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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
作者:弗•恩格斯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532—542页
网络编辑:闻笛 发布时间:2011-03-01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
关键词: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关键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更何况其中那些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况,决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的。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2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

  第一次检验是这样来的: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空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最近10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8;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复兴而在 1849年和 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前三篇文章中(载于 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481月号、 2月号和 3月号)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 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5—10月)所写的那篇《时评》,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376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时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续评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把这个续篇作为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检验更为严格。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重新探讨了从 1848年2月起直到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为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谈到了本书中所描述的时期,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作出的第二次记述与本书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只须作很少的改动。

  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第二章中,讲到被称做“初次概述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可见,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么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况且,按《共产主义宣言》来看这种扩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交给社会。这些先生大概很难说清楚,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林地及其他捐赠在内的贫民救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整体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分配手段正是我们想要废除的。

  ———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而现在它又再次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 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 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我们却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将进行长期的斗争。庸俗民主派等待着不久将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拉拢,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上台的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过,往往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有通过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而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实现当前所必需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哪怕只是稍微懂得一点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然而终究已经有了运动,有了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虽然这次革命是由少数人领导的,但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而进行的革命。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此容易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花言巧语所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尚未理解,而只是刚刚模糊地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是欺蒙,而是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 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 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有了经验教训已经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 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 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之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在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 1848年还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那时存在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地表述了斗争的最终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但是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太平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很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这就始终存在突发暴力事件的威胁,而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任何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像是专为第三个,即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追求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局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向帝制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愿还不成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愿成熟起来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将革命潮流引开,使之关注国外,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实现“民族原则”,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1866年俾斯麦实行了他自己的政变,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同样也对那个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院,实行了一个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193,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以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疆界是小了点,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纠纷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而在他们旁边则已经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令人生畏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于是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险恶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这又表明,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 20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这两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 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 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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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13页。——编者注

  ④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⑤ 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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