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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艰难岁月
网络编辑: 发布时间:2011-07-08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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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伐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镇压和“围剿”。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拿起枪,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样在这种白色恐怖下,还有一群共产党人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以笔为枪,传播真理,使马克思主义在艰难环境中顽强地发展。

  第三集 艰难岁月

  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大量民国时期的档案材料。

  【现场同期】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

  1927年国民党政权成立以后,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镇压,这是一份当年国民党当局查禁进步书刊的文件,据不完全的统计,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进步书刊就多达228种之多,国民党当局还专门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进行严格的限制和阻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时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内进行残酷的文化围剿,企图扼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面对残酷的环境,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真理的追求就像生命渴望阳光,就像小草渴望雨露。他们冒着被关押、被杀头的危险,利用各种手段,或公开,或秘密,尽一切可能翻译和出版马列著作和党的文献。

  为了防止反动当局的查禁,出版者对这些图书进行了巧妙的包装。他们改头换面、改换书名、改换出版者和出版单位,以掩护书中的内容,这就是伪装书。在今天的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里,我们可以见到一批这样的伪装书

  【现场同期】郗卫东(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长)

  这一本书,封面是《世界全史》,翻开后实际上是《列宁选集》的第12卷;还有这一本,它的书名是《秉烛后谈》,看目录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有看书中的内容才发现,它其实是中共中央的文件汇编。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大批伪装书的出现是一种不同寻常、发人深思的现象,它显示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思想镇压的残酷,更映衬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非凡勇气和超人智慧。    

  在这些伪装书的出版者中,有一个名字我们不能忘记,它就是华兴书局。1927·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的出版机构上海书店被迫转入地下,1929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华兴书局成立了。

  面对险恶的环境,华兴书局克服重重困难,出版了大量马列经典著作和介绍苏联革命的书籍,通过私营书店、书摊等途径发行,使成千上万的读者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今天,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依然保存着一份1930年出版的《上海华兴书局图书目录》。从这份目录上看,华兴书局出版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包括华岗翻译的《19051907年俄国革命史》、《国家与革命》,以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华岗,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翻译家和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长期担任党、团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解放后曾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深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因此,他把毕生精力用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著述颇丰。    

  与之前的译本相比较,华岗译本质量有了提高,用语更加准确,文字更加流畅。华岗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出版采用了各种伪装的形式,有的是删去了共产党三个字,只用宣言两个字作为书名,有的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个书名来出版。

  【采访】华景杭(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华岗之女)

  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出版的第一个中文的全译本。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共产党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它第一次从英文译本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这个英文译本又是经过恩格斯亲自校阅的。它是首次采用了英汉对照的形式来出版,便于读者对照阅读。华岗译本在它的结尾句,第一次采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响亮的口号。

  由于华兴书局影响广泛,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1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华兴书局定性为共党宣传机关,让上海军警设法查封该书局,以遏反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人到康脑脱路一带查访,未见华兴书局,就询问763号的吉泰茶叶店。店老板说,原来书局是开在隔壁,后因亏本,已经停业。不死心的探警在周围四处搜查,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他们哪里知道,中共地下党人早在他们行动之前,便已将书局搬到别处。后来,华兴书局更名为启阳书店春阳书店,继续秘密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书籍。

  敌人的文网禁锢再严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有办法突破。许多书籍今天被查禁,明天就换个名称继续出版;在这家书店被查禁的书,又在另一家书店改头换面地到了读者手中。

  那时,除了华兴书局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启智书局、明日书店等进步出版发行机构也积极出版包括马列主义著作在内的进步书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说到三联书店,也许很多人不会想到,它其实由三家革命的出版社合并组成。而这三家出版社,以及它们合并的历史,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的一角。三联书店因此被誉为革命文化的堡垒

   

  活书店于19327月在上海成立,创办者是邹韬奋。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中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被誉为“人民的喉舌

  ·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生活书店成立后,他任总经理,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6家分支机构,先后出版发行数十种进步刊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千余种图书。1936年,因遭国民党当局迫害,邹韬奋不得不出走香港。临行前,他把重担交给了在生活书店做《世界知识》杂志主编的张仲实,让他担任总编辑。

    张仲实,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出版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张闻天、杨尚昆、伍修权等人一起在苏联留学。

  【采访】张复(全国政协退休干部、张仲实之子)

  父亲回国以后,就去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父亲曾对我们几个孩子说过,他是个“杂家”,工作很辛苦,生活也很辛苦,除了许多翻译工作外,作为编辑出版家,他主持生活书店期间,以《世界名著译丛》的名义,出版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同时还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深受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仅《青年自学丛书》在三十年代就发行100多万册。作为时事评论家,他主编《世界知识》、《国民公论》等杂志,参与编辑其它报刊十多种,他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文章。

  在主持生活书店工作后,张仲实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有计划地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包括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

  【采访】张积玉(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当时他自己也讲到过,他每天给自己规定两个小时的时间,工作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进行经典著作的翻译。

  19405月,张仲实辗转来到延安,进入了马列学院担任编译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张仲实调入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事业。

  19358月在上海创办的新知书店,从一开始就由地下党领导,经理徐雪寒是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新知书店内迁武汉后,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大量马列著作。这些书稿由延安负责编辑,编好后秘密交给徐雪寒在武汉出版。所以,武汉中国出版社几乎能够与延安解放社同时出版同一本马列著作。

  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6底在上海成立由李公朴、柳湜、艾思奇、黄洛峰等人创办,它最早出版的《哲学讲话》,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19481026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出版工作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合并,正式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采访】樊希安(三联书店总经理)

  对此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给三联书店以前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三联书店过去在国统区以及香港,都负起了革命出版负责制的责任,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边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邹韬奋先生等,都做了很多宝贵的工作。这些指示既是对我们的肯定,也是给我们指明了今后前进的方向,从那以后,三联书店一直是继续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主要的任务。

  这里是上海多伦路2012号,左联会址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8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创立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团结了一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左翼文化大军。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和宣传。1930年,鲁迅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1932年,瞿秋白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论述文艺的信件,整理编译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此外,李达、许德珩、杜国庠、李一氓、吴亮平、王学文、何思敬、柯柏年、陈望道、冯雪峰等人都为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科学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个座落于青山秀水之间的小山村叫神坛村,隶属于浙江义乌赤岸镇。就在这天蓝云柔、月白风清的地方,孕育了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冯雪峰。

  冯雪峰1927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2月,通过柔石介绍,他在上海与鲁迅相识,共同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9年,冯雪峰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30年,冯雪峰开始摘译马克思著作中有关文艺和文学的论述,并陆续发表在《萌芽月刊》上。

  【采访】张静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在当时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这个时期里,国民党制定了一些法律和条例,查禁一些进步的书店,查禁了一些进步的刊物和书籍。他们还严审这种稿件,秘密地杀害了我们的一些进步的、革命的作家和翻译家,但是我们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的文化人士,他们并没有被吓倒,在残酷的迫害之下,经过火与血的淬炼更加成熟起来。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有113种之多。所有这一切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让我们找出一部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黑暗年代,最能够体现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不畏艰难、义无反顾、前仆后继的著作,那非《资本论》莫属。

  《资本论》是马克思集毕生心血写成的不朽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为了撰写这部著作,马克思阅读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以及大量的哲学、政治、法学、历史学文献,像对待一件艺术品那样精雕细刻,反复修订,数易其稿,仅第一卷从酝酿到出版就耗时二十余年。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等就曾撰文介绍过《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读者都没能看到这部宏篇巨著的全貌。全文翻译《资本论》成为许多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夙愿,这其中就包括郭沫若。

  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郭沫若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1924年回国后不久,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有人劝他放弃这个想法,理由是这项翻译工程规模浩大,艰巨复杂,耗时费力。

  【采访】郭平英(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沫若之女)

  大家都知道当时日本已经有了一个译本,是一个叫高素之翻译的,他《资本论》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等到把这部书翻译完了,这位高先生也就病的不轻了,然后没有多久就过世了,郭沫若听到这个话以后说,如果说为了翻译《资本论》而死的话,那也是死的光荣的。所以他当时确实抱定了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的信念。

  由于当时的出版社不愿承担出版《资本论》的风险,郭沫若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翻译马列著作的热情和决心。在险象环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陆续翻译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以及《神圣家族》的部分章节对传播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是陈启修。

  陈启修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受李大钊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陈启修受聘于北京大学,主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后担任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资本论》的指导教师。1925年春,陈启修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易名陈豹隐,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开始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文译本翻译《资本论》。     

  19303月,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成为我国最早的中文译本。陈启修原计划分十册出版,但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只出版了第一分册。

  早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留学苏联的潘冬舟见《资本论》出了第一分册没了下文,便决定接着陈启修的工作继续翻译。精通六国语言的潘冬舟翻译速度很快,先后译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分为两册,于1932年和1933年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不幸的是,1934年底由于叛徒出卖,潘冬舟被捕,1935年牺牲。《资本论》的翻译再次中断。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城区南河沿大街111号的欧美同学会,《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诞生在这里。它的译者是侯外庐和王思华。

  1924年,侯外庐结识了李大钊,经常得到他的关怀和教诲。李大钊多次同这个年轻人谈起《资本论》,为中国尚无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而感到遗憾,这个遗憾也深深地触动了侯外庐。

  1927年春,正在哈尔滨等待法国签证的侯外庐得知李大钊遇害的噩耗,悲愤之余立誓要译出《资本论》,以祭英灵。到达巴黎后,侯外庐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德文和翻译《资本论》上。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几乎足不出户。身处巴黎这座文化荟萃之都长达三年,他竟然从未去过卢浮宫、凡尔赛等名胜,就连埃菲尔铁塔也只是远望,无暇登临。就这样,他边学边译,过程十分艰辛,终于在1930年回国前译完了第一卷的二十章。

  回到祖国后,侯外庐结识了当时执教于中法大学的王思华。王思华和侯外庐一样,也有一段受李大钊思想启蒙的经历。由于有着共同的信仰和对《资本论》的研究基础,两人很快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相约合作,决定从头翻译《资本论》。

  那个时候,王思华还是单身汉,就住在欧美同学会。1932年的整个夏天,侯外庐每天一早起来,就到王思华的宿舍去上班。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进展速度也相当快。

  19329月,他们就翻译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上册, 19366月,他们以世界名著译丛的名义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上、中、下册的合译本。

  【采访】侯且岸(北京行政学院教授、侯外庐之孙)

  那么也正像他(候外庐)所说的,《资本论》的翻译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和中国的现实问题,给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的另一个译本,译校者是吴半农和千家驹。本来,商务印书馆计划将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之为大佛寺的遗迹。《资本论》翻译史上的著名的大佛寺计划,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郭大力,江西南康人,1927年,受到了革命思想影响的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留在一所中学教书。半年后,因为他有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的嫌疑被解聘。

  【采访】郭宝(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郭大力之女)

  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大量得革命年和共产党人被杀害。所以他对反动派痛恶至极,他就下决心,要为革命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他认为,中国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武装。可是呢,当时中国虽然有不少《资本论》得各种译本,可是没有一部把《资本论》第一卷翻完,只是有少部分,所以他就下决心,要全部把《资本论》的一至三卷,包括《资本论》的第四卷,把它全部翻译成中文。

  19281月,郭大力离开上海来到杭州,选择了既僻静、房租又便宜的大佛寺住下来,开始翻译《资本论》。这时,一个叫王亚南的年轻人也来到这里。王亚南大学毕业后曾投身北伐,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北伐军,重新寻求革命真理。在杭州大佛寺,王亚南结识了郭大力,两位萍水相逢的青年一见如故,志趣契合,成为知己,准备共同翻译《资本论》。    

  不久,郭大力和王亚南先后离开了大佛寺,但他们的计划仍在一步步实施。1936年,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委托,他们重新开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为了使译文更加缜密,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力求使译文更合原意。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两人几经辗转,分头按计划翻译《资本论》。他们遭受过反动势力的压迫,忍受过贫困和疾病的折磨,承受过整卷译稿在日寇炮火中被焚毁的灾祸,但是,他们没有动摇,没有彷徨,而是以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最终于1938年完成了《资本论》全部三卷的翻译工作,交付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8年,日军包围上海,上海沦为孤岛,条件十分艰苦。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郑易里只能郭大力安排了一个简陋、昏暗的小屋。就在这个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斗室里,郭大力夜以继日地校订他和王亚南花费多年多年的心血翻译出来的译稿。郭大力和出版社的十几个人齐心协力,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出齐了《资本论》全部三卷中文本。193889月,这部巨著终于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采访】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南之子)

  他们两位在翻译《资本论》的时候,都不是共产党员,也很少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但是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间,他们的世界观也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在翻译过程中间以及印完了这《资本论》以后,他们和地下党的接触就越来越多了,比方说1938年,王亚南先生在武汉去拜访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董必武同志对他说,你们翻译这个书很好,我们都没有时间搞这些工作,你们翻译也可以说和我们是一种分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编译局对《资本论》进行了多次修订和重新译校。19601974年,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重新译校《资本论》三卷,后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25卷;20世纪90年代,中央编译局再次对第一版译文进行修订,于2003年推出《资本论》最新译本,后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46卷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7卷当中。

  1930年陈启修最初译本的问世,到2003年最新译本的出版,《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历经70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个宏伟工程以其深远的意义、巨大的魅力和无与伦比的挑战性吸引了中国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为之呕心沥血、贡献智慧。正是他们以坚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回的毅力、渊博深厚的学识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把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著作翻译、传送到中国人民手中,谱写了一曲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动人篇章!

  当人们回首这段艰难岁月时,不禁会思考,这些柔弱的知识分子为何可以义无反顾地信仰、坚守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呢?除了要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崇高理想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磁场”和强大力量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正是这种思想的力量支撑着一支弱小的队伍从密林深沟走进了黄土高原,走进了延河之滨。从此,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一片黄土高原上,在一条蜿蜒大河旁,发出耀眼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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