情况下有可能走向实证主义或唯意志论的极端。前者通过突出人的需要和欲望来批判哲学,强调历史中实际发生着的东西,甚至主张哲学不可能也没必要存在。后者则试图让精神成为世界的动力,从而假定理论哲学可以实现而绝不会被废除。这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分别体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观点之中,并于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理解。有鉴于此,列斐伏尔开始将自己阐发新世界观的工作转向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并以之来推进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自觉。

  要在思想上实现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批判,就必须首先辨识出它的理论实质。列斐伏尔指出: 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思想家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具有相似性和连贯性,即都力图把马克思的哲学塑造成为一种“无批判的实证科学”,而这种“规划”又是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并进而将其创始人扮演成经济决定论者和技术还原论者而实现的。在理论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一种非历史的、折中主义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从而无意识地将之与旧唯物主义混同起来。历史唯物主义被看做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引申和推广,这无疑又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排斥在现实世界之外,以至于它所给出的自由、解放等承诺只能在被同一化和绝对化的历史规律中去寻求。所以,信奉“推广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实则追捧的是机械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其在根本上还远未走出近代理论哲学的桎梏; 在实践上,苏联马克思主义依傍于官方权威的庇护,并假借哲学的名义将科学和技术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不仅是对既定意识形态的坚决辩护,而且也是对技术专家统治实践的盲目推崇。一旦这种信念被教条主义式的广泛复制和传播,则有可能产生过分夸大苏联经验而忽视别国革命实际的消极后果,甚至还会造成人类解放事业上的重大挫折。于是,列斐伏尔悲观地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比喻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一种用政治上的需要来肢解哲学真理的实用主义,这显然与马克思所创立的新世界观背道而驰。

  那么,如何克服上述的理论困局呢? 列斐伏尔主张要立足于马克思的“社会学”立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进行严肃的清理。第一,马克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更从未秉持过经济决定论的主张。他的理论工作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和基本观点进行清算,由之所作的《资本论》亦不能被视为纯粹的经济学著作。因此,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与实证分析方法,马克思选择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路径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 第二,列斐伏尔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划归到历史学的范畴,而主张其是一种总体性的世界观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试图把马克思对于历史过程的描述狭隘化为“铁板一块”的既定规律,不明白对历史的判定乃是从实际的经验出发,通过对过去的理性总结以及对未来的可能预见而得出的一种“统计学上的规律”。换句话说,切勿机械地以自然科学之客观性为样板来规范和驾驭人类社会的发展,唯有深入到时代精神之中,并运用“交互的与反向的”哲学方式才能对历史中的矛盾与冲突作出合情合理的说明; 第三,列斐伏尔极力澄清马克思哲学与实证科学的界限,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无视社会的整体性与生成性实际,反而将之视为可以被量化且能够被掌控的对象性存在。但马克思之所以能对社会现实作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洞见,是因为他在用思想对实在进行加工的过程中,贯彻了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方法。这表明: 必须正视思维对具体表象的运动、深化与综合作用,即要在事实判断、逻辑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中理解经验性的实存。总之,经济主义、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相互关联、彼此印证,共同以实证化、实用化的理解方式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向度。所以,想要捍卫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就必须自觉与这些阐释路径分道扬镳。

  毋庸置疑,列斐伏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批判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哲学观根源于它所处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其所要着重回答的是东方社会如何从前近代走向近代,进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因此,这个学术共同体更多地是从树立理性主义文化的这个角度来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解读[2]124。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要成为变革社会形态的思想基础,要成为替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等做辩护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满足简单易懂、符合常识判断与道德判断以及能够彰显社会运行趋势等条件。这样,历史唯物主义注定被单向度和平面化地理解,并最终演化为机械的决定论观点。列斐伏尔准确地揭示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也令人信服地清算和纠正了这些“误读”。但是,由于对苏联本国之实际缺乏同情的理解,导致列斐伏尔过于激进地把它放置到自己理论的对立面。此种立场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看待和评价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丰富性。

  三、以马克思的“社会学”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与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正统解读不同,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新视角,从而开启了对新世界观进行多元阐释的先声。但在围绕这个问题所形成的思想谱系中,人们却较少关注到列斐伏尔的理论贡献。实际上,后者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意蕴的阐发既分享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又具有自身鲜明的问题逻辑。从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方面来看,二者都拒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中心论解释,主张马克思的哲学乃是区别于实证科学与旧唯物主义的现代实践哲学; 从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方面来看,作为一名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不断“游移”的思想家,列斐伏尔始终是在日常生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域中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而阿尔都塞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大多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反思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让列斐伏尔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差异,也正是这些不同凸显出他对马克思哲学道路的独特理解。

  其一,应该在同黑格尔思想既相互继承又彼此断裂的复调关系中来定位马克思的哲学变革。长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一些唯心主义思潮存在着理论上的关联,而黑格尔哲学更是成为他们进行思想创新的源头活水[3]。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主张马克思继承和深化了黑格尔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而科莱蒂、阿尔都塞则坚决否认二者具有相同的理论总问题。这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渊源的争论,实则反映出众人对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持有不同理解。列斐伏尔对此做出了理性的审视: 一方面,他赞同人本主义理论家将黑格尔哲学视为反叛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指出这种思想路径具有局限性。以卢卡奇为例,《历史与阶级意识》从黑格尔那里借来了总体性的观念,并由此赋予无产阶级在历史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双重身份。但这种统一只是哲学家在不熟悉工人阶级的情况下所做的概念建构,它只是将“哲学权威性、表象的权力和体系化的现实”托付给一个“集体的思想者”,以至于古典哲学中因为体系化而存有的“风险”仍未得到根除[1]23; 另一方面,列斐伏尔认为: 预设了精神之无限能动性,并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来唯心主义地肯定思维与存在之同一的黑格尔哲学已经走向崩溃,因此它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必然存在着问题域的转换。可是,后者在创造新世界观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抢救这个残骸中有用的碎片”,这其中就包括以逻辑和辩证法为特征的方法论原则和以总体性、否定性和异化为主题的哲学概念。总之,不能完全抹杀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传承关系,但也必须意识到二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那种对马克思哲学无限度、无前提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既与现代实践哲学重视公共生活的发展趋势大相径庭,也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有限主体的理论旨趣南辕北辙。

  其二,应该在日常生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域中来把握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阐释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路径,前者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为主要文本,侧重于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进行批判,而后者则重视马克思的晚期著作,并将理论主题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思[2]3。列斐伏尔在 1928 年登上学术舞台,并将对马克思哲学的思考持续到了 20 世纪后期,这不仅使之亲身经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重心上的转变,而且启发他以一种更为全面的观点来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道路。他强调: 要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就必须追溯到他青年时期的著作,即以其中所彰显出的人道主义原则来揭露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自在性和异化状态。但西方社会的新变化让列斐伏尔意识到,对《手稿》的阅读和研究应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进行。与之相应,他开始关注《资本论》中的哲学主题,并着手将新世界观的确立塑造为一个不断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理论实践过程。所以,当他试图将日常生活批判与资本的空间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再生产联合起来进行考察时,其已经对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有所自觉,并注意到政治与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分析对于日常生活之反思而言具有奠基性的作用。有论者指出: 后期列斐伏尔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表现出日益微观化的倾向[4]。而这种社会学化的处理方式并未消解掉马克思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向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同个体日常生活之间矛盾的关注成为他毕生的学术主题[5]。所不同的是,早期列斐伏尔采取的是单一化的人本主义立场,而到了思想的成熟阶段,其理论开始显露出人本逻辑和科学逻辑的双重线索。换言之,后期列斐伏尔在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回归的过程中,并未放弃关于日常生活的思考,二者的有限统一共同构成了他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丰富认知。

  其三,应该在现实性与理想性的二律背反中来展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一般而言,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力图运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来总结西欧革命失败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这决定他们既要对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作出批判性的考察,又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就前者而言,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已经正确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自由竞争时代的发展趋向,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应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当前西方社会的新特点作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判断。然而,无论是将之概括为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技术社会,还是大众社会、闲暇社会、城市社会,都无法给予其准确的定位,反倒有可能掉入新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所设置的观念陷阱。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给这个颇具突变性或过渡性的阶段以确切的名称,而是要对它所存有的危险和缺陷进行彻底的揭露,即“唯一清楚的是我们在我们的路上”,并正在“努力探索可能的东西和不可能的东西”[1]142; 就后者而言,列斐伏尔肯定培育革命主体的重要性,但却不同意将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更替。他强调新世界观所昭示的未来图景要在超越旧哲学、超越国家或政治概念以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总体革命中过程性地、现实性地呈现,并最终落实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不能从意识形态、神话和乌托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要以“内在超越”的方式,通过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与革命的实际行动去展望从“量的增长”到“质的飞越”。要之,列斐伏尔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与个体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之间来思考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前景,既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也注意到了可能与必然的差别,从而为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新的思想参照。

  结语

  综上所述,列斐伏尔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首先,这项工作既表达了他个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解,也成为其从事日常生活批判、空间批判和节奏分析的理论前提; 其次,通过对马克思思想道路的探索,列斐伏尔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结晶锁定为历史唯物主义,并进一步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实质确证为包含解释功能和实践旨趣的世界观; 再次,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源多流”的学术传统来看,列斐伏尔的分析从客观上表明: 苏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分别从客体和主体的维度发展和拓宽了马克思的思想视野,而它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不同意见应该被看做是学派内部的观点分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不能分别或对立地看待; 最后,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微观的日常生活分析相关联,指出理论与实践之间、个体的生存状况与历史的发展进步之间存在张力,并进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存在主义的“视差”中为自由与解放的实现开辟了新的范式和路径。总之,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阐释,立场鲜明、观点独到,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与内涵、梳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开启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后主体性哲学范式,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思想尝试。参考文献:

  [1] 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M].谢永康,译.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 王雨辰.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M]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3] ( 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等,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1: 79-80.

  [4] 刘怀玉.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前后转变[J].现代哲学,2003( 1) .

  [5] 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Space,Time and Everyday Life[M].New York: Continuum,2004: 15.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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