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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弊端显露
作者:王悠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6日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6-12-26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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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国学者建议西方寻求“替代品”

  自唐纳德·特朗普参与美国大选,特别是成功当选总统以来,一些欧美评论人士和学者提出,特朗普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盛行有关。在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看来,特朗普获得民心源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崩溃和民众的恐惧感;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新自由主义为特朗普铺就了道路;加拿大作家、社会活动家娜欧米·克莱因说,“民主党人对新自由主义的拥护为特朗普赢得了竞选”。究竟何为“新自由主义”?它是如何兴起、流行于西方社会,进而扩大影响的?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外国学者。

  以“学术”方式传播

  美国波士顿大学战略研究教授、管理学教授桑德拉·沃多克向记者介绍,新自由主义可溯源至推崇经济自由放任和个人自由、反对政府介入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但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分离出了不同派别。社会自由主义支持发展市场经济、拓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认为应通过国家直接干预来解决贫困、不平等、医疗、教育等问题,新自由主义则坚持政府的唯一合法功能就是消除阻碍市场自由的壁垒。1938年“新自由主义”一词诞生时,其内涵近似于社会自由主义,而现今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发扬光大”的。

  1944年,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政府通过计划经济操控经济决策将导致暴政,而“一项维护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在今天,这一指导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1947年,哈耶克在瑞士朝圣山附近组织召开会议,目的是将具有相似观点的知识分子聚集起来,讨论当时世界危机的根源、政府的作用、重建法治以使个人自由和私人权利不受侵犯等问题。国际性学术团体“朝圣山学社”由此成立,其成员通过智库就职、高校任教、发表学术成果和演讲等方式在各国宣传新自由主义学说。

  由英美“推销”到多国

  关注环境与政治议题的英国作家乔治·蒙博曾发文谈到,尽管朝圣山学社得到了一些富人的资助,但在初期只是学术界的边缘派。二战后,西方国家大多推行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是有必要的,应通过税收和货币政策来缓解经济衰退;大部分国家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减贫,设置高额累进税率,拓展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开始失灵,新自由主义得以进入主流,并被美国吉米·卡特政府和英国詹姆斯·卡拉汉政府采纳,尤其是其货币政策。

  美国罗纳德·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进一步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富人大规模减税、打压工会、放宽管制、私有化、公共服务外包和竞争。沃多克说,新自由主义自此正式成为欧美国家的主导性叙事,它之所以影响巨大、流传甚广,一方面是由于朝圣山学社在创建和壮大过程中吸收了不少学术精英,其中包括9位诺贝尔奖得主、若干成功商人和知名记者,还有一些成员在政界担任要职;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宣扬的个人主义、限制政府权力等理念与美国新自由主义最积极推动者的传统价值取向相合,容易唤起人们的认同感。

  新自由主义不仅在英美蓬勃发展,还被“推销”至世界其他地区。20世纪50—70年代,在美国国务院推出的一个国际经济发展项目框架下,一批智利学生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们的导师正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被称为“芝加哥弟子”的留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回到智利,并为政府提供了经济改革方案,包括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开金融业管制等一系列举措。改革从70年代持续至90年代,其间智利经济一度快速增长,被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主流舆论鼓吹为“智利奇迹”,但也出现了贫富分化严重、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下降等问题。智利案例还促进了旨在向拉美和东欧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华盛顿共识”的实施,但已有许多研究显示,“华盛顿共识”给这些国家带来了诸多不良经济和政治后果。

  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落后

  沃多克表示,现今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如全球金融危机、政治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愈演愈烈、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消费主义横行、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均可寻根至新自由主义的“兴盛”。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宰下,社会趋于全盘商业化,以金钱和物质财富增长为首要目标,一味崇尚竞争和效率,这种市场逻辑自然容不下共同福祉与尊严、公平与平等、对大自然和所有生灵的尊重等追求。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温迪·布朗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思维体系内一切都被“经济化”,人只是市场主体、人力资本,每一类活动都是一个市场,每个实体(个人、机构、国家)都以企业模式运作,都要遵从市场原则及度量标准,所有市场主体必须持续提高自己当前和未来的价值,以吸引投资者。新自由主义导致经济的两极分化、金融资本控制政治事务、公共物品私有化及使用壁垒,还对文化、制度、思想造成深刻伤害,“自由”的概念与存在意义上的自由或政治参与脱节,缩减为不受政府管控和制约的市场自由,“平等”则片面化为平等享有在一个奖励赢者、惩罚输者的世界里竞争的权利,民主的语境从政治转向商业。

  蒙博提到,新自由主义泛滥还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缺少更新和进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体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缺陷,促生了凯恩斯主义;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失效,新自由主义登上舞台;而今,新自由主义已充分暴露了弊端,却似乎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沃多克表示,西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叙事,宗旨是增进人类福祉和尊严,推进协调、可持续发展;应重视创造集体价值,承认市场的作用但不将它作为唯一重要的事物;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效率与公平、合作与竞争、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平衡,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只顾“股东利益最大化”。和新自由主义一样,新叙事的形成和传播也需要各界共同努力,现在已有一些大学、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媒体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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