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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理论宝库
网络编辑: 发布时间:2011-07-08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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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华的北京西单,有一处地处闹市,却远离喧嚣的大院,这就是中共中央编译局。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0卷《列宁全集》,以及其他数千万字的翻译成果,就是从这里走向神州大地的。由此,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逐步建立起全球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第五集 理论宝库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业待兴,如何建设新中国,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提上重要日程。

  1949年刚进北京城不久,党中央就成立了中央俄文编译局。毛泽东非常重视经典著作翻译工作,他把跟随自己多年的俄文翻译、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派去担任局长。

  1949年中央宣传部成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毛泽东又让自己的次子毛岸青去做翻译工作。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他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

  【采访】毛新宇(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毛岸青之子)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妈亲自派同志到马列编译局,把我父亲翻译的所有书单拿出来,我跟我妈妈很震撼。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有三四十部。我父亲翻译的这些著作,影响太深远。

  1953129,毛泽东亲自批示,将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任务是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

  毛泽东还专门为中央编译局创办的《学习译丛》题写了刊名。他赠送的八千余册俄文图书成为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奠基馆藏。

  师哲,中央编译局第一任局长。在他主持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期间,提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做好马克思主义翻译工作,要翻译与研究并重。这成了中央编译局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

  担任副局长的陈昌浩是老一辈革命家,留苏期间在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有着丰富的翻译经验。

  副局长还有原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主任姜椿芳。他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曾经创办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他还是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

  当时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有具备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翻译经验的老一辈翻译家,也有从各个大学分配来的年轻翻译工作者。

  马列著作内容广泛,思想深刻,语言丰富,要准确、流畅地翻译成中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中央编译局的青年翻译人员在校学习时间不过两、三年,为了尽快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工作,中央编译局采取了很多措施,制定统一的干部培养计划,邀请各方面的专家举办讲座,帮助翻译人员学理论、学历史、学翻译工作经验,还开办了俄语、德语、英语、法语、拉丁语等语种的培训班。来这里讲课的,都是国内著名的翻译家、理论家,还有科学家,例如贺麟、杨献珍、何思敬、赵忠尧、侯仁之、艾青、冯雪峰、丁玲等。

  白天,楼台上,庭院里,水榭旁,书声朗朗;晚上,各个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那时的中央编译局颇像一所大学校。

  【采访】吴达琼(中共中央编译局资深翻译家)

  在听了那么多的专家、学者的报告的启发下,年轻的干部也是很努力地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外语水平和中文的修养。那个时候可以说,除了白天工作,晚上从星期一到星期五7点到9点,都是在办公室学习的,有人学习理论,有人学习外语,有人学习其他知识,灯火通明,大家的热情是很高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些年轻干部的成长,应该说是比较快的,也为以后更好地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准备了骨干力量。

  苏联从1955年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共出版了50卷。这一版的影响很大、传播甚广,曾被译成多种文字。

  一年以后,民主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也开始编辑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央编译局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

  195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翻译工作正式启动了。中文版主要依据的是苏联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同时参考了德文本。

  经过翻译人员夜以继日的共同努力,几个月后,人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第1卷。

  【采访】樊以楠(中共中央编译局资深翻译家)

  经过全体翻译人员的共同努力,在苏联专家图尔钦斯的热情帮助下,19569月第一卷已经完成翻译,12月《马恩全集》第一版第一卷便与读者见面了。1966年文革前,共翻译了《马恩全集》第一版21卷。

  中国的翻译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有关机构的支持与帮助。    

  【采访】顾锦屏(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

  马克思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来说翻译他们的著作困难重重。当年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编译给了很大的帮助。他们给我们赠送了大量的珍贵的图书资料,还先后派了高水平的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对马列著作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他们解决了我们工作里边提出来的大量的疑难问题。他们还经常举办讲座,帮助我们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同样是在那一年,《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也开始翻译出版,它是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翻译的。

   1956年,中央指示要加快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为此,中央编译局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列宁全集》38卷到1962年译完,60年代末出版完毕。这显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著作的强烈愿望。

  【采访】张慕良(中共中央编译局资深翻译家)

  当时就有一些六七十岁的革命前辈,对编译局的局长师哲同志说,他们都是行将入土的人了,如果照这样翻译下去,就看不到我们中国自己出版的《列宁全集》了,那就太遗憾了。在国内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从1956年到1958年,编译局先后两次修改计划,最后决定到1959101,编译出《列宁全集》38卷,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编译局加快了工作进度,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1958年一年之中便出版了九卷,1959年上半年又出版了二十二卷。终于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将38卷完整的《列宁全集》中文版送到了读者手里,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散发着墨香的国庆献礼。全部翻译工作只用了6年时间,这在我国的编译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创举。

  1960年,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央编译局以《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为基础,选编出版了《列宁选集》四卷本,进一步满足了人们求知若渴的需求。

  与此同时,《斯大林全集》也在编译出版,是共和国成立后马恩列斯全集中最早出版的一种,从1953开始,至1958年译完出齐,共13卷。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翻译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有些人甚至受到迫害。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一度陷于停滞状态。甚至连1966已经编选完成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未能发行。

  19708月下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这几年要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周恩来抓住这个时机,决定先从整顿和恢复图书出版入手,挽救当时的危局。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1971315729,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412,周恩来接见会议领导小组和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及少数有关代表,一面听汇报,一面作指示。

  【采访】张惠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

  我们编写的《提纲》逐条向总理解释说明,当我们写到“要搞好毛主席著作和马恩著作的出版”这句话的时候,都不敢把马恩著作放在毛主席著作的前面。总理第一次听到后就马上让我们改过来,让我们把马恩著作放在前面。总理表示: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是根,我们不能忘了根。总理的这个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并校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和《列宁选集》四卷本,在1972年一年内全部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卷也相继迅速出版。

  1974年,《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出齐了正卷39卷。

  1977年开始,中央编译局又对苏联新增补出版的1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行了翻译。直至1985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50卷终于全部出齐,约3200万字,收入了二千多篇著作,四千多封书信以及四百多份文献资料。

  三大全集的编译工作是一项集体创造、分工合作的过程,遵守严格的翻译工作程序,许多理论上、翻译上、编译上的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反复研究决定。在翻译过程中,译文质量始终被放在第一位。

  三大全集的编译过程中,除了中央编译局外,很多单位和专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军委为此成立了专门的翻译部门。军事科学院专家翻译的经典军事著作,构成了三大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

  【采访】鲍世修(军事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原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央军委就指示军委编译处翻译恩格斯的军事文章。焦敏之、曹汀等参加了这项工作。

  全国解放以后,军事科学院在外国军事研究部下专门成立了翻译处,曹汀任处长,有十来个人,集中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著作。翻译的文章后来被收录到《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4卷,和第43卷。

  此外,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翻译工作。同时,还参考了郭沫若、郭大力、王亚南等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贺麟、季羡林等学者过去的译本。

  贺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翻译了大量的黑格尔哲学著作,但也许大家不太了解,他还翻译了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以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分别在1955年和1961年出版。

  季羡林精通多国语言。他也翻译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文章,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著名学者于光远、曹葆华等人也作了大量马列著作翻译工作。

  季羡林曾与曹葆华共同翻译了《马克思论印度》。

  除此之外,很多著名学者直接参与了中央编译局译本的审校工作。有些译校稿,还送给叶圣陶、吕叔湘、朱文叔、陆志韦、王力等国内著名汉语学者,从语法修辞角度进行加工,使译文更加符合原意,也更传神。

  当时叶圣陶是出版总署副署长,他在百忙中对一些重要译文逐字逐句推敲,不但对遣词造句提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在中央编译局的档案里,至今还保存着叶圣陶等人修改的书稿清样。他们的工作给译文增色不少。

  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恩列斯的各种全集、选集、著作单行本、专题本、汇编本,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保证其权威性。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列著作还被作为蓝本,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盲文。

  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用蒙、藏、维、哈、朝五种民族文字翻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他们翻译的著作都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此外,为满足部分特殊群体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需要,盲文出版社出版了盲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这三大全集的编译出版,耗时三十余载,历尽曲折艰辛。它们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结果,是几代翻译工作者呕心沥血、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心血结晶。三大全集共一百余卷,几千万字,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建设事业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

  【采访】宋书声(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局长)

  三部全集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也可以说三部全集是人类先进知识的珍贵宝库。三部全集内容十分广泛,十分丰富。它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三部全集的编译出版,对于我国的思想理论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教授来说,要全面地、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不断地深入地阅读这三部全集。对于出版工作来说,三部全集为出版各种马列著作单行本,编选各种专题文集本,编辑各种选集本,提供了可靠的版本基础。

  这些是毛泽东转赠给中央编译局的100多册来自于民主德国的精装马列主义图书。它们现在都保存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

  这里还收藏了大量来自国内外机构和个人捐赠的马列主义珍贵文献。

  毛泽东有时会从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借阅马列著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也曾亲自到中央编译局借阅图书或观看展览。

  【采访】魏海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正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在一代又一代图书馆人的辛勤努力下,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专业图书馆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正在抓紧实施“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大力推动文献信息化建设,努力把编译局图书馆建设成为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最具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中心。

  除此之外,国家图书馆,一些大学和地方的图书馆中也收藏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珍本和文献资料,为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

  全国解放以后,学习马列的基本理论、提高思想水平,对于新老干部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干部要学习12本书,称为“干部必读”。19496月至1950年上半年,解放社出版了这套干部必读书,印数达到300万册。

  【采访】黄楠森(北京大学教授)

  解放以前,马列主义的著作不能公开传播,当时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读,但是是通过群众私下组织的读书会来传播这些的,我也就是在读书会中,接触了马列著作,也就是在读了这些马列著作以后,思想上开始了变化,但是大批的群众还是没有机会接触的。所以,解放后形势完全改变了,出版物公开地发行了,报纸杂志也公开了,出版的还是很多的,大家的活动也是很多。

  建国后,党中央号召干部群众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编译的《社会发展史》等都是热门书。人们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到处都在讨论人类的进化和发展的过程,在公共汽车上或在休息的场所,都能听到有关于猴子变人的议论。书店里大家争相购买这两本书,真是热烈之极。

  新中国成立后,对大学文科教育也进行了改造。

  【采访】黄森(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对全体学生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是从1949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我在做研究生,这个所谓的大课主要内容是两项,一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一项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道理。课程的内容一个叫做社会发展史,一个叫做中国现代革命史。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承担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母版职能。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编写了一系列新教材。

  【采访】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那个时候人民大学有大批的苏联专家,人民大学大批的从延安根据地转过来的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员,他们辛勤的工作,在人民大学建设了一批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专业,编写了大批的教材,培训了大批的文科教师。通过进修、函授、夜大学等各种形式,同时也培养正规学历的毕业生。

  人民大学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的教材也广泛地发进了全国各地。因此在这个阶段,人民大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普及,发挥了极其特殊的,极其重要的这样一个开拓性的、奠基性的作用

  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工作不仅是将经典作家的著作从外国语言转换为中国语言,还承担着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外文的重要任务。

  建国之初,中央就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决定在中央编译局设立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后改为中央文献翻译部,专门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外文版的翻译工作。

  【采访】林利(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也要把它翻译成俄文,当时由谁翻译呢,就是我们编译局的局长师哲,还有一个苏联使馆的一个顾问叫费德林格,这两个人,要他们两个人翻。

  1950年成立的《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委员会,由徐永瑛负责。钱钟书一开始就是重要成员,负责英文翻译、审稿、定稿工作。钱钟书的英文造诣堪比国学功底。当英国劳伦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拿到第一卷译稿后,惊叹道:“译者完全能驾驭英吉利语文和风格”。

  当时参加翻译和审订的还有金岳霖、王佐良、郑儒箴、浦寿昌等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当《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二、三卷陆续寄到伦敦后,英国的出版者几乎未做改动就出版了。

  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工作的不仅有国内著名翻译家,还有外国友人爱德乐、柯弗兰、爱泼斯坦、马尼娅、川越敏孝等。他们为《毛泽东选集》的中译外工作做出了宝贵贡献。

  【采访】尹承东(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

  中译外也就是把中国领导人的著作和中央文献翻译成各种外文版本,这是翻译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是我国中译外事业的核心。这项工作中央当时非常非常重视,所以来参加这项翻译工作的都是全国翻译界的精英。过了这么多年,至今还很少有人能够从《毛泽东选集》当中挑出翻译错误。毛选翻译工作是一项非常光荣的工作,但是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像《矛盾论》、《实践论》等一些主席的论点非常难翻译,但参加翻译的这些同志,尽管是工作十分艰苦,他们都感到十分地光荣。

  《毛泽东选集》先后被译成30多种语种,约印行两亿册。毛泽东著作的对外传播,是近现代史上中国人的思想向世界传播规模最大的一次。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的著作和文章也陆续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外文版本向世界传播。

  200910月第61届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江泽民的两部学术著作的英文版举行了全球首发式。中国是本届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书展开幕式上发表了致词。

  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才使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活日益精彩纷呈、充满生机活力。

  我们应该积极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在坚持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将一如既往地兼收并蓄,博采世界各种文明之长,借鉴各国有益文化,进一步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人类文明源远流长,真理之路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也是一个精益求精、不断完善的进程。伟大的时代呼唤着伟大的理论创新,伟大的理论创新需要更为丰富的编译成果。经历了曲折探索的中国发展道路,终于驶入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快车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本集编导 杜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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