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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何以相遇相融?
作者:关锋 黎华楠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0163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6-11-17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愈益凸显而发展迅猛,影响越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结果。这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主要有三种情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因之主要有三种理路,即针对生态危机的病理诊断学理路、针对马克思主义内在地是否与生态学相符的重释和辩护论理路、针对生态危机解决的危机疗愈学亦即生态社会主义理路。这三种理路都有各自立足的理据,但一种把三者组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有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成理路

  自从1979年加拿大著名左翼学者本·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概念并主张它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阶段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迅猛。早在20世纪末,意大利左翼理论家卡斯特林那(Rusina Kasterina)就认为“它无疑代表着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后年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1];进入新世纪以来,它势头未减,仍砥砺前行,已然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2],风头一时无两。

  无论就其词源学构成还是实际内容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显然是生态学思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共振共鸣的结果。问题在于,它们是如何互渗互融的?这无疑是正确理解和合理定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要害问题,也因此引起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不少关注。如周穗明等以“从红到绿”(一些欧美马克思主义者主动关注生态问题)、“红绿交融”(绿色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多的结合)、“绿色的红化”(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来重构生态理论和引领生态运动)等进程和阶段角度分析了两者的结合[3];还有不少学者立足于20世纪中叶以降西方生态问题的不断凸显、全球性生态危机逐渐激化、生态运动日趋高涨等社会背景分析二者何以交汇。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不过,笔者认为,相较于这些偏重于外在性的描述与分析,整体性、概要性地剖析、解密其内在交融理路,对我们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主义的生发机制、演进逻辑和未来趋向,尤为必要和更有价值。本文就是基于此目的而作的尝试。

  一、社会生态学与生态危机:病理诊断学理路

  众所周知,1866年进化论者海克尔新创oecologie一词,强调这是“一门关于活着的有机物与其外部世界,它们的栖息地、习性、能量和寄生者等的关系的学科”。它先是被冠以oecology,在1893年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之后,按照近代的拼法改为ecology。海克尔之后,在督德、希姆珀、沃明等欧洲生态植物地理学家努力下,oecology很快由一个新名词转变为一门具有独特性和实质内涵的科学。不过,这些人大大强化了oecology的自然科学性,生态学由此走上了“科学的自然史”之路。

  在埃尔顿、坦斯利、林德曼等人努力下,很快形成经济学化和物理学化的“新生态学”。其实质与核心在于,在使自然产出或效能最大化的同时,保护好各种生物基金和非生物自然资源基金,兼顾长远利益和未来后代的利益。正如麦茜特所云:“对短期利益的追求,让位于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基础上的长期计划。管理的生态学追求最大的能量产出、经济收益,以及通过生态系统模拟、操纵及结果预测而达到的环境质量。”[4]这种在将人视为外在的客观观测者、科学研究者基础上(即生态系统之外)建构的管理性的生态学,在20世纪40年代基本形成,成为欧美国家治理生态问题的主导性思路。

  问题在于,尽管这种科学生态学对维系生态平衡、扩增生态效益确有一定的效用;然而,生态问题却愈演愈烈,到五六十年代甚至不断出现大规模乃至全球性生态危机。卡逊《寂静的春天》正是在此背景下问世的,世界地球日、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都是缘此而出现的。仅仅依赖这种科学生态学,能遏制、解决生态危机吗?这是人们不得不反思的巨大问题。实际上,早在科学生态学萌生、形成期,就已有人另辟蹊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理解生态,反思生态问题。比如施韦策在20世纪初提出敬畏生命,主张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人类应对之怀有责任感和怜悯心,方能与之和谐共处,真正的生态是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利奥波德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地伦理学,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包括人在内的生态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甚至包括无生命物质。

  这种把人融进生态共同体、从人的角度思考生态问题的思路,一般称为“人类生态学”,以别于上述自然科学生态学。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生态问题的不断显现,人类生态学的合理性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生态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是故,美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奥德姆(E.Odum)撰写的名作《生态学基础》60年代首版时主张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到了稍后的第二版却增加了副标题“现代生态学是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而在现今的第五版序言中明确说“生态学如今不只是被认为是一门生物科学,还是一门人类科学”[5]正因此,由施韦策等人开启的,具有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范式的人类生态学,迎来了大发展,诸如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自然内在价值论、“大自然的权利”等有机论自然观纷纷粉墨登场,及至70年代奈斯、塞壬斯等人张扬非人类中心主义,伸张生态中心主义甚或生命中心主义而提出的“深层生态学”,可谓演进到了顶峰。

  不过,这种哲学化、伦理化的人类生态学,除了越来越激进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其过于抽象化的思维言说方式、单一的分析视角,根本不足以分析日趋复杂的生态危机。正如卡普拉指出的那样:“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于一场深刻的、世界范围的危机状态之中。这是一场复杂的、多方面的危机。这场危机触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健康与生计、环境质量与社会关系、经济与技术及政治。”[6]这意味着,“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7]。这自然超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的视野,它们对生态危机也因此开不出有具体针对性的疗愈之法。

  这当然遭到生态学内部的反思和批判,并由此催生出人类生态学的另一种影响更为深重的分支——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当今非常活跃的一些激进政治生态学如生态女权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等正是在社会生态学基本主张基础上演化出来的,可视为社会生态学的具体化与深化。贾丁斯指出,社会生态学“并不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主流哲学或世界观。它们都认为,深生态学考虑的因素太抽象、太一般,认为深生态学试图忽略非常具体的造成环境破坏的人和社会的因素……认为具体的人类的机构制度和实践——不公正的制度和实践——才更为重要”[8]。社会生态学最著名的初创者、集大成者布克钦坚定地申明:“差不多所有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都有着社会失衡的根源”,必须“把环境问题理解为社会问题”。[9]他的学生科尔曼进一步说:“首先需要认清存在于现有经济和政治制度之中的社会关系,因为环境危机的根源最终可以追究到这些社会关系。”[10]鉴于此,卡特(Alan Carter)总结性地比较说,深生态学等生态哲学虽然也知道用“社会的话语”(人类的价值观、自然观)来阐释自然与生态问题,但它却不去从社会及社会问题中寻找生态问题的直接根源,这样做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得要领。[11]

  正像施密特指认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革命性在于其“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12],即马克思主义主张,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乃至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社会历史分析法,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科威尔(或译柯维尔)阐释说:“当我们使用‘自然’一词时,它首先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然后才可以被理解为任何其他事物。”[13]佩珀更为具体地说:“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尽管存在一个‘客观的’自然,但它现在已被它自身一个方面——人类社会所重塑和重释。”自然是“社会地被设想的和社会地产生的”。因此,人与自然的矛盾并不是先验的,“人并不是一种污染源,他既不是生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也不是生来就具有其他的种种野蛮性。如果人沾染上这些的话,那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或原罪所致,而是流行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14]

  毫无疑问,社会生态学对生态问题、生态危机的解析思路、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接近的,具有很深的亲缘关系。因此,前述的布克钦,虽然也批评马克思主义缺乏明细的生态意识,具有反生态的一面;但多次强调他的社会生态学直接受惠于马克思主义。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还将社会历史分析法具体化和深化,指认当代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马克思明确说“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即人们的劳动与自然界的敌对,亦即我们现在所谓的生态问题“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15]。所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6]。“历史的教训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17]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造成现代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和直接根源,它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生态学对生态危机的分析理路愈益被认可的背景下产生的,承继且光大了上述社会历史分析法的具体特指,并据此与某些社会生态学泛泛地批评一般人类社会制度(如布克钦批评人类等级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人类男权制)有原则的不同,它们把生态危机直接归咎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福斯特为此强调,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分析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亦即当代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方法”,就在于它“将一个生态系统的特定生态环境(和更大的自然之网)以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特定社会交往考虑进来”[18]

  应该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深刻洞察,借鉴、运用其社会历史分析法来诊断当代生态危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最基本的理路,也是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最初理路。所以,早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开端人物那里,这个理路就已奠定。如马尔库塞多次宣扬:“对自然的损害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与资本主义的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是资本主义用于加工制造的原料,是物质,是加强对人和物质的剥削性管理的原料”,进而形成了“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19]他的学生阿格尔在解释为什么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时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它“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20]

  这得到后继的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响应。如柯维尔、洛威明确宣称,资本主义“这个体制,由于对利润的持续增长的迫切追求,不断影响着大自然和生态平衡,使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21]。柯氏还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功能是生态危机的原动力。换句话说,资本积累的存在使得克服生态危机和恢复具有生命特征的地球生态系统的愿望无法实现。”[22]福斯特认定:“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23]而佩珀更为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而这种环境也是它所依赖的。从全球的角度来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在产生诸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和造成严重污染的大量废弃物等不利后果。”所以,“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24]

  还有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某些核心要素如资本逻辑、经济理性等进行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如福斯特分析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25]而岩佐茂则强调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追求利润、积累资本、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行的社会”“资本的逻辑由于对不带来利润的环境保护毫不关心而破坏了环境。”[26]卡利尼科斯同样断言:“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破坏自然的行为产生于资本积累的逻辑。”[27]高兹则别出心裁,在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理性”这一概念,指认其实质就是借助于“计算和核算”的“典型形式”“以效率为标准”,尽可能地“获取最大利润”“扫除所有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留下人与人之间的工具关系”。[28]而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把经济理性的统治扩充到生活和劳动的所有领域,这种经济理性借助于市场的逻辑肆无忌惮地显示自己”,其结果是“在企业层面上最大量的生产力的发展……从经济观点来看则是增长之源”,但“从生态观点来看是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29],资本主义由此和生态不兼容。

  这一理路的第三层表现是,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以生态危机理论来补充、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以使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融合、和时代合拍。如阿格尔认为:“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30]言下之意,马克思当年对由生产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分析必须让位于当今由消费领域(虚假消费和过度消费)引发的生态危机的分析,必须走向“生态危机学的马克思主义”才有存在的价值。而奥康纳指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固然正确,也仍然有时效性,但偏重于从生产本身内在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亦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同其得以进行、持续的“生产条件”(如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以及工人自身的自然)之间的矛盾,亦即它对这些生产条件的破坏、损害甚至毁灭作用——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痼疾,结果“低估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自然界的退化的厉害程度”,“因此,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31]高兹则说:“毫无疑问,生态的因素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促进性作用的要素。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要素要被看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这里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的危机,由于生态的危机而加剧。”[32]为此,必须把生态危机纳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生态学向度,这才是完整的、科学的和有生命力的。

  二、辩证的自然观、协同进化和立足于生态危机反思:重释和辩护论理路

  上述第一条结合理路虽取得不少成就、获得很大进展,但却面临一个根本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也许对我们分析思考、有效应对生态危机很有裨益,但它本身是否是符合生态诉求的?如果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从何谈及呢?

  在西方,指责马克思反生态学不绝于耳。对于深生态学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明显的反自然主义者,完全承继了启蒙主义的主调,根本上是反生态的;对于大部分主流绿色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自然的超自然性(如具有难以理喻的神性,可成为人类的范本)、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和经济增长具有自然限制,对自然缺乏应有的敬意和尊重,将自然从属为社会历史,以发展生产力的名义公开鼓励与支持人类支配自然,是典型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和生态学基本上背道而驰。

  更重要的是,不少新左派先后加入这种指责的大合唱,其中不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看作斗争对手,“看作更加合理地发展生产力的领域”[33];阿多诺说马克思“认可了像对自然的控制这样的大资产阶级纲领”[34];吉登斯指认,“马克思尽管也曾提出过某些值得注意的见解,但它的著作主要是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中介”[35];克拉克强调马克思的人“是一个不以自然为家的……存在物。他是一个把自然置于他的自我实现要求之下的”[36]存在;科拉科夫斯基同样抱怨马克思主义“缺乏对人类存在的自然条件的兴趣”[37]。此外,一些新左派接受工业社会理论的某些思想,进一步以生产主义、生产力主义、增长主义或增长范式等恶名,指认马克思主义为片面追求生产力发展、工业增长的工业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如出一辙。如萨拉·萨卡说:“很难设想,如此深深植根于增长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如何能够让它自身实现生态化。”[38]鲁道夫·巴罗、乔纳森·波里特、特德·本顿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信奉工业主义这种“超级意识形态”,左右对立不存在。鲍德里亚更具典型意义,他认为,马克思接受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奴役性自然观”,即自然“在本质上是一个被支配概念”[39]的主流成见,其建筑在自然“好坏”、资源匮乏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制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又一种“生产之镜”。于此,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主流陈见,即认为在青年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那里,存在一定的生态思想;而到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则已然消失殆尽。

  面对上述情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想令人信服地被认可与接收,有必要再推进一格,即指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思想和生态学相一致、相吻合。究其实就是要通过文本的重新梳理和阐释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思想、生态向度辩护。不过,这种辩护性理路大致又可分为强意义上的辩护和弱意义上的辩护。

  所谓强意义上的辩护,是指它主张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违背生态学,或者是和生态学高度吻合,具有丰富的生态学内涵,或者提供全新的、更高水平的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立,那种外在嫁接(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法)固然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在开掘。这种强辩护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围绕某些核心内容(如自然观)或者核心观念(如控制自然、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核心概念(如生产力)等重点突破性的辩护;另一种是相对完整、通盘性的辩护,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较为完整的生态学。

  前一种情况代表性人物有帕森斯、格伦德曼。如帕森斯认为,马克思确实很少谈及自然价值,对物质进步持有乐观主义;他也的确为了人类的利益接受了“控制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也译支配自然)观念,但这绝非鼓吹一种专横的主奴关系、无节制地利用自然;“对于控制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立场恰好是资本主义的反题:通过关心而不是贪婪……慷慨有情而不是一味占有以及通过对自然和社会的理性计划来实现发展”,坚持“自然创造人反过来又被人创造、人改变了自然反过来又被自然改变”这种科学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因此内在地具有生态学。[40]而格伦德曼则就三个核心问题多面出击。首先,他明确说:“生态中心主义提出的方法是自相矛盾的,它妄图单纯从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问题,呼吁人类遵循、适应自然法则,可现实中离开人类行为就无从谈及生态平衡,真正的生态平衡是把自然和人的需要、快乐和愿望协调起来,并通过满足后者来实现。”由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必然反生态,更不能因此指责马克思主义反生态。其次,控制自然是人类为生存所必需的活动,它本身并不必然造成生态问题。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控制自然还有更深一层所指,即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共产主义就追求这种控制),这恰恰是非常生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问题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控制的缺失”[41]。最后,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所谓“生产力增长”有两层含义:一是前述的控制自然;二是较少努力获得更多财富。人们往往习惯于从狭义的第二层含义上理解,把马克思主义误解为反生态的。

  后一种情况以福斯特、伯克特、佩珀、休斯为代表。福斯特明确说:“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仅仅认识到“他所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生态学所迫切需要的”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生态学唯物主义”[42],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具有完整、独立的生态学。缘何这样说?首先,马克思充分吸收了伊壁鸠鲁、费尔巴哈、达尔文的自然唯物主义思想合理之处,但又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进行了推进,进而形成了既尊重自然的先在性(自然先于历史)、母体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自立性(自然会自我演进),又强调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彼此制约互相促动,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有机结合的辩证自然观。马克思同时批判了蒲鲁东机械论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他那里,“支配自然”不具有为了财富积累而罔顾自然的反生态命意。其次,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出“物质变换”(又译为新陈代谢)理论,不但用它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造成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而且依据它强调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维系和促进入与自然之间良性、可续的物质变换,进而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协同进化。这是一种符合现代生态理念的革命性生态学。我们现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可以视为它在今天的复归。休斯重新解释了生态原则,认为它包括生态依赖(人为了生存而依赖自然)、生态影响(人类行为会影响自然、自然会影响人类)、生态包含(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三大原则,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都含有这些内容;而且,早期和晚期的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断裂问题。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但生产力不只是技术,还包括劳动者的体能、原料和自然给予的生产资料。就此而言,指责马克思主义反生态无从立足;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从多个维度看都是和生态学一致的。[43]伯克特通过系统考察马克思的自然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共产主义思想)张扬的是和自然条件有限性相匹配的新财富观和新消费观,秉持共有的生态伦理,吁求人类负责任地管理自然;其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中,和自然和谐、维系生态良性平衡是很重要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具有充足的生态学。[44]

  所谓弱意义上的辩护,是指它承认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含有一定的生态思想,但要么不完整,要么晦暗不明;有必要立足于现代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在重释文本的基础上重新开掘或大力补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蕴。奥康纳、岩佐茂、科威尔是典型代表。

  奥康纳批评那些指责马克思主义轻蔑、敌视自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是反生态学的,反而含有很多生态思想。不过,他更强调,“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缺失”丰富的“生态感受性”。[45]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有很多重要的生态学洞见的。比如它对生产方式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含有“生态条件”思想。如果沿着生态条件思路分析,就必然会得出自然生产力或者说生产力存在自然向度这个结论(自然是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内在因素,因为自然条件是一种生产方式得以形成的基础)。可惜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正统解释那里,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受到重视。今天,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生产条件分析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生产无限性与自然条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同时开掘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岩佐茂同样认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着环境保护的观点,但是无论从性质还是规模来讲,已成为当今问题的公害与环境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想到的。”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限制”[46]。比如生产力概念,既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等量的方面,实际上还有更根本的质的方面即作为劳动者各种能力发展的生产力。如果这样理解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恰恰是生态的。因为人的各种能力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处理和自然环境关系的能力。这个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当然存在,马克思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有力证据。可惜的是这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显要思想。为此,有必要结合当今时代的生态危机,大力开掘和彰显。

  三、自然、人的双重解放与生态社会主义:危机疗愈学理路

  无论是作为诊断学还是作为一种独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含有治疗学意义上的生态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很容易趋向第三条理路:走出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走向未来生态社会,即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路。

  当然,具体建构又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直接依据诊断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来建构,另一种把诊断学意义上的和辩护论意义上的结合起来建构。一般把后者称为严格或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把前者称为中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因为还有更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即它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社会主义而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建构生态学。

  生态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第三条理路,根本在于它诉求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同时实现。早在20世纪,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霍克海默等认为:“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47]提出了双重统治(支配)之间的关系。继后的马尔库塞进一步细化了这个主题:“对自然的改造导致了对人的改造”“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概念和工具”[48];“在剥削社会中,自然受到的侵害加剧了人受到的侵害。”“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49]自然的解放、人的解放或社会的解放内在地高度关联。而在当今,两种解放的共同实现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开出的药方:走向一种和生态有机融合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同时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帕森斯为此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有确定的(尽管不是充分详尽的)生态学观点,对他们来说,政治生态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不可分割的。既然劳动人民和自然都受到阶级统治剥削,所以它们都将由解放于阶级统治而获得自由。”[50]而伯克特进一步分析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来源、生态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健康而持续的人与自然互相依赖关系的强调,都提供了开创性的和有用的洞察”[51]。萨克塞据此合理总结说,生态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立场的生态学社会方案”“最好被理解成一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和社会主义的行动主义的、通向生态社会的途径”[52]

  那么,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呢?

  首要的是,正如前述,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是社会剥削、奴役的根源,也是生态灾害的根源,所以“生态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在所有的生产者自由发展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它要中止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53]。即实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伯克特也明确说:“马克思的生产条件共同所有的设想无疑体现了某种需要对生产进行合理管理的生态合作框架。”[54]福斯特更直白地说:“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以实现新陈代谢的恢复。”[55]佩珀提出了相同的主张:“最好的绿色战略是那些设计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战略。”[56]

  与此同时,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国家和计划都有存在的必要。奥康纳立场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离开了对‘社会生产的统辖’,缺少一种‘对自然的深刻的科学理解’为基础的社会计划,一种在生态上可持续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57];而佩珀进一步说,如此一来,国家有必要“同时在全国的、地方的和分散化的层次上发挥作用”[58]

  其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消解资本主义一些反生态的内在要素,如经济理性、资本逻辑、官僚制管理以及帝国主义扩张趋向等,同时高扬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民主等核心诉求。“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已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奥康纳此言,应是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共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民主。奥康纳进一步说:“在我看来,唯一可能行得通的政治形式,——即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59]

  其中,所谓“社会劳动管理的民主化”,就是马克思晚期在劳动过程理论提出的生产者自治思想。这种工人自治(自我管理生产劳动)既是一种直接民主,也是一种分散的小规模的基层民主。主流绿色思想都认可分散和小规模民主是内在地与生态吻合的(所谓小的就是好的,亲近自然等说法因之产生),它也因此广受生态社会主义的欢迎。如佩珀认为它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而阿格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必须是“结构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

  此外,生态社会主义诉求的是全新的生活、全方位的生态化。为此吁求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尊重自然;呼吁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反对无节制消费;实现生态生产、生态消费、生态技术有机统一。

  最后,在如何终结资本主义而代之以社会主义上,不少生态社会主义者或多或少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集中为两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仍然强调工人阶级是基本的历史力量,工人运动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础上把许多代表生态主义的自发性新社会运动整合、吸附进来,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佩珀立场鲜明地说:“作为集体性生产者,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去建设我们需要的社会。因此,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潜在地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而阶级分析也依然重要。”[60]二是坚持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科威尔毫不犹豫地断言:“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制度力量和人民力量之间的平衡产生了逆转,革命暴力就可能成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选择方式。”[61]

  四、结语:走向一种整体意义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应该说,结合当今时代的生态问题反思、重释乃至新构马克思主义,确实很有必要。这不仅因为生态问题是当今世界人类实践最突出的问题,是影响到人类存续的大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恰恰相反,它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它最大特性和根本优点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吐故纳新、推陈出新,是“实践诠释学”。就此而言,我们不但要欢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到来,而且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贡献自己的声音。

  不过,我们认为,在如何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坚持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最有裨益。生态学委实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心,但马克思主义的确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具有相当多的生态论述和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上述三种理路都有各自立足的理由,其中第二种理路无疑是最基本的。如果不挖掘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和生态学相融相生的思想,整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地基是不牢靠的。而这种挖掘和整理当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更无须夸大其词式的“过度诠释”;而是依据文本、尊重文本,结合现实,反思历史,有根有据解读和整理。而上述第一种理路最被认可与接受、也最少争议,第三种理路最具建设性。三者都不可或缺。正因此,以第二种理路为基础,整合第一种、第三种理路,构建总体性的完整意义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但回应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禀赋,也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理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注释:

  [1][意]卢西那·卡斯特林那:《为什么“红的”必须是“绿的”》,见[南斯拉夫]米洛斯·尼克利奇编:《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第58页,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2]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第5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参见周穗明等:《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下),第454—460页,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

  [4][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第261—262页,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美]E.P.奥德姆、[美]G.W.巴雷特:《生态学基础》,王伟、王天慧、何文珊、李秀珍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第3页,卫飒英、李四南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7]A.Hurrell.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The Pennsy Lv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150—151.

  [8][美]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第265页,林官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美]默里·布克钦:《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及消解》,1991年版导言第21页,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0][美]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第39页,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11]Alan Carter.A Radical Green Political Theory.London:Routledge,1999:352.

  [12][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第2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3]Joel Kovel.The Enemy of Nature:The End of Capitalism of the Word? London:Zed Books Ltd,2002:172.

  [14][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正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164、232—233页,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央编译局译,第48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553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9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8][美]布雷特·克拉克、[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生态学》,孙要良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1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第127、129、128页,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0][30][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20,486页,慎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1][美]乔尔·柯维尔、[法]迈克尔·洛威:《生态社会主义宣言》,李楠译,载《绿叶》2008年第12期。

  [22][美]乔尔·柯维尔:《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郎廷建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10期。

  [23][25][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1,2—3页,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4][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正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译本前言第2、133页。

  [26][日]岩佐茂:《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刘荣华、韩立新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27][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第24页,罗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28]Andre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London:Verso,1989:109—110、19.

  [29]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第608、605页。

  [31][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98、275页,唐正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21.

  [3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第123页,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4][德]西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第240页,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35][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第122页,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36]转引自[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第150页,刘仁胜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7]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Vol I.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412.

  [38][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第245—246页,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9][法]让·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第38页,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40]Howard L.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London:Greenwood Press,1977:70、15.

  [41]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20、15.

  [4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前言。

  [43]参见[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第123—144、175—194页,张晓琼、侯晓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4]参见陈永森、蔡华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第313—334页,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

  [45][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8页。

  [46][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第104页,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47][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2、36页,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140、144页,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4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与新左派》,第127页,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0]Howard L.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London:Greenwood Press,1977:77.

  [51]Paul Burkert.Marx and Nature.Hampshire:Macmillan Press Ltd,1999:8.

  [52][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第126页,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53][美]乔尔·柯维尔、[法]迈克尔·洛威:《生态社会主义宣言》,李楠译,载《绿叶》2008年第12期。

  [54]Paul Burkert.Marx and Nature.Hampshire:Macmillan Press Ltd,1999:245.

  [55][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

  [56][58][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正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37,332页。

  [57][59][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47,439—440页。

  [60][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正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第357页。

  [61]Joel Kovel.The Enemy of Nature:The End of Capitalism of the World? Zed Books Ltd.,2002:222.

  (作者单位:关锋,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黎华楠,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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