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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执政与政党适应能力建设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政局发展的比较分析
作者:陈文;黄卫平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5-11-05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难能可贵地维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总体稳定,两国的优势政党利用各种资源长期执政。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产阶层、青年人的政治态度逐渐出现诸多新动向,两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发展呈现出重大转型趋势,共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执政党有必要顺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系统加强政党适应能力建设,不仅要坚持发展经济以积累绩效合法性,更要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以赢得程序合法性;不仅要满足草根群众的民生福利需求,更要重视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诉求;不但要有效遏制权力腐败,而且要凝聚共识保持党内团结;既要充分保障老年群体的福利待遇,又要善于引领新时期青年人的民意趋向。
关键词:长期执政;政党适应能力;新加坡;马来西亚

  五十多年以来,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和“人民行动党”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长期执政,并领导国家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摆脱了贫穷落后局面。因两国均采取国家主导的经济现代化模式,都被西方主流政治学界视为“威权国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的社会境况和政治生态发生了诸多新变化,从政治学理论比较研究的层面,对两国长期执政政党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笔者对2011年新加坡第12届国会选举和2013年马来西亚第13届国会选举的现场观摩和一些实地调研,本文试图从长期执政与政党适应能力建设的双向视角对两国政局作初步比较分析。

  一、传统威权体制与现实选举挑战

  (一)传统威权体制的政治影响

  建国之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适应国情和现代化的需要,都以国家力量强力推动经济发展,在权力集中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新加坡曾经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人均GDP在1965年建国时只有516美元,而到2011年大选时飙升到了50123美元,增长比率高达97.1倍;而马来西亚也曾经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之一,其人均GDP在1965年也只有333美元,而到2013年大选时快速上升至10432美元,也增长了31.3倍之多[1]。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两国行政主导和官僚集权特点明显,有学者甚至明确称其为“威权国家而非民主国家”(塞缪尔·亨廷顿,1998:3)。两国在特定历史阶段都颁布了约束公民权利的限制性法令。如新加坡曾专门颁布了《内部安全法》,其中允许国家内部安全局在必要时可以不经审讯而无限期地拘捕任何被怀疑对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可能造成威胁的人士。新加坡在1966年制定的《社会法》中就有关于公民社团必须获得社团注册局审批的专门条款,否则一律被视为非法组织而予以禁止。马来西亚在1969年“五·一三事件”[2]爆发之后,专门修订了《1948年煽动法令》,其中明确规定任何行动、演讲、言论或出版物只要具有“煽动倾向”(Seditious Tenden-cy)就要予以禁止。

  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阻止反对派被选入议会,曾命令解散社会主义阵线最大的社区组织“新加坡农村居民协会”和“新加坡国家人民协会”(陈祖洲,2001:117)。1986年9月,在野的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起诉,其被冠之“滥用国会特权”的罪名判处1个月监禁,罚款5000新加坡元,同时失去议员资格,且5年内不得进入国会(卢正涛,2007:205)。

  在1969年发生“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之后,马来西亚官方通过明确条文禁止任何公开讨论马来保留地、马来人特权等敏感议题,严格监控各种聚会活动,限制公民言论空间,民众在公共场合不敢公开表达政见,害怕被追究责任,在野党也随之被边缘化。在2008年大选以前,执政联盟“国阵”长期控制着2/3以上的国会议席,在野党难以开展有效的监督活动。因此,马来西亚民众长期以来普遍表现出政治冷漠,不愿公开发表政治性言论,尤其是不敢发泄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

  (二)竞选制度的政治沿袭

  由于受英国殖民以及国内政治传统势力格局的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事实上属于多党制国家,推行多党并存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属于内阁制国家政治体制,各政党必须通过竞选进入国会参与政治活动,由在竞选中获得多数国会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阁政府,其领袖出任总理或首相。如新加坡现在就有合法的工人党、国民团结党、人民党、民主党、民主联盟、革新党等20多个在野党。马来西亚的注册政党高达40多个,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政党联盟”:即目前在位执政的“国民阵线”(国阵),由13个大小不一的政党组成,主要政党成员是巫统、马华公会和国大党等;另一个为在野三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在野党在5月11日进入吉隆坡庆祝胜利并且游行。这时,一些巫统(UMNO)的激进党员为之所触怒,举行反示威。5月13日,两派人马在街头短兵相接,最终演变成为流血大暴动。5月15日,最高元首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民联),主要包括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伊斯兰党[3]

  (三)优势政党利用体制资源长期执政

  两国的执政党通过充分运用执政优势和体制资源,拥有制定选举规则的主导权,事实上掌控着主要传统媒体,连续获得了历次竞选胜利,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如新加坡实行“集选区制”,即一个政党要在“集选区”推出由不同族裔候选人搭档组成的竞选团队,共同联袂角逐该选区的若干国会议席,选民只能投票给一组候选人,而不能选举单一的候选人,这样既有利于种族和谐,同时也为拥有更多著名政治精英的执政党掌控选局提供了方便。执政党优秀人才往往带领党内一些新人参与选举,即使其竞选团队中的个别人没有民意基础,也能因为其中有重量级候选人颇孚众望而“搭便车”成为议员。相反,在野党却由于缺乏优秀的政治人才,难以推荐出一批具备不同族裔背景的合格候选人,以共同组成竞选团队在集选区与执政党展开角逐。因此,虽然新加坡实行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但长期以来由于在野党推荐不出合格候选人,选民实际上没有选择的机会,因此人民行动党常常在诸多选区不战而胜,也导致在野党因无较多机会进入国会而难以招揽到优秀的政治人才。在上一次大选前,新加坡内阁咨政李光耀还曾用挑衅性言语质问工人党秘书长、原后港区议员刘程强“为什么不走出后港单选区到集选区去竞选?”。

  在马来西亚,“国阵”长期以来宣扬“马来人优先”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议会中掌握着绝对多数议席,主导选举规则的制定,在选区划分上刻意减少反对派集聚的城市选区的议席数,而相对提高农村地区的议席数,对农村的选民既强调马来人种族优待和伊斯兰宗教情感,又主动改善农村的民生条件,并在每次大选之前向农民派发一些“福利糖果”。由于农村选民相对贫困且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对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有着较大的体制依赖性,因此“国阵”获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农村成为执政联盟维系统治地位的重要阵地。加之近年来马来西亚人口结构出现重大变化,马来人出生率越来越高,而华人数量相对减少,使得执政联盟“国阵”通过“马来人优先”的种族政策赢得较多马来人支持。因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中尽管只赢得约60%的选民支持率,但是却夺得了90%以上的议席数。马来西亚的“国阵”在2013年大选中虽然仅仅获得47.42%的全国得票率,但是却赢得了国会222个议席中的133席,使得执政权通过简单多数的选举原则得以维持;而在野党联盟“民联”虽然获得了50.83%的全国选票支持率,却只能获得3个州的执政权和国会89个议席。这都是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选举规则设计以及执政党所拥有的优势资源相关的。

  (四)共同面临前所未有的在野党挑战

  虽然两国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拥有诸多执政资源和政党优势,并创造了较好的执政绩效,但在最近的大选中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在野党挑战。在执政党掌控传统报刊、电视媒体的情况下,在野党则充分借助网络新媒体积极参与竞选,广大城市中产阶层亦改变了以前的政治冷漠态度,不再顾忌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不再恐惧尖锐批评政府可能遭遇的政治报复,政治热情空前高涨。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两次大选中选民的投票率都很高,新加坡高达93.06%,马来西亚也达到80%。在新加坡2011年国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创历史新低,只有60.14%,低于最低时的61%(1991年),以及65%(1997年)、75.3%(2001年)和66.6%(2006年)。主要在野党工人党提出了“迈向第一世界国会”之类极具号召力的竞选口号,其基本寓意是新加坡仅仅有廉洁高效的“第一世界政府”还远远不够,而应该增加国会中监督执政党的制衡力量,虽然在野党并不奢望立刻成为“替代性”政党,但是成为国会中“平衡性”政党的期待颇为急切,希望在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中增加一些竞争因素。如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宣称“只有反对党强大,才能改变行动党”。此次大选吸引了大批的在野党候选人参选,7个在野党共推出170位候选人,参与角逐87个国会议员,创新加坡历史之最。除了李光耀参选的丹戎巴葛集选区,在野党参与了27个选区中26个选区的竞选,改变了在野党以前在诸多选区由于推选不出候选人,而让执政党候选人自动当选、不战而胜的窘境。在野党获得的议席也创历史之最,工人党赢得后港单选区1个议席,还历史性地赢取了阿裕尼集选区的5个议席,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执政党在集选区的长期垄断地位逐渐松动。

  2011年的总统选举也体现出一定的竞争性,参与竞选者史无前例达到4人,其中3位候选人有着“抗衡人民行动党为参选的大前提”(《瞭望东方周刊》,2011)。最具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陈清木坦言“我的观点与政府不同”,“作为候选人,我想给新加坡人一个机会。”[4]其仅以0.34个百分点的微弱差距落后前副总理陈庆炎博士,差一点登上总统宝座。新加坡官委议员陈庆文认为“‘变化’是现在的关键词,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质问现行的制度。”[5]近年来,随着马来西亚民众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加之在野党联盟“民联”势力的积聚和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为民众提供了更大空间表达不同诉求,越来越多的选民积极参选。如“国阵”在2008年大选时就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在野党挑战,虽然保住了国家层面的中央政权,但首次在国会中失去了2/3议席的绝对优势。而在2013年大选中,在222席议席中“国阵”只获得133席,这与2008年相比较还减少了7个席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获得47.42%的全国得票率。而在野党联盟“民联”继续获得了槟城、雪兰莪、吉兰丹的地方执政权,并赢得全国50.83%的选票,全国得票率首次高于“国阵”。

  二、政党格局差异与政治生态变化

  (一)“两线制”与“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差别

  马来西亚目前已形成日益巩固的“两线制”国家,即由巫统、马华公会、国大党等为主的十几个政党组成的“国阵”与公正党、行动党、伊斯兰党等联合组成的“民联”已成为势均力敌的两大政党联盟,在野党已有能力获得超过50%选票,并先后在3至5个州执政。在2008年大选中,“民联”获得了82个议席,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国阵”曾长期在国会中独占三分之二以上议席数的垄断地位。两大政党联盟在2013年大选中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态度也出现较大分化,“国阵”偏向于稳定社会秩序和实行差异化族群政策,“民联”则更希望改变社会现状和追求民主化,希图“政治大变天”、“改朝换代”,已有半数以上选民明确期待政党轮替。

  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虽有下降,但还长期维持在60%~70%的区间,基本政治生态并未改变,多个在野党难以形成联盟,只有工人党拥有6个国会议席,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没有动摇,多数选民并不期待和奢望更换执政党,而仅仅希望其回应民众的改革诉求。最大的在野党工人党虽然自称是所谓的“第二种选择”,但是又“认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基本原则”,在重大政策取向上与执政党保持一致。正是在此意义上,该党被其他在野党视为人民行动党有意扶持的“合作型反对党”,甚至认为工人党“比人民行动党还行动党”。而且,工人党在与人民行动党保持合作竞争关系的同时,却与其他在野党关系较为疏远,在野党之间存在各种纷争,难以形成“反对派联盟”。

  (二)“备用轮胎”与“换政府”的在野党政治诉求差异

  新加坡在野党只是以“平衡性力量”自居来争取执政党的宽容和选民的支持,仅仅要求成为国家的“备用轮胎”,而不是企求掌握领导国家的“方向盘”。工人党虽然提出了“第一世界国会”的响亮口号,但也只是希望在“一党独大”体制下扮演“平衡”性政党的角色,实际上默认了执政党领导的政府是廉洁高效的“第一世界政府”。新加坡多数民众也只是期待在国会出现更多监督与制衡执政党的力量,推动其实行回应性改革。如果说马来西亚在野党对“国阵”的主要抨击是“贪腐”,并期望成为“替代性政党”;那么新加坡在野党对人民行动党的批评焦点只是集中在其作风“傲慢”和改善民生不力层面,认为其“自恋、自傲、自满”,对物价上涨、组屋申请困难、交通拥挤等具体民生问题反应迟缓。但在马来西亚,大量拥护在野党的选民直接质疑“国阵”的执政能力,迫切期待由“民联”来替换“国阵”执政,让一个全新的政党领导国家未来发展。在野党要求换政府的意愿非常强烈,将2013年大选视为最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机遇,并且已争取到全国过半数选民的支持。因此,在大选中“民联”主要揭露和抨击“国阵”的种种腐败现象和政策失误,大力宣扬其在槟城、雪兰莪、吉兰丹和吉打州等地前5年的出色执政业绩。在野党已经急不可待地在大选中呼喊出“五月五,换政府;五月六,新政府”,“国阵执政、国家沉沦”,“国阵再执政、国家破产”,“新政治、新希望”等竞选口号,希望能够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政局大变天”、“改朝换代”的愿望几乎成为现实。

  (三)承认选举结果与抗议选举舞弊的差异

  由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与种族和谐程度不同,两国政府的廉洁程度和执政党的执政绩效也有颇大差距,导致两国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力量对比差异较大,两国在野党和多数选民在选前的期待也相差甚远,从而决定了在野党对大选结果的反应也不同。在2011年大选中,新加坡朝野各党和广大选民理性参选,没有发生任何重大选举冲突,实现多方共赢,塑造了全新的国际形象,体现出“亚洲优质民主进程”之特点。如在野党赢得历史性突破,首次获得6位竞选获胜的议席,首次赢得一个集选区,首次取得约40%的选民支持率。工人党获得6个议席之后,还将根据新加坡政治制度取得2席“非选区议员”(另1席“非选区议员”由新加坡人民党获得)[6],从而成为国会中最有实力的在野党。新加坡的主要在野党在大选后士气大振,不仅对选举结果不持异议,还接连在此后的两场补选中获胜[7]

  执政党的现任领导群体主动回应选民的变革诉求,认识到必须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政党适应性以应对政治生态变化。李显龙坦言“选民给我们的信息是他们要政府采取适合新时代的治国态度和做法。他们也希望看到反对党在国会上扮演更重要的制衡政府角色。新加坡的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的政治体制也更具竞争性。我希望这会使新加坡更加强盛,而不会分化我们的社会。”落选的新加坡外长杨荣文也颇有风度地向在野党的竞争对手表示“恭喜”,强调“新加坡的历史翻开了新篇章……无论成绩如何,我们都是新加坡人。”

  而马来西亚在野的“民联”在选前做了充分准备,对“政治大变天”有极高期待,试图借机一举夺取执政权,最终虽然在大选中获得过半数选民的支持,但根据现行选举制度和规则,其并未获得国会多数议席,不能执掌国家政权。因此,其对选举结果大失所望,导致大量在野党支持者公开怀疑执政党选举“舞弊”,他们冒着被当局指控和逮捕的风险,不断申诉选举不公,呼吁重新举行公平选举。如在2013年5月8日晚上,人民公正党领袖安华号召和组织了“508”大集会,约10万人齐聚雪兰莪格拉纳再也体育馆,举办了“人民之声,圣洁之声”的选举抗议集会,高呼“改变”、“改革”等口号,抗议大选结果。

  出现上述社会政治生态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不仅在于两国的历史传统、国土面积大小、人口结构特点、城市化发展程度和国民收入差距等方面的不同,而且更在于执政党在政党能力、执政绩效、施政举措和政府廉洁程度等方面的差别。人民行动党领导新加坡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保持了多元种族的持久和谐,特别是长期在国际上保持较高的政府廉洁指数,体现出较强的执政能力,这是马来西亚执政联盟难以望其项背的。

  三、政局发展反思与政党适应能力建设

  政党适应性(Party Adaptation)一般是指政党为应对现代社会中各种现实问题的挑战,从理念、体制、机制和制度等方面做出及时调适,以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安杰罗·帕尼比昂科(Panebianco)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对政党适应性有着主导性影响,政党若需获得现代民意支持必须提升其对于经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

  (一)执政党不仅要坚持发展经济以积累绩效合法性,更要重视社会公平正义以赢得程序合法性

  在国际社会中以廉洁高效著称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了领导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发展奇迹,新加坡大选之前的2010年GDP较上年增幅比率高达14.7%,在全球人均GDP国家排名中也名列前茅,失业率也只有2.2%,令世界诸多国家羡慕的廉价“组屋”政策让近80%的国民“居者有其屋”。

  然而,新加坡执政党当今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史无前例的,曾经最具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陈清木甚至认为“再过几个大选,国家情况可能会有改变”[8]。之所以如此,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因为该党做得不好,而是选民要求其做得更好;不是因为国家经济发展迟缓或政绩欠佳,更不是缘于官员贪污腐败,而是民众不但对增进物质利益的需求在上升,希望建立民主、公平和正义社会之愿望更为迫切。作风“傲慢、自恋、自傲、自满”成为诸多选民批评执政党的理据,此类看似非常抽象的“指控”事实上得到了诸多民众的附和,折射出选民对执政党的普遍负面观感。新加坡一直引以为豪的“高薪养廉”和“高薪揽才”政策开始被选民质疑,民众对部长级薪金位居全球第一,并随着GDP逐年增长,如2010年涨幅高达5%,而普通民众收入仅增长1%的阶层差距表示极度不满。在野党呼吁“我们不是用来成就经济增长的工具,我们不是一堆数字”、“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率领竞选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获胜后坦言“您的支持也告诉行动党政府和全世界,除了经济上的发展,您也希望新加坡朝向民主迈进。你们也希望政府更包容、透明、负责以及更愿意作出回应”(《联合早报》,2011)。新加坡官委议员陈庆文也指出“民众要双重保险,既要君子绅士般的政府也要这种政府受到制约。”[9]马来西亚近年来也一直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如2010年国內生产总值增长高达7.2%,为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增幅;2011年和2012年也分别保持了5.1%和5.6%的较高增长率,但是“国阵”却遭受有史以来的重大挑战,选举成绩为历年来的最低水平。根据2012年的统计,马来人占马来西亚全国人口的55%、华裔为24%、印度裔为7.3%、其他种族为13.5%。在“国阵”主政下,马来人长期享有种族优待,虽然华裔总体拥有较高经济地位,但实属“二等公民”,其在考录公务员、担任政府要职、高校招生等方面受限,政治和社会地位始终较低,因而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之诉求非常强烈,因此大部分华裔把选票投给了在野党。而且,城市中产阶层的一些马来人开始对长期垄断政权的“巫统”及其上层权贵的贪腐现象不满,这也导致大量选票的流失。

  为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生态,巩固执政地位和夯实执政基础,在大选结果揭晓之后李显龙坦言:“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我国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在大选之后,各方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去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并且宣布“我向新加坡承诺,要在这个新的时代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人民行动党”“行动党必须有好的政策,也有好的政治”(《联合早报》,2011)。并决定将该党改造成一个更具活力,更能了解及满足国人需要的政党,以便在新的政治时代继续获得选民的委托。为回应选民对于新加坡部长级薪金过高、贫富差距拉大的质疑,缓解社会不满情绪,李显龙委任专门委员会对政治职位薪金进行全面检讨和评估,大幅降低部长薪资达20%至39%。李显龙本人的年薪也减少约28%,从300多万新元(约合230万美元)降至220万新元(约合170万美元)。在大选结束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主持“国阵”成员党之一民政党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也表示“国阵”政府会继续秉持中庸、进步、温和、包容及公平五大原则的施政路线,拒绝极端政治及任何会破坏国家基础的举措,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已开始改革,要相信我们已走在正轨上,我们会继续转型的道路,直到目标达成”(《联合早报》,2013)。

  (二)执政党不仅要满足草根民众的民生需求,更要重视城市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诉求塞缪尔·亨廷顿曾预言“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塞缪尔·亨廷顿,2008:240)。城市往往是中产阶层的聚居区域,随着其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中产阶层不再只满足于一般的物质利益需求,而愈加期望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相反,农村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农民常常期待增加物质待遇、提升生活水平、满足民生福利诉求等。

  譬如在城市国家的新加坡,选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观念逐渐增强,更多民众开始认为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保证政府廉洁、提升民众福祉是执政党理所当然的“份内事”,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格,但对于长期执政所导致的“傲慢、自恋、自傲、自满”等官僚作风,以及政府工作低效、公共政策偏差,哪怕是些许错误或微小瑕疵就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用选票给他们教训。”“民众对政府和执政党的信任感在下降,时代已经变化,新加坡人再也不会接受一个像李光耀一样的政治家和他那种领导方式,强人政治在新加坡已经穷途末路了。”[10]在马来西亚,城市也日渐成为在野党的主要活动阵地,大量中产阶层齐聚在吉隆坡、槟城等一些主要城市,其中华人约占吉隆坡总人口的40%左右,这部分中产群体不再只满足于一般的物质利益,而逐渐要求在国会中有更多的利益代言人,希望有机会参与改变马来人优先的种族歧视政策。不但华裔希望改变现状,而且城市中很多马来人也对“国阵”高级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联邦政府债台高筑、物价普涨、大量优秀人才流失海外等社会现象表示不满,其民主意识逐渐增强,独立评判政局的能力日渐提高。

  当然,马来人在该国人口比例中属于大多数,而且大部分聚居在农村,更希望其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升。因此,执政联盟“国阵”利用其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在选区划分上有意增加农村地区的比重,而减少城市选区的相对权重,并长期宣扬马来人优先的种族政策,偏重于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民生福利,这为赢取大多数农村选民的“铁票”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执政党的农村政策往往能够引导广大农民的投票取向,提高农民的福利保障有利于夯实其在农村地区的合法性基础。

  (三)执政党不但要有效遏制权力腐败,而且要凝聚共识保持党内团结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执政绩效优异,政府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廉政形象,长期在国际透明组织发布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中名列前茅。而且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总体上是团结的,党内没有分裂出与在野党联盟的政治势力,并在以华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长期执行种族交叉居住的和谐相处政策,严惩挑动种族分裂和冲突的言行,严禁以种族为分野组建政党和构建居民区。该党还对党员的个人作风问题“零容忍”,如在2011大选中当选榜鹅东单选区议员、新加坡国会最年轻议长的柏默,由于婚外情的政治桃色事件被迫主动请辞,李显龙总理获悉后的第二天就明确指示“要以果敢、公开方式处理这起事件”。综上种种原因,人民行动党有着良好的政党形象和较强的执政能力,其在现有政治版图中依然位居主导地位,在野党并不能奢望立刻成为“替代性”政党。

  然而在马来西亚,由于内部权力斗争和政见分歧,主要执政党的“巫统”分化出了以安华为代表的反对派势力,他曾任马来西亚副首相,于1998年遭到时任首相马哈蒂尔的革职,并以渎职和鸡奸罪被法院判定入狱。由此,以安华为首的一部分马来人从“巫统”内部分化出来,“另立炉灶”组建了人民公正党,逐渐发展成为一股较强的政治力量,“巫统”的党内矛盾由此逐步演化成公开的党外分庭抗礼。安华事实上成为了在野党联盟的实际领导和精神领袖,聚合了一批对执政联盟不满的异见人士,因而极大地分散了占全国总人口55%以上的马来人的政治势力,使传统政治格局中多数马来人来对抗相对少数的在野华人,转变为势均力敌的执政党联盟“国阵”对抗在野党联盟“民联”,政党政治日渐超越极端和狭隘的种族倾向。

  加之在马来西亚的政治传统中,因为领导者权力的高度集中并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各种腐败案例屡见不鲜,国际舆论曾评价“马来西亚是世界最贪污国家”。

  在野党在大选中大肆宣扬执政联盟的腐败案例和负面新闻,对其执政能力、官僚作风予以了激烈批判。如揭露前首相马哈迪鼓吹朋党文化和淘空国库、砂拉越首长泰益玛目拥有642亿令吉、副首相兼国防部长的纳吉卷入多宗军购舞弊案、首相夫人罗斯玛购买价值高达2445万8400令吉的钻石戒指等事件。这加深了选民对于执政党的恶劣印象,其权威遭受较大削弱,导致许多选票流失。事实上,这些事件所涉及到的相关证据材料,如果没有内部人士爆料是难以获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不但体制外的民众极为不满,而且也表明现行体制内的一些人士可能已经暗中加入到反对派行列。

  因此,执政党尤须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以让党内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士能够通过常态化的民主机制有序表达诉求,未雨绸缪积极吸纳社会精英和民意领袖,避免由于政见不同导致路线之争,并演化为党内分裂和体制外抗争。另外,尤须认真对待和切实解决各种腐败问题,切实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努力塑造执政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以赢取更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四)执政党既要充分保障老年群体的福利待遇,又要善于引领新时期青年人的民意潮流

  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数量增减趋势及其需求特点,常常会对现代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日益提高,其政治态度总体上趋向保守,他们大多经历了现代化创业进程中的艰辛,对新旧社会的差距有着深切体会,认为现有的富裕生活来之不易,对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也能持理性的“容忍”态度。因此,在大选中老年人虽然不如青年人在公共场合或者网络上大张旗鼓地积极表达政见,但在投票的关键时节往往会选择执政党。

  如新加坡于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社会,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开始着手系统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于1955年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制度,老年人在养老、福利、医疗、住房等方面享有全方位的保障。大选之后李显龙专门还提出了“建国一代配套”的重大福利保障计划,新加坡国会公布的2014年财政预算案以“给未来创造机会,为前辈提供保障”为理念,拨出80亿新元(1新元约为5.2元人民币)设立“建国一代”基金,45万名65周岁及以上为新加坡建国作出贡献的新加坡人将因此享受终身医疗照顾,这对于加强政府与年长国民之间的凝聚力,赢得老一代选民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马来西亚的老年人口也超过了210万,约占马来西亚2800万总人口数的7.5%[11]。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现代富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两国新生代青年人积极参与了选举,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熏陶了西方政治文化,对于执政党以前辉煌的执政历史无切身体会和政治依恋,亦没有对传统威权体制下人身自由被束缚的恐惧经历,却对政治现实有着独立见解和判断。“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好日子是政府理所应当提供给人民的,他们也没有长久记忆。”[12]因此,与老一辈人相比较,新生代青年人政治参与的自主性较强,其充分利用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现代新兴网络媒体积极参与讨论和表达意见,专门为其认可的“政治偶像”设立网站、转发文章、传送照片等,往往成为在野党的重要“铁杆支持者”。如2011年新加坡大选共有205.77万选民,其中就约有60万21~34岁之间的年青人首次投票。马来西亚共有1326.8万名选民参与2013年选举,其中就包括以青年人为主的260万名“首投族”,该国40岁以下青年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72%,近年来年轻选民日渐增多,而执政联盟“国阵”和在野党联盟“民联”各能获得约30%~35%的固定票源,而以青年人为主的“游离中间选民”约占30%。

  为提高执政党在新时代的适应性和合法性,李显龙强调指出要更加注重赢取“青年选民”的支持,行动党必须与新一代选民建立同样牢固的情感联系,才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新选民因为经验不相同,期望不相同,态度也有所改变。行动党在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时,不能只提过去的政绩和贡献。政绩固然重要,因为这显示行动党有能力为新加坡做事情。但若要建立这种感情联系,说服新加坡人支持行动党并在行动党带领下走进21世纪,行动党不能只跟老一代选民联系,更要与新一代选民联系,必须往前看,与年轻选民紧密合作,共同塑造一个有利于他们实现理想和改善生活的条件。同时,他还指出在争取年轻选民的时候,绝对不能忽略年长选民的期望和需要(《联合早报》,2011)。

  因此,重视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与政治生态变迁的关系,采取切实措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老年人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对于执政党巩固政权和夯实执政基础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尤须特别关注青年人的发展空间,充分了解新生代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实际需求和政治态度,切实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畅通青年人参与政治过程的制度机制,主动培育和吸纳青年才俊成为政治精英以引领青年民意潮流,并善于利用信息化社会中各种新兴网络媒体听取民声、汇聚民智、疏导民意、化解民怨,提高执政党适应和引领现代社会发展的能力。

注释:

  [1]参见新加坡统计局《1960~2011年新加坡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国民总收入》与马来西亚统计局《马来西亚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1969年,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势力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民阵线之前身)。

  [3]“国阵”成员党包括巫统(UMNO)、马华公会(MCA)、民政党(Gerakan)、国大党(MIC)、进步党(PPP)、土保党(PBB)、砂拉越人联党(SUPP)、自由民主党(LDP)、沙巴团结党(PBS)、沙巴人民团结党(PBRS)、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PKO)、砂拉越民主进步党(SPDP)、砂拉越人民党(PRS)。“民联”成员党包括人民公正党(PKR)、民主行动党(DAP)、伊斯兰党(PAS)、砂拉越国民党(SNAP)。

  [4]来自笔者与新加坡总统候选人陈清木的访谈录音。

  [5]来自笔者与新加坡官委议员陈庆文的访谈录音。

  [6]非选区议员是指通过委任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在野党候选人的方式产生的议员,其享有投票权,但不得就拨款法案、涉及财务的法案、修订宪法的法案、不信任政府的动议以及对总统提出的罢免动议投票。

  [7]在2012年5月后港选区补选中,因身为工人党党员的议员饶欣龙牵涉桃色纠纷,人民行动党本占据“道德优势”但还是输掉了补选。2013年1月,在榜鹅东选区的议员补选中人民行动党再次败北,该党尽管精选了亲和力很强、带有“精英人士”标志的专科医生许宝琨参选,且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张志贤等站台助阵,但工人党仍然以超出人民行动党10.81%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

  [8]来自笔者与新加坡总统候选人陈清木的访谈录音。

  [9]来自笔者与新加坡官委议员陈庆文的访谈录音。

  [10]来自笔者与新加坡官委议员陈庆文的访谈录音。

  [11]《大马政府提前应对老龄化》,“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网站。

  [12]来自笔者与新加坡官委议员陈庆文的访谈录音。

参考文献:

  [1]陈祖洲,2001:《新加坡:“权威型”政治下的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卢正涛,2007:《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瞭望东方周刊》,2011:“新加坡总统大选:四个陈姓男人之间的较量”,《瞭望东方周刊》,2011-09-05。

  [3]《联合早报》,2011:“新加坡与亚洲优质民主进程”,《联合早报》,2011-05-10。

  [4]《联合早报》,2011:“李显龙:打造一个全新的人民行动党”,《联合早报》,2011-11-28。

  [5]《联合早报》,2011:“李总理:没有包赢的选区所有党员要有‘打死不走’精神”,《联合早报》,2011-11-28。

  [6]《联合早报》,2013:“纳吉:将秉持中庸国阵拒绝极端政治”,《联合早报》,2013-10-27。

  [7][美]塞缪尔·亨廷顿,1998:《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陈文,副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黄卫平,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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