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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理论视角浅谈中央文献阿拉伯语对外翻译体会
作者:朵宸颉    来源:《翻译研究》第1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2015-01-27 打印本页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通过参加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的全国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文件阿拉伯语翻译工作,笔者深受启迪,选取卡特福德翻译理论、意识形态操控理论,并将关联理论与互文性相结合,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中央文献翻译,阐述对此次翻译实践的心得体会。
关键词:中央文献;翻译;理论视角;体会

  2014年1月26日至3月5日,本人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有幸参加了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的全国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文件阿拉伯语翻译工作,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专家们共同翻译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段翻译经历虽时间不长,但本人切实体会到那些长期从事中央文件翻译的翻译专家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令人深受启迪,获益匪浅。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人选取卡特福德翻译理论、意识形态操控理论,并将关联理论与互文性结合在一起,从不同角度尝试探讨同一对象——中央文献翻译,谈一点自己在此次两会文件翻译中的心得体会。

  一、“不对等”问题

  接到翻译任务后,阿文处的负责人邀请中央文献阿语翻译的老前辈为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宋炳衡老师在会上提到了很多翻译中需注意区分的词汇,比如“الميزانية”仅指与金融货币政策相关的预算,“الميزانية الختامية”才是决算的翻译; “سنة ”和“عام ”虽都有“年”的含义,但前者指的是年度,而后者则是自然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财政年要用“سنة ”,译为السنة المالية;“أجور”是按小时计算的工资,“راتب”指的是每月所得的报酬,“علاوة”奖金,翻译“提高工人工资”时应选用“أجور”等。

  这些例子体现了译学中的“不对等”问题,我们可以用出自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的对等词不对等原则加以解释。根据卡特福德的观点,在一定语境中的互为对等词,其实它们的概念意义并不对等。在具体的场合和上下文中,两种语言的对应词即便碰巧对等,但这两个词背后的概念却是不会对等的。译者通过翻译实现的只是相应两个词的相对对等,不可能绝对对等。很多人对翻译都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两种自然语言之间的大部分词汇,乃至句式都是能够绝对对等的。可实际上,如果译者忽略了词的概念意义,而把一个词的语境意义误认为是这个词的概念意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对等词完全对等的错误印象,那在翻译中会很容易出现误译或过分硬译。

  另外,本人和编译局专家交流时听到的关于“四两拨千斤”的翻译同样体现了对等词不对等原则。汉语中的“四两拨千斤”是个双关语,而翻译类似“四两拨千斤”这样的双关语难度系数极高,因为双关语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词的多义和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辞方式,翻译双关语时若要求音位与词汇平面上同时对等,实现翻译的绝对对等,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译者只有两种翻译策略:要么只翻译双关语的意义;要么从音位入手,尽量译出语音,而放弃意义。

  “四两拨千斤”这个双关语有三种含义:一是外力原理,也是“四两拨千斤”的本义,即对方一拳打来,如果能够在对方打拳的过程中,有一个横向的外力将拳头轻轻一推,拳头就会改变方向;二是杠杆原理,也是用得最多的原理。在长臂端施加一个较小的力,在支点另一端的短臂上,就能够得到一个较大的力;三是较小的合力产生很大的分力,即四两形成千斤力,但不是杠杆原理。阿拉伯语将这个双关语译成“لعب دور الرافعة”(发挥起重机作用)。显然,这是采取的“只翻译意义”的策略,译出了“四两拨千斤”的第二种含义,即以小力胜大力之意。

  同样地,诸如将“三农”译成“الأعمال الخاصة بالزراعة والمناطق الريفية والفلاحين”(农业、农村地区和农民的问题)、将“三通”译成“الروابط الثلاث في التجارة والبريد والملاحة”(商业、邮政、航运三方面联系)等等这些翻译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即译者在阿拉伯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汉语对等的词来表达同样的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对等词不对等不仅是个翻译问题,更牵涉到哲学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表面上是词与词之间不对等,实质上反映出说各种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方法的差异。比如,汉语比较注重内在逻辑关系,犹如“万顷碧波,层层推进”;而阿语则更注重外在逻辑形式,好似“参天大树,枝干相连”。每种语言都具有其独特的构词功能、词序、句法和语言风格,对相同的事物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作为跨语言交际的途径,翻译应意义为先,形式次之。

  二、意识形态影响与译者的主体性

  此次两会文件翻译中,本人和阿拉伯语翻译组的老师们探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文献术语的阿拉伯语翻译,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和小康社会。首先,“计划生育政策”一词的阿拉伯语译文为“سياسة تنظيم الأسرة”(组织家庭政策);而《金字塔报》、《中东报》、沙特《生活报》、半岛台等外电报道对这一政策的表述则为“سياسة الطفل الواحد”(一个孩子政策)或“سياسة تحديد النسل ”(规定人口数量的政策)。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阿文处的专家曾就这个问题向笔者解释,阿拉伯外电报道中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是基于媒体宣传的需要,用这样的表达作为报道标题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要准确地对外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外电报道中“سياسة الطفل الواحد”(一个孩子政策)的译法突出了生育决定权问题,没有明确地表达该政策的主旨;而“سياسة تحديد النسل ”(规定人口数量的政策)的译法也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过于强调我国政府对人口数量的控制,相对淡化了这项政策是中国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的统筹解决;将计划生育政策译为“سياسة تنظيم الأسرة”(组织家庭政策)则源于这个术语的英语译法为family planning policy(家庭计划政策),这种译法旨在突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关于“小康社会”的阿拉伯语翻译,这个术语的阿拉伯语译名为“مجتمع رغيد الحياة”(生活富裕舒适的社会)。其中,“رغيد”(富裕舒适的)和“الحياة”(生活)构成字面正偏“رغيد الحياة”(生活富裕舒适的,即小康)来作“مجتمع”(社会)的修饰语。而一些阿拉伯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没有将“小康”一词翻译为“رغيد الحياة”(生活舒适富裕的),而是“كريم الحياة”(高贵、有尊严的生活)。中央文献翻译部的专家们认为将“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解释为“有尊严”,这不符合我国政府对“小康社会”的界定,同时也曲解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奋斗目标,新中国建立后的人们虽曾经历物质极度匮乏的时期,但精神层面始终是“有尊严的”。“小康”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而“有尊严”则可理解为是一种政治待遇。翻译组专家们一致认为选用“رغيد الحياة”(舒适富裕的生活)以传递“小康”在实现经济和生活富足层面的含义。

  上述两个例子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对于翻译的操纵和影响。意识形态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2]],以特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相互叠加,共同操纵翻译活动。意识形态对译者干预发挥作用,又令译者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处理方法。译入语文本是这只“看不见的手”留下的手印,字里行间透露着源语文化、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译者对译入语文化及读者接受的考虑等诸多因素,这些显然都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必须要讲政治。从事中央文献翻译的译者不可能也不愿违背其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这种类型的文本历来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同时,包括中央文献翻译在内的外宣翻译工作是向“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和观念、不同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国家和民族宣传和介绍中国独具特色的国情风貌、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政治主张、社会现状等等”[[3]],在对外输出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其它国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发生“碰撞”。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主体性,他既是源文本的读者,也是源文本的阐释者,还是生成文本(译文)的作者。翻译是在译者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认知考量中经历的文本解码和编码过程。源语受众和译入语受众的接受质量和接受层面对等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质量的影响,而其中文化符码的转换是外宣译员翻译实践的关键。从意识形态影响的角度分析,译者既要尽可能“忠诚地还原”源文本信息,不违背其所属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译者还要以自身表达能力以及对源文本的阐释,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下实现预期的读者接受。

  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的改写,且“改写即操纵,并为权力服务。”[[4]]既然翻译是改写,是创造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那么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可以说,与其它文本类型相比,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意识形态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两种文化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翻译过程的主体和能动者,译者要明确翻译的实质和目的,并遵循自身所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完全忽略或一味取悦译文受众都不可行。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角度看,这就是译者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采取以译入语及译者原语文化为中心的策略,对原文本进行技术性的处理,或删,或添,或改,从而满足译入语读者的期待和译者自身思想意识形态的追求,实现整个译入语文本意识形态的稳定。中央编译局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阿拉伯语翻译组对政府工作报告中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表达都是经过多次讨论与仔细推敲的,因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将“棚户区改造”译成“إصلاح مناطق الأحياء الفقيرة المكتظة بالمدن والبلدات والقرى داخل المدن”(城镇和城中村中贫困破旧居民区改造)、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译成“تحويل السكان المنتقلين من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إلى قوة محركة في عملية البناء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ثقافي للمدن بعد الانتقال إليها”(将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市经济和文化建设动力)、将“两岸一家亲”译文为“المواطنون على جانبي مضيق تايوان هم من عائلة واحدة”(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同为一家人)等等。

  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主体,斡旋于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通过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行选择和决策来操纵着原语和译语文本,并有可能为译入语带来新的形式。通过与从事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工作的专家接触交流,笔者看到那些从事中央文件翻译的译者们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他们重视源语文本信息翻译的忠实性,同时也主观能动地尽可能关照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预期。

  三、互文性关联

  记得在此次两会文件翻译之初,阿文组的负责老师首先给我提供了一份去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阿拉伯语译本,建议我不要急于动手翻译,希望能花些时间看一看之前的翻译材料。而后当我着手翻译时又遇到了一些问题,除了查词典、参考先前的译文资料之外,我还向阿语翻译的专家前辈们请教有关表达的译法,并借助互联网搜索相关内容的已有表达或相似表达。其实,这一切都可以用关联理论来加以阐释,尤其体现出对互文性的应用。

  而之所以将翻译过程中的这些细节与关联翻译理论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诸如政府工作报告这类语篇的翻译存在互文性关联。它不仅体现在当前语篇与先前语篇所产生的相互关联,而且还体现在与含有类似当前文本相关术语的文本之间的关系。

  关联视阈下的翻译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关联原则存在于译者头脑中,译者根据关联原则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相关语境假设,从原语的语音层、句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等各交际线索中推断出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并对译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假设,从而选择适当的译语,努力使原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相吻合。

  同时,翻译也是一个互文过程,这一点在译界已达成了共识并进行了深入探讨。首先,每个文本的外形都是由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文本的意义也产生于和其他文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进而,从互文视角看,翻译本身是一种跨越两种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殊互文形式,即翻译互文。译文作者是基于源文“创作”出了译文,译文在参照和应用源文的基础上产生,因此源文和译文构成了基于作者视角的互文关系。

  互文手段具有提供术语解释的功能。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对源语的概念和术语解释不清,就会造成目的语表达不准。译者通过源语中提供术语解释的互文手段来准确理解源语中术语的内涵以及整个语篇的意义;并且,译者在目的语中所使用的互文手段是基于源语的,其所发挥的作用应该是一样的。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关于“九二共识”的阿拉伯语翻译:“九二共识”是用于概括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在1992年香港会谈中就“一个中国”问题及其内涵进行讨论所形成之认识见解的名词,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阿拉伯语译为“توافق عام ١٩٩٢”(1992年共识)。译者要把握源语的意义,运用互文手段将“9月2日共识”、“92号共识”等误解误译排除在外,对“九二共识”的内涵进行了具体而清晰的解释,这种语际间的互文关系使得目的语的意义像源语一样准确、清晰。

  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中央文献翻译,需要解决词、句、篇三个层面的问题。就词汇层面而言,包括高度程式化的互文手段、专业术语、古体词和外来语的翻译等。比如,汉语中使用“加强”、“贯彻”、“推进”等,而阿拉伯语中就有“قوَّى”、“نفّذ”、“دفع”等相同或类似的互文手段与其呼应。可以说,正确识别、阐释和转换源语中的互文手段是确保译文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结语

  尽管上述这些理论的出现都是各自基于特定时代背景、文本题材、翻译类型(母语文本译成非母语和非母语文本译成母语)、读者群等,但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比如,我们可以将关联理论与前文提到的“不对等”原则联系起来,因为翻译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而交际中话语的输出和理解不可能对等,那么翻译中跨语言的话语的二次输出和理解更不可能对等。另外,翻译互文的作者会受到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如原文的语境、目标文本的语境和社会功能、读者的反应等,这些因素的存在以及作者对其因人而异的受制程度就构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互文的影响和操控,这与前文所述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意识形态影响与译者的主体性也是遥相呼应。

  总之,本人通过参与此次两会文件翻译深刻认识到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尤其对于译者而言,他们既要重视源语文本信息翻译的忠实性,同时也要主观能动地尽可能关照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预期,努力做到“求同”而“存异”,而实现这一过程实属不易。

注释: 

  [1] 《党的十六大报告》。

  [2] 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载《中国翻译》2003年9月第24卷第5期第20页。

  [3] 胡芳毅,贾文波:《外宣翻译: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载《上海翻译》2010年第1期第25页。

  [4]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a):vii.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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