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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大衰退到长期萧条
作者:迈克尔·罗伯茨;宋阳旨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2期
网络编辑:菁華 发布时间:2015-10-29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本文结合美国、欧洲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数据对全球金融崩溃和资本主义经济大衰退的原因进行了梳理,认为这场危机并非资本主义新发展的产物,即并非金融资本全球化并占据资本主义经济主导地位的产物,而是一次仍然符合马克思理论的盈利能力危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最终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尤其是其谋求利润的生产。本文还分析了大衰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对未来全球经济是否将经历另一次衰退作出了设想。
关键词:资本主义;金融部门;盈利能力;大衰退;长期萧条

  现在距离首次出现全球金融崩溃和大衰退的经济动荡迹象已经有6年了。2007年9月8日,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将关闭美国的两个按揭抵押债券基金并将蒙受巨大的损失。不久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其他银行宣布了类似的损失。自2007年10月以来,证券市场开始猛跌(从3月份就已经开始动荡)。

  之后,全球范围的银行纷纷遭受损失,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继而陷入了持续18个月之久的大衰退——从2008年初到2009年中期。

  大衰退的原因

  资本主义的这种暴跌被称为大衰退,因为它的确是“巨大的”。正如图1所示,实际GDP的暴跌要大于自1929―1930年大萧条以来有记录的一切,并且它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范围比大萧条要广泛得多。

  世界贸易崩溃了,失业率也急剧增加,不过对资本主义来说最严重的是投资的崩溃(见图2)。受信贷刺激,200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激增,随后全面下跌,而生产性资产投资也迅速下降。

  利润大都迅速下降,尤其对金融部门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占有巨大的利润份额。2007年,超过40%的美国企业利润流向金融部门,而1980年,这一数据仅为10%。现在,这一份额急剧下降。

  金融部门已经陷入了困境,并且困难重重。由于它是资本主义体系如此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因此,如今它威胁要通过一系列破产和倒闭以击倒资本主义的生产部门。政府不得不行动起来,办法是利用政府货币资金帮助银行、抵押放贷者和保险公司摆脱困境。这些资金部分来源于对工资收入者更高的税收筹集,但主要来源于借款筹集,换句话说,即向国家养老基金和陷入困境的银行及保险公司出售政府公债。

  当然,有些银行被允许破产(贝尔斯登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但大部分都被挽救了。尤其是美国国际集团(AIG)这一全球性保险公司,它为所有银行和对冲基金投机者对抵押债券和其他虚拟资本“创新”形式的衍生物的投机所产生的一切损失承保,该公司接受了大量捐赠。这全面体现在该保险公司对高盛等银行的投机性投资的损失的赔偿上。因此,纳税人最终要完全补偿大银行因其自身的鲁莽和贪婪而导致的损失。

  金融部门借款并将其贷给家庭,用于刺激美国和欧洲的资产泡沫。当该泡沫破裂时,银行就会深陷困境,而它们的债务将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接下来,银行可以牺牲纳税人,以对其无价值的资产去杠杆化(deleverage),而家庭则拖欠其抵押贷款。因此,债务包袱从家庭传至银行,又传至政府。

  政府债务迅速上升至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不仅某些国家如此,几乎各国都是如此。图3展示了自信用恐慌和大衰退之后公共债务是如何迅速攀升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债券持有人(银行等)债务服务费用的增加使得纳税人,尤其是工资收入者,现在面临巨额的账单。为了给“经济救助”提供资金支持,政府预算赤字迅速增加,但是,同样随着经济大幅缩水以及失业率急剧上升,税收收入迅速减少,而福利支出骤增。

  支持资本主义的政府决定降低这些赤字并缩减新债务的规模。因此,大衰退一结束,它们就开始推行我们现在所谓的“紧缩”计划,旨在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尤其是政府服务、雇员、投资和福利开支,以各种形式提高工资收入者的税款,同时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延长服务时间和提高贡献率来减少国家养老费用。

  对凯恩斯主义者来说,无论是“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学派还是金融不稳定性(financial instability)学派(海曼·明斯基),资本主义的缺陷仅仅在于金融部门。相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最终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尤其是谋求利润的生产。利润率随着资本主义的积累而呈下降趋势,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发展了一种危机理论。

  简而言之,这一规律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可变资本(在雇佣工人工资上的投入)相比,不变资本的数量(在设备、工厂和技术上的投入量)趋于上升。由于用可变资本(工资)购买的劳动力是资本中唯一产生剩余价值的部分,因而相对于资本家的投资总成本,剩余价值量下降了,利润率也因此下降了。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趋势可以被抵消。存在许多抵消因素(迅速上升的剩余价值率或生产资料的显著贬值是最重要的两点),但马克思指出,这种规律“本身”(这种趋势)将最终压制住那些抵消因素。经济体的利润率终将下跌,生产危机终将发生。

  这并不意味着金融部门,尤其是信贷的规模和运行,在资本主义危机中不起任何作用。相反,信贷和虚拟资本(马克思称之为对股票、债券和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的投机性投资)的增加恰好弥补了实际资本积累中盈利能力的下行压力。

  从1947年到2011年,美国的盈利能力显示出一种长期的下降趋势。从1947年到1965年,盈利能力很高,虽然50年代有所下降,但整个60年代中期则非常稳定。之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盈利能力的低谷,即一段危机时期,最终在80年代初的深度衰退中跌至最低。在那之后,盈利能力有所上升,虽然未恢复到60年代的水平,但是仍然较高。这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1997年,盈利能力达到峰值,虽然21世纪早期有另一次由信贷繁荣驱动的盈利能力的爆发,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自由主义时代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向了终结。

  通过测量不同时期利润率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出美国利润率的变动。1947年到2011年,美国利润率下降了超过30%,这一下降大部分发生在1965-1982年,其间利润率下跌了20%。之后,在1982-1997年期间,利润率复苏了接近20%。自那以后,利润率下降了约9%(到目前为止),仅为前一个下降阶段的一半。图4表明,随着2005年以后盈利能力的下降,实体经济(下降)的利润率无法维持虚拟资本的巨大扩张。最终,房地产和金融部门(资本主义投资的主要非生产性部分)停止了繁荣发展并彻底逆转。

  实际上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推动了不动产、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投机。如果资本家无法制造足够的盈利商品,他们就会试图通过股票交易、购买各种其他金融产品或购买不动产来赚钱。资本家几乎同时经历了利润率的下降,因此他们全都在同一时间开始购买这些证券和资产,从而抬升了它们的价格。

  货币流入经济的金融和投机部门实际上是对生产部门利润率下降的一种“逆向”回应。在货币权力机构将基本利率保持在低水平并刺激信贷的帮助下,一段时间内,这些非生产部门可以产生更高的利润率。当证券和资产价格上升时,每个人都想购买,泡沫因此而扩大。但是,当投资者意识到这些资产并不值他们所付出的价钱时,泡沫早晚都会破裂。加上已有的债务水平,崩溃才会加剧。

  基本难题仍然是利润率的下降,它减少了投资需求(见图5)。如果基础经济(underlying economy)是健康的,破裂的信贷泡沫不会引发危机,或者仅仅会引发一场短暂的危机,例如,1987年证券市场的泡沫破裂并未引发随之而来的生产危机。如果整个经济是健康的且利润率较高,那么源自支付贷款利息的收入将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被重新投入生产。

  非生产部门利润人为的和暂时的膨胀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同时能抵御生产部门利润率下降的影响。但是,无法偿还自身债务的负债者比例的增加最终导致了倒账和金融部门危机的爆发。在资本主义社会,衰退对于纠正和逆转下降的利润率和利润额是必要的。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2007年的信贷恐慌和随后的大衰退不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式的盈利能力危机,马克思也可能认为这场危机的原因是金融性的。但实践经验证实,这是一次符合马克思的规律的盈利能力危机。恰好在始于2007年夏的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开始下降。2005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计算的利润率实际上达到了24.8%的峰值,并于2008-2009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跌落至低谷。企业税前利润额在2006年第三季度达到16.55亿美元的峰值,在复苏之前的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了32%,跌至11.24亿美元的低谷。与此类似,2006年第二季度,美国金融部门的国内利润达到4470亿美元的峰值,2008年第四季度则下降了73%,跌至1220亿美元的低谷。但是,非金融部门的国内利润也骤然跌落,2006年第三季度达到9880亿美元的峰值,之后在2009年第一季度跌落至6290亿美元(下降了36%)。无论你想用什么方式测量,盈利能力或利润额都恰好是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前下降的。因此“过度信贷”、证券市场投机以及虚拟资本以各种新颖、奇特的形式的扩散都是对经济中生产部门盈利能力下降的回应。它延迟了这场无法避免的危机,但最终使得危机更深入、更持久。

  有些人认为,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新发展——金融资本全球化及其如今占据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产物。目前,危机可以单独发生在生产部门中并引发经济衰退。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盈利能力法则不再适合。但是,金融全球化并非新生事物,1875年,银行家卡尔·冯·罗斯柴尔德(Karl Von Rothschild)曾将银行业的崩溃归因于“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城市”。证券市场、信贷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是新生事物。

  确实,由于金融和保险的因素,美国国内总收入的份额从1947年的2.3%上升到2006年的7.9%。但是,如果它已经扩散了60年而没有引起像2008年那样规模的危机,那我们能说金融部门的增长是大衰退的原因吗?

  大衰退之后,长期萧条

  自2009年大衰退的低谷之后,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经历了与以前的衰退相比最疲软的复苏。从2009年中期的大衰退低谷恢复到衰退之前的经济增长率,所花费的时长是战后其他衰退的3倍,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实际上,之前的增长率仍未被修复(表1)。与更常见的V型走势、甚至90年代日本的L型走势相比,增长率的复苏走势看起来更像一个平方根符号。

  此外,美国经济承受的GDP损失可以通过比较“如果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持续至今可能会产生的GDP总量”与“实际发生了什么”之间的差异来衡量。在大衰退及随后乏力的复苏中,美国永久损失的GDP超过22%,比1980—1982年的二次衰退中的损失还多(见表2)。

  在大部分案例中,衰退或暴跌最终降低了生产成本,使资本充分贬值,以抬高那些仍然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盈利能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衰退的“目的”。失业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破产和收购降低了资本的费用。于是,工商企业逐渐开始扩大再生产,并最终开始投入新资本,重新雇佣那些马克思所谓的失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促进了对投资性商品的需求,最后,工人们开始购买更多的消费品,复苏开始实现。

  但是,这次事情有所不同。工业、建筑业剩余产能的威胁以及企业、政府和家庭等的负债程度使复苏遇到了阻碍。工业产能过剩仍然比之前的危机过后要高很多(见图6)。我们将在下图中发现更多细节,在新投资被考虑之前,盈利能力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提高。

  在2010年一次合理的复苏之后,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增长率减缓至2%以下,美国经济目前年增长为1.4%,欧洲地区为负增长,而英国勉强在0以上。甚至所谓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增长2012年也有所减缓。以实际价值计算,世界经济每年增长仅刚刚超过3%,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那么全球人均GDP的增长低于2%(图7)。

  最近几个月,世界证券市场正朝着新高峰发展。这意味着最终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开始一段持续创造就业增长的时期吗?并非如此。

  自2009年中期大衰退的低谷以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得最好。但是,即使在美国,实际GDP的增长也欠佳。2013年上半年,实际GDP的增长仅超过上一年1.4%,而失业率仍保持在7.8%,正好超过衰退前的水平。最重要的是,在美国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中,劳动力的比例正在缩水(图8)。大衰退期间及之后,“劳动力后备军”急剧增长,没有逆转的迹象。

  2013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稍有改善,但仅限于低潮期后的几个季度。该年份实际GDP增长仅稍稍超过1%,欧洲地区最终在第二季度摆脱了衰退,但与上一年相比,实际GDP仍然低于0.7%。而且所有经济扩展都集中于所谓的欧洲北部核心经济体,主要是德国。在欧洲南部的边缘经济体中,大萧条仍在持续,意大利经济缩水了2%,西班牙为1.5%,葡萄牙为2.3%,当然,希腊缩水了5%。甚至在爱尔兰这个紧缩政策的“成功”典型,在短暂的复苏之后,经济增长也降至很慢的速度。

  紧缩和欧元

  但是,紧缩仍然是关键。为什么?因为“旧模式即传统凯恩斯主义通过鼓励消费来增加需求的努力已不再起作用”。紧缩的目的不仅是减少公共债务和政府支出,而且是恢复资本主义部门的盈利能力。正如欧洲央行主席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所说:“这就是为什么结构改革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推行这些改革,长期的持续增长才会战胜短期的收缩。”这也是为什么欧洲领导人在放缓几个国家紧缩步伐的同时,加快了“供应方改革”,即削减工作保障、工资水平、养老金和“受保护”产业,并进一步私有化。这是紧缩的真正目的:利用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重建资本主义部门。

  但是,紧缩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吗?最近,摩根大通集团的经济学家们总结了一些发展措施: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债务中大规模实现去杠杆化;在境况糟糕的国家推行更有竞争力的贸易价格;让雇佣和解聘雇员更加容易;开辟“市场”;进一步私有化;以及在各国减少民主和宪法障碍以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点更引人关注。摩根大通的结论是:欧元区在这一新自由主义复苏计划中仅仅走了一半。在财政紧缩目标方面,意大利完成了75%,西班牙仅完成了38%,希腊完成了97%,爱尔兰仅完成了26%,葡萄牙完成了55%。

  重要的是,在削减工资和减少劳动力成本方面已经走得很远,爱尔兰和葡萄牙做的已经足够了,希腊还需要再进一步(在生活标准降低了30%以后),而西班牙仍需要再削减25%。

  但是,涉及到“结构改革”,比如缩减公共部门规模、廉价出售国有资产、削减劳动力和养老金领取权、降低企业税收等,进步就更慢了。显然,与荷兰或爱尔兰等国相比,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于允许资本主义部门完全自由化的兴趣仍然很低。

  欧元计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其设计的目的在于实现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一体化和融合,但却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欧洲联邦:一个政府、一个预算、一套税法和一个银行系统。它在一段时期内似乎是起作用的——直到危机来临,不过,即使是在繁荣时期,分歧仍然多于融合。

  欧元的过渡体系现在能存活下去吗?无论英国独立党(UKIP)或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中民族主义的怀疑论者如何指责,欧元都没有朝着某种欧洲国家联邦的方向发展。一个资本主义的“欧洲合众国”并不在议程之中。如果经济增长恢复了,过渡体系就会缓慢前进。但是,增长取决于投资。而投资已经崩溃,不仅仅是欧洲地区那些较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自2007年以来,17个国家中仅有一个国家(卢森堡)的投资上升了。

  外部竞争议题的重要性要小一些。对2012年GDP比2007年高的7个国家来说,净出口仅仅在三种情况下能起重要作用;至于GDP有所下降的10个国家,其中7个国家的净贸易作出了物质贡献,但这并不足以抵消投资的下降。换句话说,对那些较弱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问题不是外部竞争,而是投资——这是一次非常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

  利润率和杠杆作用

  总的来说,世界GDP的增长充其量仍保持在适中状态,平均实际增长率刚好低于危机之前(图9)。

  这一虚弱的“平方根”的恢复或长期萧条是两个因素的产物:主要经济体的利润率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更不要说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更高的峰值水平了;在利润率和投资能够恢复可持续的基础之前,必须缩减在投资和利润上的额外债务负担。

  摩根大通集团的经济学家们最近研究了全球的企业盈利能力。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过去两年,他们所谓的“利润率”在欧洲和新兴经济体中都下降了。他们还根据自己的测量总结道,过去6个季度中,美国的盈利能力停滞不前。摩根大通对盈利能力的衡量不是马克思式的,它甚至不是一种对企业利润与企业资本之比的衡量。但是,即便如此,它的确发明了一种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全球性测量,这种测量表明,企业盈利能力从大衰退之前的接近9%跌落至2009年低谷期的4%,2011年又恢复到8%。但是,2012年,该数据又下降至7%,低于大衰退前(2008年2月)的峰值13%。全球企业盈利能力的这一下降是由欧洲以及新兴经济体的一次崩溃推动的(图10)。

  与此类似,盈利能力的恢复并未像欧盟的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AMECO)以及美国的数据所衡量的那样,也不像2005年的指标所显示的那样(图11)。

  欧盟委员会也对企业盈利能力和欧洲投资作出了评论。其冬季经济预测报告指出,非住宅投资(排除了家庭购买的住房)作为GDP的一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徘徊”,主要原因是“盈利能力水平下降”。该报告认为,关键点在于“对企业利润的衡量往往与投资增长密切相关”。只有不需要借债且现金充足的公司可以投资,甚至它们也是不情愿的。欧盟委员会发现,欧洲的盈利能力“保持在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当然,在美国,利润的整体水平已经超越了危机前的峰值,但利润率并非如此。在许多其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甚至利润总量也尚未达到危机前的峰值。我们不需要寻找不确定的、“意想不到的负面冲击”或“政府对市场劳动力定价和资本的干预”来解释经济停滞,只是没有足够的利润使资本家在以前的水平上进行投资而已。

  欧盟委员会发现:“危机开始以来的投资变化与危机前的债务积累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这表明去杠杆化压力的建立已经成为投资疲软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委员会估计,欧洲地区的企业必须进一步推动总量相当于GDP12%的去杠杆化,这样一种调整持续5年之后将会减少累计相当于GDP1.6%的企业投资。假设目前的非住宅投资与GDP之比处于12%的低点,则对投资增长是相当大的打击。

  这些研究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次类似于1873年之后在英国和美国发生的并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它被称为大萧条)的长期萧条。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二战前)一样,这两个阶段都经历了很多年的恢复期,甚至是急剧的恢复,但是它们并未建立起持续的经济增长阶段,并且遭受了更多、更深的萧条,直至利润率充分恢复。19世纪90年代,英国恢复了持续增长,美国直到1910年才恢复。持续增长在二战以后的“黄金年代”(1946—1965年)再度兴起。但是,这样一种新的“繁荣”阶段距离现在似乎也有一段时间了。

  实际上,在主要经济体中,积累资本的盈利能力已经在持续下降,而且并未恢复到2008—2009年大衰退之前曾达到过的水平。虽然自80年代早期开始,世界(此处是指七国集团加上金砖国家)的平均利润率更高了,而且自90年代中期以来都保持在这一水平,但是七国集团的利润率却有所回落(图12)。

  美国和欧洲企业的巨额现金储备积累使一些资本战略家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感到困惑。如果利润高、现金充足,那么为什么企业投资如此匮乏呢?对大一点的企业来说,现金流和利润可能较高,但许多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利润率尚未恢复,比如英国和欧洲。看一下英国企业的状况:盈利能力仍远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企业投资也是如此(图13)。

  同时,大型跨国公司更愿意向新兴经济体而不是国内经济进行投资。现金充足的企业利用得到量化宽松政策支持的信贷推动的证券市场来买回它们自己的股份,而不是进行投资和增加红利。这有助于行政津贴(executive bonuses)。小企业无法进行投资,因为它们无法获得短期贷款,其中许多是僵尸企业,它们仅仅能够支付其债务利息。它们储存劳动力,而不是对新设备和劳动力储备体系进行投资。整体的企业债务水平过高导致无法进行新的投资——偿还债务或保留现金更安全些。

  生产性资产中利润上升和投资停滞的谜题表明,“复苏”是人为的。它有赖于中央银行的流动性,这将涉及金融部门而非实体经济。现金真正充足的公司是银行、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集团,而非投资和雇佣劳动力的大部分非金融性企业。央行通过印制货币购买政府和企业的债券,这一量化宽松政策并非在传递一种凯恩斯主义者期待的持续的经济复苏。因此,资本战略家正试图将量化宽松与更多的“结构改革”、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与新自由主义削减债务的行动、收缩福利体系与弱化有组织的劳动者的力量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剥削率以重建盈利能力。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镇举行的“美联储8月年度夏季研讨会”上的报告中所阐明的主线。

  这就带来了萧条的第二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尤其是始于2002年的信贷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过度债务重荷,妨碍和抑制了暴跌之后的恢复(图14)。尽管发生了大衰退、银行业崩溃和政府救助,但是世界经济的债务水平已经下降了很多。去杠杆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发达经济体的非金融部门的杠杆作用在持续增强。与大衰退之初的占GDP的275%相比,美国、欧洲和日本(G3)非金融部门的债务现在超过了GDP的285%(图15)。

  企业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已经有所下降,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家庭债务也有所下降。金融部门的债务也从其峰值下降了20%。但是,如果我们将G3中的所有非金融和金融债务加起来,则它已经从一度占GDP的409%下降到了2011年9月的379%,但现在又回升至400%,这里没有太多的去杠杆化。

  美国是唯一一个经历过所有去杠杆化的国家(见图16),而且这极大地反映出家庭的贷款违约。只有美国的信贷在逐步下降,其他国家的信贷并未下降。

  另一次暴跌?

  要“净化”资本主义经济体过多的债务和过多的低效僵尸企业,有必要来一次新的暴跌。右翼的《城市早报》(City A.M.)将英国经济中的难题描述为:“一大批僵尸公司仍沉溺于近乎零利率,压低生产率,并且妨碍了一次熊彼特式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创造性破坏和再分配过程。”英国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僵尸企业或类似企业,只是创造出了能够维持劳动力和支付债务利息的收入,但却不足以去杠杆化或进行投资。小企业的生产率已经骤跌(图17)。

  一位分析家认为,随着未来一年利率开始上升,当央行试图截断资本主义部门对于到目前为止已经“减缓了创造性破坏过程”的“低息贷款”的依赖时,“这些僵尸企业将呈现一种开始影响其他企业的病症,那就是衰退到来的时刻”。

  因此,与对资本进而对增长带来的潜在收益相比,目前低增长的世界部分地反映了仍然较高的债务水平给借贷成本带来的负担。衰退使有形的和虚拟的资产贬值的作用尚未显现。如果利率开始上涨,可能很容易会引发一次新的衰退,因为支付企业和政府债务的费用将上升至无法支撑的水平。

  还需要多少去杠杆化呢?作为全球GDP的一部分,全球流动性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信贷泡沫中突然起飞。信贷危机和大衰退之后,所有虚拟资本的流动已经趋缓。全球流动性占GDP的比重仍保持在11%左右,超过信贷泡沫前的趋势线(图18)。按目前的速率,至少要到2015年才能摆脱剩余的过量虚拟资本,这可能只能通过生产领域的一次新的全球衰退才能实现。

  就像著名的全球债券投资经理机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在一份给投资者的月度报告中所说:

  从数据上说,全球经济约每6年经历一次衰退,当全球性债务较高且正在下降而不是债务较低且正在增长时,全球性衰退的频率有增加的趋势。假设最后一次全球性衰退是在4年前,而且假设如今全球经济负债高于4年前,我们相信,未来3—5年经历另一次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60%。

  (作者: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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