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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与“一带一路”建设
作者:张峰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6-11-10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拥有丰富的国际交往思想。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相互促进,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依赖日益增强,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大量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国际交往与生产力发展、文化传播、交通运输革命、全球化等的关系。“一带一路”战略本质就是一种国际交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对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完善并有效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交往理论;“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对外发展战略。2015年3月28日,中国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此“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统筹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国内和国际两个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战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虽然不少,但多为对策建议性研究,基础理论性研究还非常不足,亟待补充。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对于完善并有效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交往是指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往来。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交往”这一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多次言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交往的含义是很广泛的,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大约提及了150次”[1],他们系统地论述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由内部交往、民族交往发展到国际交往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既包括商品交换,也包括文明的交流融合,还包括战争等交往形式;既包括内部交往也包括民族交往和国际交往;既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也包括人与自然的交往。交往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人的全面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当代新的“世界工厂”,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战略的本质正是一种国际交往,本文将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交往理论为基础,分析其国际交往理论对于中国参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促进产业升级,促进文化交流,建设“一带一路”的启示。

  一、国际交往是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统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交往与文明保持与弘扬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从而把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都纳入交往理论分析的框架中,这比单一的分工理论更具有理论深度,对全球化等问题更具有现实解释力。

  1.国际交往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

  生产规模扩大需要相应扩大交往范围,而交往范围的扩大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交往与生产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2]交往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促进国际交往的发展。

  首先,生产力发展能够促进交往的发展。当生产力水平较低时,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只能满足自身需要,“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3],这是一种自然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在满足自身需要后仍然有剩余,这样就产生了通过交换以满足多样化需求的需要。而剩余产品只有销售出去,生产者才会有能力进行再生产,这样便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出现了分工,人们开始专门从事一项产品的生产,交换更加频繁,人们的交往也更加普遍。因此,“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4],交往的范围才会逐渐扩大。

  其次,交往范围的大小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影响。一方面交往范围的扩大,有利于促进商品销售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扩大后,原有的生产能力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产品供不应求,于是生产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进一步扩大生产。而生产的发展会促进分工的进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能力,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因而,交往范围扩大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5]

  另一方面交往范围如果过小,则不利于商品的销售,产品卖不出,则无法换回货币,从而该生产会日益萎缩乃至消亡。“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6]这是生产能力低下,无法满足更大交往范围的需要,影响交往范围扩大的例子。

  最后,生产力发展与国际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到大工业时期,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交往发展为国际交往。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一国发生的事件,既有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历史由国别史进入到了世界历史阶段。随着国际交往的形成,国与国之间进行生产力的交流,交流范围越大,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利用与保存。如果交往范围小,可能因为偶然的事件,如战争、自然灾害、疾病等而使生产力失去传人,从而使科技文明成果中断。国际交往的形成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交流与发展,“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

  2.国际交往促进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文明是生产劳动实践的结果,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文明,而一项文明成果能否得到传承和发扬,取决于交往与传播的范围。马克思把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8]。如同交往与生产力的关系一样,交往与文明传播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是文明程度受到交往范围的制约。文明成果的创新与发展受到交往范围的影响。当一项文明成果产生后,如果交往范围大,被人们广泛接受,则有利于文明成果的保存。文明成果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也有利于文明成果的创新与发展。文明成果与交往范围之间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为此,马克思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9]

  二是自绝于世界文明体系之外,只能导致封闭落后。文明成果来自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人口基数越大,创造出越多的文明成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明,不同的民族相互交往,可以促进文明的交流与发展。如果一个民族自绝于文明体系之外,则会导致越来越落后,甚至可能在国际交往中沦落为受欺凌、受压迫的对象。马克思曾高度关注中国的命运,他分析了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0]

  三是国际文明交往是一个文明冲突与融合的过程。随着经济交往由地域性的交往发展为国际交往,国与国之间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越来越多。在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有的文明被灭绝了,有的被同化了,往往是较高的文明同化较低的文明。“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1]

  二、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交往理论的深刻预见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火车、轮船、电报等开始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往的革命,认为国际交往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全方位的交往。

  1.交通运输革命推动了国际交往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促进交往范围扩大,形成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生产出来的产品运输到发生交往的国家,需要铁路、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也需要随着人员的流动、信息的传播等途径进行交流。资本具有增值的逻辑,为了增值,就要不停地缩短时空距离,以时间消灭更多的空间,通过缩短运输时间,加快资本的周转,实现提高生产利润的目的。“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消灭空间。”[12]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缩短了流通时间,加快了资本周转,对于国际交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传统的对交通运输业的认识不同,马克思认为交通运输业不仅包括铁路、轮船等,还包括电报等信息传递部门,“在这些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客货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13]。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交通运输业发生了深刻的革命:铁路被广泛使用,出现了蒸汽轮船,电报开始慢慢在信息传播中广泛应用。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交通运输业的作用,把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提高到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地位。“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现在已经减少到12个星期。”[14]

  交通运输革命不仅提高了运输的速度,也促进了国际交往的发展。在火车发明之前,人们运用人力、畜力作为运输的动力,运输成本高,运输时间长,增加了生产成本,限制了商品的交换。交通运输革命使运输成本下降,大大提高了工业国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价格优势。恩格斯曾高度评价“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这只是被归功于自由贸易,其实更多地应归功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15]。马克思预见性地看到电报在促进国际交往中的作用,“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一百倍”[16]

  铁路、远洋轮船、电报的发展拓展了人们交往的范围。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到,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由过去的地中海发展为大西洋,再到后来拓展到太平洋,形成了全球化。1858年,马克思就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预言道:“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17]

  2.国际交往是全方位的交往

  国际交往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往来日益频繁,联系日益密切,依赖日益增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虽然生态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但是马克思还是预见到了由于国际商品交换所引起的国际生态交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形成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国际交往。

  第一,国际经济交往体现在世界市场的形成、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国际物流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8]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9]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经济全球化既包括国与国之间的互相往来日益频繁,也包括相互依赖日益增强。

  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交往的全球化,政治交往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的优势和武力的强权,在全世界强行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落后国家自然经济的基础,以便把其纳入世界市场的范围,变成其原料的产地和商品的倾销地。“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20]

  第三,随着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也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往。因为发展商品贸易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交往、文明的传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1]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了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国之间的文化交往和文化依赖日益增强,地方性的文学变成了世界文学,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2]

  第四,在经济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体现在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移民和殖民方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曾在海外建立大量殖民地,一方面把大量的人口移民到殖民地,这些移民在殖民地繁衍生息,促进了人口的社会交往。“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而这些外国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羊毛产地。”[23]另一方面,对当地的人进行殖民统治,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掠夺和压榨,并把强取豪夺的成果转移到宗主国,转化为发展生产的资本,促进本国工业化的发展。

  第五,商品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作用的过程。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既生产出来了产品,也利用了自然界的能源和资源,同时还会生产出废水、废气、废渣等工业副产品。因此,在商品生产、商品贸易往来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生态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注意到由于国际贸易所导致的国际生态交往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大土地所有者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而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24]

  三、马克思恩格斯国际交往理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其本质就是国际交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中国和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

  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面对中国和世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对外开放的新布局。

  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尚未摆脱危机带来的萧条,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复苏乏力,居民收入减少,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从国内来看,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了出口加工业,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投资方面,随着国内高速公路、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铁路、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下降。由于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劳动者收入低,消费难以实现大幅度增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低。然而,由于过去的投资和国外需求,中国长期以来积累而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走出去开辟更大的市场,成为中国面临的必然选择。

  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面临着扩大市场,扩展产品销路的问题。“一带一路”的目的在于通过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走出去的战略,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国际交往,是一种主动的对外交往活动。通过“一带一路”不仅可以扩大中国商品出口,还可以扩大中国基建服务出口;不仅出口商品,还可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沿线国家提供贷款支持,增强贸易国的发展能力,促进其经济发展,提高其购买能力,最终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可能性:从海上丝绸之路来讲,中国拥有较强的海上运输能力,中国造船业世界排名第一,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排行榜中,世界前10大港口中国有7个,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历史;从陆上丝绸之路来讲,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高速公路、高铁建设技术,可以通过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甚至高铁把亚欧大陆联系在一起,促进亚欧大陆的国际交往;从资金支持看,近年来由于中国长期的出口导向型政策,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3万多亿美元,可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的设置,解决沿线一些国家资金短缺的问题;从技术能力来看,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中国储备了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可以帮助沿线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从工业生产能力看,中国拥有除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最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可以帮助沿线工业落后国家和地区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2.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一带一路”建设与单纯的商品贸易不同,不仅有商品交换,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业发展,更有社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见,“一带一路”本质是一种全方位的国际交往,不仅包括国际经济交往,还包括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社会(人员)交往以及生态交往等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思想对于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近年来,中国利用投资、出口作为增长动力,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随着国内投资的日趋增多以及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由于金融危机而导致的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把中国的优势产业和丰盈的资金转移到沿线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更好地利用沿线国家的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在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同时,帮助沿线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其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促进文化交流。“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一种文化交往的渠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我们应该在世界文化大交流、大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其他文明的长处。中国应该发扬“和为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核,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尊重对方国家的文化和风俗,平等地进行对外交往。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传播中国的外交理念,为经济交往创造良好的国际软环境,同时要不断地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的长处,推进中国自身的文化建设。

  三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在国际交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应该积极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通过推动沿线国家的高铁、机场、港口、通信、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经贸和文化交流的桥梁。由于海运成本低,目前世界贸易的80%以上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借助天然的对外贸易区位优势,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分布在距离海岸200公里的地方。而随着铁路、公路、航空等运输技术的发展,世界已形成铁海联运、陆海联运、河海联运、空海联运的集疏运体系,从而有助于欧亚大陆深处的内陆国家和地区更好地融入国际交往,进而形成更大的世界市场,形成更高水平和层次的全球化2.0。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方便,跨国网购使国际经济交往日益便捷;互联网的发展也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快捷,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也必然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四是依靠“一带一路”战略,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新航线开辟和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分工越来越细致,交往越来越频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全球化越来越普遍。只有积极融入全球化,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吸收人类共同的科技成果、文明成果,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在过去的对外开放中,中国虽然也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但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引进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依托“一带一路”战略,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是促进中国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的必然选择。

  五是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探索建立新型互利共赢的对外交往模式。在西方国家的对外交往历史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25]。即使是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的也还是不平等的“中心—外围”体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对等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交往联系。由于世界各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产业转移和资金投入,支持沿线国家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助于加快沿线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解决其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同时有助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六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依赖日益增强,命运日益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数十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更好地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交往,将更好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通过中国的“基建”“高铁”等“走出去”战略,加快各大陆腹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国际分工的升级,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命运共同体;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战争的危害越来越大,在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时,应该秉承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战争的危害;在“一带一路”中应该进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形成“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应该形成合理的国际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一带一路”战略同时也是一种生态命运共同体,在“走出去”过程中,要关注对方国家的生态保护问题,不能为了经济利益就把本国落后淘汰、污染严重的项目转移到其他国家。转移淘汰落后产能虽然暂时可能增加经济效益,但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最终也会使本国环境受到污染。

  总之,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国际交往迅速发展的时代,他们创立了丰富的国际交往理论,特别是其国际交往既包括物质交往也包括精神交往,交通运输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交往的发展,国际交往是全方位的交往等思想,对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加快互联互通,促进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注释:

  [1]彭萍萍:《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560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52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8-91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1-822页。

参考文献:

  [1]杨洁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求是》2016年第1期。

  [2]任平:《交往实践观: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视域》,《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花勇:《国际社会的交往构成——交往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国际观察》2014年第5期。

  [4]栾文莲:《马克思的交往学说及其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

  [5]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理论月刊》2014年第11期。

  (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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