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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知识阶层主体接受性的嬗变与反思
作者:孙晓晖 郭文亮      来源:《东岳论丛》(济南)2013年12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4-05-05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以先进青年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不顾反动当局围剿打压,冒着生命危险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形下,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信仰非但没有进一步增强,反而发生了某些迷茫与动摇。究其原因,既有国内外环境的客观影响,也有人为因素造成的不良后果。认真反思这种逆向转变现象,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知识阶层主体接受性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既有助于知识阶层更好地认同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执政党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知识阶层;主体接受性;历史考察

  知识阶层历来是新思想、新理论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知识阶层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在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知识阶层的主体接受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至关重要。耐人寻味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当时众多西方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从开始传入中国时受到反动当局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围剿打压,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地位和影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作为接受者与传播者双重身份的知识阶层,虽然还有不少人仍在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教育,但毋庸讳言,却有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逆向转变,由最初的真诚信仰和执着追求逐渐演变成迷茫彷徨,虚与委蛇,甚至走上反马克思主义歧途,个中原因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一、民主革命时期知识阶层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历史起点,西学东渐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以西方基督教为根基的理想“天国”,从康、梁的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自由主义,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近百年时间里都在不断地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然而,完美的救国方案却总是停留在理想层面;外表光鲜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旦与中国现实嫁接,结出来的往往都是歪瓜裂枣。寻觅与抉择之中,一次次救国迷梦的幻灭表征着中国现实的残酷,民族振兴,路在何方?这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前大多数知识分子郁结于胸的一道难题。

  (一)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追求

  从历史视角解读,中国的知识阶层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20世纪初,以改良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怀着极大的希望与热情,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憧憬心理,虚心向处于先进地位的近邻日本学习,梦想解决中国的发展出路问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抱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希冀复制日本近代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一愿望虽没有实现,却意外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打开了国人的眼界。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先声,国人由此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随后马克思主义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在中国传播开来,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各大主要城市纷纷涌现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革命组织。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面对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以及无政府主义等多种改良主义思潮,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还带有一定的被动性质,是诸路皆不通情况下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然而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发展,被动接受逐渐转变成了主动追求。众多知识分子在面对各种新思潮多元激荡的境遇下坚定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一部分国民党老同盟会员的思想转向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董必武曾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给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1]。吴玉章也从辛亥革命的实践中切身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2];“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3]。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求之若渴,坚定地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提到,在1919年底至1920年4月“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在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双重交织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抛弃大城市的优裕生活,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先后奔向马克思主义的圣地延安的潮流;一时间,延安“天下英雄豪杰云集”,成了“年轻人的圣城”[4],这也成为当时国共对垒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热情一直延续到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何以赢得知识阶层

  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受到官方打压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却能获得知识阶层乃至广大民众认同,进而赢得天下?为什么早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西方新思潮最终却没有被多数知识阶层所接受和认同?

  一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革命性、科学性与实践性。

  与其他社会阶层不同,知识阶层对一种外来理论,不仅要看它实践中的革命性,更要看它学理上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取决于其本身是否具有革命性、科学性与实践性。对此,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精英有着自己的深刻洞见。李大钊称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5]。杨匏安指出:“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6]。蔡和森认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惟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7]。毛泽东也说过,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上的革命性,而且具有学理意义上的科学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导致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欣然接受和认同。

  二是马克思主义契合了知识阶层忧国忧民的特性。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马克思主义得以迅速传播除了满足了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契合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特性。自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知识分子尝试了各种方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但都以失败告终。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挫折和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来到了中国,契合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和救亡图存的心理需求,因而很快为知识阶层所接受与认同。如果没有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和知识阶层的主体需求,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在各种新思潮的激荡中传播开来,进而实现中国化与大众化。民主革命时期,知识阶层接受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动力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主要是围绕中国革命的核心话语而展开。在革命压倒一切的现实需要下,知识阶层主动追求马克思主义有了充足的现实动力,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成功地完成了救亡图存的革命任务。

  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带给知识阶层的鲜明对照效应。

  鸦片战争以来,尽管西方列强对中国多次侵略的惨痛经历让国人痛心疾首,知识阶层仍将解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先进制度、先进思想和西方大国的政客身上。然而,一战后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使知识阶层对西方文明的幻想化为泡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效应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连续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表示废除过去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归还从中国掠夺而来的一切特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令知识阶层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西方文明和俄国革命。陈独秀宣称,帝国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瞿秋白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9]。旧路不通只有另觅新路,现实的鲜明对照清晰地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明白了中国当下最需要的是什么,而这正是知识阶层长期不懈探索而发生的转变,恰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10];“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而“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1]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阶层认同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逆向分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整党整风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通过大力宣传和学习总路线,顺利完成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中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亲身体验到新旧两个中国鲜明对比的知识阶层,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感性认知逐渐上升到理性认同的高度,进一步加深了知识阶层主体接受性。然而,随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党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出现和各种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知识阶层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始发生逆向分化,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其主体接受性从理性认同、自觉践行逐步转变为大部分人盲目顺从,小部分人开始质疑与抗争。

  (一)知识阶层主体接受性的嬗变轨迹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思想。他强调,“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2]。在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加之对新政权的深切认可,知识阶层延续了民主革命时期主动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与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次次宣传普及过程中,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经由感性认知不断走向理性认同。一方面,中共中央从1950年5月在全党开始的整风运动,严格整顿党的作风,与此同时通过“三反”“五反”等运动,取得了在执政条件下改善党自身作风的良好效果,赢得了知识阶层发自内心的热烈拥护和响应。1951年2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党是领导着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党,必须经常向各界人民正确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目前的各项主张”[13],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地位逐步确立。另一方面,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学雷锋、学哲学等活动,掀起一股学习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热潮,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性认知由此升华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活动,进而完成了从思想到行动上都趋向于理性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历程。

  然而,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党和国家的理论思维与实践方式并没有随着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而迅速转变过来,在很长时期内仍然秉持“革命”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方式,尤其是从毛泽东在晚年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泥淖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致使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产生了逆向分化。

  1957年后,“左”倾错误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随后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运动和“反修防修”运动使得极“左”错误路线得以确立。为此,知识阶层曾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于对党的关心和爱护,在整风运动中对党的错误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却招致几十万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政治和人格上的无情打击;而这些政治运动的开展恰恰又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进行的,这就导致知识阶层产生了困惑:到底是自己的思想认识有问题,还是现在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问题?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阶层作为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更是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基本失去了表达独立思想的话语权。狂热的个人崇拜以及高压的政治环境使得知识阶层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过去的理性认同逐渐转变为盲目顺从,甚至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但也有一些勇敢的知识青年不堪忍受马克思主义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走上了质疑抗争的道路。1966年9月,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王荣芬就曾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公开上书毛泽东,请求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的身份好好想想自己在干什么?到底要将中国引向何处去?而且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最后她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4]

  (二)主体接受性嬗变的原因反思

  和平建设时期知识阶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为何发生了这么大的蜕变?中国的知识阶层在历史境遇最为险恶之时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然而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后,知识阶层却失去了过去那种欣然接受和主动追求的热情,逐渐陷入了困惑彷徨,最后不得不盲目顺从的尴尬境地。究其蜕变的缘由,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

  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解读与极端化宣传。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得以逐步确立。但随着反“右”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不断遭到扭曲并成为发动各种政治运动的理论依据。这无疑会导致知识阶层产生困惑与疑虑,尤其是当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潮愈来愈占据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时,一大批原本坚持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精英反被当成反马克思主义者而被打倒甚至迫害致死,由此带来极其恶劣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影响,更是加剧了知识阶层的认知蜕变过程。诸如中共一大代表、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被毛泽东誉为“理论界的鲁迅”的李达,由于不同意康生等人倡导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论调而受到错误批判,最终遭迫害而死。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等,都曾遭受过错误批判和残酷打击。“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文化界的“三家村”开始,更是将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和极端化宣传推向极致。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盛行,毛泽东思想被曲解为绝对真理的化身,甚至被上升到神化的高度加以膜拜。这就使知识阶层很难从理性上继续认同这样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知识分子政策的突变严重伤害了知识阶层的利益与尊严。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给予旧中国过来的知识精英以高度重视和极高礼遇,诚邀德高望重的名人智士加入国家政权,以发挥他们在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作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配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1956年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同年,毛泽东提出要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这种科学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利于知识阶层从内心深处理性认同马克思主义。然而从1957年春夏之际开始,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开始并不断扩大化。这次反“右”扩大化是对知识阶层的一次沉重打击。自此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曾被誉为社会精英、代表社会良知与公正的知识分子,被反过来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生活待遇上都遭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更为严重的是,反“右”扩大化开启了新中国以言获罪的恶劣先例,使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很大禁锢,智慧才华受到严重压抑,自由思考的学风日渐衰微。这一状况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进一步恶化。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打击,表面上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却从内心层面削弱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同。从此,知识阶层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始变得虚与委蛇和盲目顺从。

  三是知识阶层的双面特质与一元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张力。

  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知识阶层的独特个性就在于独立性与批判性。在知识分子的眼中,任何一个社会总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因而是不圆满的。由于他们总是期冀按照自己的理想目标改造社会,知识阶层常常对现实社会的指责与批判多于肯定和褒扬。对此,美国学者科塞认为,“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他们“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15]。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聚集了整个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质:一方面爱国爱民,愿为国家和民族复兴赴汤蹈火;另一方面又忧国忧民,无所畏惧地充当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很快接受新政权,力图施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对强势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呈现理性认同心理。然而伴随一元化意识形态的逐渐确立,一向以“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著称的知识阶层,难免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产生矛盾与冲突。“双百方针”出台后不久,的确有少数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试图改变现实政治制度的尝试,却使整个知识群体付出了沉重代价,为此知识阶层遭到普遍整肃和严厉打击。在一元化意识形态处于“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历史境遇中,知识阶层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盲目顺从外,已经无力补天。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固有特质也与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由于知识阶层先天地具有较强的自由观念和民主意识,在革命战争的特殊时期尚能勉强接受民主自由程度不够高的政治状况;但在现代化建设的和平时期,尤其又是在一个本应比资本主义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权力高度集中、民主程度不高的政治状况就比较容易引起知识群体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又会反过来严重影响其对那种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在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理论殿堂传入中国普罗大众的过程中,知识阶层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既是接受者和传播者,又是研究者和实践者。知识阶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知识阶层主体接受性的嬗变历程深刻说明,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需要知识阶层随着时代的转换,将自身角色从革命时代以批判为主转变为和平时代以建设为主,以更好地发挥自己在先进思想理论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同时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大力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充分尊重知识阶层的主体性,为知识阶层进一步接受、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

注释: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3]《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110页,第112页。

  [4]张远新:《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3期。

  [5]《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3、177页。

  [6]《杨匏安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

  [7]《蔡和森文集》(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9]《瞿秋白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14]余习广:《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15][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作者单位:孙晓晖,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文亮,中山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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