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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情况:MEGA的命运
作者:[德]尤根•罗扬 著;赵凯荣 范畅 译    来源:《创新》(南宁)2015年第20152期
网络编辑:菁華 发布时间:2015-11-26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MEGA是目前世界上最浩大的出版工程之一。它的完成,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完整、最可靠的文献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已出版的著作都收录其中,内含他们的准备材料(摘要、笔记、草稿)、大量通讯(包括第三方写给他们的信)。MEGA并不为某个神话服务,只是为了科学研究。它清楚地表明,无论就其涉猎之广还是就其局限性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19世纪经济思想史上两位杰出的思想家。
关键词:MEGA;起源;编辑原则;进展

  一、引言

  1989年秋,民主德国事件以后,执政的德国社会统一党(SED)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虽然那时人们还没有想到一旦时机成熟东西德合并就会实现,但到了这年年终,人们已经感觉到东德的情况将发生根本变化。尤其是,德国社会统一党在柏林建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IML)还能存在多长时间,成为一个悬念。当然,解散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的可能性也许不大,但那些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感兴趣的人们却不能不注意到,对于这个工程来说,IML的解散可能是命中注定的。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与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合作,已经出版了MEGA(第一版MEGA),其中大部分工作是由柏林研究所完成并提供资金支持的。显然,莫斯科研究所无力也不愿单独继续从事MEGA工作。 

  1989年12月下旬,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H)接到第一个来自柏林的求援电话。不久以后,柏林和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都请求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正式加入,商谈如何防止MEGA工程搁浅。同一请求也发给了那时还属于西德的特利尔马克思故居弗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和马克思故居弗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马上同意了这个请求,第一轮商谈是在1990年1月的后半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 

  人们也许会问,两个主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为什么特别青睐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和马克思故居基金会,而且为什么后两者如此之快就答应了这个请求。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就MEGA这样的学术性版本、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和马克思故居基金会前几年在MEGA问题上的态度说起。 

  二、为什么结集出版 

  出版某位作者的著作集,早在欧洲的17世纪和18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出现了读者群。正如多数学者体会过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想得到一些作家的书籍和文章很困难。通常情况下,它们的出版地点不一,有的已经绝版,有的只能在图书馆找到,有的保留下来的作品是残章断片,还有一些在当时就是匿名出版的,如此等等。因此,结集不过是让公众能方便地获取作家最重要的作品的一种手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出版作品集的工作在他们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1] 

  人们早就认识到,出版某些作者的全集而不仅仅是选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想法。显然,这种工作雄心更大:它的目的是适应研究的完整性。 

  久而久之,对文本编辑的要求也提高了。文本编辑要用正确的形式,也就是说,要根据作者自己的意图来编排,因此,如果作者的手稿尚存,就要把印刷本与作者的手稿进行对照。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作者在不同的研究阶段或者在同一时期为了找到最恰当的表述形式而有好几个不同的底稿,抑或,如果作者在世时就有几个不同的编辑版本,而且作者自己在较晚的版本中作了修订,那又该怎么办?作者的真正意图是在最初的、也就是最早的版本中表述得最清晰吗?还是作者“最后的意愿”更应被视为决定性的?这些问题往往是通过用所谓的附注形式告知读者各种版本的差异而得以解决的。这种通盘考虑作者生活和著作情况的版本叫做学术(wissenschaftliche)版。 

  学术编辑的发展与历史考证法的出现紧密相关。文艺复兴以来,历史学家逐渐认识到,真实的历史知识唯有源于对出处的全面分析。历史学家一方面要对来源进行考证,另一方面也要对关于历史的杜撰、传言以及意识形态性的扭曲进行考证。[2]对文献来源的高度重视表现为档案出版物数量不断增多。这些出版物体现了双重功能,他们既意味着能使大众接触到这些文本,同时也意味着这些文本似乎是开放的。对于第一点来说,至少在当代,通过图片复制、微缩胶卷以及类似的方法就可以实现,然而,对不少学习者来说,这些复制品的用处并不大,它们并不能让读者在问题中理解——甚至阅读——这些文本。因此,文献档案还要用印刷品的形式重新出版。人们希望编者提供与各种见解有关的完整信息,希望给出便于理解文献的附加信息,例如关于这个文献是什么时候、由谁、出于何种目的出版的,需要的时候还要加上解释者的注释。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前面提到的考证目的。这就是此类出版物为什么有时并且特别在德国被称为历史考证(historisch-kritisch)的原因。 

  三、MEGA的起源 

  出版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可能的话,连同恩格斯的著作一块出版,以“适应一切学术编辑的需求”,这个想法是在著名的1910年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者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3]梁赞诺夫参加了这个会议,在20世纪20年代,他落实了这个想法并明确地把他编辑的版本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Historisch-kritisc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考虑到梁赞诺夫的出版条件,他的成就无疑是杰出的,然而,MEGA1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历史考证版的标准要求。20世纪60年代提出MEGA2(第二版MEGA)计划的人们对这一点体会得尤其深刻。恰如前面讲到的,显而易见,如果不与原稿相对照,历史考证版就不可能兑现。但是,莫斯科只拥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小部分手稿。 

  1883年马克思在去世前把手稿托付给了恩格斯,1895年恩格斯去世前则把他自己的手稿托付给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奥古斯特·倍倍儿和爱德华·伯恩斯坦,几年后这些手稿被从伦敦送往柏林,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根据恩格斯的遗嘱,马克思的手稿则由马克思的女儿们保存。起初,这些手稿由在伦敦的爱琳娜·马克思·爱威林保管,1898年爱琳娜去世后,由居住在巴黎近郊德拉韦伊的马克思的另一个女儿劳拉·拉法格保管。[4]劳拉去世后,马克思手稿的绝大部分也被保存在了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5]因此,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档材料的主体部分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的。 

  20世纪20年代,当梁赞诺夫在俄国着手编辑MEGA1时,他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允许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拍照。然而,1928年共产国际转向极端的“左”倾政策,被激怒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取消了它的承诺,这实际上意味着MEGA1走上了穷途末路的开端。[6] 

  四、柏林与莫斯科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在内的最有价值的部分被带到国外,几年后,被一个荷兰保险公司收购,随后又转手给了刚成立的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从那以后,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一直保存着这些手稿。[7]因此,当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和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在20世纪60年代着手MEGA2工作时,由于工程宏大,他们不得不向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求助。 

  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却有些犹豫。一方面,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是必要的,但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人员不多,难以从事如此宏大的工程,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研究机构愿意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除此以外,那时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是否同意西方研究机构接触它拥有的文档,还是个问题。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是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它也不喜欢与莫斯科和柏林的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机构合作。最终,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决定允许使用它保管的文档,但拒绝任何直接的参与工作。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机构则答应向来自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们使用其掌管的文档提供方便。 

  接下来的岁月表明,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由于经常接触,学者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缓和了。至于从1975年开始陆续出版MEGA2各卷,强烈的意识形态色调还是很明显的,不过,这并没有严重影响编辑工作的学术性。[8]从这个角度说,MEGA工程是由不断增加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支撑起来的,特别是那时还隶属于西德的特利尔马克思故居紧密地跟踪着这一工作的进程,既是博物馆又是研究机构的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也与MEGA2的编者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五、柏林墙拆除以后 

  正因为如此,199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和马克思故居都准备积极行动起来,确保MEGA2编辑工作继续进行。不过,它们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MEGA2应该作为纯粹的学术编辑工作而继续,也就是说,编辑工作不应受到任何政治党派利益和需要的影响。 

  第二,MEGA2要在更广泛的国际框架中继续,也就是说,应该让有能力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参与到MEGA2工作中来。 

  第一个条件是基本原则性的东西,第二个条件则是由实际原因决定的: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生活在多个国家:德国,法国,比利时,以及作为最后的但并不是不重要的居住地——英国。从19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他们的视野就已经是国际性的了。这种国际性的视野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和政治活动。对于马克思来说尤为如此,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各种各样的领域,例如法律、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技术、农业、化学、地理、物理、数学、人类学等等,而且涉及形形色色的国家,例如德国、法国、英国、爱尔兰、波兰、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中国、印度,等等。由于其政治活动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世界性运动的中心人物,这一运动由于各国具体条件不同又在各国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这些情况能不能由一两个研究机构所涵盖,是很值得怀疑的,因此,我们需要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资料一部分在阿姆斯特丹(约三分之二),一部分在莫斯科(约三分之一)。许多编辑工作则要在德国做,德语是这个版本的编辑语种。 

  第三,在将来的工作中,是不是德国还要像以前那样承担同样的工作比重,需要重新考虑。工作量和工作成本的国际分工,可能更有益。 

  第四,建立国际框架有助于确保工程的连续性,这样它就不受某一国家形势变化的制约。 

  所有以上协议很快就达成了,1990年秋天,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IMES)在阿姆斯特丹成立。[9]除了完成MEGA2外,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没有其他使命。“基金会”这个词也许是个误导,根据荷兰法律,任何人都能组建基金会。只要去找一个公证处,然后呈上一份符合法律规定的章程即可。“基金会”这个名字并不意味着存在什么基金,也许用国际网络平台来描述以阿姆斯特丹为总部的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更好些。它拥有一个由各附属机构的主任或其他高层官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10]一个处理当前事务的规模不大的秘书处,一个从事MEGA2协调工作、确保编辑统一性和编辑质量的国际编辑委员会。[11]最后,它还有一个由世界各国著名学者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12]可是,这样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却没有任何基金可操控。 

  1990年,当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组建时,人们以为民主德国和莫斯科的MEGA2团队是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并获得必要的基金支持的。然而,事情却并非这样。1989年,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拥有几十位致力于MEGA2工作的专家学者,民主德国的各个大学也有MEGA2工作组,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的MEGA2工作组也有40多位专家学者。两年以后,这些研究力量所剩无几。东西德统一后,民主德国的MEGA2团队被解散。1991年8月抗议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以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也被解散,事实上分裂为三个新机构,保存马克思恩格斯文档莫斯科部分的前中央档案馆在俄罗斯联邦档案委员会监管下运行,图书馆则在文化部的监管下运行,研究所重新组建独立的机构。后来组建的研究所愿意继续从事MEGA2工作,却无从获得必要的资金。 

  六、取得的进展 

  有一段时间,局势看起来很绝望,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不愿放弃,它一边尽最大努力动员群众,一边尝试与相关权力部门接触,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丹麦、俄国、日本、美国的著名学者、政治家、艺术家和其他个人都付出了努力。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就德国而言,在长时间的犹疑不定之后,特别是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亲自过问下,人们决定,即使像通常此类项目那样仅仅在西方国家范围内工作,也要把MEGA2继续做下去。7个全职付薪职位获得批准,1993年由MEGA2原来的编辑人员和新编辑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被派往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BAW),相应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正式加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 

  1992年初第二个工作小组即德法小组也成立了。这个小组由马克思故居工作人员和法国普罗旺斯大学德国文明研究小组(Equipe de recherche encivilisation allemande)成员共同组成。这一年,莫斯科的情况也趋于稳定,大约20位专家学者留在所谓的独立研究所(RNISNP),大部分人员则调往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RTsKhIDNI),自1992年始,这些工作组都由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提供财政支持,起初是丹麦政府扶持的,1995年后则由欧盟扶持。 

  总之,自1992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至少,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能把精力集中在编辑MEGA2这个首要任务上来了。编辑委员会认为首先应该进行密切商讨的是MEGA2的编辑原则,为此,在法国普罗旺斯省埃克斯市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成员、新旧编辑和一批在出版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通过激烈讨论,会议确立了新的编辑原则,考虑到这些编辑原则理应由MEGA2的使用者所知晓,编辑委员会决定将它们公开出版。[13] 

  MEGA2出版计划也需要重新修订。原来计划170卷,如此规模的出版计划似乎很不相称,必须尝试——也被迫尝试——缩减总卷数。但“完整”这个目标也不能放弃。当然,“完整”可从不同方面来理解。仅仅出版作者在世时出版过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完整”,但对于马克思这样的作者来说,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有宏大的研究计划,他只不过完成这一宏大计划的极小部分,留下了大量的草稿和笔记。马克思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记录了只有用本人去世才结束的研究过程。马克思在世时既没有出版,也没有准备以原貌出版的著作,例如《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大纲》在20世纪引发很大争议并不是偶然的。MEGA2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它的第二部分,不仅出版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而且包括马克思所有手稿在内的文献资料都将出版。 

  有人曾建议,马克思的摘要和笔记可以略去,这样就可以节省大约30卷。但是,从我刚刚提到过的情况来看,摘要和笔记是马克思全部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也是非常有趣的组成部分。摘要向人们表明马克思在这些书中发现了哪些重要的东西,使我们得以了解马克思从摘要到最初手稿进程中的创新。 

  还有人曾建议,可以放弃书信部分,这样又能节省大约30卷,或者至少可以只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但这个建议也是无法接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曾与约2000人有过通信,大约4000封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的书信和10000封写给他们的书信被保存了下来。所有这些书信产生于1835-1895年之间的60年时间里,是关于德国历史、国际工人运动史以及19世纪文化思想史的重要信息来源。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部分差不多都曾出版过,但绝大多数写给他们的书信则从未出版。 

  有些办法则能紧缩这一浩大工程。例如,完全彻底地重新制作一切东西是不必要的,MEGA2各部分中相同文档的重新制作也可以省掉。用这些办法和其他一些调整工作,我们成功地把总卷数减少到114卷。[14] 

  在结语部分,我想针对MEGA2当前编辑情况作一简单介绍。1990年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成立时,已经出版了43卷或部分卷次,其他4卷或部分卷次正准备付印,这些书于1991年和1992年间先后出版。除了上文提到的四个工作组以外,1997年又有四个新的工作组参与了进来:日本工作组、分别设在柏林和阿姆斯特丹的德—荷工作小组和一个美国工作组。下面是目前工作组及其分工情况:[15] 

  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工作组,负责Ⅰ/15、Ⅰ/16、Ⅰ/21、Ⅰ/31、Ⅰ/32、Ⅱ/14、Ⅱ/15、Ⅳ/10、Ⅳ/11和Ⅳ/12各卷; 

  特利尔和普罗旺斯埃克斯的德法工作组,负责Ⅰ/4、Ⅰ/5和Ⅰ/6各卷; 

  莫斯科的社会政治历史国家档案馆工作组,负责Ⅱ/11、Ⅲ/9、Ⅲ/10、Ⅲ/12、Ⅲ/13、Ⅲ/14、Ⅳ/3和Ⅳ/5各卷; 

  莫斯科的独立研究所工作组,负责Ⅱ/4.3、Ⅲ/11、Ⅳ/22和Ⅳ/28各卷; 

  日本工作组,负责Ⅱ/12和Ⅱ/13两卷; 

  丹麦工作组,负责第Ⅲ/30卷; 

  德—荷工作组,负责第Ⅳ/14卷; 

  美国工作组,负责第Ⅳ/27卷; 

  另外,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的两个前期工作组继续无偿工作,各自正在完成第Ⅳ/26卷和第Ⅳ/31卷。另一卷,即第Ⅰ/28卷(包含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正在由法国图卢兹大学(Université de Toulouse)的两位数学家完成。 

  最后,柏林、特利尔和莫斯科的工作组正联合编辑一卷包含各卷注释目录的书。 

  今年,[16]在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主办下,根据新原则编辑的第Ⅳ/3卷即将出版。书中包括1844-1845年间马克思对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荷兰、德国经济学家著作做的摘要,多数文本以前从未出版过。其中一些摘要,特别是关于布瓦吉耶贝(Boisguillebert)著作的摘要与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密切相关。同时,这一卷还包含马克思在1844-1847年间的笔记,内含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原稿。 

  1994年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还出版发行了自己的期刊《MEGA研究》,[17]主要内容包括:(用德语、法语和英语)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工作和生活情况,介绍他们的思想来源,其作品的历史背景、传播过程及其影响,报道当前编辑进展情况,对最近的卷次进行综述评论,传递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因此,现在看起来,总的形势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并不喜欢太乐观的调子。如果前面提到的所有卷次都出版,当前仍有49卷没有着落。因此,我们欢迎组建新的工作组,例如来自英国的和美国的工作者。 

注释:

  [1]参见尤根·罗扬《马克思著作第一版的科学图景》(‘Tableau de I'edition scientifique de Marx’,Actuel Marx)1987,No.1,第94-104页,特别是第95页。 

  [2]参见Jerzy Topolski《历史学方法论》(Metodologia historii),第2版,华沙,1973年版,第75页。 

  [3]参见 Götz Langkau,"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Todestag,Briefe und Briefauszüg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8(1983),第105-142页。 

  [4]参见Paul Mayer,'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6/7(1966/67),第5-198页,特别是第38页以下。 

  [5]参见Jürgen Rojahn,'Aus der Frühzeit der Marx-Engels-Forschung:Rjazanovs Studien in den Jahren 1907-1917 im Licht seiner Briefwechsel im IISG',MEGA-Studien,1996/1,第3-65页,特别是第37-39页。 

  [6]参见‘Di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载梁赞诺夫主编Marx-Engels-Archiv杂志,Vol.1(Frankfurt/M.,s.a.),第461-466页,并参见Siegfried Bahne的文章‘Zur Geschichte der ers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载Hans-Peter Harstick,Arno Herzig and Hans Pelger主编的Arbeiterbewegung undGeschichte.Festschrift für Shlomo Na'aman zum 70.(特利尔,1983),第146-165页。 

  [7]参见Mayer,‘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archivs und das Schicksal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第79页,以及Maria Hunink,De papieren van de revolutie.Het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1935-1947(Amsterdam,1986),特别是第52页以下。 

  [8]例如,参见Fred E.Schrader,‘Karl Marx-Forschung oder Denkmalspflege?',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16(1980),第398-403页;以及Jürgen Rojahn,‘Die Marx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 der neu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25(1985),第647-663页。 

  [9]更详尽的介绍,请参见Jürgen Rojahn,‘Und sie bewegt sich doch! Die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der MEGA unter dem Schirm der IMES',MEGA-Studien,1994/1,第5-31页。 

  [10]根据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官方网站提供的资料,目前指导委员会的成员有:Beatrix Bouvier(Trier),Herfried Münkler(chairman,Berlin),Oleg Naumov(Moscow),Erik-Jan Zürcher(Amsterdam)──译者注。 

  [11]根据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官方网站提供的资料,目前编委会的成员有:Georgii A.Bagaturiia(Moscow),Beatrix Bouvier(Trier),Terrell Carver(Bristol),Galina D.Golovina(Moscow),Lex Heerma van Voss(Amsterdam),Jürgen Herres(Berlin), Gätz Langkau(Amsterdam),Manfred Neuhaus(Berlin),Gerald Hubmann(Berlin),Izumi Omura(Sendai),Teinosuke Otani(Tokyo),Fred E.Schrader(Paris),Liudmila L.Vasina(Moscow),Carl-Erich Vollgraf(Berlin),Wei Jianhua(Beijing)——译者注。 

  [12]根据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官方网站提供的资料,目前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有:Shlomo Avineri(Jerusalem),Gerd Callesen(Vienna),Robert E.Cazden(Lexington,KY),Iring Fetscher(Frankfurt/M.),Eric J.Fischer(Bussum,the Netherlands),Patrick Fridenson(Paris),Francesca Gori(Milan),Andrzej F.Grabski(Lodz),Carlos B.Gutiérrez(Bogotá),Hans-Peter Harstick(Wolfenbüttel),Eric J.Hobsbawm(London),Hermann Klenner(Berlin),Michael Knieriem(Wuppertal),Jürgen Kocka(Berlin),Nikolai I.Lapin(Moscow),Hermann Lübbe(Zurich),Mikhail P.Mchedlov(Moscow),Teodor I.Oizerman(Moscow),Bertell Ollman(New York),Tsutomu Ouchi(Tokyo),Hans Pelger(Cologne),Pedro Ribas(Madrid),Bertram Schefold(Frankfurt/M.),Wolfgang Schieder(Cologne),Hans Schilar(Berlin),Walter Schmidt(Berlin),Gareth Stedman Jones(Cambridge),Jean Stengers(Brussels),Shiro Sugihara(Osaka),Immanuel Wallerstein(Paris/Binghamton,NY)——译者注。 

  [13]参见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Berlin,1993)。此书也包含先前的编辑方针,见该书第121-239页。同时参见'Die neuen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Studien,1994/1,第32-59页。 

  [14]参见Jacques Grandjonc和Jürgen Rojahn,‘Der revidierte Pla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Studien,1995/2,第62-89页。 

  [15]现在MEGA工作组组成及其分工有较大变化,详细情况请参见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官方网站的介绍:http://socialhistory.org/en/projects/mega-teams──译者注。 

  [16]指1998年——译者注。 

  [17]2003年后,《MEGA研究》由《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取代——译者注。  

(作者:阿姆斯特丹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基金会刊物《MEGA研究》主编;译者:赵凯荣,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范畅,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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